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青桐、孤桐、烂柯老人、无卯等。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是民国初年名噪一时的政论家。他一生主编过近代期刊史上7份很有影响的报刊，《独立周报》是他继《苏报》《国民日日报》和《民立报》之后主编的第一份期刊。因坚持“不偏不倚”和“朴实说理”，在民国初年的思想界、言论界别树一帜，对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

《独立周报》创刊于1912年9月22日，它命名“独立”，对章先生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章先生原本是一位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激进革命者。1903年4月，年仅22岁的他与同学秦力山率领三十多位南京陆师学生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后参加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进行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1904年与相守仁等成立反清爱国协会，因秘密参加推翻清廷活动而被捕。出狱后他与黄兴一起筹建华兴会，担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的副会长，专门负责组织起义和暗杀活动。在行动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他翻译了日本人宫崎寅藏先生描写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书——《三十三年落花梦》，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他主笔《苏报》《国民日日报》时，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造成震动一时的“《苏报》案”。

1905年东渡日本后，章先生对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革命应该分别进行：一部分人组织起义，一部分人投身暗杀，一部分人埋头苦学，致力于革命后的建设，“各相所能，戮力并命”。他多次组织和参与过暗杀活动但都失败了，自省“行动非己所长”，属于应埋头苦学的那一类，于是志趣转向学术。

当时同盟会刚刚成立，以章先生的名声，孙中山、黄兴都力邀他加入，但他婉言谢绝。章太炎、孙毓筠受黄兴之托再次动员他参加，在反复做工作都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关了两天禁闭，仍没有能说服他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赴英国艾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潜心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为革命后国家政制建设作理论准备。

1911年闻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他放弃即将获得的硕士学位，于1912年春携眷毅然返国，应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时值清帝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中国进入民主共和的时代。在章先生看来，国家己处于“和平改革，引导政治”的新时期，过去针对清政府的一切激烈攻击言词和激进手段都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了，惟有发稳健之论，倡实事求是的学理探讨，才能巩固和建设辛亥革命的成果——民主共和国。因而《民立报》在他的主持下，不作过激之谈，不发过偏之论，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还不时对同盟会中激进派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批评，从而引起激进派对《民立报》的不满，甚至对他发起围攻。先生既痛恨舆论“缚于党见，意皆有所郁结不得抒”又痛“革命党贪天之功，于稍异己者妄挟一顺生逆死之见以倒行而逆施”，不忍见“中华民国泪没于此辈骄横卑劣者之手而不可救”，于是毅然辞《民立报》，于1912年9月与王无生在上海创办《独立周报》，高扬“独立”旗帜，以司佩铁特（theSpeetator）即“袖手旁观”和“不偏不倚”超然而立的姿态，针对时势，阐发学理，消除党见，开言论之正风。

《独立周报》从1912年9月创刊到1913年7月章先生投身“二次革命”时终刊，历时l0个月，出版发行40期，37本（28期与29期、30与31期、32期与33期是合刊）。也有人说是35期，依据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李大钊先生于1918年4月29日捐赠的《独立周报》第1—35期。笔者曾亲读过李大钊先生捐赠的35期《独立周报》，但从《中文期刊联合馆藏目录》中查悉《独立周报》第36—40期，现分别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吉林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先生之所以没有《独立周报》的第36—40期，从他对《独立周报》前35期的完好保存和对章士钊的仰慕和政见的赞同来看，并不是他遗失了，很可能是“二次革命”开始后，处于北方的李大钊在战乱中没有收到期刊。

《独立周报》初设有纪事、政论、专论、投函、评论之评论、文苑等栏目，从15期开始改为纪事部、论说部、文艺部、杂俎部。宋教仁案发生以前，章先生几乎在每期政论栏或专论栏中都发有重要文章，有时甚至一期多达五篇，为《独立周报》奠定了基本的编辑方针和政论基调。故这一时期《独立周报》所发议论、所持主张，实际上就是章先生关于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独立周报》存在的时期正是专制既废、民国肇基的社会大转折时代，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同盟会——国民党、立宪派——共和党两大政治集团，围绕中国将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展开大讨论。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为在新政权中占据优势，唇枪舌剑，党争、政争、意气之争多，科学的法理的论证少，搅得人们莫衷一是。章先生曾潜心学习和研究过资产阶级的法律政治，他那浑厚的西方法律政治学说基础、宏富的学识水平、朴实说理的文风，在关于政治制度的大讨论中异军突起，“一时推为宗盟”。他以《独立周报》为论坛，就内阁制与总统制、主权问题、制宪问题、集权与分权问题、大借款与宋案问题等，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政治学理论角度，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中西交融，深入浅出，且不囿于党见，惟学理论短长，在言论界大放异彩。他深得广大知识界的欢迎，特别吸引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进步青年的关注和喜爱，并由此产生了对章先生的敬仰和崇拜。仅以青年李大钊为例，他保存了几乎全套的《独立周报》，既是该期刊的忠实读者，又是该期刊在河北等地的热心推销者。1914年留学日本的李大钊给当时流亡日本的章先生写信说：“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信的末尾，李大钊因怕冒犯章先生，竟不署名大钊，仅署名守常。可见章先生其人、其文在当时社会的重大影响。

《独立周报》如它所标树的那样基本坚持了“独立”立场，但就章先生的“健全稳练之论”来看，总的倾向和立宪派——共和党主张相近，和同盟会——国民党激进派主张相左，对后者的“暴烈”行为指责更多，因此被激进派指责为“媚袁”。而袁世凯也正想利用章先生与国民党人之间的嫌隙，争取这位大法理家为其复辟帝制、搞专制独裁制造理论依据，因此他将章先生招到京城，尊为上宾，许之以高官厚禄。而章先生在与袁氏接触中，洞悉其有帝制自为之心，断然回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高扬起反袁旗帜，参加到国民党反袁行列，起草了闻名的“二次革命”宣言书，《独立周报》就在章先生奔波于讨袁之际停刊了。

章先生所办的《独立周报》，在中国近代期刊史上可以说仅仅是昙花一现，然而正是《独立周报》为章先生提供了一个尽情论说的讲坛，使其横溢的才华、高超的理想尽情显露，使他在民初“政法宗盟”的地位得以巩固。另一方面《独立周报》也正是在这位大法理家的主持下得以成为民国报界中的“一异彩”，并奏响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先声《甲寅》的前奏。章先生与《独立周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