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O月1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庄严宣告，像晴天霹雳，震惊世界，改变了当时世界政治舞台结构，唤起了全世界像旧中国那样饱受帝国主义统治蹂躏的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纷纷将目光朝向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的经验。于是，全世界掀起了学习研究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热潮。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来到毛泽东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了解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习、成长和革命斗争实践，了解毛泽东母校的优良教育传统（据统计：仅1970—1979年，国内外来第一师范参观的人数有5568378人，其中国外来宾44486人，包括几十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政党领导人）。正在这一全世界学习研究毛泽东热潮掀起的时候，1951年发现有关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期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珍藏这批文献的人，就是1916—1918年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毛泽东后来盛赞“他是一位教育改革家”的孔昭绶先生。

孔昭绶（1876—1929），字明权，号竞存，湖南浏阳人，早年中秀才，历任多所中学教员，后入湖南优级师范，1910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1912年学成回国，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13年8月，因发表声讨袁世凯檄文，北洋军阀派一营军队包围第一师范捉拿他。他化装成学校勤杂工，从校侧门逃脱，旋即东渡日本。1916年秋回国，复任第一师范校长，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1918年夏，皖系军阀张敬尧据湘，他再度被迫辞职。1922年初，当选湖南省议会议员、副议长。1923年秋，谭（延闿）赵（恒惕）战争爆发，辞职回浏阳，后受聘爱国将领冯玉祥，主办辅治讲习所，兼办《西北报刊》。冯玉祥于1927年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298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孔昭绶被聘任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豫陕甘三省考核官、国民政府考试制度史编撰，1299年去世，享年53岁。

孔昭绶第一次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坚决贯彻当时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发的教育改革法令，规划学校教育、校园建设，制定新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倡导学生自动与自治，创设“技能会”，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体育活动，为一师开创了民主教育的前景。他第二次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博采欧美各国的教育经验，实行民主办学，使一师教育适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而迅速发展。他一上任即调整教职工队伍，重新聘任一大批教育精英执教；“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以“知耻”为校训中心，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开创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先后培养了像毛泽东、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萧三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教育家。

一

1951年，在孔昭绶故居秘密隔墙里，发现了他生前珍藏的有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量历史文献，约二三十万字。其中主要有《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志》（1918年编印）。该志《人物表》记载了“宣统元年（1908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教职员名单；《大事月记表》载有孔昭绶在该校任校长时的三篇重要文章。其一是《演说词》，1917年5月7日，一师召开了国耻日纪念大会，孔昭绶为了激励学生的爱国心和向上精神，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经李维汉等四位同学记录整理成文，达一万三千多字。《演说词》开头，先讲到1915年，他正在日本，当听到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凡寓居倭土者无不洞悉底蕴，愤派莫遇，虽欲求一哭而不可得，忍辱含垢，愤不欲生”，因而提出“然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之解决乎，特别将日中交涉略举其颠未以相告，幸永永忽忘国耻焉”，接着用大量历史事实，分析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和当时我国“一总统无能力也，二武人专横也，三民党自杀也”等险恶形势，指出“纲纪扫地，燕雀哄堂，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国之耻也”，最后号召师生，“愿各努力前进，毋忘国耻，毋忘国耻!”他那赤诚爱国之心声使许多师生听了声泪俱下。二是《呈诚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是孔昭绶1916年10月第二次出任第一师范校长时，亲自给当时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写的“呈文”，开头说：“窃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棉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佥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并提出创建课外志愿军的理由是“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我国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盾”；“世界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装可以企和平”等，其爱国之心，洋溢字里行间。三是《意见书》，是孔昭绶在1917年11月、12月间，被湖南推举出席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联席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的建议。全文1万多字，就“学制之商榷”、“教授之研究”等6个问题，重点提出师范学制改革，其中指出“我国现行学制，多采自日本，颇不适用，故非难之声四起，而改革学制殆为今日不可避之事实”等。同时，该校志《大事月记表》中，还记载了有关毛泽东的大量活动，如毛泽东1918年3月所写的《夜学招生广告》。又如详细记载1917年6月该校开展的“人物互选”活动，包括评选标准、评选过程及评选结果。全校11个班，400余人参加，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敦品”、“自治”、“文学”、“语言”、“才具”、“胆识”六项均当选，为全校之冠，说明毛泽东是当时第一师范最为杰出的学生代表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孔昭绶还珍藏了毛泽东主持“学友会”、“工人夜学”的大量文献，一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二号纪事录》，是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的记事薄，原有两本，“第一号”已遗失，孔昭绶珍藏的是“二号”，即第二本，记述1918年春至1918年6月，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重要活动。其中有：1918年3月6日，毛泽东所写的学友会《募捐公启》；1918年5月10日，毛泽东所写的对学友会今后工作建议等著名文献。二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日志》（《首卷》和《二卷》两本），是毛泽东主持《工人夜学》期间亲笔撰写，记载了学友会主办《工人夜学》的原因以及开学后每晚上课的有关事项，特别是“前言”中提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等新的思想，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重要文献，等等。

上述历史文献的发现，使人们在为此高兴庆幸之时，又不禁要问：孔先生为什么要珍藏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要这么秘密?据专家学者考证，孔先生是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改革精神的教育家，深刻意识到这批文献资料的深远历史价值，在他被迫离任时，害怕反动军阀将其搜查销毁，特地带回家中保管。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将这批文献珍藏在十分秘密的隔墙之中，甚至连自己家人也不知道。这说明他珍藏这批文献的年代，应是在1927年以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误留一匪”的反动口号，血腥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毛泽东当时作为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秋收起义的发动者，井冈山武装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遭到蒋介石的悬赏通缉。当时，凡是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的人，均以“私通共匪”之罪“格杀无论”。孔昭绶因为任毛泽东二年校长，关系极为密切，加上后来任湖南省议会副议长时，多次暗地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因此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对象。如果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一经发现，不只是他本人有“杀身之祸”，甚至他全家性命也难保。因此，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批珍贵文献，放在家里特别秘密的地方，自己举家寄居千里之外爱国将领冯玉祥军营中，其用心十分良苦。这充分说明，他将这批珍贵历史文献视为与他的生命一样重要，认定自己培养的学生毛泽东是他和民族的希望，坚信毛泽东所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必胜。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后来，这批珍贵文献，成为广大中外学者研究第一师范校史、湖南革命史、中国革命史、青年毛泽东等学术领域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对教育培养他的恩师，永远铭记心中，对他敬重的孔校长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夜学日志》和《学友会记事录》中，多次写到“孔校长”对“学友会”、“工人夜学”活动的“莅会”指导，既说明孔昭绶对毛泽东领导“学友会”活动的关心和支持，又表达毛泽东当时对孔昭绶的敬重之情。这与孔昭绶编辑的《校志》中大量记载有关毛泽东的事迹相互辉映，更反映了毛泽东与孔昭绶的师生情谊。

1936年，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采访时，特地回忆他在第一师范学习和成长的经历，他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这深情的回忆，表达了毛泽东对母校老师培养教育，其中包括对孔校长培养教育的深切怀念。

1951年，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叙旧”，深情地谈到昔日的孔校长。毛泽东说：我们说一师是一所好学校，有一批好老师，还有孔校长，他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在第一师范两次任校长，为学校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他第二次任校长时，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实行修学旅行等改革。我们从事学友会、新民学会、工人夜学、农村调查活动，都是孔校长这些教育改革后的产物。没有孔校长的改革，就不会容许我们有这些活动。

1958年，周世钊为了编写第一师范校史，同徐特立、谢觉哉等会见毛泽东，又谈到孔昭绶的贡献，以及他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少将参议的问题。毛泽东说：金无赤金，人无完人。1923年后，他辞掉省议会副议长，还不远千里跑到冯玉祥门下。这显然有他难言之隐，也与他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西北办教育，他做了很多好事；还劝说冯玉祥停止执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命令，后又策动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等等，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这也应充分肯定。

毛泽东一再赞扬孔校长对教育、对民主革命的贡献，表达了他对孔先生尊重和深切怀念之情。

二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尊敬和缅怀孔校长呢?孔昭绶一生最有幸的是，两度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当时，我国正值外受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内受封建军阀野蛮残酷统治，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历史在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来拯救祖国，振兴民族。孔昭绶在这一历史的时刻，两度任第一师范校长，顺应历史潮流，对学校教育进行民主改革，使该校培养出一大批中国革命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率领中华优秀儿女，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孔昭绶第二次出任第一师范校长时，参考欧美各国教育，提出：“首先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佥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他所说的“救国强种”就是拯救国家，振兴中华民族。为此，他还特地聘请一大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如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易白沙、袁吉六、王季范、易培基等堪称当时湖南，乃至全国有影响的教育精英施教，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素质，进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这为培养毛泽东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搭建了良好的舞台。

（一）孔昭绶“救国强种”的教旨与毛泽东“峥嵘岁月稠”

毛泽东生活在中国最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具有爱国思想的老师教育下，产生了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理想。1910年，他冲出韶山时所写《赠父亲》诗中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旨在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当时义愤填膺，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年秋，孔昭绶推行“救国强种”的教旨，使毛泽东由“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强烈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青年思想家、革命家。这方面，毛泽东自己多次谈到，例如：

1920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的生活向上’的问题，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这类的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仍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仍有组织学会的提议。”这里说的“民国四五两年”，即1915年和1916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得到一种结论”，即成立新民学会。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为了“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而创建的新民学会，与孔校长“救国强种”的教旨有密切关系。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认为辛亥革命的教训，是在于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于是提出通过学习和实践探索出宇宙的“大本大源”——“宇宙真理”，去“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坚信“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探索“宇宙真理”的远大理想和目的，与孔昭绶“救国强种”的教旨不仅完全一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附小礼堂主持新民学会研究赴法国“勤工俭学”事谊的会议，写下了一幅突出会议主题的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其中“的”，是“有的放矢”的“的”，是指靶子、研究的对象。因此，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将“世界”作为研究、改造的对象，发动“大家”来实现这种研究改造的理想，充分说明，毛泽东由一一个具有“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强烈爱国主义者，飞跃成为发动“大家”，研究和改造“世界”的青年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正是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所说的：“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在《沁园春•长沙》中说：“惜往日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里，毛泽东用“峥嵘岁月稠”，来概括他在第一师范与同学一起战斗的情景等等，充分说明毛泽东当时成为青年思想家、革命家，与孔昭绶“救国强种”教旨的密切关系。

（二）孔昭绶创办的“志愿军”与毛泽东初露军事家的锋芒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以伟大思想家、政治家而名驰中外，同时还以伟大军事家享誉世界。这方面，与孔昭绶的教育改革也有一定联系。

1916年10月，孔昭绶以第一师范校长名义，向当时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呈送的《呈诚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中，明确提出其宗旨为：“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当时，全校为营，下设两连。毛泽东曾当过半年兵，被任命为一连上士，积极参加和协助学校组织开展军训。孔昭绶这一创举，为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培养和展现搭建了平台。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期，当时全国陷入军阀混战。湖南处于南北军阀争夺的战场，战火连年不断，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包括学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教学正常秩序。孔昭绶创建的学生课外志愿军，为保卫学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正常教学秩序，为提高师生爱国主义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17年11月20日，当时北洋军阀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在离学校几里远的猴子石附近抢劫烧杀。这一消息传到学校，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学校领导为了师生的安全，准备发给伙食费，让他们迅速离开学校。毛泽东探听北军情况，了解他们又饥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道桂军（广西军队）没有进城，认为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他说服孔校长同意，组织学生志愿军中200多位同学，手持平日操练用的木枪，联络附近警察分局，派一部分持真枪的警察一起，潜伏在学校后的妙高峰一带。溃军乘着苍茫夜色，沿着粤汉铁路向城里移动。刚进潜伏圈，毛泽东指挥警察鸣枪，持木抢的学生放爆竹，并齐声呼喊：“傅良佐（北军首领）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成了惊弓之鸟，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全部缴了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这一举措，保卫了学校师生生命安全和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使长沙城中百姓免遭北军抢劫烧杀之祸。师生无不称赞毛泽东“一身都是胆”。据萧三回忆：“很久以后，在一次闲谈中，毛泽东同志笑说，他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1918年春，南北军阀再次在湖南发动战争。在此次战乱中，学校委任毛泽东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全校安全。他率领同学日夜巡逻守护，同时还组织同学将竹片削尖，作为蒺藜；布满围墙偏角。一些兵痞流氓，企图潜入学校盗窃抢夺，大都被刺破手足，从而不敢窥视。所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志》载：“湘东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为了纪念此事，学校特“摄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写：“戌午上期，本校教职员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1917年6月，学校开展“人物互选”，在“冒险进取，警备非常”的“胆识”一项，只有毛泽东一人当选，反映全校同学对毛泽东杰出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这方面，孔昭绶对毛泽东的影响很深。如：1951年，美帝主义悍然侵略朝鲜，将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飞机轰炸我国神圣领土，在忍无可忍情况下，新中国派出自己的英雄子弟兵，与朝鲜人民并肩抗击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当时，我国英雄的人民子弟兵，毛泽东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简称“志愿军”，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以致命打击，使之闻风丧胆，不得不在和平停战协议书上签字。毛泽东对“志愿军”的命名，显然受孔昭绶“世界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装可以企和平”，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的影响。还有，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农、学工、学军”。他这里主张学生“学军”，与孔昭绶推行“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的学生课外志愿军也应有关。可见，孔昭绶的教育改革对毛泽东影响的深远。

（三）孔昭绶创建的“学友会”与毛泽东组织家的风采

毛泽东不仅以伟大军事家享誉世界，而且作为伟大革命家，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这方面，也与孔校长的改革有一定的关系。他第一次任第一师范校长，提倡学生自治，并创建该校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技能会”，1914年曾改名为“自进会”。孔昭绶第二次任一师校长，又将“自进会”改为“学友会”，其宗旨确定为“砥励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练身体，联络感情”。该会原先由校长兼会长，学监主任担任“总务”（主持日常工作）。1917年下期，孔校长接受当时学监主任方维夏先生建议，改为由方先生任代会长，由学生民主选举学生任“总务”。毛泽东因此当选第一任由学生担任的“学友会总务”。这一改革将毛泽东推到全校学生的领导者组织者舞台上，培养和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这方面，孔昭绶珍藏的《学友会记录事》、《夜学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事迹。如：1918年3月6日，毛泽东以学友会全体职员名义发布的《募捐公启》中说：“本会自技能会改为自进会，再改为学友会，历年以来，成绩尚佳。近复蒙列位先生热心提倡，以为此乃自动主义实施，于练习办事，研究学艺，发达情心，公共心等，最多效益”；“自去秋以来，益求切实，扩充研习，如教育、演讲、文学（内分国学、日文、英文三组）、书法、图画、手工、音乐、拳术、剑术、架梁、蹴球、庭球、野球、竞技、泅泳，凡十五部。都有部长、干事、纠察，聘请教员分担教授。备材购物用费，以此为多。各部之外，设有本会图书馆，购集各种杂志新书，开室陈览。又设夜学一处，分为甲乙两班，自编浅俗课本，招集年长失学工人，恳切教授，并备夜学百志，逐日记载管教诸事，以资参考。图改进，乃设一种纪事录。总有文牍，部有录事，分记各种进行兴革状况。凡此皆所以求自身之进修与社会之幸福。”这一记载，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所开展的工作，其中提到：于“练习办事，研究学艺”，特别是“发达同情心，公共心”；“求自身之进修与社会幸福”，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主办“工人夜学”，除负责管理工作外，还兼历史课教员，每晚坚持先到后走，并记录上课情况，总结经验，解决存在问题，全心全意为工人学员服务，赢得师生高度信任。同时，毛泽东在主办“工人夜学”过程中，不断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这为他以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积累了初步经验。后来，创办工人夜校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基本的作法和经验。例如，当时毛泽东、郭亮、陈昌等发动和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长沙人力车工人，粤汉铁路工人，水口山工人，安源路矿工人等活动，轰动湖南乃至全国的一系列工人罢工斗争，都是由创办工人夜校开始，组织广大工人学文化学政治、提高工人的觉悟，从而发动和领导工人团结战斗，取得了一个个胜利，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篇章。这充分晓明，毛泽东学生时代，在主持“学友会”、“工人夜学”的实践中，培养和展示着这位杰出社会活动家非凡的组织才能。所以，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中说：“我也是这里（湖南第一师范）获得社会行动初步经验的。”这方面，无疑与孔昭绶在第一师范教育改革中为毛泽东脱颖而出所搭建的“学友会”，“工人夜学”等舞台有着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孔昭绶先生十分敬重和怀念。

三

孔昭绶的教育改革，为毛泽东搭建了脱颖而出的舞台。同时，毛泽东在校期间脱颖而出的过程，又深刻地影响着孔昭绶的教育改革思想。他们这种特殊关系，其实就是“教学相长”。这方面，孔昭绥在《意见书》中说：“兹对于师范教育谬欲以数年之观察为千虑一得之贡献，为亦调查学制者所乐闻也。”他这里说的“数年之观察为千虑一得”，当然包括列脱颖而出的毛泽东的“观察”，反映毛泽东当时对孔昭绶的深刻影响。

（一）毛泽东将“五月七日”视为“民国奇耻”与孔昭绶将“五月七日”定为“国耻日”

1915年5月7日，这一天，当时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妄想当皇帝，寻求日本帝国主义财力和枪炮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趁机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出卖国家，居然“欣然同意”，而激起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毛泽东当时义愤填膺，将第一师范爱国老师所编辑的《明耻录》一书印刷出版，在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诗中的爱国激情和对祖国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激励了许多同学，也感动很多老师。1915年夏，第一师范爆发了以毛泽东等人为首反对校长张干推行袁世觊倡导的“尊孔读经”的学潮：（见张干《自传》，现存湖南文史馆档案室）张干下令开除毛泽东等人。当时，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袁吉六等一批名老教师，以“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为由，坚决反对，才保留毛泽东学籍。同年冬，袁世凯改国体为帝制，正式宣布称皇帝，进一步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甚至原先以反对孙中山“共和”，拥护帝制而闻名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对此不满。毛泽东将他们的有关言论编辑为《汤康梁三先生时局之痛言》，印刷发散，给袁世凯称帝重重一击．引起当时湖南军阀汤乡茗的恐慌，为此派兵搜查第一师范。

1916年秋，孔昭绶再次出任第一师范校长，在了解学校情况时，很多老师谈到毛泽东抨击袁世凯卖国称帝罪行的创举，以及他写的这首诗，引起孔昭绶对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并据此将该校过去以“公诚”为中心的校训，改为以“知耻”为中心的校训。1917年，他又确定“五月七日”为“国耻日”，号召全校师生：“幸永永勿忘国耻”，充分反映毛泽东“五日七日，民国奇耻”的不忘国耻的爱国创举对孔昭绶进行“国耻”教育的深刻影响。

（二）毛泽东提出“三育并举”教育思想与孔昭绶将“三育”视为“国家之实力”的教育观念

毛泽东非常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多次批评学校忽视体育，曾写下一幅有名的对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该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阐述“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其中提到人的运动是“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还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是“占第一之位置”。当时《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旗帜，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阵地。毛泽东这篇文章，作为该期重点文章，用16个版面刊出，在全国思想界和体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孔昭绶当时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因此，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特别是该文中提出德育、智育、体育并举的思想，无疑对孔昭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1917年5月7日，孔昭绶在《演说词》中号召师生不忘国耻，以实际行动救国救民，提出：“吾人正宜感国家之多难，誓九死以不移，虽刀锯鼎镬有所不辞，枪林弹雨有所不惧，而后能鼓其大勇戡大难，雪大耻，以生存于竞争剧烈之中。尤宜置今闲暇准备实力，求为最后根本解决。德育也、智育也、体育也，皆吾人之实力也。人人之实力充足，而后国家之实力充足。将历万劫而不挠，百折以不回，以铁血购公理，以武装障和平，而后有真公理真和平。”他这里突出提出“德育也、智育也、体育也皆吾人之实力”，将“体育”与“德育”、“智育”并举，并视为“以铁血购公理，以武装障和平”的“实力”，显然是受毛泽东“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影响。

（三）毛泽东当时对学制的批判与孔昭绶当时对学制改革的主张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对当时的学制多次进行猛烈批判，如《体育之研究》中深刻地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方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毛泽东这里对当时“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的现象及其对学生心身摧残恶果的批判，其深刻程度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堪称异曲同工。这方面，孔昭绶也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如1917年11月，孔昭绶所写的万言《意见书》中提出：“我国现行学制，多采日本，颇不适用，故非难之声四起，而改革学制殆为今日不可避之事实。”并指出其原因是：“师范学科多至二十余类，或偏于知识，或偏于技能，一人之精力有限，而欲求其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变戛戛乎难能之事矣。”这里，孔昭绶所说“非难之声四起”的学制；造成“师范学科多至二十余类”，“欲求其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弊端等，与毛泽东对当时“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的批判，如出一辙，说明了毛泽东对孔昭绶学制改革思想的深刻影响。

总之，孔昭绶在第一师范学校进行的教育改革，“开创了第一师范校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为毛泽东脱颖而出搭建了舞台，全面培养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良好素质；同时，毛泽东脱颖而出，又对孔昭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成就了他“民主教育改革家”的业绩。这应是孔昭绶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第一师范当时珍贵文献的初衷，同时也是毛泽东敬仰孔昭绶的重要原因，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与孔昭绶师生之间特殊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