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人尺牍之史料价值

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大量清人手札中，有很多是已经汇集在一起的某一人物的个人手札；还有不少是已经辑集的某一名人的师友来往书札。现姑举数例：

李鸿章的奏疏、公牍等颇为当今治史者所重，至于他的尺牍亦有不少集中了保存下来，如《李鸿章致兄◇章书》、《李瀚章致弟鸿章手札》、《李鸿章致应敏斋手札》、《李鸿章致丁日昌手札》、《李鸿章与曾国藩论军事书》，都涉及我国近代重要史实，可照披览。再如《李鸿章致薛时雨手札》，则系李在“平吴”时手答薛慰农的书翰，是有关松沪一带的史料。

《冬暄草堂师友笺存》，为陈蓝洲师友数十家来信汇集成帙，共二十四册，曾由其后人选辑其中的大部分影印出版。这批尺牍颇多时彦及名士的书札，如谭廷献长函数通，于地方施政、听讼吏断，以及劝读史书诸事无不畅谈。罗忠裕函札则谈及其吏治、禁烟，以至地方人士健讼诬控等情。沈景修精研书法，其书札则论书艺、碑版，语多中肯。丁丙函札则多述其辑刻《武林掌故丛书》、抄补文澜阁书及修志等事。他如薛时雨、王诒寿等等，均擅文词，其书牍俊逸流畅，有琴鹤清风之致。

《汪康年师友书札》，汪康年是戊戌变法时期维靳派重要人物之一，其弟诒年于己卯年（1939）致函刘翰怡云：“先兄生平，一以修明政教、图存救亡为宗旨。”这里汇集了当时各派人士给汪的书札，计六百余家，尺牍三千通左右，内容广泛，反映他们对时政、外交、办报等各方面的活动和见解。这批大量书札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成四厚册行世。

《求恕斋友朋手札》，这是吴兴刘承干的友朋写给他的木批尺牍，由刘氏自己保存下来，数量极多。刘承干是清末民国间的藏书家，建嘉业堂藏书楼于南浔，庋藏甚富，且勤于刻书，曾编刻《章氏丛书》、《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等。今书楼归浙江图书馆，所刻书版优存，近年文物出版社还用以重行刷印。他交游颇广，在古籍搜购和校刻的过程中，与当世藏家、版本家和众多的文人学者书信往返频繁。与刘氏书信交往的友朋不下三百余家，其中以吴庆坻、杨钟羲、张元济、章梫、冯煦、刘世珩、朱祖谋、金祖泽、叶昌炽、王秉恩、罗振玉、王国维、张尔田、孙德谦、粱鼎芬等手札为最多。刘氏积存下来的这批书札，是有关他藏书、刻书及其它活动的丰富史料。刘氏虽囿于旧见，以“遗老”自居，但他一生蓄藏古籍，认真校勘刻印，不遗余力，功亦不可没。

乾嘉间，方辅骖从袁枚游，尝积存卅年中袁枚与之来往尺牍，装潢成册，生前亦颇自珍惜，这也是珍贵文献之一种。

关于家书也有值得一提的，如明末《彭其生家书手迹册》，有其元从孙方鼎所作《彭太仆传略》一篇，具有文史价值。又如清初徐枋（俟斋）致管甥家书，亦是手迹，有同治间董耀枯跋，称其草书宗孙过庭，并谓“盖人品高，故其书亦矫然拔俗。”其见重如此。

这里再附带谈几种近人尺牍的汇集：

《胡仲巽朋僚尺牍》，胡仲巽于清末民初先后任新加坡总领事及南昌、温州、芜湖、厦门等海关监督，其友朋书札积存亦夥，且颇多反映当时政情内幕、中外交涉及海关税务等事项，治现代史者可资参考。

《丁文江友朋书牍》积存亦富。丁文江，字在君，为民国时著名的地质学家，曾任工商部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所长、督办淞沪商部事宜公署总办等职。此乃丁氏友朋及学生等书简，也有当时政界要人的手札，内容多谈地质研究、学会活动等事项，涉及当时政情及学界情形的亦多。

《吴湖帆友朋书札》存有十册之多，其中多为王同愈、叶恭绰、罗振玉、王季烈、吴梅、汪东、夏敬观、冒广生、张茂炯、黄宾虹诸家手书，均擅辞藻，文情并茂，其中有谈论古物、碑版诸事，兼附诗词，多可诵之作。

此外，还有就某项事件辑集的有关书札，如《投札粘存•志信排粘》多册，是集中了一批光绪间李小池修《海宁县志》有关规划编纂事宜的来往信札，其中有不少是搜集到的县志资料。

又如《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是张元济、王季烈、郑振铎、孙楷弟、胡文楷诸家专为商榷校印元明杂剧事的一批书信，也是一项可贵的出版史料。

这种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为中心而裒集成帙的尺牍是很多的，它不仅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还为对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专门研究时探索史料提供了很多便利。

更多散见的书札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史料。明末遗民如黄宗羲、顾炎武，是思想家、史学家，也是文学家，虽然他们的手札墨迹现在可以见到的已如凤毛麟角，但从仅存的一纸半叶或廖廖数语中，也足以表露出他们的民主思想、民族精神和治学态度。

清初前贤的学风给于后人很大影响。乾隆年间考据学家戴震的手札，也遗留极少。曾见有一札，生动地叙述他在清苦的境遇中治学谨严，对于承办为书局整治《永乐大典》散片之事，至老不倦。清末的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等，在书札中议政论学，畅所欲言，时有新见。俞樾一生讲学，殚心著述，老而弥笃，其尺牍多论述经史之学、考证典章制度、辨识古文字等。又如刘鹗一札，述其研习医学、数学及放新疆时西行途中情景。这些书札使我们对他们的生平有更多的了解。

近代有不少名宦巨卿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对当时的时政、设施的识见，也常见之于尺牍。如文廷式与程矞采、李星沅、黄赠芳、朱珔等往来函札，时有论及政军及人事升沉。包世臣谙盐漕事务，其手札也常有议论河事得失、河工管理诸问题。李瀚章致应宝时函亦常纵谈江浙水利和导河工程等事。李鸿章致瀚章家书及致丁日昌札，论当时军政与洋务诸事更多。张人骏致汪鸣銮札，论及洪杨后的政局、民情及对外割地等危机，语多直率，也反映了清廷的动摇。又如清末唐绍仪友朋书札，亦反映当时的政情及外交事务，而尤多涉及东北铁路、矿务及西藏事务。

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张曜、吴煦等人与其友朋的来往手札，顺多述及进攻太平天国军及镇压捻军、哥老会等情状。曾国藩有致其幕僚杜文澜一札，除叙军中情况外，并述及攻破金陵生擒忠王李秀成事。“团练大臣”庞钟璐诸札亦多述太平军江南局势及办团练事。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时曾一再致函应宝时，议及开征房捐，以应军需，向当地需索十万两，又有叙述在江浙“剿太平军”及戈登率西兵“协剿”等情，并追逼军需。为曾国藩所称重的朱学勤致应宝时手札多通，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多所反映，并时有“建白”。这些虽都是反面材料，当可与近代史乘相印证或补其不足。

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及中外交涉事态在清人尺牍中时有陈述，如赵震致少怀一札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情况较详。张祥河致表弟伯璇札，言及英军侵攻吴淞，陈化成坚守阵地壮烈殉难情事。胡燏棻致袁昶札详叙当时借英款以筑牛庄铁路事。

清人官职较高者以及清亡后诸遗老的尺牍中，常述及有关宫廷中事。如山东巡抚丁宝桢有一札述及其拘逮太监安德海在山东就地正法之事，虽语焉不详，亦可与清史相印证。有不少书简涉及宫廷礼仪制度，如曾国藩致朱学勤一笺询及枢垣年节官场的例规与呈递贺折的规矩。张之万致应宝时一札，为清帝大婚需办彩绸工料，亟须筹银三十万两，以江苏为财赋之区，要求供输此款云云。汪鸣銮一札述及“皇后千秋礼节”。又王国维致王俶◇函，述民国时故宫内建福宫失火事。他如章◇、梁鼎芬致王秉思、刘承干等人诸札，对于逊清“遗老”奉承溥仪在故宫“小朝廷”的种种活动（如庆贺“大婚”、崇陵植树、筹备“重赋鹿鸣”之类）颇多反映，均可供掌故谈助。

至于清末以来各个时期革命志士的书札，时有所见，或散于各文集，或已编印专书，皆有关革命文献，值得珍视。例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孙文书札十五通，已于1986年影印为《孙中山先生遗札》一册问世。清末民初孙文、章炳麟、伍平一、唐绍仪等的书札中有不少革命史料。如某年章炳麟得读中山先生书札后，即驰书畅论当时形势及南方军队的军力问题，文长而言颇恳挚、中肯。黄克强书札亦颇表露其爱国热忱，惜流传颇少。革命家之高风亮节，往往藉其书札以传世，与俗常的笔墨酬答不同。

清代不少身居高位的名人及才识广博的学者是热衷于搜求古书、古器物的藏家和鉴赏家，他们互通音问，交流访古见闻、保藏经验和研究成果；他们还和许多文士通信，共同探讨。这一类尺牍特别多，谈文物如话家常，显得很突出。读到这些书札，既领略其文采，又探知某些古物、古书的流传有绪，可增进不少文物知识，对于开展文史研究工作不无帮助。其中如潘祖荫、王懿荣、翁方纲、周銮诒、瞿中溶、吴云、陆心源、陆星农、杨翰、杨岘、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尺牍，谈及金石、碑刻、古书画以及殷虚书契等的搜求、摩拓、整理、考证诸事为尤多。

道光时崇恩与杨文荪均好搜藏，二人来往书牍也多涉及古籍、碑版，并喜谈论书法。冯誉骥工书，他给缪荃孙等的尺牍，亦好研讨书法、碑帖。黄易以分隶、篆刻著名，故其书札也常述及碑刻、法帖。

藏书家及版本目录家在书信中好谈古籍的访求、传钞，以及板本鉴别、辨伪、校刻诸问题，如黄丕烈、顾莼、陆心源、缪荃孙、潘衍桐、李桓、汪鸣銮、王秉恩、丁丙、徐积余、刘承干，以至晚近张元济、傅增湘、郑振铎等都有这方面的来往书札。其中缪荃孙友朋尺牍，已经上海图书馆辑为《艺风堂友朋书札》一书，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共收156家书简。张元济、郑振铎也有部分书札经其后人或友辈辑为专书刊行。

其他如叶昌炽与其友孙传凤、查燕绪、章钰、刘承干、顾燮光等来往书牍，除述访书、校书外，于访求金石碑版诸事无所不谈。孙衣言与陆心源札亦多畅言藏书版本及校勘诸事。黄以周致袁昶札，述其喜校刻古医书。梁同书致吴骞书辄谈写作楹联及搜集古人尺牍事，并论文词及书法与古人尺牍的关系。陆润庠致袁昶札，述其主持校刻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一事。又张元济于己巳年致潘博山昆仲函札多通，述其选借滂喜斋善本用以刊书等事。这些都是书林掌故了。

　　六、整理尺牍的体会

我数年来从事尺牍的整理工作，由于尺牍本身反映的史料面很广，同时又能欣赏其隽雅优美的文辞和流丽秀润的书法，赏心悦目，增添了鉴赏尺牍的兴趣。同时也感觉到整理古人尺牍是一项细致的研究工作。现在就我所想到的谈一些体会：

一、古人写信和现在不同，另有一套格式。所写除部分书札字体比较端正清楚（如写馆阁体的尺牍）外，大多用行草随手写来，未免会有少数字出了格，写糊了，不易辨识，这时只有从上下文字句来细心端详。自己也需要多识一些草字，必要时还要检查《行草大字典》、《四体大字典》、《草字汇》之类的工具书，使难辨的字得以正确认识。但确实也有极个别的字始终认不出来的。有的信札具名用一个草字签名式（类似花押），熟悉后也就了解。有的书札中常夹有一些古文字、异体字，不易看懂，也得借助于《集韵》、《康熙字典》、《辞源》之类的字书。

二、古人写信通常用文言，有的浅显，有的深奥。明清人尤喜讲究客套，或骈四俪六，夹入不少典故，读时未必了然，就得去检查辞书、类书，加以研究，得到理解。因此读古人书札，最好多一点古汉语和古代文学的知识。

三、古人书札中有的话不便明言，就写上一些“隐语”。如“壹竿”、“二竿”，那是指银一千、二千之数。又如汪鸣銮有一札云：“接奉初七日手书并毛诗一部，……垫款无多，何必如此急急，属抄之帐，日内当即寄上，所少无几也。”“毛诗一部”指银三百也（诗三百篇）。褚德彝有致刘承干一函云：“岁序峥嵘，债台高耸，非得毛诗之数，不能敷衍……”亦同此意。至于有一些双方单独了解的暗语写在信里，外人就未必明瞭了。

另外，写干支年月日，也常以别称代之，如“甲”写“阏逢”，“子”写“困敦”；农历月之初一称“朔”，月之十五称“望”，月底岁末则称“月杪”、“岁抄”（杪，本意木之末端，引伸用之）。这些不算隐语，但古人喜欢用，今人就不大用。

四、古人书札真迹，和其它古籍、古器物同属应予保护的文物，可是在整理尺牍的过程中，时常发见有些尺牍是根本未经裱装的散叶；有的过去虽经装裱成帙，以久经岁月，早已脱浆或绫边破损，夹板残缺，甚至已遭蠹蚀。诸如此类，也许收进时原已如此。但为保护好古人手迹，不宜长此听任下去，散叶以装裱成册为宜，脱浆蛀孔，亦都有修补的必要，这样才便于珍藏。《广装璜志》引苏东坡尺牍云：近购得先伯父手启一通，躬亲褾背题跋。”可见古人对此也是十分重视的。

五、在图书馆整理尺牍中，著录尺牍卡是一件重要工作。因为馆藏尺牍的数且及内容，是用著录卡具体反映出来的。为便于检索，著录卡按尺牍作者的姓名编排。

如上海图书馆的尺牍卡片上所列项目有：编号、时代、作者、上款、来源、叶数、收到日期、内容、考订、传略、收藏、排架、备注等十三项。按馆内向来做尺牍卡的惯例，主要填写编号、作者，上款、内容、考订五项，虽然这样可以较快地做成卡片，并初步得以反映馆藏尺牍的情况。但其余的项目却是空白，严格地说，这是不完备的。再说，卡上“内容”一项，只写尺牍的书名，而这个书名是一部尺牍在入藏登录时给它定下的（有部分仍用原书名），多比较笼统。然而一部尺牍中有书札多通，一个书名不可能具体反映各篇书牍的内容。“内容”一项，应是每一通书札的“摘由”（即提要）。但尺牍要写“摘由”，亦有难处，因尺牍不同于公文，公文是一事一文，便于摘由，而一通书札可以叙述多件事，而且有时一张卡上著录几通书信，要概括地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内容提要，那就较为费时。

另外，尺牍卡上是否一定要写“传略”（包括作者和受信人），也可以研究。因为有名的历史人物一般容易查考，倒是不很著名的人物能记录一点小传，更有参考价值。但有时不一定容易找到有关资料，就只能付之阙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