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年京中所作诗文，大多将副本陆续寄回湖南湘乡老家，领军以后所作，则多数存于署中。去世之后，其门人李鸿章等倡议编辑遗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便将湘乡与金陵存稿大致清检，在清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携交湖南长沙传忠书局，由王定安、杨书霖等任编校。书局于次年将诗刻峻，由曾纪泽校毕清样，然后付印。此即同治十三年（1874）传忠书局版四卷编年本《诗集》。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对此重新编校，改为 分类本三卷，具体编校者不详。《文集》则有三个版本，即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光绪二年四卷编年本与三卷分类本，编校者皆为李瀚章、黎庶昌、张裕钊、王定安、曹耀湘。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编年本应当更利于考史论文。但后世印行《曾集》，却大多不用编年本，而是取法分类本，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1986年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诗文》皆是。究其原因，主要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遑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舛误尚多。故传忠书局在《全集》刊成之际，另行补刊分类本。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类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错误依然存在。而诗文正是曾氏生平著述的重要部分，对近代历史与文学关系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曾国藩所作诗文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对传忠原刻本（包括沿袭其旧的其他各种版本）作一番辨误、订讹、补遗及祛疑的工作。《曾国藩诗文系年》便是这样的一个尝试性的探索。

这里选录九则，其中考史、辨误、辑佚各三则，大多关于历史事件，从中可以考见曾国藩的思想经历、作战情况以及师友交游与切磋。

道光十九年  己亥（1839年）。29岁。去年中进士，改庶常，南返省亲。在湖南湘乡、衡阳、耒阳等地寻访家族源流。

五月十四日（6月24日），作《题宋于庭<洞箫词>后》词二首。

按：今未见，亦不知词牌。据《日记》，知曾氏从衡阳老家返回湘乡，十一日（6月21日）路经耒阳，拜会宋于庭。次日，宋令招饮于县署。十四日，曾氏作词二首，次日亲送署内。

据十二日《日记》载：“宋名翔凤，号于庭，博通能学，颇有著述。”现查《清史稿》，知于庭是其字，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嘉庆五年（l800）中举，历官湖南新宁、耒阳等 县。宋氏为王述祖外甥（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刘谓刘逢禄，宋即指翔凤），得其治学真传，为清代常州学派著名的今文学家，有《论语说义》、《五经通义》、《过庭录》等书传世。中年仕宦，颇不得志，因而发为吟咏，留下《香草斋词》、《同箫词》、《碧云龛词》等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其《洞箫词》自跋曰：“箧藏洞箫，曾不解吹。画桥月明，天涯路歧。长言短言，疑喜疑悲。中多郁郁，世未易知。同心之人，请观此词。”曾氏以新科进士得见此集，又更有酬唱，可知二人皆有诗文论交的意思。不料，后数日曾氏为族人讼事干求宋令，宋未照办，曾竟作书责让，宋乃复书反驳，二人不欢而散。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1846年）。36岁。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左庶子，补日讲起居注官，在北京。

《原才》作于是年。

按：传忠书局发刻底本有曾氏门人（疑即王定安）手批“丁未冬”（复自圈去“冬”字）标识，故《文集》将其编于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策文《君子慎独论》之后，实误。“咸丰九年八月九日（9月5日）《日记》载：“是日接家信……附余甲辰所作《五箴》、丙午所作《原才》稿来，展读如逢故人也。”丙午是二十六年，由此知传忠之误。

又，郭嵩焘手校《曾文正公文钞》批此文曰：“案公著此论时，名位尚未显。其后十余年而以身亲收其效。读此，知公志业所就之有自来也。”可谓知言。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1847年）。37岁。六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在北京。

仲夏，作《寄莫子德》五古一首。

按：传忠本作《送莫友芝》，误。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本年春官报罢，与曾国藩邂逅于琉璃厂肆，曾服其学。后因国子监学正刘传莹之介，二人得以订交。不久，莫氏南归。五月初二（6月14日），衡阳魏承柷（字黄生）出都，就职贵州。临行，曾国藩作此诗托魏氏捎致子偲。子偲得诗，作《次韵曾涤生阁学见寄》回赠。可知曾诗不是送别，而是寄赠，既非作于莫氏离京之时，也不当直呼其名，当以作《寄莫子偲》为是。

此诗风格倔强，体力沉雄，如“万里共明月，肝胆各光芒”，颇具昌黎卓荤笔法。继而莫友芝、刘传莹、魏承柷皆次韵酬唱，或以学问切磋，或以志行砥砺。此后，刘弃汉学而宗洛闽，魏入江忠源营，为太平军所杀，莫则游曾国藩幕，供职于金陵书局，著有小学数种，尤以《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为精。

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1848年）。38岁。居官如前。在北京。

四月，作《奉题<丹魁堂诗集>》七绝五首。

按：《诗集》失收。今据季芝昌《丹魁堂全集•诗集》移录于此：“翰墨场中老折肱，蓬壶顶上旧飞升。名章俊句无多秘，传与人间总服膺。”（其一）“江山万里豁双目，英荡十年半九州。最是高名弥海岱，到今邹鲁说风流。”（其二。自注：“自癸已至癸卯，师六掌文衡，而在山东两任为最久，诗亦在山东较富。”）“西征旧事痛泷阡，念祖仍赓述德篇。昔日石田今百获，范公遗砚有丰年。”（其三。自注：“集中有句云：‘十年困风尘，万里伤破甑。’悲先德也，又云：‘传砚重披感心曲’，纪祖泽也。”）“橐笔蜂屯困礼闱，和公门下忝传衣。大杗小桷浑无用，惭愧般斤误一挥。”（其四。自注：“集中有《戊戌春闱即事》诗，国藩即以是役获出门下。”）“春官昨日放衙回，示我新篇火急催。今日继声寻旧梦，眼光重与洗昏埃。”（其五。自注：“丁未会试，师奉命知贡举。为三诗纪事，出闱即以示国藩。比思奉和而未果也，今周一岁矣。此诗亦存集中。”）末署“戊申四月，门人曾国藩谨呈稿”。

季芝昌，字云书，号仙九，江苏江阴人，曾国藩戊戌科（1838年）会试房师，事迹详见曾氏《文集•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

咸丰元年  辛亥（1851年）。41岁。任礼部左侍郎，兼署工部、兵部、刑部左侍郎。在北京。

八月二十一日（9月16日），改定《诰授荣禄大夫工部左侍郎沈公行状》。

按：曾氏《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记本日事：“未初至申正，改张廉卿所代作《鼎甫先生行状》。”《文集》未收。见载于沈氏《补读书斋遗稿》卷首，文多不录。民国刘声木《曾文正公集外文》据以辑录，似不知其为代笔。不过，此文毕竟为曾国藩亲笔修改定稿，而且，它对于人们了解曾氏的学术态度和师友交往，仍有一定的意义，容略述之。

沈维◇，字子彝，一字鼎甫，浙江嘉兴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以屡督学政、数典科试知名。道光十八年（1838），他在耳疾致仕的前两个月，受命复勘新贡士试卷、复试卷，又被派充殿试读卷大臣，而曾国藩便是这一年的新科进士。于是，沈曾二人便结下了师生之谊。至于进一步的交情，则主要由于学术旨趣的相同。沈氏一生，专以张扬宋学为务，无论是在服官之中，还是在致仕之后，都热衷于整理宋学文献，执着地宣扬宋学义理。他虽然早年师从段玉裁，于音韵之学颇有造诣，但终究成为程朱旗帜下的一名鼓手。而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从乡先辈唐鉴问义理之学，先后与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仁和邵懿辰、茶陵陈源兖诸师友讲习程朱学问，时人视为理学新秀。这样，他便得到了沈氏的赏识，进而引为同志。道光二十六年（1846），沈维◇在为门生方朔所作《〈枕经室文钞〉序》中写道：“此间知交有梅郎中、朱侍御，及门有曾太史，皆以学问气节称者。务常受教而请益之，必能日新月异，不落浅近一流。”文中曾太史即指曾国藩。可见沈氏是很器重这位学生的。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行状》中对沈氏的“笃学懿行”再三颂扬。

这篇文章的捉刀者张廉卿，即后来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张裕钊。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谓张任内阁中书时，即以文受知于国藩。从这篇《行状》看，他们二人的文字之交确是历有年岁的了。

咸丰二年  壬子（1852年）。42岁。以礼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在北京。

正月初十日（3月12日），作《浪淘沙》词五首。十一日（13日）又作《浪淘沙》一首。

按：《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记初十日事：“申正至亥正作《浪淘沙》五首。”记十一日事：“早又作《浪淘沙》一首”，“早将六词写送胡光伯处”。

传忠本《曾集》无词，岳麓版《诗文》从杜文澜《憩园诗话》辑得这六首词，题为《辛亥岁除和胡光伯编修顾子山比部六首》。今检《日记》，知非作于辛亥岁除。又有曾氏门人朱孔彰《半隐庐丛稿》卷六云：“兹于顾子山观察得公亲书词六阙，惊为仅见，虽口占之作，气度迥不犹人。题曰《辛亥岁除和胡光伯编修顾子山比部•浪淘沙》六首”云云。但据曾氏“亲书”《日记》，知曾之“亲书”六词乃壬子二年正月十一日事。题作“辛亥岁除”者，盖追记之词也。

胡焯，字光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仕途蹇塞，不得志。其《楚颂斋诗集》附《诗余》，但《良淘沙》词未见收录。顾子山，名文彬，字蔚如，子山其号也，浙江元和（今吴县）人，当年京城倚声家之有名者。其《眉绿楼词》载“辛亥岁除”所作之《浪淘沙》六首，今录其一：“翦彩叠春钱，阑夜迟眠。翠衾分暖笑衔蝉。梦里也知身是客，风雪江船。酒醒玉梅边，且结香缘。蜡花红笑亦嫣然。寄语晓莺须早唤，明日新年。”一时和者甚多。

又按：“明日新年”词起于宋人周晋仙，元人张伯雨，清人郭频伽皆有和作。

同治元年  壬戌（1882年）。52岁。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办理江南军务。在安徽。

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作《浃旬之间，官军连克州县七城、要隘四处。伯敷以诗见贺，奉笔四章，并简莼卿、尚斋、海航、筱泉、眉生》七绝四首。

按：传忠本《诗集》题作《壬戌四月，沅弟克复巢县、和州、含山等城，赋诗四首》，误。本日《日记》：“程伯敷以旬日连克七州县四要隘为诗称贺，余作七绝四首答之。”此即证明《诗集》在时间与赠诗对象上有误。再以程鸿诏（字伯敷，安徽黟县举人，曾氏幕友，后官至按察使）《有恒心斋诗集》为证：《三月官军克复巢、和、含山、繁昌、青阳、太平、石埭七城，铜城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隘，赋贺师相》（六首选一）：“万口欢呼天亦笑，争传虎弟翼龙昆。相公屐齿何曾折，句当军书报至尊。”诗末录曾氏和诗，即《诗集》题《壬戌四月……》者，而此处则为《浃旬之间……》。程据和诗手迹录入，当即原题。题中所称莼卿即蒋嘉域，尚斋即程桓生，海航即穆其琛，筱泉即柯钺，眉生即李鸿裔，皆曾之幕僚，并有和作。

又，程氏所录与《诗集》略有出入：第一首“收复”作“收取”；第三首“即今锥凿”作“只今锤凿”；第四首“师淑”作“私淑”，“看出”作“看取”。另有曾氏自注，《诗集》亦阙，现补上：第一首自注：“辛酉九月，余欲攻裕溪口，军中以其水涸，请待春涨。”第三首自注：“咸丰四年，官军破田家镇，贼有铁锁横江。旋奉谕旨，有‘此下尚有东西梁山一关，亦不易破’云云。今水师破西梁山，江洲果亦有铁锁。”

同治七年  戊辰（1868年）。58岁。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九月，由两江总督改调直隶总督。在金陵。

十月初六日（11月29日），作《题陆清献公遗像》五古一首。

按：本日《日记》：“将作《题陆清献公遗诗像》，未果……（中饭后）作诗十余句……（夜）作诗十余句。因缮写于册页之上。王晓莲送此册求题已年余矣，至是始还，殊以为愧。”此诗《诗集》失收。近在传忠书局《文集》之发刻底本中偶然发现。盖当年编辑者一时疏忽（或系其他技术问题），将其杂入文稿中，致使《诗集》漏收。现移录于下：“具区汇百读，三泖浚灵源。达人钟神秀，深宅养蟠根。洛闽绪将绝，陆子阐微言。儒墨穷辨晰，高论息群喧。牛刀试剧邑，岂弟响元元。卿尹互推毂，鸾皇翔谏垣。一鸣惊百族，曾霄劲翩骞。谁知直道黜，归袖飞轩轩。虞山启讲席，身隐道口尊（此处抄本脱一字）。哲人一以萎，令问塞乾坤。诏提江南学，黄壤拜君恩。配食依两庑，陟降三雍门。至今展遗像，贞玉有余温。孰云一时晦，万古耀初暾。”

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任知县、行取御史。学宗程朱，以“居敬穷理”为旨，有《四书大全》、《困勉录》、《读朱随笔》、《三鱼堂文集》等多种著作行世。卒溢“清献”。王大经，字晓莲，亦平湖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举，历官湖北按察使，金陵将军。其《哀生阁集初稿》卷二《上方先生书》曰：“儿时家君挈之谒陆清献公祠，语之曰：‘此君乡大儒，儿能师之，方不愧为人。’因备言清献生平甚悉。时大经齿虽稚，心窃慕焉。”至于曾国藩，早年从唐鉴问学，唐教之曰：“国朝诸大儒，推张杨园、陆稼书两先生最为正大笃实，虽汤文正犹或少逊。”（见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记》）。无怪他题陆氏遗像时一，要对这位清献公深致景仰之忱了。

同治八年  己巳（1869年）。59岁。居官如前，三月出京，至保定督署。

正月，作《邵位西诗册跋》。

按；《文集》失收。今从邵氏《半岩庐遗诗》录出；“余曩在都下，与位西过从最密。自咸丰二年出京，位西于五年访余于南康军中，十年访余于祁门军中，相处旬日或月余，辄复别去。厥后位西徇〔殉〕难杭州，妻子转徙江海，余闻而迎致之安庆，患难相依，越六七年。每怀位西容徽，求其逸文遗墨，邈不可得。顷来辇下，勉甫世兄出示此册，感怆不能自己。忆余与位西剪灯谈艺时，杭人如戴文节公及勉甫世兄之尊人少穆侍御，往往欢聚终朝，不忍别去。今三君久归道山，余之衰老可知。世事千变，又不足深论已。同治己巳正月曾国藩识。”

邵懿辰，字位西，一字蕙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国藩挚友，事迹详《文集》曾氏所作《墓志铭》。咸丰末，太平军据有江浙，杭州危急，位西亲赴曾营乞师。但曾国藩慑于兵力悬殊，卒未拨一兵往援。为此，位西称曾氏为“文忍公”以讽责之，不久即别去。次年，杭州城破，位西死难。国藩对此深感歉疚，文中“感怆不能自己”者，由衷之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