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早在张之洞督粤期间，他就积极筹备在粤设立铁厂。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原订炼铁厂设备也随之改运武汉，汉阳铁厂因之建立，标志着湖北近代钢铁工业的起始。汉阳铁厂的选址，历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争议，论者多注重于比较汉阳、大冶两地孰优孰劣，辩论汉阳龟山一带的地理环境究竟是否适宜等中观、微观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从宏观层面探究铁厂设鄂的原因。

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为什么会在湖北落户?对此最一般的解释就是由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因而张之洞趁机奏请移厂于湖北。这一说法不仅有李瀚章本人奏折为依据，而且从《张文襄公全集》中还可以找到相关的旁证。譬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正月初八张之洞致李瀚章电文中说：“盖铁机非洞所自请带者，公既嘱令移鄂，即不肯以铁款累粤”，李瀚章回电中亦有“铁机承关爱，感甚”之辞。故多为人们所采用。

诚然，铁厂移鄂与李瀚章其人不喜洋务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不过是一种历史表象，并非湖北兴办铁厂的主要原因。

其一，钢铁工业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导产业，铺设铁路，制造军械均与之密切相关。汉阳铁厂规模之大，需款之巨，晚清罕有其匹。如此重大的问题，清廷中枢岂会毫无考虑，而听任两个地方督抚私相授受?流行说法在情理上讲不通。

其二，细读李瀚章原奏，内称：“现在直隶、湖北正议创办铁路，如将炼铁厂量为移设，事半功倍。”此中并未明言铁厂具体移设何处，故不能将李氏之态度视作铁厂移鄂的主要原因。

其三，更重要的是，早在李瀚章上奏之前，醇亲王奕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就已通过各种方式，向张之洞表达过开采大冶铁矿，将粤省定购机炉移鄂兴办等意见。李瀚章之上奏，不过承其余绪，实际上对张之洞决策影响相当有限。此点下文将详论之。

从有关文献材料中，笔者还发现另外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出自后来任汉阳铁厂督办、汉冶萍公司总理的盛宣怀。光绪二十二（公元1896年）年四月，张之洞札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在给张氏的覆禀中，盛宣怀说：“伏查大冶铁矿，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职道督率英国矿师所勘得，风气未开，无力筹办。逮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宪台建议芦汉铁路，职道条陈就鄂铁造轨，毋庸购买洋铁，可塞造路漏卮。蒙醇贤亲王发交宪台核议办理”。盛宣怀这一说法除了强调他本人在其中的功绩外，还揭示了当时主持外廷之醇亲王奕譞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铁厂与芦汉铁路之间的相互联系。较之前说，当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盛宣怀在这里却有意掩饰了他本人当时与李鸿章的关系，只字不提李鸿章、盛宣怀在汉阳铁厂创建初期同张之洞之分歧与争夺。显然，这与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盛宣怀急欲投靠张之洞，寻找新的政治靠山的心态有关。

另一种不同的版本则出自张氏晚年所撰《抱冰堂弟子记》，其中说：“中国初设铁厂时，言者多请开徐州利国矿。以徐州运道不便，且铁路南北皆自汉口发端，铁厂必近于武汉方合，乃主开大冶之铁矿以供用，设炼铁厂于汉阳”。张之洞的这一说法虽未提名，但已含蓄地点出了他本人当时同李鸿章盛宣怀诸人在厂址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颇应引起学界的重视。不过，张氏在此对清廷中枢的意见及其影响避而不谈，显然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

以上三种说法，都包含了部分历史之真实，但却均非历史之全貌。我们尚须追溯并还原这一决策形成的具体过程，才能进一步予以解释。

二

盛宣怀所言非虚。光绪初年，受李鸿章札委，他曾聘请洋矿师在湖北勘探、试采煤铁各矿，结果发现大冶铁山铁矿及附近兴国州锰铁矿，矿质之佳世所罕见，如用来“合熔生铁，再炼熟铁及钢，足供中国各厂一切需铁之用”。洋矿师郭师敦在湖北大冶一带黄石湾附近觅得一地，建议请政府在那里兴办铁厂，采炼煤铁，但因李鸿章方致力于经营北洋附近开平煤矿，对此不予支持，盛宣怀只好“以资本难继，商请停办”。是为湖北兴办近代钢铁工业的第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中法之役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深，修筑铁路，举办钢铁工业进一步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两广总督张之洞以恢宏的气度，在粤积极兴办洋务事业。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上半年，张氏与驻英公使刘瑞芬往复电商，筹购炼铁机炉，计划在粤设厂。不久，张之洞因议筑芦汉铁路而调任鄂督。然则初接调令之时，张之洞本人对于兴办炼铁厂，有什么打算呢?

同上引《抱冰堂弟子记》中所说的情况不符，张之洞当初并不曾因为“铁路南北皆自汉口发端，铁厂必近于武汉方合”，而主张开大冶铁矿，在湖北设铁厂。其实张之洞此中所谓“铁路南北皆自汉口发端”亦与当时的地理事实不符，因为兴修粤汉铁路之主张，迟至甲午战后才出现。

七月十二日，张之洞奉上谕调任湖广总督。七月二十七日，他致电伦敦驻英公使刘瑞芬，询问：“炼铁机炉能经行山路，运至山西等处否?”同日，张氏收到驻柏林公使洪钧发来的电报。洪钧建议：“矿师合同本载明两广及中国他处，楚北煤铁极富，挈往亦可”，但二十九日张回电则表示“矿师仍令先到广东勘”。

我们从中即可看出，张氏当时并未放弃在粤设厂的计划，他还积极筹划炼山西之铁，而对开发湖北煤铁资源，虽经洪钧建议，但张之洞并未立即予以考虑。

八月二十六日，张之洞上奏清政府，决定在广东“省城外珠江南岸之凤凰岗”设立铁厂。同日，张之洞致电湖北巡抚奎斌，请其密查大冶铁矿的开采情况。此举表明张氏已开始留意湖北，但其关注程度，明显不若山西。对此，我们可以从九月初十张之洞《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中得到印证。折中说：“查晋铁并非不善，特由煎炼未精，若多购略小机炉，分拆装运，足可运入晋境……粤亦产铁，近由臣购定机器设厂熔炼……由粤至鄂，水运可通。闻湖北大冶县向来产铁，该县近省滨江，俟到鄂后当详晰勘明妥筹采炼之法。有此三省之铁，即可供此干路之用”。此中虽已提到要采炼鄂省之铁，但其轻重缓急，显然不若晋铁、粤铁重要。

九月十二日，刘瑞芬电告张之洞：“炉机笨重，均不能拆开，只宜水运”。但张仍未放弃炼晋铁的计划。十四日、十八日，他抓紧时间，同洪钧往返电商，定购可以经山路运往晋省的小机炉。

九月下旬，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二十二日，奎斌致电张之洞：“顷接盛道宣怀电：在京奉醇邸面谕查勘大冶铁矿。现派比国头等矿师白乃富（E.Braive）赴汉，已抵镇江”。盛宣怀的行动显然走到了张之洞的前面。盛氏致奎斌的电报甫经发出，而白乃富已抵镇江，可见盛宣怀行动之敏捷，心情之急切。耐人寻味的是，迟至十月一日，盛宣怀方才向张之洞禀明此事。盛电云：“湖北煤铁，前请英矿师郭师敦（A.W.Crookston）勘得。如果开办，仍请原经手较易。”此中“原经手”一语语意模糊，有的学者据此看出盛氏有凯觎大冶铁矿之意，不为无识。

不过，在盛氏禀告之前二天，即九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已经致电论敦刘瑞芬：“湖北大冶产煤铁，海署嘱亟筹开采。请速觅著名矿师一人，代订薪工，即立合同，令赴汉口领事处报到。需款电到即汇。”电文措辞颇为急切，表明张之洞对湖北煤铁的兴趣已急剧上升，他已来不及“俟到鄂后”（九月初十张氏语），便急忙采取了行动。

不过，十月初八，张之洞致海署电中，对于炼铁铸轨之事，仍主张：“一面勘矿购机，分投采炼，即是发端。度支虽绌，断无合天下之力不能岁筹二百余万之理。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皆通水运……购机造厂，每分不过数十万，多置数处，必有一获”。

此中不难发现：张之洞此时虽已不再坚持非炼晋铁不可，但其基本观点，仍是“多置数处”，“分投采炼”，与九月初十之上奏并无大异。他虽已提到了炼楚铁，但其次序排在晋、粤乃至闽、黔之后。可见此时张氏对湖北煤铁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尚无将机炉移往湖北的打算。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进一步促使张之洞转变态度。十月初九，李鸿章复电，反对分投采炼。李鸿章指出，“开矿炼成钢条器款甚钜，岂能各省同开?”他断言：“黔铁难成而运远，断不可指；晋矿佳，惜无主人耳”，均不足以成事。他建议：“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就大冶开办”。十四日，海署再次致电张之洞：“大冶下手自是正办”。二十七日，盛宣怀所派矿师白乃富已抵鄂，由委员伴随，赴大冶、兴国一带勘查。二十九日，张之洞致电海署及天津李中堂，请其代为转奏，令盛宣怀赴沪与其一晤，“俾得询商大冶铁矿并开煤设厂一切事宜”。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张之洞“在沪留十日，与道员盛宣怀详筹煤铁之事”。二人意见固然存在不少龃龉之处，但张之洞无疑从盛处得知了不少关于湖北煤铁矿的情况。此后，张氏对于开办湖北煤铁之事，态度更加积极，信心也增强了。就在二人会谈期间（十一月十三日），李瀚章奏折方才出笼。我们实在不能将鄂省铁厂的建立，归之于这一过时了的建议。

盛宣怀再次抢先采取了行动。二十三日，就在张之洞由沪赴鄂途中，盛宣怀分别向北洋大臣、湖广总督、山东巡抚上《筹拟铁矿情形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其中包括：另派大员督办；将湖北大冶、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铁矿、当阳煤矿、江苏徐州利国铁矿、煤矿统归一局，由该局统筹安排，择地开办；招股商办等。盛宣怀这些主张不特与张氏意见截然不同，而且明显地表露出他本人控制这一新兴事业的企图。后来，张之洞曾指出：“初议建设铁厂时，盛道曾上一禀，有慨然自任之意”。

二十六日，张之洞接篆视事。二十九日，在致海署天津李中堂电报中，张之洞暂未对盛宣怀意见正式表态，但在派遣洋矿师勘矿问题上，他明确表示：“管见总以煤铁距鄂较近者为宜”。初步表明了其以湖北为中心兴办近代钢铁工业的意图。老练而机敏的李鸿章，也正是从这句话中窥探出了张之洞与自己和盛宣怀的分歧之所在。

有人以为张之洞二十九日即已要求将铁厂移建到湖北，实则不然。当时张之洞之态度仍相当慎重。他从与盛氏晤谈中得知“大冶铁佳而多，惟当阳煤少，仅敷数年。”故主张应派人“分查近鄂各矿”，“并详访水运可通之黔铁、湘煤运费，再为筹计”。直到十二月底，海署再次电询：“炼铁厂可否移置鄂省?俾省开矿重购之费，应需各款，所指何款，并希酌筹”，而此时海署已承诺铁厂经费将从每年2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划拨，洋矿师白乃富等人认为“大冶铁佳，以理论之，附近百里内外必有煤”，赴湘调查之委员也表示“大约湘煤湘铁皆甚佳甚多，足可敷用”，张之洞终于郑重应允：“洞在粤订购之炼铁机器移鄂最便”。

三

通观铁厂移鄂决策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看法：

其一，铁厂移鄂确非张之洞本人之初衷。张之洞本人对于开发鄂省煤铁资源的态度，实有一由冷到热，逐步升温的过程。对于清廷中枢、北洋李鸿章提出的开采大冶铁矿，将粤省炼铁机炉移鄂兴办等建议，张之洞的反应是积极的，也是相当慎重的。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耐心地了解情况，等待时机。直到铁厂经费有着，煤铁可恃，他才表示同意。

其二，清廷中枢，特别是醇亲王奕譞主持之海署，对于铁厂移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张之洞本人对鄂省煤铁兴趣急剧升温直到同意将铁厂移鄂兴办，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奕譞及海署的作用。洞悉此中内情的李鸿章，干脆就把张之洞积极筹划湖北钢铁事业的举动，视作讨好醇亲王奕譞的行为。就在张之洞覆电海署，同意铁厂移鄂之后不久，李鸿章在给其兄李瀚章的电报中还说：“香覆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庭皆知其大言无实也”。此中固不无几分妒忌与讥讽。姑且不论张氏此举是否仅仅只是“欲结邸欢”，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知：铁厂移鄂，大举采炼湖北煤铁，正是以醇邸为首的清廷中枢意图之所在。其实，曾在张之洞幕府办事的许同莘在其所编《张文襄公年谱》中对此亦有说明。他说：“此（指枪炮厂移设鄂省，引者注）与煤铁事皆醇邸主持”。不过，许氏却不曾指出铁厂设鄂并非张之洞之初衷。这大概是出于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吧。

其三，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是当时请廷内部最早、最大的洋务集团，他们最早进行过开发湖北煤铁矿的尝试，对大冶铁矿知之甚详。同张之洞相比，他们无疑具有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优势。李鸿章反对张之洞分省采炼晋铁、黔铁的主张；盛宣怀及时地向醇亲王、张之洞提供了关于大冶铁矿的信息；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一唱一和，要求将粤省铁厂机炉移鄂兴办，等等。这无疑对铁厂布局于湖北发生了重要影响。铁厂移鄂，最后似乎成为奕譞、张之洞、李鸿章兄弟、盛宣怀等人共同的愿望，一致的行动。然而，这种表面一致的背后，实则掩藏着深刻的矛盾：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凭着经验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几次抢先行动，企图将之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而醇亲王奕譞则站在张之洞的一边。在铁厂移鄂的过程中，这一矛盾已经初露端倪，尔后还将进一步发展，并对汉阳铁厂日后的厂址定位、经营管理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以醇亲王奕譞为代表的满清统治者，为何大力扶植张之洞，力主在湖北兴办铁厂呢?

首先，这与晚清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汉人新兴势力崛起，清政权已成外重内轻之势。当时李鸿章久任直督，并兼署北洋通商大臣，掌握着清朝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又通过盛宣怀等亲信控制轮、电两局等重要洋务事业，势力之盛，并世罕有其匹。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无疑成为晚清继曾国藩之后最大的汉人实力派，满清政府在对之不得不倚任之余，仍不免担心其尾大不掉而时加猜防。清廷中枢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分化汉人掌握的湘淮势力派，特别是抑制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张之洞曾是重要“清流”人物，因受慈禧太后宠信而升为封疆大史，在督抚晋、粤过程中，逐步从清流士大夫过渡为洋务派骨干。张氏“出为督抚，亦颇能自创一格，与湘淮首长并立，而深得中枢之青睐”。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既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同而对李抱有隐憾，又敢于重用因弹劾李鸿章而免官的梁鼎芬，他无疑成为清廷中枢大力扶植的对象。其实，在此前不久，清廷搁置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的建议，而采纳张之洞改修芦汉铁路的主张，调张之洞任鄂督；稍后醇亲王奕譞又拒绝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将粤省枪炮厂移设天津的主张，支持张之洞将枪炮厂移鄂。这都带有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过于膨胀，扶植张之洞，使与李之间形成平衡的政治意图。

其次，清廷中枢的这一决策，与湖北省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大冶铁矿的发现密切相关。近代钢铁工业的建立，离不开铁、煤资源。湖北省铁矿资源极为丰富，煤炭分布也比较广泛，特别是大冶铁矿，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储量大，矿质佳。根据当时的勘探，“含铁质百分之六十四，矿质露出山面者，约二千七百万吨，在地中者，虽历百年，采之不竭。”且大冶附近之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有丰富的锰铁矿，亦炼铁之所必需。二是距长江近，便于运输。当时盛宣怀颇欲开江苏徐州之利国铁矿，但他不得不承认，“惟将来制成之铁，须由微山湖至韩庄出运河，自不及长江之便”。三是勘探得比较早，且较早地引起了当局者的重视。张之洞曾有炼晋铁的主张，醇亲王也曾一度表示支持但惜之未经近代科学勘探，不足以引起当局者的重视，加之交通不便，主持乏人，遂丧失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这里顺便指出一点，即湖北煤炭资源虽然分布颇广，但多储量较小，煤质不佳，后来汉阳铁厂的生产就因此而深受影响。然此点当时并未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铁厂宏观布局时的一大缺憾。

第三，湖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是促使清政府将铁厂布局于湖北的重要因素。湖北居天下之中，当时是南北东西往来之冲要，又是江、汉两大河流交汇之所，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张之洞力主修筑芦汉铁路，认为芦汉铁路可“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在建议将枪炮厂移鄂时，张之洞又强调，“鄂省为南北适中，若此处就煤铁之便，多铸精械分济川陕豫皖江湘各省，并由轮运沪转运沿海，处处皆便，工费亦省”。张之洞是充分认识到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清廷在决策时亦然。张之洞曾有过炼晋铁、黔铁的打算，但却遭到李鸿章的反对，交通不便即是李氏反驳的一个重要理由。黔省炼铁机炉购置虽早，后来却因交通不便，主持乏人而失败。可见，湖北铁厂的宏观布局，实与湖北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密切相关。

为什么张之洞在铁厂移鄂问题上，态度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么积极主动?这里显然不能从张之洞对钢铁事业本身的态度上去寻找解释。近代钢铁工业的布局要受到各种自然——人文因素的制约。张之洞的慎重态度与以下因素有关：

其一，与位于沿海的广东省不同，湖北省地处内地，当时经济相当落后。张之洞督鄂之时，正值湖北省遭受严重水灾之年，财政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张之洞深知：“鄂省艰窘，百事棘手，灾深饷绌，缓急堪虞”，而办铁厂无疑需要一大笔资金。张之洞后来谈到自己筹办粤省铁厂时说：“鄙人订购之时，本意系指明年冬更换闱姓商人预缴饷款一百四十万元一项内支用，充然有余，且办成后招商承领，愿者必多，是以敢于挪垫”。湖北财政经济颇为困难，很难像在广东那样筹到巨款，办成后招商承领亦无把握，这无疑会使张之洞决策时态度有些犹豫不决。实际上，张氏是在得知可从部筹铁路经费项下拨款之后，方才应允铁厂移鄂的。

其二，当时湖北由于地处内地，历任督抚因循守旧，社会风气闭塞未开，地方官吏、士绅及广大民众大多反对办洋务，此番情形，亦使张之洞不得不有所顾忌。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十月初八，张之洞在致海署电文中说：“现闻鄂省水灾甚重，饥民甚多……且彼处闻铁路之举，不免浮言惶惑，急须抚恤灾黎，解释群疑。此时能抚慰人心，以后方有可措手”。可见张之洞内心之隐忧。

其三：则与张之洞个人的认识水平有关。张之洞是近代中国典型的“过渡型”人物。同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不同，他清廉自矢，积极有为，不愧为晚清洋务派之殿军，但他毕竟是旧的封建科举制下的产物，近代知识明显不足。他主张分省采炼晋铁、黔铁、粤铁时，似乎很少考虑到因交通不便而造成的成本问题。张之洞本人对湖北煤铁情况，起初亦知之甚少，后经海署透露，并同盛宣怀晤谈，及到鄂后派矿师勘探，他才逐步加深了解，坚定了自己大举兴办湖北钢铁工业的信心，并勇敢地承担起这一历史的重任。对于这位为湖北近代化事业创棒辟莽的历史人物，我们实不应有太多的苛求。张之洞面临决策时之犹豫不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好反映出了湖北这个内地省份迈向近代化的步履之艰难与沉重。

综而论之，近代湖北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内地省份，其本身发展大型钢铁工业的条件并不充分，因帝国主义入侵而被卷入近代化的潮流之中，在晚清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下，由于清廷中枢大力支持，总督张之洞积极配合，敢于承担，遂得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最终促成了钢铁厂、枪炮厂等机器大工业在湖北安家落户。从而为湖北地区近代化，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历史契机。中国近代最大钢铁厂之所以设在湖北，并非仅由个别历史人物之好恶所决定，而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等人文因素，以及湖北地区之资源与环境等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