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登报坛，主《民立报》笔政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孤桐等，湖南长沙人，1907—1911年留学英国。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位卓越的宣传家。他一生主办、主编和主撰了多种有名的报刊。如清末的《苏报》、《国民日日报》，民国初年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杂志等。正是在这些报刊上，章士钊运用他那充满激情和富有逻辑的文笔，汪洋恣肆，论说无忌，气吞如虎。一时获得了很高的文名，时人誉之为“文虎”。

《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社长是著名的革命党人于右任。《民立报》在清末时就言辞激烈，抨击政府不遗余力，称之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详细报道和赞颂革命党人的反清起义，公开鼓吹“战胜政府”、“改造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成为该总部的机关报。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期间，又大张旗鼓地宣传反清革命，颇受欢迎，日销量达2万份。“二次革命”期间，因猛烈抨击袁世凯，被袁禁止邮递，于1913年9月4日被迫停刊。

章士钊与《民立报》有着密切的关系。《民立报》创办之始，他就担任该报驻英通讯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章士钊正在英国留学，他从英国发回大量的关于西方各国对辛亥革命反应的报道。1912年初他回国后，很快被于右任聘为《民立报》主笔。在《民立报》存在的35个月中，章士钊任主笔时间达7个月（1912年2月—8月）。在任主笔期间，章士钊发表了160篇《社论》，再加上名为《孤桐杂记》和发表在《天声人语》栏中的小文章，他总共撰写了170余篇文章。除去生病和出差外地，他几乎每天都有署名为“行严”的社论发表在该报的头版头条。

千里业缘一线牵，遥寄佳音定军心

章士钊早年曾是一位勇敢的革命者和反清志士，后来虽然没有加入同盟会，但心仍是向着革命的，对革命非常同情，并予以热情的支持。武昌起义的第二天，英国的报刊便对中国革命议论纷纷，毁誉不一。有的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有的则颇有微词，“颇于革命党之态度不能释然”。鉴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革命的舆论影响至大——消极言论足以挫败国内革命者的士气，积极态度则可鼓舞人心，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行。章士钊连夜择取那些对中国革命抱同情和支持态度的报刊的言论，发给《民立报》。当时国内在康梁改良派的宣传下，相信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瓜分的颇不乏人，革命者对此也不无忧虑。章士钊这些来自欧洲的报道，告诉国内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向人们证明，革命不足以召瓜分，也不会导致西方国家的干涉，扫除了人们对革命的心理障碍。请看章士钊从英国阨比淀发来的报道：“英国报界大声欢迎武昌革命党宣告共和政体，赞成黄兴为总统。”（载《民立报》1911年10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Times）言各国均有自救之权利，毋需他国干预……故劝英国政府仿此办法承认革党独立。”（《民立报》1911年10月18日）“英国舆论赞成革命军，故法国舆论亦随之而起。”“美政府不认有干涉之举，且宣告如不损及美国人民生命财产则决不干涉。”（以上载《民立报》1911年10月19日）这样的报道章士钊每天要发一电或数电回国，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之久，直到他离开英国回国为止。为此，《民立报》馆为支付电报费而大伤脑筋。

这些消息显然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革命者在得知西方国家的积极态度后，早先的忧虑为之一扫，革命信心大增，士气大涨。因此，这些报道对推动辛亥革命功不可没。章士钊后来说：“南中义士之敢于放胆进行者，友邦舆论之助力，亦弥有影响。”于右任也说：“武昌举义后，欧洲电报收效不少”。章士钊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决不亚于在国内直接参加革命的人。

笔下生花，绘造资产阶级共和国蓝图

章士钊发表在《民立报》上的160篇社论，绝大多数是论述中国宪政问题的。章士钊留学英国期间，对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学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布莱斯（JamesBryce）、白芝浩（WalterBagehot）、戴雪（Dicey）等人关于国家宪政组织、内阁制度诸书无所不读，对于他们的观点非常信服。又加之在英国亲眼看到英国议会民主政治远比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优越，由此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热心向往。在英国留学时，他对于内阁政治“即梦想其神明，不暇自审根器之何似，而漫欲以其物移置于我”，企图将这一制度移植于中国。为此，他在英国写了不少介绍欧洲宪政制度的文章寄交北京的《帝国日报》发表。1912年章士钊回国后，看到老友宋教仁把他发表在《帝国日报》上的文章次第剪裁汇订成一册，以备参考；又听说南京有一参议员在旧书摊找到半部美国宪法，“执为大训”，觉得国内人士对西方宪政知识普遍缺乏，甚为饥渴，颇有补课之必要。于是在接受《民立报》主笔的聘任后，即在报上向国人大力介绍西方宪政制度及其学说，并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主张，为刚刚建立的新民国设计了如下一幅政治模式：

（1）政党内阁制。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主要有议会内阁制和总统制两种形式。章士钊希望中国采取的是前者。他说：“吾国虽属共和，当采内阁政治而不当采总统政治”。章士钊在英国就希望中国将来能实行内阁制，回国后，继续大力宣扬政党内阁制。章士钊为什么倡导内阁制呢？他根据美国学者柏哲士的理论认为，“国家多事之时，实以政党内阁为宜”。中国目前政治混乱，正值多事之秋，“非有绝强之中央政府不足图存，而此种政府惟在内阁政治下可以得之”。为什么内阁制政府强有力呢？这是因为，“政府为政党所主持，其党控制议会之多数，同时出而组织内阁，内阁之政策无不得通过于议会，以实行于国中也。”这就是说，占议会席位多数的政党组织内阁，能做到“行政立法两部，联为一气，能行动一致者也”。这一点比起总统制来要优越。章士钊认为，在总统制下，行政部与立法部两者鼎立，互相牵制，行政部(总统)往往受国会掣肘，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章士钊比较了行总统制的美国和行内阁制的法国：“则美之总统政治，其趋势乃使政府弱，而中央集权无由行。法之内阁政治则足以蔚成一绝强之政府。夫政府何由强，亦曰议会不滥掣其肘而已。美国之康格雷，则恒滥掣联邦政府之肘者也。故其政府百事不可为，而日流于弱。”

章士钊认为，政党内阁的组成以及良好运作，关键在有健全的政党。健全的政党首先要有旗帜鲜明的党纲。党纲是政党的生命，“盖政党而无政纲，是直无党”，至多算一个政治结社。再要有党德。何为党德？章士钊根据英国学者梅因的观点认为，党德“即在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也就是一党“认明他党为合法团体而听其充分活动于政治范围以内，以期相与确守政争之公平律”。倘若他党赢得国人多数拥护，获得多数选票，自己只有让他党执政，不得采取任何手段干涉。拿以上标准来衡量，章士钊断称，中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政党。从政纲来看，民国初年虽然党派林立，但多没有政纲，没有原则，“实则与普通结社相去不远”；从党德来看，有的党公开宣布反对党不得组织内阁，大缺“听反对党意见流行”的德行。

如何改造现有的政党使之臻于健全完善，以保证民国内阁政治走上正轨、良好运作呢？章士钊提出了“毁党造党”说。他建议，将当前这些没有政纲的党派统统解散，由原来各派的精英分子组成政治研究会，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讨论时，必发生政见分歧，分成对立的两方面。政见相同的分子相聚而结成新党派，由此便产生两个对立的新党。新党“纯粹建筑于政纲之上”，自觉地遵守党德，并且依据各自的党纲相互展开和平竞争，获国民多数支持的一党，上台组织内阁执政；另一党则在野监督执政党，督促其政策符合国民的利益，并且积极宣传自己的政纲，积蓄力量，寻求国民的支持，争取在下届国会选举中获多数议席而组织内阁，代替前执政党。章士钊“毁党造党”说的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这样规范的政党内阁政治。

（2）总统虚位，内阁负责。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实行的是总统制，由总统负实际上的行政责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以便限制袁世凯专权。在内阁制下，内阁负实际上的行政责任，总统命令要经过内阁副署才能生效，这样，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名义上总揽政务，实际权力却被内阁抽空，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章士钊一直倡导内阁制，早就主张“总统虚位，内阁负责”。他认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上的行政责任，理由有二：其一，对外而言，元首作为国家象征，在国际上要树立国家稳定的形象，“非元首位于政治潮流之外，不为其冲荡不能”；其二，对内言之，如果元首负责，“至以人民之喜怒为去留，危及国本”，且元首“责任之所至，威福随之，元首而至有滥用权力之自由，则立宪政治又何异于专制”。

但是，权力欲极强的袁世凯决不甘心做一个虚位总统。他不时侵犯内阁权力，与当时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尖锐冲突。特别是1912年5月份，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袁世凯自食其言，将原准备委以直隶都督的王芝祥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并将未经内阁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忍无可忍，于6月15日出走天津。

这个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舆论机关围绕责任内阁制下总统与内阁权限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反复强调责任内阁制下总统不负责任的原则。他说：“依内阁责任之作用，总统不宜干涉内阁之政策。内阁以为可者，总统可之；内阁认为否者，总理否之。非扬总理而抑总统也，总统政治上之地位则然也，履行内阁责任之结果则然也。”章士钊认为，内阁对总统命令的副署权，就是内阁责任的体现。责任内阁制度下，内阁这一权力决不容许破坏。他说：“凡则内阁不与总统之命令同意，理宜拒绝副署。拒绝副署者，正所以保障其责任也。”而袁世凯发布命令不经唐内阁副署，破坏了内阁的责任，显然是非法的。

（3）一院国会。章士钊一直主张国会由一院组成，即一院国会制。章士钊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国家，象英国、美国，采取二院国会制，纯粹是具体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并不是宪政政治的一条普遍的原则，其它仿行宪政的国家完全不必遵守不渝；而且，行两院国会制的国家，也正准备朝一院制方向改革。“夫两院制者，在宪政祖国已成弩末之势，一院之声，如日方中”。可是，中国人却僻处东方，无所闻知，仍然倡议二院国会制，真是“宝其敝屣者”。章士钊认为，二院国会制至少有如下弊病：议事迟缓，国费增加，有少数压倒多数之弊，及立法缺统一等。对时论认为一院国会可能会导致专制、轻躁等弊病的观点，章士钊进行了辩驳。他认为，“国会专横”说，其实是“以团体之专制，与个人之专制，视同一物”。国会代表民意，若说国会专制，等于说人民专制，而“国会轻躁”说，则无异于说上院议员的德智优于下院。两说都不通。

（4）立法集权，行政分权。前面说过，章士钊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主张中央集权。但他主张的中央集权，乃指立法权集中于中央，非指行政权集中于中央。他说：“中央集权者，乃国内一切法案，悉由中央议会讨论，不与地方议会分其权限。一经议定，其政府即足以使其法案通行于各地方而无所阻。各地方议会虽亦得议事，而视中央议会要为臣属，中央所执之原则，不得背叛是也。”这观点与国内认为行政权集中于中央才算中央集权的传统观点大不一样，很多人不能理解，纷纷写信给《民立报》，表明自己对中央集权的看法，其实仍是主张行政权集中于中央。章士钊发表了几篇社论，纠正他们对中央集权的误解。进而指出，行政权集中于中央，弊端甚多，具体有：集权过甚，人民政治之能力无机发达；集权过甚，中央机关将不胜繁重而弊；国费重而他种不便而生。

章士钊认为，只要立法权保持集中，行政权分散于地方，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也不影响国家政令的贯彻，结果不会损害中央的权威。因此，主张中央集权同时主张地方分权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指立法上的，后者是指行政上的。

直言无忌，身被谤怨离职别走

章士钊受于右任邀请入《民立报》社时，就“与右任要约，务持独立二字”，主张《民立报》不受同盟会一党一派主义的限制，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中道之论进，使有所折衷，不丧天下之望”，这与于右任“言论独立”的宗旨不谋而合。在于右任、黄兴等人的支持下，章士钊“持说侃侃，避就未遑”。在报上直言无忌，“有所不可辄不妄为假借，有时持论，势不得与党人所见，取义互有出入”。由于他发议论多以个人意见阐扬发挥，有时置同盟会的宗旨于不顾，甚至与同盟会的主张背道而驰，引起同盟会员的不满，对章士钊的谤怨之声随之而起。

据于右任说，章士钊在《民立报》受攻击始于《国民公报》案。其实，早在2月份，也就是章士钊刚入《民立报》社时，《民立报》就在一些问题上，与同盟会的意见不一致。首先在建都问题上，1912年2月13日《民立报》发表社论，主张建都北京。次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辞职时，却申明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并要求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再在借款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鉴于严重的财政困难，曾拟以中日合办国内大企业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民立报》也持异议。这笔借款后来在各方面的反对之下终于没有成功。在这两件事情上，作为同盟会喉舌的《民立报》却公然与首脑机关唱反调，同盟会中一些人大为恼怒，对主笔章士钊很有意见，“谓党报也，奈何使非党人持之？”其实，写这些文章的人都有署名，章士钊根本就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们认为，作为主笔的章士钊不能不负责任，因而怪罪章士钊。

《国民公报》案发生在7月份。革命党人主持的《国民新闻》社与立宪党人主持的《国民公报》社发生冲突，同盟会员捣毁了《国民公报》报馆。与同盟会对立的党派大造舆论，说同盟会作为政党打人。《民立报》社讨论后认为，此事完全由肇事的同盟会员个人负责，并决定由章士钊写文章表明态度。章士钊根据报社会议精神，于7月10日在《民立报》发表《论北京报馆冲突事》社论，声明：“此个人责任问题，有若干人与其事，即由若干人负其责，苟或违法，与其事者，不得借机关之名以自解”。同盟会中的激烈分子认为报社不支持他们，对此很不高兴。

8月份，发生了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方维被杀事件。杀害张、方的命令是由袁世凯签发，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的，因此，袁世凯负有直接责任。但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说什么责任内阁制下，国家元首不负责任，总统命令既由内阁阁员副署，责任即在阁员，因此，此桩命案应由副署的段祺瑞而不是袁世凯负责。此论一出，“攻诘之声顿盈于耳”，同盟会的报纸大为愤怒，对章士钊出以激烈言辞攻击。“有谓为受贿者，有谓为受薪过优者，有谓为想作官者，有谓为袁党者。”一开始单指向章士钊个人，后来则指向《民立报》社全体社员。

章士钊的那个“毁党造党”说，也使同盟会员不满。此说声称要将现在的党派包括同盟会统统解散，再重新营造新的政党，这无异于否定了同盟会存在的根据。因此，此说一出，震世骇俗，“人多非之”，“颇以为迂阔而不近事情”。吴敬恒专门写了长信寄给《民立报》批驳章士钊，称他此论为“尽情怪诞”之说。

总之，由于章士钊在《民立报》时，持论多与同盟会政见不合，“不特不尊重同盟会之政纲与党义，且时事讥弹立异说”，因此激起同盟会员的反对，“党人裂眦而议其后”。有人甚至说章士钊借同盟会机关报倾轧同盟会，“而质问于右任为何出此自杀愚计，并何厚于章某而薄于本党”。在同盟会的反对声中，章士钊只好辞职。黄兴、于右任都予以挽留，但章士钊表示：“攻我个人旧事，我全不在意，惟我非同盟会党员，以后问题日多，倘持论与同盟会少数人不合，伊便谓我借同盟机关攻同盟壁垒，为同盟奸细，我于道德上无以自解”。终于辞职而去。不久，他跟王无生创办《独立周报》，仍然标榜“独立”的宗旨，继续发挥在《民立报》时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