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国闻见录》二卷，（清）陈伦炯撰。陈伦炯（?—1751年）字资斋，福建同安人。《清史稿》卷284，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284，均有传。伦炯父昂，字英士，弱冠经商于海上，对外洋形势相当熟悉，《海国闻见录•自序》云：“先父少孤贫，废书学贾，往来外洋……所至，必察其面势，辨其风潮。”康熙廿二年（1683）施琅征台湾，昂从征，以功授游击。又奉琅命，“出人东西洋，招访郑氏有无遁匿遗人凡五载。”再迁至碣石总兵，擢广东副都统。四十九年，伦炯随父去日本，后由荫生授三等侍卫，康熙帝曾询及海外形势。次年，发往福建以参将用。雍正间，闽浙总督高其倬荐为台湾总兵。调高雷廉镇总兵，因事降协副将。后擢江南苏淞水师总兵，任内曾向江南总督赵宏恩建议，设高竿悬挂明瓦号灯于吴淞海口炮台，作为南北及出人商船辨别方位的标志。乾隆间，调狼山镇总兵，擢浙江提督。终卒于任。据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荐伦炯疏言，乾隆十二年（1747）在厦门接见伦炯，其年已逾六旬，估计卒年约六十余岁。从陈氏父子的经历看，他们都可说是熟谙沿海和外洋形势的航海家。
《海国闻见录》书成于雍正八年（1730），自序曾述及撰著经过：“伦炯自为童子时，先公于岛沙澳阻，盗贼出没之地辄谆谆然告之。少长，以先公宦浙，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谘明季（倭寇）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夏，亲游其地。及移镇高雷廉，壤接交趾，日见西洋诸部估客，询其国俗，考其国籍，合诸先帝所图示，指画毫发不爽。乃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高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可见，伦炯著书曾经其父指点，又访问出洋贾客，对勘有关图籍资料。是书得成实积两代人之功。
《海国闻见录》是清朝统一中国以后，第一部全面记载沿海、南洋以至非洲、欧洲舆地形势的著述。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八篇：“天下沿海形势”、“东洋记”、“东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记”、“南澳气记”。首篇“天下沿海形势”，自东北至南海历述我海疆形势险要，重点论述浙、闽、粤三省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山川厄塞，沙礁岛屿，风潮气候等情况。叙及外洋，伦炯一反明人以文莱为界划分东西洋的原则，而以“东洋记”专记朝鲜、日本事；以“东南洋记”载吕宋、文莱、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马神（今印尼加里曼丹岛马辰港）等南洋群岛诸国；“南洋记”则历述占城（今越国中南部）、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缅旬、彭事（今马来西亚彭亨州）、麻喇甲（今马六甲）等中印半岛国家；“小西洋记”主记南亚、西南亚：“大西洋记”包括当时非洲、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书中最后两篇，“昆仑记”论及七洲洋（今海南岛东部一带洋面）之南、大小昆仑山周围海域的险恶形势；“南澳气记”记有今南海诸岛一带海潮涨落回流等资料。各篇所及海外各国，均载地域山川、航路方位、种族物产，刑政习俗以至政治经济制度。
是书下卷图六幅，“四海全图”、“沿海形势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其中“四海全图”据传闻而绘，方位错乱，无多价值，此因陈氏生当康、雍、乾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相当模糊，当时，虽已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绘制中国及世界全图，但清廷藏之内府，秘而不宣，伦炯无由参考。另外五幅，因测绘制图技术低下，讹误失实处亦难免，但陈氏父子镇守海疆，亲历其间，多年经验积累，当不无参考价值。
此书初刻于乾隆九年（1744），《四库全书》收入“史部，地理类四”。道光三年（1823）有重刻本，另有《艺海珠尘》本，《昭代丛书》本，《明辨斋丛书》本，《舟车所至》本。
《海录》一卷，（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谢清高（1765—1821年），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金盘堡人。“少敏异，从贾人走海南，遇风覆其舟，拯于番舶，遂随贩焉。每岁遍历海中诸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厄塞、风俗物产。十四年后反（返）粤，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后盲于目，不能复治生产，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谢氏因目盲，长恨不得一人征其所知，传之于后，此时恰有同乡杨炳南游澳门，与之相见，倾谈南洋诸事，炳南为之笔录见闻，成《海录》一书。杨炳南，字秋衡，生卒年未详，与其弟时南同中道光乙亥（1839）科举人，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人物”有传。
三十年代，冯承钧先生注释《海录》提及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二《海国纪闻序》云，吴兰修（石华）亦曾悯于谢清高双目失明，“因其所言为《海录》一卷”。究竟笔受者为谁?冯氏曾撰《〈海录〉笔受者究属何人》一文因当时未见《嘉应州志》等材料，对此未下定论。今考光绪《嘉应州志》，笔录清高所述以撰《海录》事，仅见于杨传而不见吴传，故今通行本《海录》大致可断为杨氏笔录。今人朱杰勤先生于此亦有考证。
《海录》书前有杨炳南序一篇。全书内容分三部分：首记东南亚、南亚大陆沿岸，诸如越南，暹罗、咭兰丹（今马来半岛东岸哥打巴鲁）、麻六岬（今马六甲）、新埠（今马来半岛西北岸之槟榔屿）；二记南洋诸岛，起自柔佛（即今马来半岛南佐和耳），次第记述亚齐（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之亚齐）噶喇叭（今印尼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巴郎（今印尼之三宝珑）等；最后记世界其它各地，包括欧、非、美、澳及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全书共记八十余国的地理航程、种族物产、风俗习惯、居民生产生活及政治经济制度等状况。
此书当成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杨炳南游澳门以后。今通行本有《海外番夷录》本，《海山仙馆丛书》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舟车所至》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此外，据《嘉应州志》可知，尚有吕调阳、谢云龙两种重刻本，今均未见。193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海录》时，冯承钧先生作有注释，于此书多所发见。
（二）
《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内容诚如上述，二书有何特色和价值?在海上交通史籍中占何种地位?试从比较入手分述于后。
通观二书，虽然同论海上舆地交通，但由于陈氏父子皆为水师官员，任职海疆多年，这就决定了《海国闻见录》详于军事形势，注重海防险要的特点。
此书首篇以“天下沿海形势”为题，重点放在当时形势渐趋复杂的东南沿海。凡与海防有关者，无不详加论述。比如，论浙江沿海：“惟乍浦一处，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剑山，外则汪洋，言海防者当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马迹为界，山北属江，山南属浙，而陈钱在东北，俗呼尽山，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海盐（即小鱼），贼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师更当加意于此。”“浙江沿海与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运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
论及福建沿海，伦炯以为：“大岛闽安虽为闽省水口咽喉，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水师）所当留意者，东北有东永，东南有岛丘。”
论及粤东潮汕沿海又言：“南澳悬海岛，捍卫漳之诏安，潮之黄岗、澄海，闽粤海洋适中之要隘，外有小岛三：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
陈氏还在此篇中详细阐述了台湾、澎湖在东南海防中的重要地位。
下卷所载图六幅，除“四海全图”外，均为沿海形势。这也说明其用心主要在于巩固东南海防。
《海国闻见录》对海班形势予以相当重视并非偶然。书中针对的防御对象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南沿海反清力量之残余，清兵入关后，经过几十年的镇压，这一带反清势力渐已消声匿迹，不再构成对清统治的威胁，但清廷仍存戒心；另一方面，伦炯所更虑者为东来之西方殖民主义者。早年，其父陈昂即对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活动表示相当的警惕，他在广东副都统任上，曾拟疏言：“西洋治历法者宜定员，毋多留，留者勿使布教。”建议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加以控制。疏中分析当时海外形势及我应加强防范措施：“海上诸国，东海日本为大，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罗吧、吕宋最强。噶罗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蔑、和兰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和兰西最凶狠，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于未人港之先，取其火炮，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此疏拟就，适昂卒，由伦炯代上，惜未为清廷所纳。但陈氏父子对西方殖民者的戒备之心，充分反映到《海国闻见录》之中。除上述一再强调的沿海诸险要处外，谈到广东香山时，伦炯又说：“香山虽外护顺德新会，实为省会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贼，港汊四通，奸匪殊甚。其域澳门，外防番舶，与虎门为犄角，有心者岂可泛视哉。”这显然是提醒人们注意广州、澳门一带形势，谨防西方殖民者利用澳门进行侵略骚扰。
陈氏父子生当康、雍、乾三朝，清统治正处于极盛，海疆尚属平静。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侵略扩张逐渐进入高潮，可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清朝官僚士大夫群中仍然充斥着愚昧闭塞，妄自尊大的情绪，包括号称学识渊博的一批著名学者在内，对正在激烈变化中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当此时，陈氏父子对外洋形势的了解、分析，虽亦有限且不尽精确，但能察觉出殖民主义者来者不善，并致力于巩固海防的事业，诚如《清史稿》所言：“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伦炯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了。
与陈氏父子不同，《海录》口述者谢清高系多年从事海外贸易一商贾，故《海录》内容侧重海外各地见闻。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华侨在东南亚的活动资料。
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人去南洋者日众，明代后期，南洋华侨数已逾十万。他们带去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从事各项艰苦的生产劳动，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有关这方面资料，明人著述如《东西洋考》等多有记载，至前清舆地史籍，《海国闻见录》等虽有反映，而《海录》保存最多。
例如：“暹罗”条：“商贾多中国人……。（居民）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而供其饮食。”
“咭兰丹”条：“中国（人）至此者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居）山顶（者）则淘取金沙；（居）埔头（者）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
“新埠”条：“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闽粤（人）到此种胡椒者万人。”
《海录》还保留了很多华侨遭受西方殖民者奴役剥削的资料。
“旧港”（即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之巨港）条：“山麓有文都、上卢、下卢、新港等处，山南复有二小岛……闽粤人到此采锡者甚众，文都有英咭利（即英吉利）镇守而榷锡税，凡采锡者俱向借资斧，得锡则偿之，每百觔，止给洋银八枚，无敢私卖。”
“噶喇叭”条：“凡荷兰分守南洋及小西洋各国者，俱听噶嗽叭差官调遣。……中国人在此贸易者不下数万人，有传世至十余世者。……中华有殴荷兰番者，法斩手。”
更可贵者，《海录》还记载了华侨在海外领导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反对暴政的斗争。
乾隆间，加里曼丹岛西岸的坤甸，曾建立华侨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大总制”政权，《海录》“坤甸”条记：“乾隆中，有粤入罗方（系“芳”之误）伯贸易于此，其人豪侠，善技击，颇得众心。是时，尝有土番窃发，商贾不安其生，方伯屡率众平之。”又记其为民众祭韩愈文以驱鳄鱼之患，故“华夷敬畏，尊为客长。”《海录》还附及芳伯下属吴元盛领导戴燕人民进行反暴政斗争，亦被民众奉为国主，藩属于兰芳大总制政权事。
据考，罗芳伯乃广东嘉应州石扇堡人，与谢清高、杨炳南同里，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有传，乾隆三十七年（1770）出国，抵坤甸，本以采金兼教读为业。时当地土人各部冲突动乱，苏丹不能平，芳伯协助平息，后以声望日高，苏丹降身听治，芳伯乃建“大总制”政府，称号“大唐总长”，建元“兰芳”，以东万律为首府。时为乾隆四十二年（1775）。该政权统辖范围东起加巴士河（今加里曼丹岛卡普斯河）上游之新董（即今新当），西抵婆罗洲西海岸，北达邦戛，南抵苏加丹那，大体包括以后荷属西婆罗洲全部，声势显赫于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东南亚地区，如众所知，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在这以前，即以巴达维亚为侵略据点，觊觎整个南洋，乾隆五十二年（1785）即芳伯建国后十一年，荷人又攫取东婆罗洲马辰（今加里受丹岛东南）一带滨海地，并向西扩张。当此时，兰芳大总制政权代表当地人民与华侨的利益，遏制了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势头，对西婆罗洲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海录》保存这方面的原始资料，自为华侨史、东南亚史研究者所珍贵。同时，兰芳政权体制亦带民主性质，并非当时中国所行封建专制制度，她在没有南方民主政体的先例可供借鉴的条件下诞生，显然也应为法制史研究所重视。
《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在论述的侧重点上虽有不同，但在史料价值上有共同之处，在明清海上交通史籍中都占有一定地位。
首先，二书都详于航海专业资料的记载，特别是对南海交通和南海诸岛的地理认识较之明人有显著的深入。
古代航海家往返于汪洋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对于各地航程的远近方位，海上的风云气候、海流潮汐的涨落，沙滩礁石的隐现，停泊处所的深浅都要熟悉。伦炯父子与谢清高均精于此道。《海国闻见录》既着眼于巩固海防，对有关的航海资料必然注意，谢清高口述《海录》前，飘泊海上已十四年，航海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所以二书保存航海专业资料相当多，本文不拟赘述。兹仅就有清以来我国人民在南海交通和南海诸岛地理认识上的进一步发展稍作评介。
南海诸岛是我国神圣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从古代起，就开发了这些宝石般的海岛，在其周围航行贸易，生产生活。南海海域又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冲，实为我海防之前哨。
郑和下西洋在南海诸岛留下不少遗迹，重申了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有关这一带的位置，明人著述已有“石星石塘”（即今东沙群岛，亦即“南澳气”）“万生石塘屿”（应作“万里石塘”，即今西沙群岛）“石塘”（此即万里石塘之石塘，亦当指西沙群岛之一部）等南海诸岛各群体的名称，并标出其地理位置。至《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则在此基础上更准确地论述了它们的位置以及通行整个南海海域的航路。
《海录》“噶喇叭”条提及：“噶喇叭在南海中，为荷兰所辖地。海舶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约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及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沟之内外，以沙分水也。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
这里总结出由广州经南海诸岛往南洋两条航线。前者走所谓“内沟”，自珠江口出万山群岛，经今西沙群岛西海面，沿中印半岛东海岸到地盆山（今马来半岛彭亨港外小岛）；后者则走外沟，由珠江口出万山群岛往西沙群岛东南端的草鞋石，再折向西至地盆山。同时，还论及西沙群岛一带的形势。
《海录》此条进一步谈到：“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故内沟，外沟亦必沿西南，从无向正南行者。由地盆山又南行，约一日到纲甲，经噶喇叭峡出峡口及南行过三洲洋，约三日到头次山，即噶喇叭边境也。”这就是南沙群岛的位置形势以及沿内沟外沟两航线向南延伸，直至今印尼爪哇岛的航线了。
《海国闻见录》对南海诸岛及航线亦有描述：“（南澳）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奥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蝼蛄石至七洲洋，名曰千里石塘，长沙一门，西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长沙门南北约阔五更，广之番舶洋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等国皆从长沙门而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岬板从昆仑，七洋洲东，万里长沙过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粤（越）洋而至七洲洋。”这里不仅谈到南海诸岛的一些群体位置，而且叙及沿海各省远航南洋所取的不同航线以及外洋商客来到中国、日本所经过的南海航线。
所有这些都是航海家的经验之谈，是谢氏和陈氏父子对清前期劳动人民和水师将士长期积累的航海技术的总结。显然，也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完全主权的有力见证，所以，二书这一方面的价值实已超出一般航海资料之意义。
论及于此，我们不禁要重提晚清时期中国政府以《海国闻见录》为据，索回被外国侵略者所占领土一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本商人西泽占我东沙岛，清政府与之交涉，日本人要挟必以志书为据方肯归还，他们以为中国志书只详陆上，疏于海岛，谁知竟有著名学者陈庆年援引《海国闻见录》，据书中“沿海形势图”所标，详证此岛至迟于雍正年间已入我国海域，陈以此致书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清政府遂据之与日人力争，终使折服，将岛归还于我。此事一时传为海内美谈。一则，各界舆论敬佩陈庆年确有真才实学，二则，亦说明故书图籍大有裨益于国际交涉与解决领土争端。我们在评价《海国闻见录》与《海录》这类海上典地交通史籍时，这一方面的价值实在是不能低估的。
其次，这两部专讲海外典地形势的著作，都保存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区历史地理，民情风俗，刑政物产等方面的资料。
清前期，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对原料，市场和资金的需求，加紧对东方扩张，印度洋地区和东南亚一带成为殖民掠夺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各国人民以及长期以来生产生活在这一带的华侨为反抗殖民主义奴役，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海国闻见录》和《海录》的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访查所得，忠实地记载了大量原始资料，为后人研究东南亚史、华侨史创造了条件。
《海录》“旧柔佛”条云：“嘉庆年间，英咭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麻六岬）属荷兰管辖。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舶，采买货物，本为繁盛之区。自英咭利开新州府（按：即旧柔佛，今新嘉坡岛），而此处浸衰息矣。”这些材料反映了东南亚一些地区，在殖民者侵人以后兴衰变化的情况。
西方殖民强盗，入侵东南灭地区以后，进行了极端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海国闻见录》“吕宋”条：“昔为大西洋干丝腊是班呀（即西班牙）所据，地宜粟米，长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种营运者甚盛。”但华人必须“年输丁粟银五、六金方许居住经商。”此条又记：“大西洋干丝腊是班呀番舶运银到此，交易丝细布帛百货、尽消岛番土产。”
《海录》述及哇希岛（疑为今澳洲某岛）“其地多猪，西洋船经此，取铁钉四枚即可换猪一头”，这种实物交易的掠夺性，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更可贵者，二书还反映了东南亚人民为反对殖民奴役而展开的英勇斗争。
《海国闻见录》“马辰”条：“红毛人（即荷兰殖民者）曾据其港口欲占其地，番（即当地土著居民）畏火炮，莫敢敌，入山以避，用毒草浸洗上流，使其受毒而自去。”机智的马辰人用毒草施于河水上游，巧妙地赶走了殖民强盗。
郑和远航在南洋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郑和给亚非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被奉为智慧的化身。《海国闻见录》与《海录》中的一些材料直接间接地反映了郑和在南洋人民中的崇高威望。
《海国闻见录•南洋记》载暹罗人“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遂）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唐（即中国）人尚以浴澳浇水为治病。”浴溪未必能治百病，但长期流传的习俗，说明郑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近于神化。
再次，论及《海国闻见录》和《海录》的价值和地位，还要注意它们在明清海上交通史籍编纂发展中承先启后的作用。
二书的撰述者，充分吸取了明人在海外舆地交通方面的知识。陈伦炯于自序中所言“考诸国籍”可为之证，谢清高虽系商贾，文化不高，但他漂泊海上多年，对前人有关舆地知识不会毫无了解，至于笔受者杨炳南，更为关心海事之文人，《海录》文中多次提及《海国闻见录》，其对明人著述必有涉猎。综观二书又可见随着中国与海外联系的扩大，清人在舆地交通的研究上也有进展。郑和下西洋三随员的笔记中，《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所记不过二十国，《星槎胜览》加上抄撮元时汪大渊《岛夷志略》的材料所涉不过四十余外。明末张燮撰《东西洋考》，号称搜罗宏富，所及国家、地区也只四十有余，论述范围除日本，东南亚以外，西方仅及红毛番（即荷兰），而《海国闻见录》和《海录》记载的国家、地区无论在数最上还是范围上，都大大超过明人著述。另一方面《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对鸦片战争爆发后，海外舆地史籍的撰述也起到启迪借鉴的作用。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继畬撰成《瀛环志略》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海国图志》原刻六十卷在扬州付梓，这两部开清后期海外舆地研究先河的著作，即受到《海国闻见录》和《海录》的影响。《嘉应州志•杨炳南传》载：“尝因谢清高口述，炳南笔而录之，著《海录》若干卷。徐继畬《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咸采取之。”徐氏自己也在《瀛环志略•凡例》中提到：“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记载，然地名国名展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转不如近时闽粤人游南洋者所记录为可据。此书于南洋诸岛国，皆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其沿革于后。”此处所谓“近时闽粤人游南洋所记录”或“近人之杂书”当然包括《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在内。所以，二书多为清代后期著述所取法，其功不可没。
当然，和中国古代大量舆地史籍一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二书讹误失实之处未能避免；对海外各地区情况的介绍亦有一些蔑视和丑化的地方；叙述之中又多掺杂荒诞无稽的传说和神话，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这些糟粕性的东西是应当坚决剔除的。
（三）
中国古代海外舆地交通的研究到明清时代进入繁盛的阶段。五百年间，这方面的撰著也经历了兴盛一一沉寂一一再兴盛的曲折过程。大体上自明初至万历年间为第一阶段，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推动，海外贸易事业显著发展，以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发端，继之以《郑和航海图》、《皇明四裔考》、《咸宾录》、《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书，反映明人海外知识较之宋元时期大大提高一步，其著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新的水平。但明末至清前期这一阶段，海外舆地交通的研究反而相对沉寂，出现这一现象乃因国内外形势的激剧变动，阻碍了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万历以后，腐朽的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刚刚推翻明朝统治，即遭到入关清兵的残酷镇压。继而清廷多次迁海，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内迁，其间，堕城廓、烧庐舍、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东南人民蒙受深重灾难。直至康熙统一台湾，清廷对东南沿海仍怀有警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正向东南亚一带扩张，清政府对东南沿海怀有的忐忑之心，加上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对进口的外国商品无多需求等原因，促成清廷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严厉的闭关政策，这就使海外舆地交通的研究除去上述《海国闻见录》与《海录》以外，竟说不上再有什么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到鸦片战争爆发，一部分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吸取了经捡教训，知道西方殖民者东来乃今世之巨变，再也不能闭关自守，只有讲求富强之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开始留心观察世界，首先是了解和研究世界舆地形势。所以，这方面的著述再度兴盛，以《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为始，一大批海外舆地交通书籍不断涌现，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收，即逾百种，实已蔚为大观。
在简要地回顾明清海上交通史籍撰述发展过程后，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中国人对海外舆地交通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清前期，以《海国闻见录》和《海录》为代表，这方面的研究仍有进展。二书在明代基础上，记录了清前期人们关于海外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见闻比较广博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同时又给后世学者以启发。这些，无疑都应该充分肯定，对这一类海交史籍进行整理对于推动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对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历史壮举的很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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