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社会名流，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提倡调和，鼓吹中庸，却在1925年8月以极端手段处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以致闹得不可收拾，以解散该校而告终；曾自诩不党，追求独立，一生却追随岑春煊，依附张学良、段祺瑞、杜月笙等，以致给自己赢来“大清客”和“帮闲文人”的称号。尤其是依附段祺瑞，遭到众多非议，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依附段祺瑞？他跟段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不良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互为“政雠”

关于自己与段祺瑞的关系，1925年章士钊曾对吴稚晖说：“钊与合肥段公，夙无连谊。旧事重提，且为政雠。”此话不假。在1924年与段祺瑞“一见倾心”以前，章士钊与段祺瑞不但没有亲密关系，反而还有一段宿怨。那是1912年8月，武昌起义的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杀害，段祺瑞是一个重要帮凶，以陆军总长名义副署了袁世凯杀人的命令。事发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袁世凯。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拿出他那个责任内阁制的理论，说什么在责任内阁制下，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责任，总统袁世凯的命令既然由内阁阁员段祺瑞副署，责任即在段祺瑞，因此此桩命案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而不是袁世凯。

此后，章士钊与段祺瑞在一些政见上有分歧，章士钊对段祺瑞时有批评，最多的算1917年。这一年，围绕着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府院之争”等政潮。在这个问题上，章士钊一开始就跟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张相抵牾。段祺瑞主张对德绝交宣战，而章士钊反对中国与德国绝交和对德宣战。章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是在列强的均势之下求生存，中国对德绝交宣战无异于自己主动打破这种均势，是不明智的。所以，当1917年2月9日段祺瑞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时，章士钊知道这是绝交、宣战的前奏，就批评政府这样做“未免失之轻率”。但是，反对归反对，很信奉调和哲学的章士钊认为，任何主张一旦有碍国家的前途时，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融、妥协的，不能再死守不放。所以，当他看到段祺瑞政府联合协约国、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已定时，感到此时如果国会再不同意宣战，段政府就会强行解散国会，“摇撼宪法之基础”，便转而主张国会应当赞助段政府的宣战决定。他表示，从内心来说，他本人对政府的决定是反对的，但是为国家的前途计，他“不肯固执己见”，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支持政府。他还忠告那些不赞同政府宣战决定的人，也应该像他那样，“纵明知其不可，亦当披发缨冠而赴其难，决无余地可容小丈夫悻悻之为。其有尚能为亡羊补牢之计者，未始不可逆于政府意旨，有所主张。然只立于补救地位，而非立于对抗地位。”针对政学会和益友社只主张绝交不主张宣战的观点，章士钊用法律解释说，断绝国交其实可以看作是宣战。国会既然通过了与德绝交，就应当给予政府随时决定参战的权力，而不应该再就宣战的问题进行表决。章士钊如此醉心向段政府妥协，主要是出于对政府与国会的冲突的担心。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当时，督军团已在兴风作浪，站在段祺瑞的背后，对国会虎视耽耽，扬言要解散国会。由于商榷会占多数的国会坚持不通过政府所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段政府依据《临时约法》又无法解散国会，很可能铤而走险，依靠督军团的力量解散国会。这是章士钊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宁愿要求国会牺牲自己的主张，也不愿意看到恢复不到一年的国会又被强力解散，再一次酿出政治危机。这里只能说明章士钊调和为国、维持时局的良苦用心，不能说他刻意向军阀和段祺瑞妥协投降。

虽然章士钊不惜牺牲自己的主见赞助段祺瑞政府，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一个在野的公民负有监督政府的责任，所以他多次对政府的失误提出批评，希望能够有所补救。特别是对段祺瑞政府只热衷于偏听“二三策士逢迎颟顸之言”，一点都不注意调和、疏通各方面的意见、利益、希望、情感的做法，他大为不满。1917年3月，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的议案，这时对德宣战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各方围绕着是否宣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更需要政府能够调和各方感情、统一对外意见。但是，章士钊认为，段祺瑞的内阁存在明显的缺陷：内阁中除了段祺瑞外，“殊乏足以代表各种特别势力之首领人物以当国家大事，其所决策，不足以坚社会之信用”。各国务员皆管有专部，部务繁重，很难再有精力考虑国务。因此，段内阁根本不能胜任此任。由此，他建议仿照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特别军事委员会，将内阁分为普通内阁与特别内阁的做法，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该特别国务会议的组成人员应该是国内各重要政治力量的首领人物，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除段祺瑞外，代表北洋势力的王士珍，代表进步党——研究系的梁启超，代表国民党势力的唐绍仪，代表西南实力派的岑春煊，都应进入特别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军国重政。章士钊这个罗致各重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参与决策军国大事，借以调和各方的意见、利益、希望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一个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的方案。当时在对德外交问题上，由于段祺瑞一意孤行，刻意依靠一党一派把持、专断，致使国内矛盾丛起，怨声载道。“反对派之意见，逐渐明著。无京、无外、无军民长官、无政党首领、无商、无工类，有浮翳障之，不能与政府表示同情。”将本来已经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使本来已经非常激烈的党争、政争更加严重。章士钊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个严峻时局而提的建设性解决方案。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向刚愎自用的段祺瑞哪里听得进一介书生的高论。他仅在国务院组织一个国际政务评议会，由总理聘请各派人士为评议员，而各派第一流领袖仍不在内。这仅仅是一个总理的外交政策咨询机构，当然不足以调和各方的意见、利益、希望、情感。后来局势发展正像章士钊所担心的那样，当事情已经弄得无法收拾，段祺瑞在茫无办法的情况之下，只得借重北洋督军冒称民意，干涉国会，把本来可以妥善解决的参战问题，弄成了一场国会解散、张勋复辟的政治危机。对德外交问题最后弄成这样一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段祺瑞昧于调和之道而造成的。章士钊对段政府提出的疏于调和的批评，以及针对段祺瑞的失误而提出的调和方案是有道理的。

1917年3月4日，当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在对德绝交问题上发生矛盾负气辞职、出走天津时，章士钊在他主办的《甲寅日刊》上又发表《论段总理辞职事》、《段总理应取之态度》等文章，批评段祺瑞不遵循责任内阁制的原则，不跟国会和总统进行合法的政治交涉，而是独逞个人意气、擅离职守的行为，说他这样做“处国家于险途，坏宪政之先例”。

对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章士钊也不以为然。他以民初以来一直鼓吹的调和论为依据，认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欲以一派势力消除他派势力”，这是“不知国家根本组织之道”。在他看来，凡一社会，必有各种势力，利害不同、情感不同、意见不同、希望不同，国家就是一个调和、容纳这些“不同”的组织，“保存各种不同之点，使之得自安”。倘若以武力消灭这些“不同”而使国家归于所谓的统一，这是假统一，违背事物的调和规律，是要失败的。这是章士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提出的批评。他忠告段祺瑞：“真统一者，乃在国家意志之统一而不在独夫之专擅也。欲求国家意志之统一，则必使组成国家诸分子各得所安，以服从中央。夫使其服从而能得其所安者，则必审其能服从之度而范围之。易言之，即向心力之要求不可过于其实际现存之量，而压迫其离心力致生反抗也。”这实际上是告诉段祺瑞，依靠武力统一是不行的，只有采取调和立国的方针，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总之，在1917、1918年，章士钊对段祺瑞有很多的批评。然而，对于章士钊的这些批评，段祺瑞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虽然注意到了，但只把它当作书生的牢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后来在外交委员会讨论对德国宣战时，作为总理兼外交委员会会长的段祺瑞还能与国会议员章士钊讨论问题，并且还颇谈得来。

1918年5月，广东的护法军政府任命远在北京的章士钊为秘书长，主持军政府的岑春煊多次邀章士钊南下广州，希望章能助其一臂之力。行前，章士钊向段祺瑞辞行，说明岑春煊邀他去广州任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当时广东的护法军政府正与北方的北洋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章士钊要去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做秘书长，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段祺瑞对着干吗？为什么他还胆敢当面向段辞行？因为原来在外交委员会讨论德国问题时，俩人相谈甚洽，章士钊断定段祺瑞对自己并无恶感。另外，章士钊得知段的心腹徐树铮派人在自己所住的十条胡同附近巡逻，担心为徐暗算，索性把此事亲自向段祺瑞本人陈明，因而有向段当面辞行之举。

当时段祺瑞正以武力统一自豪，当章士钊说明来意后，段祺瑞即自负地告诉他，自己正派劲旅攻打广东的潮汕地区，指日可下，潮汕一下，广东全省动摇，在粤的护法运动和军政府固不难平息和解决，希望章不要去广东作炮灰。章士钊知道段祺瑞正迷信武力统一，其人未必能动之以情，却能折之以理，因而恳切地对段祺瑞说：“西林（指岑春煊——引者）与吾相关之谊，公所知也。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相共。今西林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见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承公见爱，劝吾勿充炮灰，意殊可感。……然国家至上，南北统一事大，公今当国，所定国策，应不分南北而励行之。吾知西林比较能听鄙言，吾晤西林，必首以公之忧国至计，恺切语之。万一见听，岂不为公省却征调不少？”段祺瑞同意章士钊去南方，并希望他快去快回，不要滞留广东。章士钊对段祺瑞这样明快地答应自己南下颇感意外。

章士钊到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任职后，仍然坚持以前的调和立国论，极力主张南北议和，往来穿梭于南北政府各要人之间进行媾和斡旋。他自己说：“愚三年来服务军府，宣力和议”。因此，他被时人目为“西南方面主持和平之重要人物”。1919年春，章士钊又担任南方和议分代表，赴沪出席南北和谈会议，为实现南北和平而奔走，力图在政治上实践他的调和立国论。这时的章士钊与段祺瑞，同时服务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表面上是一对“政雠”，实际上章士钊的调和立国主张以及进行南北媾和的努力与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手段虽有不同，但在“统一”的目标上却是相同的。正因如此，章士钊在向段祺瑞辞行的时候就说：“为公省却征调不少”。

总之，在1924年章士钊依附于段祺瑞以前，两人的关系有点微妙，既像“政雠”，又不像“政雠”。说不像“政雠”，是因为，俩人虽有一段宿怨，政见也有分歧，然而在一起议事时却还能“意颇相得”。对段祺瑞，章士钊批评时不忘支持，支持时不忘批评，还能当面去段府辞行，是政雠绝难做到如此；说像“政雠”，是因为，两人的政见时相抵牾，段祺瑞还时常遭到章士钊口诛笔伐，而且各自服务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不是政雠又是什么？好在双方谁都没有把对方当“政雠”，谁也没有认为彼此不共戴天，势不两立。所以一有机会，两人可以迅速消除隔阂和前嫌，握手言欢。

二、依附段祺瑞

章士钊依附段祺瑞是从1924年开始的。这一年夏，东南江浙形势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北方早已落马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阴怀东山再起之志，正等待时机，暗中结纳天下各路“英雄”。能文善思、早已有声南北的章士钊遂入段之彀中，1924年7月他被段聘为政治法律最高顾问。段对章甚为倚重，视为股肱。是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幽禁贿选总统曹锟，推段祺瑞出山。为了安排组阁事宜和构建班底，段祺瑞在天津本宅设立了办事处，任命章士钊为秘书长。这时的段宅冠盖如云，来此活动的政客整日人山人海，为避免缠扰，段祺瑞深居楼上，楼下则由其子段宏业（骏良）和章士钊负责接待。无论何方人物，须得两人同意，方能上楼晋见段祺瑞。为了能够随时与段祺瑞商讨有关问题，应付各方面的关系，章士钊干脆搬到段宅的楼下，晚上与段宏业共宿一榻。这时的章士钊真正成了段祺瑞的军师，积极为段出谋划策，为段的出山、登台效尽犬马之劳。他提出段祺瑞出山后施政的基本框架：不用大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而用“临时执政”的名义；查办参与贿选的国会议员，并停止旧国会议员的活动；以革命相号召，废弃法统，另行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然后成立正式政府。他的这些建议大多得到段祺瑞的采纳。

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翌日，临时执政府宣布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这对精通法律的章士钊来说，虽算专业对口，却并非所愿。原来章士钊期望的是执政府的秘书长，段在天津本宅设立的办事处，章士钊担任的也是秘书长，因此段祺瑞曾内定章士钊出任该职。岂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力荐梁鸿志担任秘书长，段祺瑞拗不过张作霖，只好让梁鸿志当秘书长，改委章士钊任司法总长。

章出任司法总长伊始，便命令检举贿选曹锟案，京师地方检察厅遵照所开议员90余人名单，向各参与贿选议员的住宅及有关银行搜查证据，这些议员均躲逃。由于这一厉害的举措，他被冠以“老虎总长”的称号。但是章士钊此番检举贿选议员的行动，做得虎头蛇尾，后来贿选议员并没有受到惩处。1925年4月，章士钊又兼署教育总长，一身任二要职。章长教伊始，便决心整顿学风。他从三件事抓起：教育部设考试委员会，学生入学毕业诸试，概由部办；教育部设编译馆，督促奖励各大学教授著书、译书；合并北京八大学，等等。这些措施，不能说不切中时弊，但在当时却无法贯彻执行。他的整顿学风的举措最终归于失败。5月7日，他因阻挠北京学生参加国耻纪念，被激愤的学生捣毁住宅。章士钊呈请辞本兼各职，并离京赴沪。经段祺瑞挽劝，6月17日复北上重就司法总长职。

是时，全国正掀起五卅运动，学生参加尤其积极。7月28日，段祺瑞乃调章士钊专署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一职已委他人），企图对教育有所整顿，抑制越演越烈的学潮。这时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阻校长杨荫榆到校任职。章对女师大学生的激烈行为十分恼火，就任教育总长后，决心不采取和平疏导方式而以强力压制办法加以整顿。乃于8月1日约请武装警察护送杨荫榆到校执行职务，并将大学预科甲、乙两班，高等师范国文科三年级班及大学教育预科一年级四个班均予解散。接着又提议解散女师大并将其改组为女子大学。此举遭到学术界人士以及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章士钊不得不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后经段的一再邀请，1926年2月又出任段执政府的秘书长，直到4月段祺瑞下野为止。

章士钊整顿学风的做法虽然遭到社会的抨击，却得到段祺瑞的支持。在段祺瑞执政府内，章士钊深得段祺瑞的信赖和倚重，“君”、“臣”关系颇得鱼水之欢，对此章士钊颇为感动，曾深情地说：“去年（指1924年——引者）一见倾心，同维国难，相处一载，未见槎枒。在彼无君民礼数之拘，在我无尺寻枉直之惧”。

章士钊以一个颇具声望的学人替一个已经丧失实力的军阀做事，时人颇为之惋惜，吴稚晖就说章士钊此举简直跌入了“粪坑深处”。此话客观道出了章士钊加入段祺瑞集团给他自己的名声蒙上一层污臭的事实。确实，在依附段祺瑞以前，书生本色的章士钊还一身清白，并颇负时誉，但自从到段执政府做官后，骂名接踵而至，声名大跌。其实章士钊早就知道“依托军阀必无善果”，更何况北洋军阀在国人的眼中早已腐朽不堪，“万无自存之理”。知道这些，章士钊为何毅然加入这个集团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报答段祺瑞的知遇之恩。这时的章士钊是一个津津乐道中国旧礼教的人，颇为讲究中国传统文人的做人之道。中国传统道德强调朋友患难与共、“士为知己者死”，章士钊对此颇为信奉。1918年他违心南下，帮助岑春煊，就是出于朋友义气。段祺瑞下台后，章士钊曾给他的盟兄章太炎写过一封信，对他此番跌入粪坑中作了解释：“自礼失其教，报施之道不讲，弟拘牵古义，此辄未肯弃置。弟与合肥，素非能相善也。一言投契，遂许驰驱，人无醴酒之怠，我怀国士之报，始终其事，弟意早然”。这就是说，他是一个不肯丢弃礼教的人，讲究报施之道，段祺瑞对他既有知遇之恩，那他就要报答。他还说，在此礼教崩坏之际，人情翻云覆雨，忠诚信义没有了，他看不惯，忧心如焚，要与此抗争。他之所以这样忠于段祺瑞，其实是为了实践礼教，以自己之拙诚对抗世人之巧诈。此语真是章士钊的夫子自道。把章士钊1918年违心南下帮助岑春煊、1924年“一言投契，遂许驰驱”依附段祺瑞与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要求章士钊加入同盟会，而章士钊坚决不肯的情形作一番对比，就发现中年的章士钊与青年章士钊大有不同。章士钊说他自己：“大抵三十五岁以前理恒胜情，三十五岁以后情恒胜理。”此时已届中年的章士钊，已没有年轻时的刚愎之气，感情因素在他的行止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上说章士钊：“人或责其逢迎军阀，邀宠固位，吾则谓其感恩情重而已。盖彼此乃吾国旧式读书人之常态，可毋深责。”可谓把准了章士钊当时的心态。

二、想依托段政权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他在给章太炎的信中曾表白：“弟猥与时会，适长国教，自信粗有计略，足挽时趋，失今不为，邦基将沦无底，固知愚陋不可力强，而事已至此，舍隐忍以俟末日之判，其道无由”。他自信能够“足挽时趋”的“计略”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农国”、恢复礼教。1922年秋，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以后，曾经力倡以农立国论，主张恢复体现“农国”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教。在他看来，礼教与“农国”是二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他认为，从中国历史来看，各朝各代的立国精神都是不同的，如夏代尚“质”，商代尚“忠”，周代尚“文”，但是，礼教与“农国”却是贯穿于历朝历代的基本精神，是不能改变的。特别是当今物质文明大胜、人欲横流的时代，提倡礼教与“农国”尤其是挽救社会危机的对症之药，他说：“今天下困于物力，坠于机阱，亲爱之意全无，杀戮之气横绝，皇皇不可终日之象，尽人皆然。则所谓择务而从事者，犹将恬尔心志，简尔生活，归本于农，少为造物，留其有余，冀幸世界末日之不即至。而况吾固有垂之无穷、挹之不尽之礼教与农化者存乎。”由此，他断言：“吾儒礼教之说，当复起于今日”。他认为，礼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明等级，守名分，遵秩序。只有人人遵守礼教，国家才成为国家，社会才成为社会，否则会天下大乱。教育的作用正同于礼教，无非是教人遵守这等级、名分与秩序。他说：“夫礼教者，非他，设为三纲五常、上下等威之制，使天下共由贤者不得太过，不肖者不得太不及是也，是之谓order。无论古今中外，固无不有order而能成为国家社会者也。今一切鄙之，弃之，旧order既去，新者无自来，颠倒错乱，人无定位，宰天下者欲而已矣。举智勇辩力之全量，悉奴于无底之欲，卒乃求如前纪之与台皂隶，人已各有其分者，且不可得……。惟教育亦然，教育者，教人为order中之一体，秉分上进者也。今无order，如何立教？”他表示，他将“一面教学子作order中人，一面以创造或回复or-der为己任”，为此他大力提倡尊孔、读经。1925年11月，他执掌的教育部颁布了“读经令”，规定小学从四年级起，每周读经一小时，至高小毕业为止。章士钊这些主张，深合段祺瑞口味，段不仅内心深以为然、全盘接受，而且还准备以自己的权力将其付诸实施。1925年2月23日，段祺瑞发电通令各省：“当兹改革伊始，万象丕变，允宜论世间法，行中和道，醒自私之迷梦，立生计之本基，力田而食，以农立国，因发宏愿，淬励全国之精神，一新国是，借睹勇气之何若。”准备把以农立国作为国家施政的基本方针来贯彻。章士钊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一个政治知音和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忙将这一段电文刊布于他主办的《甲寅》周刊。在开首加了一段按语，为落落寡合的自己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主人，大发感慨，沾沾自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农治之说，愚倡之亦既数年，而国人能洞明其义者殊鲜，间有撰述，辄遭驳诘，发案试行，择地维艰，自审气力学识，不足举此大业，阻滞之余，卷舌不谈也久矣。迩从执政段公，平章国事，公余论政，辄及立国大本。执政于明农救国缮生已乱之道，阐发极详。愚私衷自幸，以为治乱转关，于此判然，而愚亦得追随自效，借明素志。”章士钊知道，自己的以农立国以及克己复礼的主张，只有北洋军阀才会接纳，国内其它的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不会接纳的。正因如此，他才紧紧抓住段祺瑞，企图通过段祺瑞的支持实现他的政治主张。

三、利禄之心的驱使。有人说章士钊加入段祺瑞集团舍不得离开，是因为他官瘾太重，这有道理。“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留有相当浓厚传统知识分子气息的章士钊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况且做官又增添了生活的保障，作为一个收入并不十分稳定的人，他何乐而不为呢？

三、结论

章士钊曾奉行不党，标榜独立，却先后依附军阀政客，根本没能做到“独立”。这恐怕不能归因于他言行不一的个人品格。其实，章士钊是相当矛盾的，作为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何尝不想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然而，在当时的贫穷落后与民主法治都相当欠缺的条件下，如果不依附特殊的政治势力，作为一介书生，功名事业上根本就无所作为，甚至连生存都有困难。章士钊依附段祺瑞等人的事实其实揭示了他无法逃避的命运：在经济上独立以前，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这不但是章士钊个人的命运，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