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没有专门的历史学著作，而他的历史思想都隐含在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中，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

其中，法国史是章士钊研究最多的世界史部分，这一方面固然与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史发展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因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火山爆发出的智慧之光点亮了世界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火焰，章士钊对先贤们构筑的民主社会图景心向往之；更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与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有相当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大革命前中法皆为封建专制集权历史较长且较稳固的国家；都有资产阶级发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革命初步成功之后国内都是党派林立竞相争权，政坛思想混乱，各种政治派别各抒己见、纷争扰扰，且各不相融、甚或好同恶异，排挤异己；甚至都在相同的政制问题上发生争执（如：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代议制还是总统制等等）；而且都有复辟和掌握大权的军事领导人称帝的情况发生。而最终结果是法国在拿破仑三世倒台后，迅速整合了社会力量走上了稳定繁荣的民主政治道路，而中国在当时的章士钊看来要走上这条路还是遥遥无期，这必然引起章士钊的极大关注和反复思索，希冀从中找到中国民主富强之路的答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章士钊对法国史的解读和总结表达了他这样的几种思想：

（一）政治体制应该“尚异”——反专制

“尚异”，即尊重差异、容纳差异、保持差异。章士钊调和论的核心理念就是提倡尚异。他认为大凡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相异的利益、思想、情感等，这些相异之处，是事物的本来属性，是不能加以抹杀和消灭的。他说： “盖社会上之情感、利害、嗜欲、希望，决难同一。所谓物之不齐，乃物之情，必勉强以齐之，必且横决而不可收拾。庄生著齐物论，意在以不齐为齐，诚为笃见。故调和之为物，乃天理人情之至。’”由此，他一再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尤其要提倡尚异。他不仅把尚异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视为社会进步的原因，说：“所见不同者，人之情也；士论不一者，国之华者”。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王党犯了很多错误，最终导致国内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专制体制封建专制制度恰恰是调和的反面。因为：“专制者，强天下人悉同于己也”。封建专制者好同恶异，把自己的利益、思想、情感强加于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之上，要求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与自己的保持高度一致并完全服从自己，这实际上消灭了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也就是说消灭了自己的异体，由此也就失去了异体的有效制约或有益补充，必然会窒息自己的生命力或活力，为毁灭自己创造条件。所以，“专制为物，实含有自贼性于其中”他在一些文章中引用了这样一些历史材料作为佐证：

（1）反封建专制

（见于章士钊全集3《凋和立国论上》259—262页）他首先指出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削夺法国贵族权利进行中央集权，最终及所有大权于一身，而且不顾议会宣言，不召开三级会议，在路易十四、十五两朝迭征新税，完全忽视三级会议。专制之权达于极盛，天下一时无二。实际上则为因为“不解调和之道”迷信强权和暴力，肆行封建专制与独裁，反而为百年之后造成革命既起无“诸侯无力以救之”的局面，埋下祸根。他写道：“英事然矣，法兰西则适得其反。盖法者昔为君权无对之邦，路易十四发为朕即国家之言，即与民权宜战之牒。大革命不於他国，而独起於法，决非偶然”。

接下来他又以1789—1793第—次革命时期路易十六与三级议会冲突过程为材料详细地分析了法国的大革命史，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王路易十六不懂的调和之道，不知“尚异”，如果他不是那么好同恶异、一意孤行的话，不但革命可以避免他本人也免遭刑戮。他首先说明是1789年5月，当三级会议召开，三个等级向国王呈递陈情书，要求国王进行和平改革，并未有意夺国王专制之权，反而在陈情书中还表达对于王室忠诚。这是路易十六消弭革命火苗的第—次机遇。假如此时他坦诚与三个等级合作，对自己的某些非根本性的权威稍作让步，革命很可能就可避免。但路易十六对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懂调和之道，死抱着专制权利丝毫不放，对第三等级代表提出的让三个等级代表共同开会的要求不屑一顾，更横加强制和欺辱。于是政治势力中的另—个极端，革命性最强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自行组成国民议会，并宣誓不制定—部宪法并将宪法付诸实施，决不解散。这时全国有三派政治势力，专制派以国王为首，意图镇压革命，维护绝对专制：革命派要求根本废除国王、实行立宪、无限自由：而国民议会一派，则持折衷态度既想彻底革命引发政局不稳、国家动乱；又想争取权利实现制宪，是比较崇尚调和，温和、缓进的。这时路易十六又有一次机会消除即将爆发的革命浪潮。如果他懂得调和之原则与国民议会派合作、并利用其政治力量提携之，则争取到了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支持，是有可能稳定自己的权利和局势的。但事实上他反而乘巴黎市民暴乱、国民议会制止不得之时，调兵遣将闯入凡尔赛宫威胁国民议会，解除财政总监芮克的职务，最终与国民议会失去合作的可能，使自己的政治力量陷入孤立之中。这促使国民议会不得不与革命派结合一致，与王党对抗，终于激起了巴黎群众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巴士底狱之役后，路易十六还是有机会挽救法国的政治前途利自己的政治命运的，如果能充分信任精于调和之术的米拉波和拉法耶特，并予假以全权的话，那么“未始不可返于和平之局”，仍然可以避免革命进一步激化，避免向难以控制的“暴烈”情况发展。国王却不信任米拉波，致使米拉波种种努力归于失败。更不倚重其关键时刻可依靠的拉法耶特领导的巴黎国民军，却从国民军中逃走，使国民军失去了在民众中的威信，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此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路易十六终于在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章士钊说道：“由斯以谈，路易之死，基于不信国民会议，不信米拉波，不信拉飞咽(即拉法耶特)，其所以然，则迷于王朝绝对之淫威，而无迁就调融之美意。”章士钊以为如果路易十六真正懂得调和之道，具有—点“迁就调融之美意”，不但法国其后几十年的动荡可以避免，他本人可以保命，法王室更可保存下来。

（2）反民主专制

章士钊认为历史证据表明专制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弊端“专制为物，实含有自贼性于其中”。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专制者，死体也”，其必然归宿是死亡。而且不管你是打着民主专制的旗号也好，还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都逃不脱这一下场。他先后举出多份史实为证来论述这一观点（见于全集3《民国本计论》603页—604页，全集3《调和立国论上》263页—264页、全集3《调和立国论残稿》279—280页，全集3《政力背向论》194页—195页）即专制具有自毁性，不论假共和民主之名或纯君主专制皆然。章士钊以先后在法国当权的雅各宾派首领马拉、段敦(现译作丹东)、罗伯斯比尔、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等人为例子畅述自己的反专制观点。他说：“法兰西之枭雄，数马拉、段敦、罗伯斯比尔、两拿破仑共五人，成败未同，而心迹则一，是何也？全国惟我拥有无对之权，国乃得治也。”由于这些人不明调和之规律，行为极端，使用强权暴力消灭异己力量，结果使得法国自大革命后八九十年陷于“以力倾人，人亦倾己，倾倾不已”的动荡不休的境地。他们自己也都先后败于迷信暴力、强权，违背调和论，最后都身败名裂。前三人败于民主专制，后二人败于君主专制。败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原因则都是专制之祸。对此，章士钊写道：“法国人乱入九十年，其间不外有数人焉，以一己之权力，视为绝对，不齐异己，不受调和，以致干戈相寻，祸败相续，”最后还是调和之道救了法国，“至于千八百七十一年，大反前一纪之所为，而国基始得大定”。直到1871年法国各政党真正实现调和之后，社会才得以安定下来。他以法国的路易十六、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等人身败名裂的史实告诉人们，自毁性是封建专制的本质属性，而且他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指出只要统治者“不解调和之道”，迷信强权利暴力，肆行封建专制与独裁，都必然招致灭亡。袁世凯政权也将于专制政权自毁性的“诅咒”中毁灭。对此章士钊对这段历史总结道：“是故，君主专制可以数百年而不乱，民主专制近则—年数年，远亦不过数十年势不能不乱，且—乱之后，相与循环不能自己。”“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专制其实比君主专制更坏，且更容易丛生国乱。法国第—、第二共和国和墨西哥的迪亚士行民主专制28年而亡，正是历史的铁证。所以不言自明的，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实行伪共和的袁世凯专制政权也必将骤付灭亡，但也恐将引起国乱加剧。

（二）“尚稳健”——反对“绝对之义”

调和论认为，一个事物的最稳健状态是这个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力量保持均衡时，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中庸。争取矛盾双方的均衡，不走极端，追求中庸，是达成稳健的途径。行绝对，走极端，搞专制，讲偏激，其实就是只注重矛盾的一方面而忽视、损害、削弱或否定矛盾的另一方面，打破了矛盾双方的平衡，不利于事物最佳状态的形成或向良性方向发展，与达成稳健南辕北辙，所以，“绝对之义之不可倡”章士钊所指的“绝对之义”就是专制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暴力斗争（革命），他的调和论是反对这些行为的。他在《调和立国论残稿》中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革命过程暴烈、激进，多有极端行为，颇不符合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章士钊由此评论说，法国大革命反反复复，大乱八十余年，根本原因在于各派政治势力行为偏激，处事绝对。雅各宾派“横厉无前”，其主张“临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于是“大祸起矣”；共和主义因走入极端而导致拿破仑的帝制；拿破仑武力专政，镇压异己，实行极权统治，又走极端；而1848年的第二次革命又重蹈覆辙，故招致拿破仑三世的帝制。

历史主体在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应遵循调和之道，这是章士钊历史主体观的核心。章士钊以路易十八复辟之后按照调和之道推行国政，使得政治稳定对比拿破仑专制的失败。从而证明历史主体在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应遵循调和规律（见于全集《3调和立国论上》264页）。章士钊认为拿破仑专制的失败并非因为其统治不利，其政权治国还是有—定办法的，他写道：“史家执笔，且称其权以僭生，尚能正用，秩序既复，凡嫌疑党锢之律，并皆解除。亡命咸门，四民乐业，法令确定，财政绰然。”但独裁专制却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虽然一开始，“当彼行其苛菐达(Coupdetat，以非常手腕处置事变之称原注)，而尽灭共和党也，法人受革命之痛苦已深，群以为大难非彼莫救，虽恶其恣肆，亦颇安之。”但随着他—步步走向专制独裁“乃其称帝以後，情势大异，前之推崇惟恐不至者，渐至去之惟恐不远。时共和之理，己入人心，然鉴于拿破仑之专横，社会中渐露追怀君主之想，王党乘之潜拖运动，人遂益畏班拉巴主义，而转以复辟後稍得自由为可亲手，”。所以观其败后，“卒政复古，不成问题，可见盛时其机早伏”。章士钊认为路易十八之所以复辟成功是因为人民经过革命和拿破仑专制之后，以调和之道平衡政治、订立宪法的原因。他引用伯伦之力的话说“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四日路易十八之宪章，其精要在于调和。时旧朝归自地，而人民方经革命及拿破仑专制之余，此适足以调和之。宗社与革命，两体相厄，此亦足以调和之。”他写道：“由斯以谈，路易十八所假以收拾人心者在调和。可知拿破仑为治之所缺乏，即为此物。”

还有一些文章中章士钊以法国是中的一些史实为对比对象，借古喻今，以历史为武器抨击当时的一些丑恶现象，如：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夺权，毁弃1848年宪法要求人民自治宪法及1852年称帝议于国民（见于全集3《帝政驳议》540页—541页）。章士钊以此为据，嘲笑筹安会为帮助袁世凯当皇帝而炮制国民公投的虚伪性和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而已。他写道：“用此观之，然则吾国若立帝制，其目前之觅象可想：今诸君树为名义，从而鼓吹，一则曰切磋，再则曰商榷，殆无往而非卜氏所谓，已答之题，为说万千，大抵周旋此彼漆之中以涂饰国民耳目。而吾人从其後而观之，若有怀疑，若者致辩，是不亦太迂阔不近事情矣乎？”这些文章充分发挥了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以史讽今，以史为镜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