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以往对于章士钊的研究多注重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而1922年以后章士钊的思想变化和行为更值得关注。章士钊第二次旅欧回国后，完全抛弃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思想转向保守主义。在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官员期间，正值学界风潮愈演愈烈之际，他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压制学生运动，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尽管其出发点未必都应否定，但违背时代潮流的发展，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
章士钊于1924年11月加入段祺瑞执政府，出任司法总长，继而自1925年4月起兼任教育总长，直至1926年4月段祺瑞下野，章士钊也随之结束了这段为时一年半的从政生涯。这段时间既是章士钊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又是其颇遭非议、披蒙污点的人生阶段。由于章士钊实施的保守主义思想，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政策，无论出发点是好是坏都遭到了全国上下，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一致反对，“驱章运动”接连不息，而且越闹越大，女师大风潮事件是章士钊政治生涯转折的重要因素。
1922年9月章士钊第二次旅欧回国后，“政治信念全变”，他完全否定了自己从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开始公开抨击代议制，要求废弃旧国会与旧法统；鼓吹以农立国，反对工业化；鼓吹礼教复兴，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加入段祺瑞执政府的原因，除了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回报段的知遇之恩外，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机会来实践其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
章士钊本人对于教育问题有自己的看法。1903年4月，由于江南陆师学堂拒绝学生改良堂规要求一事，章士钊毅然决然地率领30多名学生退学至沪，“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1925年回忆往事时，他说，“今试思之”，当年学堂的罢课学生“由此失学者过半，余亦未见别有所就”，流露出深深的痛悔。此后，章士钊对学生运动一直持怀疑与反对的态度。在章士钊看来，五四以后“学风之坏，已臻极地，国学垂绝，士德全无”，教员“植党构煽”，学生“荒学踰闲，恣为无忌”，以致“校纪日颓，学绩不举”，使“道路以目，亲者痛心”。有鉴于此，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以后，即提出整顿教育的方案：第一，八校经费问题（八校即北大、师大、工大、法大、农大、医大、女师大、美专——作者注）。北洋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是影响各校教员生活、教研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对于八校经费，制定了两项办法：（1）政府前此所欠各校经费即由教育部实行清理，负责筹还；（2）此后八校之经费，由教育部负责按月发给，但发给时须按照预算数目发给，不能稍有通融，如各校经费有超过预算者，则其超过之数，应由该校自行负责。清理拖欠经费本是件人人称颂的好事，但是由于政府长期拖欠，各校也无法按月领取、报销经费；更有甚者，有些学校的负责人及财务人员利用职权，投机钻营，借经费报销之机贪污挪用教育经费。章士钊对于教育经费的报销、发放规定了严格的步骤程序，要各校将以前领的经费报销之后，再将政府所欠经费还给各校，于是就遭到了一些贪污分子的反对。第二，学生试验问题。教育部把国立八校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的原因都归结为“皆由于考试二事”、“各校各自为政之故”，“拟仿英国办法，设一中央考试院”，“聘富有学识经验者”负责管理，“专司考试各校学生之事”。并把考试分为三种类型：一为“入学试验”，二为“升级试验”，三为“毕业试验”。这一措施目的有二，一方面可以给学生施加学习压力，督促他们用功学习，不致“荒学踰闲，恣为无忌”，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使学生无力再关注学业以外的社会问题。章士钊对学生提出忠告：“时事之艰难，决非在校之学生所能普济。故学生爱国运动，只宜处变而不能处常，若必据为典要，尝试频频，恐将一面激起社会之反感，一面荒废学业”。第三，设置编译馆。教育部因“目下可资各校学生参考之书籍及其他出版物过于缺乏，认为学生界最大之缺憾，故决计设此编译馆，以补此缺憾”。编译馆成立后，“请各教授教员将所编或译之讲义送交该馆印刷”，并选印优秀教材，“分散于各校”，以备学生阅读参考。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贯彻得不很彻底。第四，合并八校。合并八校就是将当时北京的北大、师大等八所国立大学，合并成一所大学。章士钊认为，“如将八校合并，则有种种利益”：一则“目下各校教授，实能称职者固不乏人，但充数者，则亦不少，倘将八校合并，则因同门类之课程，可由一二人教授之故，即免因教授人材缺乏而有非其材在其位之弊”；二则八校合并可以精简机构，经费可以集中，“不致因分散而靡”，“则学校之设备，可以完全”；三则八校合并可以解决“由各校管理及教授方法有不一致之处”而造成的“学生程度不齐”的问题；四则八校合并可实现“男女同校之理想”。从表面上看，章士钊的这些改革措施不失为切中时弊的良策，但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却遭到北京学界的激烈反对。
“五七”风潮使章士钊成为全国教育界口诛笔伐的对象。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是日北京学界必定会集会举行国耻纪念，北京政府方面亦出面阻止。1925年5月初，北京警察厅照例函请教育部通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章士钊乃于5月7日通知各校不得外出游行。学生极其愤怒，指责章士钊“摧残教育，禁止爱国”，随即在游行途中集合200余人，群趋章士钊家宅，肆意捣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捕10余人。5月9日，学生再次罢课，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章士钊。11日，被捕学生获释，风潮渐趋缓和。章士钊后来解释说：“对于此次学生举动，事前并无所知。唯五七是国耻纪念，不能禁止。学生不许开会，出此意外举动，实所抱歉。”
然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驱除校长杨荫榆事件，使趋向缓和的学生风潮重新沸腾起来。杨荫榆自1924年初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以来，因作风保守，屡遭学生反对，屡生风潮，学生推选代表赴教育部“陈述校长杨荫榆长校以来之二十四条罪状，呈请马次长（当时的教育次长是马叙伦——作者注）即日撤换，以振女学……谓校长自到校以来，不特毫无成绩，而反黑幕重重”。“倡言不认杨荫榆为校长，并于公开讲演之时，群起侮辱”。由于学生们赴教育部请愿无果，中立派学生乃开会调解，学校部分教职员亦主张维持现状，不愿轻易更换校长，结果，女师大的“驱长”风潮渐渐平息下来。其后，即1925年5月，杨荫榆藉口学生破坏国耻纪念大会，开除蒲振声、张江平、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人，学生们不服，“联合校内外男女各生，大施反抗运动”。杨荫榆一到校，学生们则“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又复撕毁布告，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北京大学学生从而应之，男女学生锁闭办公室，“派人驻守校门，禁阻校员出入”，“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以致“种种怪状，见者骇然”。教员马裕藻、鲁迅、周作人等七人，发表公开宣言，抨击杨荫榆，支持学生运动。事件随之扩大，一直延续三四个月，未能得到解决。章士钊上任即面临诸多棘手问题。
章早年留学欧洲，亲眼目睹英国中上阶层的妇女守礼唯谨等现象，对女子教育一直抱有保守认识。章士钊之妻吴弱男早年是同盟会英文书记，“与孙中山先生上下议论，持极端欧化之说，气焰万丈”。随丈夫赴欧留学后，“亲接彼中妇女，往来大学教授，及名牧师之家庭间，尽得其忠勤端静，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无督不得独出诸状，则尽弃昔日之所妄信谬执，一以亲炙于西贤者为归，而浸化焉。归国以来，绝不问外事，尤鄙女子参政论，闭户理家”，“非亲故外间获见其面者且罕”。身边活生生的例子，使章士钊更加反感女师大学生的“竟体忘形，聚啸男生，藐视长上”、“礼教全荒”的种种作为，斥之为“伪托文明，肆为驰骋”。同时，他又鉴于各校因开除学生而引发风潮时，往往不问是非曲直，“革生留而校长去”，致使学生有恃无恐、恣意妄为的现象，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这一事件。章士钊呈请段祺瑞“当此女教绝续之秋，宜为根本改图之计。请查照马前次长处理美术专门学校成例”，“拟将该大学暂行停办，以资整顿而维风纪事”。
1925年8月1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6日，又提经国务会议通过停办女师大。此令一出，学界哗然，北京学生总会发表通电，声讨章士钊“辛劳日绌，钻营教长，既得患失，当其在任，滥用职权，取制乖僻，宜无好果。今方卷土重来，大施其压迫手腕，鼓励北京女师大杨校长，摧残该校全体学生，‘整顿学风’，章士钊之藉名未尝不巧，第考其实，举凡彼所计划所设施，无非败坏学风，使中国教育陷于无劫不复之厄运而已……希全国同胞一致奋起……以保我中国学生之人格，而维国家教育之大计，固非女师大一校之幸，亦全国教育界之幸也。”女师大学生拒绝听从教育部命令，一部分学生滞留在学校中不肯出校，虽然校内水电全无供应，她们仍然借助于校外同学的帮助勉力支撑。章士钊亲自前往女师大视察，“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于8月13日约女师大学生家长、保证人开茶话会，请家长劝学生迁出，反遭指责：“杨荫榆为女师大全体不信任当然退职，章先生为全国学生不信任，亦只有退职一法。”
8月17日，教育部会议决定将女师大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免“百余良善学生，无求学之地”，并设立筹备处，由章士钊亲自兼任处长，“除将音乐、体育两班学生”因登报声明不加入学潮，可“暂行另觅房舍，继续开课外，期于各班学生”“此后果能安心向学，遵守校规，均得回校肄业，以维现状”。19日，教育部司长刘百昭奉命接手女师大，并“命校役将女子大学筹备处竖牌，悬挂门外”，学生们“见而大哗”，“誓不承认部令”，并称刘百昭等为“卖国贼”，欲抓捆其送往北大，巡警前来制止，学生们又与警察发生冲突，当场被拘15人。几日后，刘百昭再次前赴女师大接收，又与学生发生冲突，双方拳脚相加，酿成武斗，致使多人受伤。教育部屡次派人接收均无功而返，章士钊向警厅请调干警50名，雇佣了数十位膀大腰圆的女仆、老妈子，开赴女师大，将滞停在学校的学生强行挟拖出校门。
虽然章士钊以武力强制接收女师大成功，但全国上下各界的驱章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女师大被驱学生也并未屈服，她们另组女师大，“赁高大房屋一所为女师大校址，并通知在籍学生从速来京上课，所有教员（多数即原有教员）纯尽义务，至校中各项费用则由教育维持会设法募捐”。女师大风潮的支持者李石曾、易培基等人否定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合法性，扬言部令无效，于是以校务维持会名义，别觅校址，召集学生，招考新生。同时，女师大学生将章士钊告上法庭。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也攻击章士钊锐意复古，反对新潮，又以武力解散女师大，侮辱妇女人格，“凡所措置，类属乖异”，号召全国各校，一致抵制章氏命令，脱离教育部的管辖。事态演变至此，女师大风潮事件已由教育问题转化为政治风潮，成为当时北京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所在，章士钊本人亦陷入与全国教育界为敌之窘境。
虽然遭受一连串挫折，章士钊非但未放弃既定政策，态度反而更趋强硬。1925年8月底，在他的主持下，段祺瑞执政府下达整饬学风令，10月底，教育部会议决议展开“读经运动”，规定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论语》等儒家经书。如此举施，更遭群起攻击。吴敬恒公然宣称：“整顿学风，宜也。顾章行严何人，足言整顿学风乎？足解散女师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鲁迅指出章士钊并非真信读经可以救国，不过以此欺人，便利其反动统治，其心可诛。11月28日，北京工学各界数万人召开国民大会，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要求段祺瑞下野，查办金佛郎案，惩处卖国贼。接着示威学生转往章士钊住宅，“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由笥而揓，无键与不键，凡服用之属无完者”。又于次日捣毁一向同情章士钊言论的《晨报》馆，并通电宣称拟采革命手段，打倒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在此压力下，章士钊于12月初请辞教育总长，其所推动的种种教育改革措施也随之停顿，他借助政治权力推行其保守主义主张的试验亦彻底失败。
纵观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期间针对女师大采取的措施及在短短几个月间推行的种种管教方法，可以看出，其出发点未必都该否定，某些举措如对北京八校的统一管理、集中师资力量搞教学等，确有可取之处。他认为，中国现在“伦纪凌夷”，士不悦学，学风嚣张，再不及时加以整顿，“邦基将沦无底”，故而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在章士钊看来，女师大学生，即使是拒不出校的闹事学生，也属“闺门稚质，少不更事”，“幼弱可怜，且类有家督保人，交相维护”，如此“逾轨梗令之事”不是她们所能做出来的，实因背后有人指使，“其故则有北大教授兼该校教授沈君兼士、马君幼渔、周君作人等，擅名阀阅，胆智不凡，兴建校务维持会，誓为诸女生之武夫干城，强令守死不去”，才会造成学校与教部的对持，“教部暂停该校，乃出于万不得已”。由此可以看出，章士钊针对的不是女师大学生，而是与教部对立的部分教员，拿女师大开刀，以求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二
章士钊的政治理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导致其思想主张归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章士钊的行为实践与他的以保守为特质的思想文化主张息息相关。中国当时的社会主流在求新求变的导引下，弥漫着反传统、反保守、反权威的浪漫主义色彩，章士钊的保守主张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必然会遭到反对和抵制。
第二，段祺瑞执政府并不是章世钊实践自己思想主张可以依赖的对象。北伐前夕，反军阀与反帝国主义是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热烈追求的目标，而章士钊所投身的段祺瑞政府，在他们眼里却正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产物。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全国各界对该政府的政策也持全面否定的态度。此外，段祺瑞政府是奉系军阀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之间妥协的产物，本身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它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奉系军阀与国民军的制约。且段祺瑞政府里又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往往不能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章士钊身处如此恶劣环境，其所作所为无论出发点好坏与否，必然会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藉口赤化嫌疑，以武力镇压为大沽口事件而发动示威之北京学生，造成百余人伤亡的惨案，被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时的章士钊虽然早已辞去教育总长转而担任执政府秘书长，但愤怒的国民仍然把这笔账算在他的头上（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后来曾辩解说，惨案发生时，章士钊在天津，并非幕后策划人）。惨案发生当天，北京《世界晚报》报道：“国务院门前惨剧中有此事，主谋处于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及国务院卫队电执政府请示，当由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等语。”湘籍朱自强、李晴岚等人在《致章士钊一封公开的信》中，唾骂章士钊是湖南的“败类！”“丢尽湖南人的脸，丧尽湖南人的格！”“人格完全破产！”指责章士钊“不惜借武力屠杀，以达到所谓整顿学风的目的”。长沙群众集会，一致决定开除章士钊省籍，查封其财产。鲁迅更是以“落水狗”的骂名将章士钊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章士钊沦落到“士钊之名，士林所不齿；士钊之文，君子以羞道”的地步。
第三，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期间，中国教育界正值扰攘多事之秋。军阀长期割据混战，政府更迭频繁，财政拮据，教育经费屡次拖欠，严重影响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学校教员屡因经费问题发动罢课风潮。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或漠然置之，或以暴力手段强行压制，教育界与行政当局遂成冰炭不容之局面。
第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化，陡然增添教育界的混乱。五四以后，学生的社会地位陡然提高，青年学生对本身力量的评估，也有了很大转变，形成“学生万能”、“学生神圣”的观念。对于教育体制乃至于整个社会的腐败状况，莫不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热情的改革意愿，“以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于是学界作为一个极有势力的新兴团体就成为各新旧政治势力争相拉拢、利用的对象。新兴政党国民党、共产党都在各高校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培养党员，利用学生运动的势力扩大自己党派的政治影响。
如此错综复杂之外化环境，使得章士钊最终只能以喜剧开始，悲剧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