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是谁下令开枪而酿成此难的？在惨案发生之时及其以后很长时间，人们都认为是段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

三一八惨案当夫，北京《世界晚报》报道：“国务院门前惨剧中有此事，主谋出于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及国务院之卫队电执政府请示，当由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等语。”当时政府组织是执政府和国务院合署办公，国务院卫队即执政府卫队。此消息一出，北京舆论哗然，群情激愤。虽然章士钊曾郑重声明，此事与己无关，他自己于事后“见招会议，始得知之”。但是，《世界晚报》却答复章士钊说：“本报所载，足下令警卫枪杀群众一事，绝非捏造。”。言之凿凿，不由不信。于是全国民众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湖南青年发表致章士钊的公开信，痛斥章士钊说：“我们方期我们湖南将成为中国各省之模范，万不料竟产生像你这样的败类！丢尽湖南人的脸，失尽湖南人的格！”长沙群众集会一致决定开除章士钊省籍，查封其财产。在北京大学悼念死难者大会上，有人撰写挽联曰：“段混蛋，章混蛋，混账王八蛋，何时滚蛋？胡杀人，乱杀人，杀死多少人，还要抓人！”章士钊的仇敌鲁迅先生更是出于义愤，口诛笔伐，以章士钊为落水狗而痛打之，并且认为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章士钊在群情汹汹、众口一词的情况下，有口难辩，只好忍气吞声，辞职南下。

此后，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遂成为历史定论，历时60余年。

但是，章士钊至死也不承认他在三一八惨案中有下令枪杀学生的事。章在晚年特意对他的女儿章含之讲：“有一件事，你大概至今还不清楚这段历史，那就是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章士钊在介绍了事情经过后，再次申明“并不是他授意镇压学生，更不是他下令开枪杀害学生。”饱经沧桑，处于耄耋之年的章士钊的肺腑之言，似乎可以证明他当年的无辜。

那么，人们要问，三一八惨案中卞令开枪者究系何人？我们查阅史料，发现了当年在段执政府卫队旅担任上校参谋长的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一文，其中说，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处理这一问题，要求卫队旅派人去对质作证。“我当时因为另有一个重要会议，打算找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出庭对质，因为他当时正是负责在执政府门口指挥警卫的人。当我面告王子江时，他神色不定，连声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还是请参谋长去吧！’我当时莫名其妙，不知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胆小。稍后，上尉军械员邱霖(现是北京市民革成员)偷偷告诉我：‘寿图(王子江号)不能去，您知道开枪时的实在情形吧？’我说：‘我不知道当时实在情形。’他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惨案。’”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材料，即三一八惨案中下令开枪镇压学生，是卫队自行决定的，与章士钊并无直接关系。当时在场的日本记者龟谷生在震惊于惨案的残酷时也说，“卫队即朝天放十余枪”后，始向人群开枪射击。如果章士钊早已向卫队下令开枪，那么朝天鸣枪就多此一举了，卫队一开始即可平射。实际上，卫队的自行决定，在惨案发生后，卫队旅旅长宋玉珍的报告中亦可得到印证。宋玉珍向段执政府呈文说：“卫兵等职责攸关……不得不略示抗拒，遂至双方均有伤亡。”如果卫队早已奉有开枪镇压的密令，宋玉珍的报告可能会是另一番文字。

以上材料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26年3月18日段执政府卫队旅枪杀学生一案，完全是卫队旅自行决定的，并非章士钊下令开枪镇压学生。虽然有人从当时的态势分析，认为三一八惨案是段执政府布下的一个阴谋，“向天鸣枪”不过是一种逃脱罪责的借口。这种分析确有一定的道理。三一八惨案说到底是由于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性质决定的，章士钊作为其中一员，自然难逃其咎。但是，就直接意义来讲，章士钊并没有下令开枪，也是明白无误的事实。所以，章士钊并非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