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字勉林，1827-1904）由广西布政使升擢为江西巡抚。十二月，到达南昌，成为掌握一省大权的地方高官。他履任后，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大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之势。清季江西改革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如澄清吏治，改革兵制，创办巡警，整顿财政，兴办学堂，振兴工商业等，其中有些改革措施走在全国的前列，具有示范作用和全国性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拟面面俱到，只重点叙述李兴锐在江西先行的和有独创性的改革措施，并评价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分析李兴锐在江西改革有所作为的主、客观原因。

一

李兴锐在江西的改革措施，按照其自主创新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遵循朝廷下达的谕旨，进行“跟随式”改革，如军警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一是根据朝廷的改革精神，进行“自主式”改革，如吏治和厘金等方面的改革。“自主式”改革体现了江西巡抚李兴锐革新的先行性和独创性特征。

李兴锐就任江西巡抚后，首先参劾不力和不法的地方官员。义和团运动期间，江西省内也发生了众多程度不一的“教务”纠纷。教民被抢、被诈的案件共计1，633起，“尚有仅列村户或约指大数并无原告、被告姓名者，又约600余起。另英、美教案58起”。江西一省焚毁教堂共39所。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对于本地发生的“教案”纠纷，有的消极不作为，有的处置、制止不力，有的故意拖延，使冲突未能迅速平息，中外纠纷未及时了结。所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李兴锐参劾五名办理教案不善的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分别被革职、撤任，或者停委1年。署江西南赣镇总兵申道发劣迹多端，无所不为，如吃空饷，放纵军队骚扰百姓等。李兴锐“首劾罢之”，申道发被革职查办。与此同时，李兴锐奖励优秀官员。例如，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南昌府发生洪灾，损失很大。知府查荫阶积极应对，一面禀明大宪，一面“督同各僚属平粜米谷，以救哀鸿，旋复煮粥振（赈）之，全活民众甚众”。李兴锐对此深为赞许，札饬藩司柯逢时为他记大功三次。

江西省象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在清代，每年都有名目繁多、时间长短不一的临时性“例差”。晚清时期，地方大吏常常委派候补官员，下到州县去经办。如“藩司和粮道之催丁漕、税契、牙帖，臬司之份牌、保甲、驿站、监狱”等事项。这些候补官员下到地方基层后，肆意勒索。州县奉送，尽归私囊。李兴锐决定裁去风行日久、被候补官员视为利薮的“例差”。他饬令例差自光绪二十八年起一律停止，并决定将“州县应送差费”全部解交藩库。

光绪二十七年初，李兴锐在省城创办课吏馆。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为一体的非经制机构，培训的对象是在省候补官员。开设的课程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吏治，如织布、缫丝、种植、垦矿、保甲、团练、劝农、听讼等；二是武备军械，如筑地营、设炮台、装卸弹药、运用轮机、测量道里、图绘山川等；三是泰西政学和西学，如各国政教、民性好尚、通商之事及声光、化学、算术等。为保证培训秩序和培训效果，李兴锐还制定了《课吏章程十五条》。设立专门的馆长，负责管理课吏馆事务。要求馆长和候补官员“日与讨论”。巡抚、司道也“间日造馆，察其言论，观其品诣”，对优秀的学员给予不同的奖励。李兴锐遵照吏部考核在省官员的规定，以课吏馆的组织形式进行考试。考试列为一等、二等、三等者，现任照旧供职，候补、委用照常补缺署事；列为四等者，开缺停委，留省学习一二年后，再行报考；不列等者，勒令回籍学习三五年，再行赴省报考；倘文理荒谬，即以原品休致。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李兴锐又在巡抚衙门内开设讲武馆，培训和考试武职官员。他委任张季煜为督课官，“择于六月初二在大校场考试马步枪法。次日在巡署箭道考试体操，不能者，能即搬运刀石，观其臂力如何。次日考试测量、绘图诸学，不能者，只默武经一通，以观其能否谙通文理。”

庚子和约议成，中国赔款数额巨大，江西每年分摊赔款也达到140万两，而省财政十分拮据。但是分摊赔款是朝廷谕旨，不得不执行。李兴锐与藩司柯逢时等人一道，开始改革厘金制，以统税之法逐渐取代之，即改两护两验制的厘金制为一次征足的统税制。“设局于全省冲要地区，并建立分局、分口，分任征收与查验之责，一切穷僻地方的厘卡全行裁撤。”统税之法规定，自光绪二十六年起，江西省的厘金，称为统捐，限于木材、瓷器、煤炭、夏布、土靛等五项。这些货物纳税一次后，粘贴印花，通过下局、下卡时，这些局、卡只例行查验，不准补抽，如有漏捐，收货全数充公。李兴锐任江西巡抚时，与藩司柯逢时一道，对沿袭50年的厘金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定了以统税制改革的基本政策和方向。他调至广东后，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继续进行税制改革，扩大统税货物的征收范围，完善征收办法。正如柯逢时在光绪二十九年上奏时所说：“臣前在藩司任内，适值奉派赔款，数巨期迫，特设商务局，认真考查，随时详定。护理抚篆后，仍督同局员实力整顿，一律次第敢收统捐。”统捐改革方案以及厘卡用人，都已经过“本任抚臣李兴锐暨臣批准”付诸实施。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在李兴锐的支持下，江西商局成务立。柯逢时为此专门拟订了发展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十一条。内容涉及到行业组织、交易规则、工艺改进和统捐交纳等方面。20世纪初期，江西“无业游民，日见其众”。有些游民无以为生，甚至“流而为匪，无所不至”。鉴于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西巡抚李兴锐与藩司柯逢时商议，决定在省城设工艺院一所。该院内设三场，专“收储游荡及曾犯轻罚者进厂做工”，李兴锐还专门派遣委员管理工艺院，并雇请“工师”，为这些收留人员“教以工艺”。工艺院生产的产品予以销售，所得收入除“酌量提还料本”外，其余返还收留人员本人。他还要求每个州县设立一个类似的工艺院。

二

李兴锐在巡抚任上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对江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江西的改革不仅成为全国新政的组成部分，而且对全国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第一，江西课吏馆具有全国示范意义，并造就了一批人才。（1）江西省是新政时期全国第一个创办课吏馆的省份，李兴锐是最早创办课吏馆的地方督抚。尽管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出“设馆课吏”的主张比李兴锐早1个月，但山东课吏馆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开办，却比扛西课吏馆晚4个月。在李兴锐等督抚的请求和推动下，1902年初，光绪下达谕旨：“有奏设课吏馆者，自应一体遵行。”政务处也遵旨要求地方各将军督抚“一体设立课吏馆”。于是其他省份先后陆续建立课吏馆。设立课吏馆，成为举国一致的政府行为。（2）江西课吏馆的馆章和办馆经验还被其他省份所借鉴和参考。如广东设立课吏馆，署两广总督德寿要求属下“分电查取江西等省课吏章程，参酌办理”。又如江宁，也参照了江西课吏馆章程，对正途、劳绩、捐纳各班候补官员进行考课，分别等第，给予不同的奖励。（3）为江西培养了一批通才。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级官员不仅要熟练处理传统事务，同时也要应对不断涌现的新事务。但是，从总体来说，候补官员的素质和能力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各省候补人员中，异途出身占大多数，他们的德才难以恭维。因为在晚清，捐纳制度风行，只要有钱，一般均可捐官，而不问其才品。如1860年，福建捐例大开，“佐杂微员，积年劣幕，皆捐升道府厅县，其流品直不可考核”。即使正途候补官员，其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一般是书斋出身，唯以科举考试为导向。“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他们对时务茫然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李兴锐建立课吏馆，开设专门课程，培训现有的候补文官，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江西课吏馆每年之招收二、三十人，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对李兴锐在新政时期的这一举措，时人对他寄予很大的期待。“所拟章程详审精密，吾知中丞将来必大有造于西江也。”同时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大中丞之创设斯馆，其功不亦伟哉”。

第二，奖惩分明，整饬吏治，官场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晚清，官场风气十分败坏。官员贪污成风，而且利用贿赂、逢迎、亲情等手段，联络关系，扶植势力，成为利益集团。“官员们靠我们今天称之为‘系统化的贪污’行为来谋生，而这种行为有时变成了敲诈勒索”；官员因循守旧，办事作风拖沓，一切只知“率由旧章”，“循例办理”。李兴锐到达南昌后，毫不手软地惩处不良和不法官员，使江西地方吏治有所改善、“军纪始肃”。奖励官员，推动官员积极向上，有守有为。他规定官员在三个月内解决所有“积案”，用这种强制的措施，迅速解决了许多遗留问题，有利于推动行政效率的提高和作风的改善。

在晚清，候补官员长时间的无缺无差，生活无着，常常为获得“例差”奔竞和贿赂，最有害吏治。正如张之洞光绪二十五年所说：“候补人员过多，最为吏治之累，钻营者妄为而生事，朴拙者被挤而困穷，有才者乏见长之方，年深者无循资之望，以致营营扰扰，求缺求差，绝不知安分之可贵，干求之违法，殊于政体有碍。”李兴锐毅然裁撤例差，减少了候补官员勒索地方、败坏吏治的场域。

课吏馆、讲武馆除有培训之责外，还有考核官员的任务。因为招收两馆学员，首先必须经过督抚、司员的考试或“抉择”。候补官员学习期内和结业时，也需要考试。然后分出等级，给予不同的奖罚。有了这种专门的机构和方式，李兴锐也可以随时对那些候补文、武官员进行考核，沙汰不合格候补人员。这种培训、考核方法，鼓励在馆学员研讨新知，讲习政事、兵事，对馆内外候补官员都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也有利于澄清吏治。

最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对江西、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用统税的办法征收商税，江西在全国首开其端，影响广泛和深刻。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户部奏请各省筹办百货统捐，一些省份开始仿行江西经验。如广西（1903年柯逢时调至任巡抚）、湖北、甘肃、山西、奉天、吉林、新疆等。所以，有研究者说，统捐改革，江西成为整顿“厘金之滥觞，不可不注意也”。（2）实施统捐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果。它减少了厘金制所带来的弊端，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也有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在晚清，厘金制度弊端重重，复杂的厘金制度设计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如厘金征收，要经过两起两验，手续繁琐，局卡众多。咸丰五年，江西设有65局。到光绪年间，尽管屡次裁并，厘局仍有70余局，最多时，达到130所。有人说，江西厘局之多，“为各省之所未有；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厘金的税率，规定为1%。但是，一物数次征收，路程愈远，征课愈多，多数商品的税率均达4%～10%，最高的超过20%。在江西，“有百千钱之货品而厘局辄指为二、三百千之货价以多收税额者，有他处已征足额而此处又额外取盈者，尝有携一百零十千钱之货物，而所纳之厘税乃至三、四百十千之多”。也就是说，江西的厘金税率最高达到了30%～40%。江西厘金制度之混乱、厘卡“委员”之勒索，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这些官员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肆意劫夺。“往往委员得一厘差，每年可得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他们勒索所得，并不是上缴藩库。“每年千余万之厘金，归国家者十之三，饱私囊者十之七”。所以，国家的厘税并没有许多增长。改革厘金制，实施统税制，江西的统税多为5%～10%，最高为16%，税负有所减小，而稽征手续大为简化。“故商旅称便，商务活动转旺”；商品流通成本减少，转移到消费者的分摊成本降低；撒消多余的局、卡，“委员”减少，中饱也减小，那么，税收亦日趋增长。所以，统税改革利国利民。同时，统税制度成为清季以后商税改革的基本趋向。（3）李兴锐借鉴西方的做法，创办工艺院，成为江西养、教、产合一的官办实业。这种新型的企业模式不仅对发展地方经济有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它把收养流民和有小过人员，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结合起来。这对于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造就他们的初级技能，都有积极的意义。李兴锐创办工艺局，收一举多得之效。

三

李兴锐在江西巡抚任上能有所作为，取得一些积极和创造性的成果，取决于多种因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条件。综合起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

其一，李兴锐个人的品质、作风、经历和能力决定其能够有所作为。李兴锐具有务实、勤奋和正直的品格和作风。官方和时人对他的评价都证明了这一点。《清史稿》说：“兴锐事国藩久，论治壹循轨迹，重实行”。又说，“（李）兴锐重实效，（史）念祖好行权。（陶）模独识议宏远，能见本原。此十人中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犹絓入口，庶几不失曾、左之遗风欤”。1904年他去世后，朝廷封其谥号，为“勤恪”。袁树勋也题挽联，说“抗疏为输金，同志苍茫，垂死荩臣留撼事；瓣香在求阙，定评清鲠，一生亮节是完人”。在挽联里，袁树勋借用了“清鲠”一词，因为李鸿章曾说：“勉老实无愧清鲠二字”。

李兴锐的官宦生涯坎坷，人生阅历十分丰富。他以低微的诸生身份，跟随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走南闯北。经办粮台等事务，屡立功绩，到同治九年（1870），补直隶大名知府。该年十月，又随曾国藩返回江南，办理营务处等事。次年，主持江南制造局。他主张学习西方之“器”，发展近代工商业，成为一个洋务派的人物。以后又多次被委办临时性事务，并长期任职地方，为道员、两司，直到70多岁才挤进地方督抚之列。仕途升迁十分缓慢，如此，也积累了诸多行政经验，提升了行政能力。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强大、晚清时局的艰难和官场的腐败。他企图除弊图强，为挽救清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些经历使之又成为一个洋务派和改革派的重要人物。

其二，李兴锐在江西巡抚既有权力，也有权威，这是李兴锐改革有所成就的必备条件。权力和权威有直接关系，但也不完全等同。有权力，并不就有权威，反过来，也是如此。具体到晚清的地方督抚和两司来说，他们有不同的法定权力，因而有不同的权威。但是也有相近的法定权力，但权威大不一样。如藩司，掌一省钱粮事务和府以下州县官员的用人权，法定权力很大。但是，他在省的权威十分有限。“藩司去督抚一阶，用人行政皆其责。督抚专奏报，藩司遂不能与争。年终密考，听其一言，以为进退”。所以，藩司只能拱手听命于督抚。即使总督和巡抚之间，尽管法定权力相近，但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权威差别也较大。如在督抚同城的省份，总督的权威一般处于绝对压倒优势，巡抚常常处于“伴食”地位。李兴锐调任江西巡抚，且督抚不同城，权力和权威条件得到充分的满足。所以，他任职一方，大权在握，少受制约，能够有所作为。这与他此前任两司、此后署任、实任广东巡抚时（督抚同城）难有大的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三，清季改革的形势，为包括李兴锐在内的督抚进行地方革新创造了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李兴锐任江西巡抚的时期，是晚清社会改革的呼声最强烈的时期，也是清政府大力提倡改革的时期。当时，晚清统治的局势十分不稳定，只有改革，才能缓和各种矛盾。所以，官绅改革的要求非常强烈。晚清朝廷鉴于“时艰日迫”的形势，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主动实行广度和深度的改革。朝廷还要求官员“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并限期奏报。作为回应，李兴锐向朝廷提出了10条改革建议。在清季，朝廷主动纳言，态度比较诚恳，改革的决心比较大。既积极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也支持督抚的地方改革。这样的改革环境多少打消了地方督抚的某些顾虑，因此，地方督抚能大力推进改革，能有所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