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郭嵩焘作为首位常驻大使出使英法。这一事件无疑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学人多有论述，但对于郭嵩焘出使的曲折性、艰难性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涉及的不多。笔者拟就这一关系谈谈自己的一点粗疏之见。

一、派驻大使的长期酝酿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

早在1858年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就规定双方可以互派使节。但清政府一直惊疑未定，犹豫不决。直到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才正式考虑这一问题。1866年9月，皇帝将派遣使节一事交给地方封疆大吏们讨论。地方大吏17人中除两人外是坚决拒绝；第二类是主张拖延，如刘坤一、沈葆桢等人。刘坤一、沈葆桢都是晚清王朝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他们的托词是：“办理无人”，“费用大而收效微”，“待将来同文馆之毕业生”。他们尚且如是说，更何况清政府内部那些愚顽之流。第三类是赞成派遣的。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持此观点。清政府经过“慎重”的考虑，最后采纳了曾、李、左等人的观点，制定了遣使出洋的政策。但这只是政策的出台，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许是真的）。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召见郭嵩焘时候说：“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就这样，事情又被搁置了许多年，直到1875年“滇案”发生后，清政府再也抵抗不住英国的再三要求，于1876年派遣郭嵩焘为中国驻英国公使（后又兼驻法国公使）。“七月十一日，威妥玛在天津与李鸿章交谈时，要求六事，其一就是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从1858年到1876年其派遣大使的酝酿不可谓不长，其办事效率不可谓不低。试想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正日新月异，世界在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而中国却仅就派驻大使一事优柔寡断近20年，中国近代化如何不被延误？

二、郭嵩焘艰难的苦旅乃中国艰难的近代化

1875年二月的“马嘉理事件”催生了郭嵩焘出使西洋，郭嵩焘的出使可谓举步维艰。被派驻西洋，对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来说，无异于被贬边疆，是极不光彩和悲苦的差使。湖南郭嵩焘的老家人得知此事后，大多以郭嵩焘的同乡为耻，甚至聚众要捣毁郭家老宅。就连郭嵩焘的好友王恺运在得知他使英的消息时，一方面祝贺他“万里宣命、专行己志、未始非近局一大转关也”；另一方面又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李慈铭也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鳞。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他们都把郭嵩焘这样有才学的人出事西洋看作是浪费了人才。这种看法至少要代表清政府内部的一大批士大夫。在他们的眼中，英、法等西洋诸国还是“蛮夷之邦”，是不足与道的。难怪郭嵩焘被“可惜”了。更有甚者，当时还有人编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出于出使的压力巨大，郭嵩焘的心情也十分沉重，甚至萌生退志。“臣本多病，今年事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覆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郭嵩焘是当时少有的一个“先知先觉”者，死心塌地的忠君爱国者。纵是如此一位人物也未免打了退堂鼓，可见当时出使阻力之大、中国之入世之难。为了能让郭嵩焘尽快的出使，了却心中的“烦事”，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召见郭嵩焘时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它，他们是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出使不仅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是一件极苦的差事。就连慈禧太后也说：“这出洋本是件极苦的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就这样，郭嵩焘以50多岁的高龄带着一身的病痛，在非议与漫骂声中扬帆上路了……。遵照清政府的要求，郭嵩焘对赴西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了大量的日记，后整理成《使西纪程》出版，但出版后马上遭到国内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抨击。如《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权修明，具有本末”，“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将郭嵩焘的这一主张斥之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正是由于国内的守旧势力抨击与非议，使郭嵩焘从此不敢公开地发表自己对西方的看法，真实地反映西洋的事实。因此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郭嵩焘的思索，同时也影响了西学的传入并最终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1878年3月初八日记：“因告以前岁自上海开行沿途日记钞送总署，以至被参。刊刻新报，殆非鄙人所敢任之。”郭嵩焘在西洋驻外大使任内也不轻松，他不仅事务繁多，最主要的是和副使刘锡鸿的矛盾。刘锡鸿原是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安排在郭身边监视起行动的，他在出使期间的确“不辱使命”——给郭嵩焘制造了不少麻烦。尤其是1878年7月，刘锡鸿罗列郭嵩焘的所谓三条“罪状”，即：“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正是这三条“罪状”最终直接导致了郭嵩焘一行撤任回国。虽说刘锡鸿攻击郭嵩焘是带有私人恩怨的，有复仇之嫌，且我们也不能把刘锡鸿简单的称为顽固派，但从他呈送给清政府的“罪状”看，说明刘锡鸿是深谙清政府内情的人。在清政府的多数官员看来，当时的郭嵩焘在西洋真是大出清政府的“洋相”了。在他们的眼中，郭嵩焘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和时宜”，虽然现在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此人出使竟遭如此挫折,难怪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

三、出使的凄凉结局预示着中国近代化的挫败

郭嵩焘一行于1876年10月17日晚从上海登船赴英国，同年12月初八日抵伦敦，至1879年三月初四日反抵上海。历时两年多，历经艰难险阻，受尽谩骂阻挠。1879年当他回到中国时，就有人打出标语“勾结洋人”来欢迎他。1891年郭嵩焘抑郁病死家乡。在郭嵩焘死后9年，仍然有人要对他“开棺鞭尸”。哎！郭嵩焘的下场可谓凄凉悲惨，而这恰恰预示和印证着甲午战争的结局。

早在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列强打开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就开始放眼寰球，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他们在探索中国近代化之路，可以说其间确也取得不少成果，但直到郭嵩焘去世，中国仍未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国门虽早已被打开，但走向世界的思想之们仍然关闭的很严。要想近代化首先要思想上近代化，否则一切都将半途而废，最终将从头再来。通过郭嵩焘出使的始末可以理解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必须经过痛苦的、长期、曲折的历程。

结语

研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我认为郭嵩焘出使的始末是中国近化的真实的写照。郭嵩焘的命运也就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命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郭嵩焘出使之一管而窥中国近代化之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