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工作，要求知识面广，还要有一些专门知识，工作要细致、谨严，决不能粗疏大意。最近，我们在组织校勘《郭嵩焘日记》手稿时，就有这样的体会。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曾协助曾国藩办湘军，镇压太平军起义，后被委充南书房行走，给皇帝办文案，继任广东巡抚及我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也是驻外公使)。中国驻使外国自郭嵩焘始，命下之日，湖南人做京官的以为是个大耻辱，劝他辞去不干。他说：“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补兵部左侍郎。自海外归来后，在湖南居住十三年，主讲城南书院，兼辟思贤讲舍，祀王夫之，与学者讲业其中，著作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养知书屋诗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人称他的文章能得王安石之峭劲，而笔锋比较收敛、所作碑传，能以简驭繁，语无枝叶。

郭的日记名《养知书屋日记》，前后持续三十六年，从一八八五年（清咸丰五年）到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时间恰好与洋务运动相终始。因为洋务运动一般从一八六O年英法联军与清廷订立天津条约算起，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告终。这本日记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时期的政治、军事、对外事务各方面的史料，对研究近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本书过去被列为“古老高厚”（两百万字），视为禁区，二十年前曾打算出版，没有出成，现在打算重新校勘出版，预计一九八O年可以全部发排。

在校勘这部巨著中，我们发现不但抄本有错误，原手稿也有错误，而且经常碰到疑难之处。校勘的同志经过多方查校，才得解决，这里既需要学识，又需要认真。

郭在咸丰十年四月初一的日记中，录了李眉生《荣昌至江津途中杂诗》三首，其第三首云：“一塔如孤鹤，见我欲飞控。频年过几江，劳汝苦迎送。……”因本书原来打算排繁体字，抄稿者把“频年过几江”的“几”字抄成“幾”，初一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校勘者认为：当时几、幾意义有别，不能通用，不能简单地以“幾”代“几”；诗中既说“一塔如孤鹤”，频年过江时“劳汝苦迎送”，过的只能是同一条江，而不可能是“幾”条江。再者古时几字只作坐几、几案解，因此初步认定“几江”是一个专有名词，需要到地理图籍中去查考。

但是查地图、查水道名录，都查不出这个“几江”在那里，校勘的同志又想，既然诗题是《从荣昌至江津途中杂诗》，就应在四川省江津、荣昌间一带去找，于是他们借来一本详细的四川省地图，但仍然没有找到这条江。于是又想，郭是记的清代咸丰到光绪年间事，可以试找找《嘉庆重修一统志》，终于在此书卷三百八十七《重庆府山川》“大江”条下找到这样的记载：

“自合江县界东北流一百八十里，至江津县北还绕县治，状如‘几’字，亦名‘几水’。”为了找到旁证，再查《地名大辞典》，果然有“几江”一条，解释为：“在四川江津县北二里，大江东北流，绕县治，折东南流为几字，故名。”

这样才算查清了是“几江”不是“幾江”，“几江”只是江津城边那一段长江的专名，现代读者已不易明白。

再举一例。郭在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宋熙宁中，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帝语宰执日：“联问常何以名均输，常言买贵卖贱而已，联谕以《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岂买贱卖贵哉！”

校勘时觉得日记手稿上就有疑点：李常言“买贵卖贱”，而宋神宗说：“岂买贱贵卖哉！”与李常所言不合。说明“买贵卖贱”与“买贱贵卖”必有一误。

他们在《辞源》的丑部第八十四页上找到了“均输”这一条，注云：“汉武帝用桑弘羊策，置均输官，……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买贱卖，谓之均输。”这里所说“贵买贱卖”与神宗所引李常的话“买贵卖贱”意义相同，似乎可以确定：日记所记李常之言没有错，是记神宗驳李常的话记错了，因此日记应改作：“岂买贵卖贱哉！”

但他们觉得还有问题，因为他们中的一位亲自记得《汉书·食货志》的原文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大家一查，确是如此，于是认为应依据《汉书·食货志》，定为“买贱卖贵”，而不能依据《辞源》定为“买贵卖贱”，就是说日记所记神宗引李常的话错了。

不过还是感到证据不足，因为还是没有看到日记所记的这一段话的出处。

于是查《宋史·李常传》，没有。

再查《宋史·食货志》，又没有。

再查《宋史·神宗皇帝本纪》，还是没有。

再查《续资治通鉴》，又没有。

又再查《通典》、《通志》，最后查《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一》“均输市易”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熙宁二年，……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他日帝语宰执曰：“朕间常何以名均输，常言买贱卖贵而已，朕谕以《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岂买贱卖贵哉！”，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两个都是“买贱卖贵”，郭氏第一处写错了，《辞源》也错了。因为李常说“均输”就是“买贱卖贵”，皇帝驳李常说得不对，所以说“岂买贱卖贵哉！”郭在日记中抄引了《文献通考》中这一段记载，没有注明出处，如果不仔细校勘日记原文，就不能发现“买贵卖贱”和“买贱卖贵”的矛盾。发现了如果不深入研究文义，不查证引文的原书，就会以《辞源》的误解作为依据，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果不广泛查考各种专书，最后终于查出引文的出处，也还只能悬而未决，最后作为疑案。

类似事例还不少，如郭氏在光绪三年十月初一日（在伦敦）的日记中说：“英国执政十二，其一……，意即首席财政大臣，实为首相，其官衙名曰怀得哈尔，译言北堂，犹中国南衙、东阁。”

“怀得哈尔”实即Wnite hall的音读，为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处所，我们现在意译称为“白厅”，郭不懂英文，把翻译所说的“白堂”听成“北堂”，还比之于中国的“南衙”、“东阁”，成为笑谈。

对于这类错误，略作说明，但仍保持原貌，说明第一任驻英公使由于不懂英文而误用了同音字，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趣谈。

以上三例说明，做编辑工作，特别是搞文史资料、文献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知识面要广，还要有这方面的专门学识，工作要细致，治学要严谨，思想要解放，才能防止差错，提高书稿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