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再浩、李沅发在1847年—1849年间先后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对全国特别是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次起义发生的原因、特点和意义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

雷、李领导的湘桂边境瑶汉农民起义是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刚刚进入近代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区域环境中爆发的，因而它发生的原因和以往的农民起义相比，既有共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

封建剥削和天灾人祸造成的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是引发这次起义的基本原因。大家知道，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主要是在五口通商地区和沿海诸省，远不及广大的内地农村，更没有深入到湘桂边境地区。这一带瑶汉等族人民所受的主要是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湘桂粤黔交界之处，多是民瑶杂居的地区，在那里居住的各族人民深受汉族地主和本族头人的压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瑶之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之地，这一带“环行千余里，蛮居其中”。平时，“日以锄山、挖岭、耕作、渔猎为业”，“生活漂泊，风俗鄙陋”。吃的“以玉蜀黍为主”，逢年过节才能吃到大米饭。“瑶民之寝处，夏则彻夜露宿于溪旁”，冬夜“以稻草平铺，阖家老幼均睡其上。”生产和生活水准之低，简直同原始人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个时期，桂北湘南地区灾荒瘟疫频频发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融县瘟疫流行，死人无数。接着全州“饥馑，民鲜食。”灌阳“岁大饥。”湘南的状况也不妙。“我楚南地方，自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四年，屈指二十四年，虫蝗水旱，大荒三载，灾连不绝，流离失所者居多”；而各级官员，“苛索不已，如水益深，而火益热，致累我地金尽钱空。”此种情形，李沅发本人说得更为具体、清楚和明白:“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内，本境雨水过多，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义谷出借，为数不多。八月收获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我乘人心不服，起意抢夺。”这就是“己酉（1849年）岁大饥，雷逆党李沅发作乱，号称靶子会，从逆者归”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天灾人祸的诱因，导致这次起义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过去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因基本相同。

鸦片战争之后，桂北湘南地区大批运输工人失业，他们的积极参与是这次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桂北湘南为“三省通衢”，是广州至湘潭以至内地省份的主要通道。1840年以前，“湘潭及广州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战后，我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贸易中心由广州移至上海，陆路交通让位于海上交通，致使大批陆路交通工人失业。他们与当地的瑶汉等族人民结合在一起，形成为庞大的游民队伍。在广西的灵川县，出现了“贼匪成群，窝家不一，甚且拐子不少，乞丐更多”的场面，在融县“近有不囗（法）土棍勾结，三五成群，假扮兵差，吓索油火囗，以乞食为名，窥囗门户，掳窃滋事，无所不为。”这些旧式交通工人，富有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他们参与农民的斗争，大大地提高了起义的斗争水准。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而具有时代的特点，也是外国列强的侵略在这个地区产生的特殊的影响和反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引起的交通工人的失业与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过去的农民起义则是不同之处。

反清斗争的历史传统，是导引这次起义的另一个原因。清初这里先后发生过多次的反清事件。早在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广西“富川、恭城瑶贼寇（湖南）永明、江华境，永州大震。”二年，楚粤苗族勾结为乱，坚持九月之久。乾隆五年（1740年）夏，义宁县侗人吴金银联络当地苗、瑶、汉等族人民及湖南城步、绥宁侗、苗族起义。两广总督马尔泰会同广西提督谭行义和湖南官兵三路围攻，为义军所败。清廷命张广泗为钦差大臣，不断增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但余部仍然坚持斗争。道光十一年十二月（1832年1月）湖南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赵金龙率领九冲瑶民五六百人于两河口起义。翌年三月，杀提督海凌阿。六月，徙居广西苍梧县之九冲瑶民盘均华邀约贺县瑶民二千余人起来响应。清廷先后调集兵勇万人，并在广西之富川、贺县、灌阳、全州等地把守隘口，最后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惊动了国内外。澳门报纸连续披露了此事，美国人马士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引用了这些报导。我们把上述这些起义串连起来，可以看出雷、李起义正是这个地区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继承和发展，是这一带瑶、苗、汉族人民反清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有利于义军进退攻守的地理环境和山林依托，也是这次起义不可忽视的条件之一。桂北湘南诸县，不仅是“瑶民杂居”，而且地处山区，“丛林峻岭”，“崇峦叠嶂”，“林深箐密”，“山径丛杂”，“鸟道羊肠”，“山深路歧，匪徒匿聚山中，游变无定，楚剿则窜粤，粤剿则窜楚。”这样地域开阔、山深路险而又是两省交界的山区，正是瑶、苗人最熟悉的，也是清军最感头痛的。清廷一再增兵，总“未能歼擒净尽”。早在李沅发起义之前，湖广总督裕泰就十分担心：新宁地接广西，“此皆极要隘处所，设使窜入深山，或勾结瑶匪，则旷日持久，转难收拾”。即使是雷再浩被俘获之后，桂抚郑祖琛还“恐该省余匪尚多，聚散无定，深岩绝洞，或多伏藏，忘图乘机出扰。”

上述四种因素的结合，导致这次大规模起义的爆发。

二

湖南省新宁县瑶民雷再浩与广西全州西延梅溪庄塘人李世德组织“棒棒会”，以“反清复明”、“打富济贫”为口号，联络汉人李辉、李学林、瑶民肖立山等，原定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起义，后因事泄提前于九月初八日（1847年10月16日）再浩在新宁县黄背峒、世德在西延梅溪咸水口同时起义，以李亮、易朝为头目，进攻全州。十二日，新宁知县李博、举人江忠源率领团练前来围攻。再浩退至西延与世德会合。清廷命湘抚陆费6“派兵兜拿”，令桂抚郑祖琛“一体堵缉”。广西提督马殿甲、湘省按察使冯德馨带领兵练进剿，为义军所败。十月初二日，清军偷袭五排邓家冲，俘再浩妻蓝氏和李学林等，杀死李世德。再浩收集余部“逃匿山内”，转战广西，后退至新宁八峒，在进攻武冈州时在毛安中伏，再浩因叛徒出卖被俘，翌日李辉亦被捕。年底，再浩、李辉等就义于长沙。余部仍在潜伏活动。

新宁县水头村33岁的李沅发继续举起雷再浩义军大旗。他先创立“把子会”，“口称为雷再浩报仇”，拜结弟兄，劫富济贫，并潜往广西全州大埠头地方串连万老四、蒋老八等，各邀约数百人，同赴新宁劫狱戕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27日）深夜起义，攻占新宁县城，戮死署知县万鼎恩及前任知县李博之妻杨氏，“打毁衙署，监狱、贼势猖獗，约有二千人。”李沅发一面派人“分赴各乡肆行抢掠”，邀约同会进城防守；一面派人到广西全州、兴安等地邀集会众。道光皇帝下令湖南新任巡抚冯德馨“驰赴该处，督率迅剿”，并令桂抚郑祖琛“严饬该省文武员弁实力防堵。冯抚即派永州镇总兵英俊、长宝道员杨炳坤在该县团练头子江忠源的配合下，轰塌城垣。十一月三十日，李沅发率众乘阴雨昏夜冲出县城，进入罗远峒，接着在大绢峒群众配合下，杀死前来追击的清军守备熊钊、侯补道经历刘炳南。广西兴安、全州等地会众在李沅宝的率领下，前来支援，队伍增至二三千人，“贼势大涨”。三十年正月，义军从湖南城步进入广西兴安、龙胜。十八日，在绥宁长安堡砍死清军参将玛隆阿。桂督闵正风会同楚军堵截。义军走怀远，入古宜，杀署都司邓宗武、署守备苏秉华。旋入贵州四乡所、黄林所一带。二十七日，败江忠源，队伍扩至五千多人。湖广总督裕泰、新任湘督向荣会同桂、黔、鄂数省官兵前堵后攻。二月，义军退往湖南通道县，后入靖州，复下怀远，过胡芦江，再入贵州，杀清守备哈心靖，进逼黎平府。三月，被黔军击败，退入广西，经龙胜、怀远、融县、义宁、雒容、永宁、永福、阳朔、荔浦、修仁等州县，甚至到达距离省城桂林六十里的六塘地方。此时裕泰认为“若在沿边苗瑶地界堵截，则此拿彼窜，散漫难图；不如虚留一路，引其窜回新邑老巢，则四面围捕，庶可聚而歼旃。”而李沅发却推测湖南官兵出境会剿，新宁必然空虚，于四月退回新宁。李沅发的错误判断正好中了裕泰的诱擒奸计。四月下旬，义军被围于金锋岭，据险死守，施放枪炮，滚木檑石，纷纷掷下。清军向荣部步步紧逼，数路仰攻。二十三日，李沅发受伤，滚落崖涧，为清军俘获。六月初四日，槛送北京。八月十七日，英勇就义。

从雷李起义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此次起义的若干特点。

第一，它是在会党“棒棒会”、“把子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之下发动的。我国南方天地会成立于清康熙年间，是民间反清秘密组织。桂北湘南山区拥有会党活动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历史传统。早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北方的教派，南方的会党已蔓延至湖南永州一带。道光十一年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以“传习巫教”的方式发动的。十五年，湖南永、郴、桂，江西南赣与广西接境处所“会党充斥，结党成群，掖刀持械，施放鸟枪。”次年二月，湖南新宁县瑶民蓝正樽组织龙华会起义，率众三千，进攻武冈州城，称王发令，后遭湖南官兵镇压，正樽走脱。

雷李起义的前期领导人雷再浩“习青莲教，阴结广西全州奸民李世德，倡立俸俸会，为谋逆。”“并有居住在全州五排梅溪口等处之瑶人肖立山纠人入夥。”再浩率其“死党”数百人起义后，“设将军伪号，抄掠近村。”后为江忠源所败，走广西全州梅溪大埠头等处，与李世德会合，势复炽。起义失败后，再浩被俘死，“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李沅发新创“把子会”，会号变了，反清劫富的宗旨依旧。清方亦认为“必其（雷再浩）余孽复萌。”沅发以会为名，“拜结弟兄”，头目称“大哥”，自己为“总大哥”，先后设立“五营十行”名目，“蓄留短发”，“头裹红巾”，城上插着“劫富济贫”大旗。所有这些，完全是天地会的做法。起义后的行军路线也是“把子会”或其他会党活跃的地区。

第二，瑶汉等族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团结奋战。桂湘黔交界之地，“民瑶杂处，极为难治。”山区各族人民“椎髻跣足”，“能耐饥忍苦。同时“瑶人性劲悍，团结力亦颇强。”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个群体特别能战斗。他们是这次起义的主力。雷再浩、肖立山等人成为义军的首领和骨干。李沅发领导的义军，有很多瑶苗下层群众。雷李部众转战之地，也多是瑶民聚居之处，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汉族人民的参与和配合也是十分重要的。民人李辉、陈名机、李学林等与雷再浩一起，共同“纠党结会”，参加战斗。李沅发“蹂躏楚粤之处，所在响应。”义军能在贫瘠的山区中坚持战斗，贫苦的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三，在湘、桂、黔三省边境山区流动作战。雷李起义历时一年多，几乎“蔓延于三省交界之间。”这不仅引起清廷的重视，也惊动了一些外国人。马士说：此时中国局势最令人注意的是“向来为各省中动乱最凶的广西，尤其是在于广东、广西和湖南交界处的山区。”没有固定的地域作为基地依托，四处流动作战，最后被迫退回老家，被困身死，这是义军一个致命弱点，但从另一层面看，却是发挥了义军自身的优势，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清廷及高层官员最担心、最烦恼的就是“三省交界地方，丛林峻岭，路径分歧，东奔西突，此拿彼窜。”“一经逆匪窜入，必致勾结蔓延，为患匪浅。”而义军却正是“自恃翻山是其长技，总向无兵处所潜窜狂奔，履险如夷”。义军一方因“谙熟山径”，“翻山便捷”，在“峭崖绝壁”之上，“附葛攀藤”，“出没无常”；在“羊肠鸟道”之中，“行走如飞”，“往来飘忽”。而官军一方则因“隔省路生”，“山崇岭竣”，“堵剿綦难”，“寝食俱废”。这也许就是人多势大，装备优良的四省清军数路围攻只有鸟枪刀矛，人数几千的义军，竟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艰难地把雷李起义镇压下去的原因之所在吧！

三

雷李起义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重点南移的显著迹象之一。它是我国近代社会，特别是桂湘边境地区社会诸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它的发生对全国尤其是广西的革命形势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及其在桂湘两省的统治

雷李起义，前后坚持了一年多时间，转战湘桂黔三省之数十个州县，杀死了一批地方官员和清军将领，如新宁知县万鼎恩、贺县县丞赖锦荣；参将玛隆阿、署都司邓崇武、守备熊钊、苏秉华等等。义军的几度胜利，还迫使清帝下令将湖南提督英俊、永州镇总兵双德、盐法长宝道杨炳坤摘去顶带、即行革职；并将湘抚冯德馨“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清军在镇压义军的过程中还消耗了一部分财力。由于军事开支加大，湖南感到有些困难，湘抚冯德馨说，裕泰未到湖面之前，本省“已支军需银七万九千余两。”广西这个“要兵无兵，要饷无饷”的西南边疆穷困省份，更为吃力。桂抚郑祖琛奏请“筹拨银十万两”，“星夜批解来西，以应急需”。清廷不得不“寄谕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迅即筹拨银二十万两”，“星速解赴湖南军营”；“迅即筹拨银十万两”，“星速解赴广西军营，以济要需”。而徐广缙却叫苦连天:现广东“支应络绎，需用浩繁”，“支用无存”，“难以动拨”，以此为由，加以搪塞。迫于清廷压力，他不得不“前后动拨银二十四万七千两”，如果再加上镇压雷再浩起义“动用内外报销银二十二万余两，”总共达四十六万余两。

其次，雷李起义推动了粤桂湘，特别是大大地推动了广西天地会的斗争，掀起了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新高潮。

有人说，雷再浩起义之后，遭“官兵剿捕，窜入广西，是为广西盗贼煽乱之始。”有人说，“雷再浩作乱，各县土匪蜂起，结盟拜会……由是盗风四起。”有人说，雷再浩倡乱，“州县震动，游民乘机煽惑，拈香结盟，路劫商旅，夥劫村庄。”还有人说，自此以后，“流贼蜂起，四境骚然”；天地会“陷邑破郡，忧延西省”。所有这些当事人、当地人的评论，剔除其立场、感情之因素，是很有道理的。

自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从1844年之后，广西已开始人心浮动，会党起义和群众闹事时有发生。雷李起义确实把广西的反清运动进一步激发起来，推向新的高峰。

对雷再浩起义做出反应的，首推平乐会党。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平乐知府苏勒方阿、知县陈时昌等已经得到探报，说本地会党首领范连德准备“勾结雷逆攻袭郡城”。“十一月朔，张八等果率逆匪数千，叠扑郡城。”此次攻城虽只有一天，但影响还是不小的。当时就有人指出，雷再浩起事，“各州府土匪乘机窃发，自平乐始。”从张八率众攻打平乐府城诱发广西会党开展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这个连锁反应的意义上，此话确实不错。

差不多与此同时，邻近广西省城的阳朔会党首领董光寿，在该县倭山圩外之互缸厂起义，也在十一月初一日，“夜扑阳朔县城。”紧接着修仁、荔浦等平乐府属州县也先后发生闹事抗清。

道光二十七年容县顺里磨刀塘的“土匪”冯六，“纠党倡乱于自良圩”，并联合平南大坡圩的覃亚晚等，四出攻掠。二十八年，广东高要人张嘉祥、广西博白苏三、横州谢江殿率众至钦州，旋入贵县覃塘，后转宾州。钦州天地会首领秦香晚联合宾州黄启珍，进攻修仁、荔浦和宾州。“人众势强”，“最为凶恶”的陈亚贵部，活动地区遍及浔州、平乐、庆远、柳州、桂林等府十几个州县，吸引了桂、滇、黔、川数省官兵。[31]而此时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土匪纷起，南、太、泗、镇四府，道路阻隔者，将及十年。”

正当陆路会党加大活动之日，也正是水路艇军方兴未艾之时。“道光二十六年，桂平李观保纠任文炳、刘亚乌、陈亚贵劫掠浔江，为艇匪之始……是时浔梧二府，沿江劫杀，水道不通。”二十八年，广东鹤山人波山水手张钊（大头羊）、田芳（大鲤鱼）联合任文炳于十一月入桂。翌年，掠梧州，攻平南、永安州（今蒙山县）、贵县（今贵港市）、宾州（今宾阳）。他们“船多匪众”，在西江、浔江、柳江等河道上模冲直闯，弄得广西地方当局日夜不得安宁。

到了三十年九十月间，广西已是“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到处都在“竖旗立馆”，“开台拜会”，“不独流贼、土匪，即团练亦贼，居民亦贼，”“贼众兵单”，“官兵束手，任听抢劫各城，如入无人之境。”无怪乎当时有人惊呼“粤西通省，群盗如毛。”外人马士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专门辟了一个栏目：“1849—1851年，造反蔓延广西。”这个局面始自于雷李起义之重大影响。

第三，雷李起义及其诱发出来的广西各地的会党起义，有力地掩护了拜上帝会的革命活动和金田起义的准备工作

雷再浩起义时，正是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他身怀“三原”著作，与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在当地贫苦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创立了拜上帝会，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并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从故宫档案资料、清方高级官员的言论和广西地方志书的记载来看，当时清廷中央和广西抚督的决策思路和实际部署，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各地的会党斗争。前任提督闵正凤扎营柳州。新任提督向荣于道光三十年九月抵桂林，“时，庆远、思恩、南宁等府，土贼正炽，向提督驻往剿办，洪秀全等益猖獗。”清朝的头号谍报人员张德坚得到的讯息是：“庚戌（1850年）秋冬之间，两粤盗贼滋炽，跳梁蠢动，股以数十计，最著名者有八股，如大头羊、张嘉祥、凌十八，西南县诸剧盗是也。”直至十一月，清朝皇帝还说：“广西左右江各属股匪众多，四出抢掠，势甚蔓延。”此时距离金田起义只有一个来月，拜上帝会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不露声息，“伏而未动”。抓紧有利时机，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清廷及其督抚们将近大难临头，但他们还不知道最大的、真正的危险来自何方?!金田起义前夕，清军在平南县思旺和桂平蔡村先后吃了败仗，清廷责问、追查事情原由时，广西的某些官员才有些警觉，并作了查询。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第十天，钦差大臣李星沅在《会奏筹剿金田逆匪恳调提镇大员协剿折》中说:金田村已“集游匪万余”，“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李星沅不愧为皇帝忠实的“钦差大臣”，他确实高人一筹，看到问题之所在。“翼长”姚莹赞同他的见解，把太平军看成贼中之王，提出“擒贼先擒王”的主张。但是，李星沅也没有把某些最基本的事情弄清楚，把拜上帝会错认为“尚弟会”，而且误把韦正（昌辉）当作该会第一号人物列名洪秀全之前。金田起义后一个月，贵州巡抚乔用迁在奏折中列举了平乐、思恩、柳州、浔州、太平、南宁等地“股匪滋扰”，“蔓延最甚”的情形，唱的还是老调，只不过在末尾提了一下“乌合之众”的“尚弟会”。这个看法比李星沅差远了。所有这些反映了清朝某些高级官员的腐朽和低能，说明了早期拜上帝会高层决策人物领导艺术之高明，组织纪律之严密，也显示了广西天地会的活动和斗争确确实实地吸引了清方的注意力，为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等人领导的金田起义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雷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余部在以后太平军挥师江南，路过湘南时加入了大军行列。张德坚曾经说过：“己酉、庚戌之间，逆匪雷再浩、李沅发前后滋事，皆与洪逆等声息相通，迨后鼠窜，皆至广西，欲纠合起事而未果。”直至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两股反清力量之间“声息”是否“相通”？如何“相通”？雷李起义后进入广西，是否意图同拜上帝会“纠合起事”？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广西境内会党领袖之一，被桂抚郑祖琛称之为“最为凶恶”的陈亚贵就曾“表示愿率其党徒与洪军联合。”后来他因事败被俘杀，“余党悉奔金田”，就是典型一例。广东会党首领罗大纲以及张钊、田芳入桂加盟拜上帝会（张、田后退出），就是广西境外会党与“洪军”、“纠合起事”的另一典型事例。而且，雷李起义后，确实也曾进入广西，但两军联合“未果”却是最基本的事实。

咸丰二年四月（1852年6月）太平军离桂入湘，占领道州，当地以及永、桂等州县天地会纷纷加入大军行列。正如曾国藩在咸丰三年二月《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所说:“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这不仅使在全州大伤之后的太平军重震军威，而且太平天国领导人还利用他们的特长，组织“土营”，在以后进占武昌、南京等大城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时距离李沅发起义的失败刚好是两年。我们虽不能断定这数万“添弟会者”都是雷李的“余孽”，但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总之，富有区域民族特色的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是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桂北湘南地区诸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次起义对全国特别是广西革命形势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进程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它在中国近代的农民起义史和会党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