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至1868年，清朝统治者为镇压捻军起义，频频更换剿捻统帅,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清政府攻捻政策的变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及其与捻军兴亡的关系等。这15年中，清政府共遣派33员大吏出任剿捻统帅，其中汉员17人。他们更迭的情况大致可分为6种类型：（l）死于攻捻前线的，有周天爵、伊兴额、滕家胜、僧格林沁等。（2）剿捻无功而被参革的，有西凌阿、毛昶熙、曾国荃、翁同书、李世忠、刘长佑等。（3）调度无方他调的，有英桂、徐宗干、毛鸿宾、吴棠、曾国藩等。（4）因伤病引退的，有傅振邦、关保、袁甲三等。（5）争权夺利被递职的，有贾臻、胜保、官文等。（6）其他。这只是大致归类，他们中有的在剿捻统帅任内的情况颇为复杂。

这里根据剿捻统帅在攻捻战争中的作用、影响，理出一条主线，以此说明剿捻统帅的更迭与捻军兴衰存亡的关系。这条主线是：周天爵——袁甲三——胜保——袁甲三——胜保——袁甲三——李续宜——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围绕这条主线进行必要的展开，有的剿捻统帅就只能一带而过了。

一

清政府遣派的第一任剿捻统帅是周天爵。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人。1811年进士，笃信王守仁之学。他与捻的关系原很密切，1824年任怀远知县，寻连擢宿州知州、庐州知府、庐凤颖泗道，任内严酷镇压安徽人民的抗清斗争，《清史稿》本传说他“所至捕盗魁，无漏网者”。1853年初，佐皖抚蒋文庆治理防务，阻击太平军沿江东下。2月24月，安庆被太平军攻破，蒋文庆战死，周摄巡抚事，旋辞巡抚专任兵事，到皖北督师进攻捻军（1853年2月——10月）。3月26日抵达攻捻前线——宿州。

是时，亳州、宿州、蒙城、凤台以及河南永城等地捻首齐集雄河集山西会馆，推张乐行为盟主，祭旗起事，号称“十八铺聚义”，完成了由捻党向捻军的转化过程。周天爵虽挂着剿捻统帅的头衔，但“无兵无饷”，只好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招抚了张凤山等“十八铺”和张乐行捻军，完成了对定远陆遐龄农民起义的军事进攻，受到主子的“褒赉”。然而，周天爵没能够阻挡捻军的成长、壮大，随着北伐太平军的到来，皖北出现了五十八捻合一的可喜局面，张乐行等重举义旗。这种局面，使得周天爵顾此失彼，疲奔于宿州、亳州、颍州之间，10月17日因积劳成疾，病死颖州王市集，结束了他的剿捻生涯。接着，袁甲三出任剿捻主帅。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1835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御史、给事中。1853年3月以“帮办安徽团练”的身份，配合周天爵在皖北攻捻。在剿捻统帅中，他担任攻捻主帅的时间最长，达8年之久，其间四起四落，情形颇为复杂。

袁甲三初任攻捻统帅，时在1853年3月到1855年4月。其间皖、豫等地群捻纷起，形成以张乐行、苏天福、王贯三、龚德树为首的几支抗清力量，纵横皖、豫间，配合北伐太平军的军事行动。袁甲三没能阻止北伐军及援军北上，只好株守临淮，引起满洲贵族权臣福济（安徽巡抚）、和春（江南提督）的不满。“时淮北官吏，甲三欲有更调，和春、福济意不合，甲三专奏，诏仍饬会街。于是和春、福济疏劾甲三坚执己见，并劾其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清廷遂于1855年4月13日将其召回京城，部议递职，派湖南提督武隆额由山东赴亳州，代袁甲三负责攻捻军牢。但武隆额“略无布置”，被捻军打得到处流窜，由永城而夏邑，弃夏邑走虞城，复弃虞城遁归德，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遭到主子的呵斥，将其递职，另以河南巡抚英桂驻节归德，督办豫、皖、苏三省“剿匪”事宜（1856年1月—1858年6月），前福建按察使徐宗干帮办（1856年1月——1857年2月）。当英、徐走马上任，与武隆额办理交接之时，捻军乘机在皖北召开了著名的雉河集会议（1856年2月，一说1855年秋），建立“大汉国”，张乐行称“大汉永王”。这是捻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捻军由此进入它的极盛时期。雉河集会议后，捻军分兵四出，攻河南，逼山东，“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英桂、徐宗干无能制之，清廷不得不再派袁甲三开赴攻捻前线，“督办皖豫间剿匪军事”（1856年8月—1858年2月），以满洲正白旗人西凌阿“帮办剿匪事宜”（1856年8月——1857年2月）。

袁甲三赴任后，连连告捷，一解亳州之围，二破白龙王庙、燕家小楼“捻巢”；三陷捻军根据地雉河集。清廷大喜，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1857年2月又“以匪踪四出，英桂调度无方，与屡次败退之察哈尔都统西凌河，并交部议（1858年9月英桂调山西巡抚——引者）……西凌阿……来京候议……徐宗干补授浙江按察使……自归德赴新任”。袁甲三成为实际上的攻捻主帅。但清廷又以满洲贵族胜保以副都统衔“帮办剿匪事宜”（1857年2月——1858年8月），参加攻捻战争，使统治集团内部满、汉之间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展开。

二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1853年在河南、溯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其人“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就是这样一个每战必败的“败保”，确有一套招降纳叛的本领。1857年11月，他招降了有“窃据淮甸”“崛强官匪间，专制一方”，建立独立王国野心的苗沛霖，并与之结为师生。胜保以为，有苗沛霖这支强大的地方实力集团，“捻患”不患不除，因此对袁甲三心怀忌克，“屡疏诋之”，企图抓到剿捻主帅的大权。1858年2月，清廷以“甲三督剿半载，但防徐、宿，不捣贼巢，日久无效”，召回京。胜保终于如愿以偿。

与此同时，张乐行、龚德树主力捻军前进淮南，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粤匪、捻匪互相勾结，淮南北蹂躏殆遍”，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于是年8月重新调整了剿捻部署：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1858年8——1860年1月）；安徽巡抚翁同书帮办军务（1858年8月——1861年2月），袁甲三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军务（1858年8月——1859年2月）。胜保、袁甲三并为剿捻主帅，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以致事权不一，攻捻战争毫无起色，朝廷再次罢免袁甲三，改以徐州镇总兵傅振邦督办三省剿捻事宜（1859年2月——1861年1月）、副都统伊兴额帮办（1859年2月——1861年3月）。

但1860年1月26日，清廷将胜保调离了安徽战场。“上谕”说：“都统胜保自简任钦差大臣，督办皖省捻匪，尚知奋勉。迨护城一挫以后，军威不能复振，以致庐、定不能克复，逆匪延蔓，日久无功，实有难辞之咎。著即撤去钦差大臣，以示薄惩。惟念该都统平素带兵勇往，曾立战功，现在豫省堵剿需人，著即驰往河南督办该省剿匪事宜，即派关保为胜保帮办，袁甲三仍著署理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安微军务，除翁同书本系帮办外，并派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军务，傅振邦著督办徐、宿一带剿匪事宜，仍著田在田帮办”。清廷所以要把胜保调离安徽，“日久无功”固属一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胜保与袁甲三矛盾尖锐，势若水火，并直接造成苗沛霖与袁甲三之间的对立。“袁数檄之攻定远”，苗不仅“不奉命”，反要与袁较量，几生大变。把胜保调离，使之互不统属，一可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二可使事权归一，便于攻捻。尽管朝廷用心良苦，但并未达到目的，随着湘系集团的逐渐介入，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情形更为复杂。

袁甲三挤走胜保后，又奏请朝廷以湘军将李续宜补安徽巡抚取代素不知兵的翁同书，假湘军威驭苗，获准。这使在豫督师的胜保闻之愤甚。

胜保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每战辄败，素为经世派所轻。为了改变“无兵不能自立”的状况，他曾千方百计并吞湘军，非但没能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能”的纷争恶斗。对胜保来说，要与经世派的湘系集团和袁甲三等抗衡，没有一支强大的亲己武装，是难以取胜的。因此，他每到一地，特重招降纳叛，除苗沛霖外，还招抚了李兆受、宋景诗等。而苗沛霖有众数十万，更为所重，一意笼络，苦心经营，“欲养沛霖固兵柄”。袁甲三奏请湘军李续宜抚皖，倘苗沛霖就其范围，他的一片苦心便会成为泡影。于是，他连连上奏朝廷，要求重新督皖，或苗沛霖调豫，归己节制。朝廷大为恼火，责问“是何居心?”不久，淮北捻军进攻河南，胜保连战皆败，“物议沸腾”，薛书堂一个攻奸奏章，清廷即将其召回京城。攻捻的决策大权牢牢抓在袁甲三手中。

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剿捻主帅权矛盾暂时缓和后，袁甲三得以全力进攻张乐行主力捻军。1860年1月10日占领捻军据点临淮，2月17日又夺回凤阳府县二城。但在淮北的捻军却开始了大规模的远征。2月22日，张宗禹等部攻占苏北重镇清江浦，杀淮海道吴葆晋等；4月孙葵心等部进攻豫西，陕西、山西震动；6月刘玉渊等部再次远征河南，取得野猪冈大捷；10月姜台陵等部乘第二次鸦片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大规模远征山东，在当地捻军、幅军、长枪会军的配合下，纵横驰骋26州县，取得辉煌的战果。山东是清廷的“畿辅天下”，为加强攻捻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1月5日派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捻军务（1860年11月——1862年8月，1862年8月改督办山东河南军务），南下进攻捻军（1861年1月再派西凌阿、国瑞帮办剿捻军务，4月派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山东“剿匪”事宜）。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1825年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1853年专办京师团防，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他所统率的蒙古马队，是清廷的一张王牌，也是他与经世派进行倾轧的后盾。然而，当他一与捻军交锋，便连连告败，12月26日，一败于巨野羊山集，1861年2月20日二败菏泽李家庄，3月17日再败汶上杨柳集，损兵折将，与西凌阿、国瑞均受到“交部议处”的处分。

当僧格林沁在山东战场上屡败之时，安徽战场上发生了“苗沛霖事变”（淮北之变），围绕苗沛霖问题，剿捻大吏们又展开了一场恶斗。

三

当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清文宗逃奔热河之时，苗沛霖集团羽毛丰满，便公开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公称“河北天顺王”，正式确立淮上割据的局面，并致书袁甲三、翁同书、傅振邦，要他们退出淮河流域。1861年初，苗部李学曾等七人赴寿州为仇人徐立壮、孙家泰诛杀（“寿州擅杀案”），苗沛霖准备以此为借口进攻滨淮要地——寿州城，为此确立了“连和”太平军、捻军的战略方针，遣王金奎到定远与宿敌张乐行、龚德树捻军达成谅解；遣朱鑫、陆长华赴庐州与陈玉成部大平军言和，表示奉太平天国正朔。“粤贼大喜”，派辛大刚等统兵七百前往苗家“老寨”，与苗沛霖筹商抗清事宜。清政府面临着难以收拾的局面。1月30日，清廷以云南提督傅振邦伤病，改以太原镇总兵田在田督办徐宿军务，徐州镇总兵滕家胜、淮海徐道吴棠帮办（1861年1月——12月），控制势态的发展。但不久，天、捻、苗联络一气，苗沛霖解除了后顾之忧，于2月10发动了寿州围城战役，将安徽巡托翁同书闲在城中。形势骤变，清廷不得不再度调整军事部署：谕令袁甲三“婉转牢笼”苗沛霖，想方设法割断他与太平军、捻军的联系，使之“不能合而为一”；诏翁同书回京：以湘军将李续宜抚皖，用贾臻为布政使、张学醇为按察使。贾、张与苗颇相得，以其“游说”，“可驾驭沛霖”，而以李续宜“用为巡抚，沛霖旧隶胜保部下，心惮楚军”，以便控制局面。但湘军正全力进攻太平军，无兵可分，李“实无意及之”。朝廷无奈，只好让贾臻哲摄巡抚。3月15日，复命前西宁镇总兵成明帮办钦差大臣袁甲三军务，6月22日命贾臻、江南提督李世忠帮办军务（1861年6月——1863年3月），但事态不断扩大。8月4日再派胜保前往皖北，督办皖豫军务（1861年8月——1862年8月）。苗沛霖是胜保加意扶植的，因此一意主抚，而袁甲三则坚决主剿，争执不下，苗瞅准时机，在捻军、太平军的支持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0月29日一举攻克寿州，前安徽巡抚翁同书等一大批大吏们成为阶下之囚。接着，苗家军会师怀远，1月14日便联合马融和部太平军、张乐行部捻军发动了颍州战役。这样，苗沛霖问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中心议题，出现了剿、抚之争。

主剿派是以经世派的湘军重要领袖为代表，如湘军最高首脑曾国藩，水师大将、皖抚彭玉麟，陆师大将李续宜等等，“皆以为断无抚理”。

主抚派是以权贵派的胜保为代表，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臣熟思审处，窃谓仍以抚之为宜……果能受抚，则以后之事由臣一手经理，驾驭得宜，总可保全，不致别生枝节”。

作为钦差大臣的袁甲三，与湘系集团关系密切，加上与胜保的矛盾，与曾、李、彭沆瀣一气。贾臻则因与李续宜、袁甲三之矛盾而倒向胜保一边。这样，在苗沛霖问题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其实，剿抚之争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两大派系——经世派和权贵派相互争斗的一个侧面，苗沛霖问题不过是双方争斗的一个焦点。

作为满洲贵族权臣的胜保，虽手握兵柄，但无自练之兵，他赖以巩固兵柄、与经世派倾轧的就是这支拥众数十万的苗家军。因此，对苗百般袒护，多方开脱，但客观情势注定了胜保的失败。

同治即位后，政柄操纵在慈禧太后手中，统治政策较之咸丰之世，发生了重大变化，扶植、重用汉族地主武装，特别是湘系集团，日益成为稳固清政府专制统治的中流砥柱，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清廷屡使湘系集团中的领袖人物出任安徽巡抚，李续宜不受皖抚之职，再任湘军水师将官彭玉麟抚皖，彭固辞，复以李续宜抚皖。在苗沛霖问题上，随着湘军在淮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由徘徊两歧之间转变为支持经世派的主剿政策。据曾国藩透露，湘系一意主剿，“皆系秉承六次密谕”。这种重用湘军的政策，使胜保大为不满，他说“未闻汉有彭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远虑也”。可见“剿抚之争”实质上是“经权之争”、“满汉之争”。这种论争，由于得到朝廷的支持，经世派最终取得了胜利。8月3日，命以安徽巡抚李续宜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原任袁甲三病免），接着把胜保调离攻捻前线，让他到陕西去剿办西北回民起义军，同时以僧格林沁（在苗沛霖问题上，因与经世派的矛盾，基本上属主抚派）为钦差大臣督办山东、河南军务（1862年8月——1865年5月）。由于军事指挥权的统一，清军力量得以加强，1863年3月张乐行前期捻军被剿灭了，12月“苗患”铲除了，1864年7月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医了。然而，清政府的统治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后期捻军崛起。

四

尽管皖北根据地失守了，前期捻军最高领袖张乐行牺牲了，但张宗禹、任化邦所部捻军仍在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抗清斗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遵王赖文光的西北太平军残部加入捻军，壮大了抗清力量。他们“易步为骑”，采用“以走致敌”流动战术与清军周旋，屡败攻捻主帅僧格林沁。1865年5月18日，曹州一战，僧军万余人几全部覆没，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殁于阵。“朝廷震悼”，急令湘军最高首脑、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巨，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1865年5月——1866年12月），指挥攻捻战争。剿捻主帅的大权完全由经世派掌握。

曾国藩接任后，“鉴于邸帅（僧格林沁——引者）追飞逐走之失”，一改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攻捻政策，采取了一套“以静制动”的战略策略，要点为重点设防、查圩、河防政策。

所谓重点设防，就是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四镇派驻重兵，“以有定之兵，防无定之贼，变尾追为迎击，制贼不流”，达到消灭捻军的目的。

与重点设防政策实施的同时，曾国藩又在皖北等地查办圩寨，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断绝捻军的米粮接给，割断与人民的联系。

所谓河防政策，即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缘河岸构筑长墙、堡垒，派兵设防，阻截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和豫西、湖北疆境，并在这个范围内将捻军圈而聚歼。

曾国藩的攻捻政策，实际上都是切中捻军要害的。如对其重点设防政策，时人评曰：“从前各军剿捻皆以追剿为能事；自四镇之设，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办捻之局自此始渐有纲纪”。对其查圩政策，时人评曰：“盖查圩消患于未形者，其功巨矣！”对其河防政策，时人又评曰：“曾公国藩接办军务一年有余，谋定后战，成效偶稽，而长墙圈制之策已得平贼要领。嗣乃能变通尽利，以竟全功，其端实自曾公开之。”然而，曾国藩还是被捻军打败了。

1866年10月23日，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11月，张宗禹率西捻军冲破清军的阻截，越秦岭进入陕西；任化邦、赖文光率东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湖北。曾国藩攻捻政策宣告破产，被迫交出攻捻主帅大权。

曾国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造成的。首先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矛盾。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湘军裁汰殆尽，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虽然搜罗了九千来人攻捻，但“人人思归”、“畏缩不愿北征者十人而九”，士气低落，难期得力。因此不得不依靠淮军，这就是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部二万余员。但淮军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浓厚的私兵性质规定了它只听李鸿章的指挥、调遣。曾国藩给李鸿章复信说：“捻匪非淮勇不能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正说明这一点。李将刘、周各部明义上交曾指挥，实则暗中操纵，曾为此大骂李，要其“一切付之不管”。骂归骂，仍然不听指挥。对淮军的指挥失灵，是曾国藩攻捻失败的重要原因。再者，曾国藩攻捻政策始终没能得到地方将吏的文持，“主防主剿，意见难于遽同”，受到层层阻挠。如对其四镇之设，“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事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对其防河之策，“诸将则纷纷推诿，均愿游击，不愿防河。盖防河者兴工之时，荷锸负土十分辛苦，不比游击者之半行半住，稍觉安逸；防河者工竣之后，保守汛地，厥责甚重，不似游击者易于报功，难于见过。故勇丁愿行路不愿挑土，将领愿做活事不愿做笨事”。这一点，河南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河南文官之议，均谓贼衰，宜于速剿，不必为防河之谋……几于众口一辞”，巡抚李鹤年也“惑于众论”，与曾国藩立异。在行动上则采取消极抵抗的形式，从而给捻军留下了突破口。捻军所以数次从河南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原因正在于此。

曾国藩下台后，淮军最高首脑李鸿章出任攻捻主帅（1866年11月——1868年8月）。在李鸿章看来，要制服“盘旋飘忽”的捻军，“非择地圈制不能收功”。因此，继续执行曾国藩的攻捻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遭到层层阻挠，甚至受到朝廷的指责，但仍贯彻下去，终于消灭了捻军。李鸿章的胜利，实质上也是曾国藩攻捻政策的胜利，从这点上讲，曾并非如他自已所说“我是打捻无功之人”。笔者没有把他归之于“剿捻无功而被参革”这一类项下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各怀意见”，“颇多龃龉”，隐蔽的、公开的纷争恶斗，贯穿于捻军战争的始终，给捻军的存在和发展造成可乘之机，“其（捻）祸原（源）于郡守治狱之失平，其患成于督师剿贼之不力”。捻军所以能奋战15年，驰驱10个省，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息息相关。从捻军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不应仅仅局限于捻军本身的研究，还应研究它的对立面，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