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对于郭嵩焘在中国步入世界过程之中的先驱者地位，论者皆有定论。对他是否自愿出使这一问题，一般也予以肯定回答。如熊月之就以为郭嵩焘出使英国是“心甘意愿”的，郭的这一举动是向天朝自大的传统观念公开挑战。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论者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无非来自以下两则史料。一是《玉池老人自叙》，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初遣使时，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李子和制使、冯展云学使正言切论以阻其行，嵩焘答言：‘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二是近人钱基博所著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书中亦有类似的看法，兹录如下：（郭嵩焘）“诏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兵部左侍郎。中国之驻使外国自此始。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为大辱，正言切论而劝之辞。嵩焘曰：‘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忧臣辱，在此行也。’”

笔者认为，郭嵩焘晚年的自叙固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出使英国这件事上却有夸张之词，与事实不尽符合，且与他当时的记载自相抵牾。钱基博的论点也使人怀疑，据作者自称，写该书时是在抗战期间，且“从开始着笔到脱稿的时间很短”，这难免使此书的质量要大打折扣。仅在上文所引的资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史事错误，即郭嵩焘开初是出使英国大臣，而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则是1878年的事情。

目光犀利的郭嵩焘虽然对“中外情形，夙有体会”，而且识见超群，在言论上较同时代的人要激进，但真正要他去做一件为士大夫所不耻的事情，要他“去犬羊之国，离父母之邦”，郭嵩焘是有过较长时间犹豫的，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慨然以出使为己任，“毅然出使英国”。恰恰相反，郭嵩焘是在多次上奏辞退未果之后，带着愤怨，亦带着对新世界的渴望而被逼上梁山的。为了考证郭出使英国并非自愿这一问题，现将其出使英国前后的活动分两阶段论述。

1．出使英国以前。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之后，就有人作了一副对联羞辱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久，他又因上奏弹劾处理“滇案”举置失措的滇抚岑毓英而“横遭訾毁，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甚至有人说他“媚外”，勾结洋人。对于一个尚未突破封建藩篱的正统的士大夫来说，这些谩骂与无端的指责，的确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郭自己就说过：“绅不畏清议而畏流言”。在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流言面前，为使自己不被整个士大夫阶层拒之于门外，郭嵩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行止。郭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地，一方面他害怕整个士人阶层的持续攻击，在流言的包围圈里，他变得缩手缩脚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与那些只知“子曰诗云”的正统士大夫们格格不入，存在着情感上的隔膜。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走为上计”，拟以重病为由而悄然隐退。这可从郭的日记与奏稿中得到证明。

1876年3月29日，郭就在日记中流露了“隐退”的愿望。4月7日，沈桂芬劝他“无庸续假”（这之前他已依旨休养了一段时间），文祥也“遣使慰问”，郭看穿了他们的把戏，愤愤不平道：“此无他，以出使英国，无人肯承此役者，留为供此一差耳。”4月22日，郭在日记中进而写道：“至今引退之心始决，假满已具疏矣”。次日，即请人写了乞假奏件，奏请“回籍调理”。4月25日，接谕旨：“郭嵩焘著赏假一个月调理，毋庸回籍”。郭嵩焘对此大为不满，在4月30日的日记中他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欲仕不能，欲归不得，蹇运在躬，将遂终不可谊耶？为之茫然”。5月24日，郭再度疏请回籍，又未遂，只得到了“赏假两个月调理”的上谕。7月22日，郭第三次上奏续假以“求免出洋”。在奏折中他建议清廷暂缓设立公使，而以储备人才为重。在他看来：

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恃数万里外之使臣，因事与之辩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见。即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虚弃之无用之地。……此时出使通好，委无关系。

郭不愿出使的观点虽然如此明白无误，清廷仍只准开兵部左侍郎署缺，命他继续留京听候出洋。

为了笼络郭嵩焘，给陷于流言中的郭以某些“安慰”，1876年9月6日，西太后召见了他。这在其日记中记载比较详细，当西太后问及其病情时，他委婉地道出了不愿出使的心情，他说道：“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覆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西太后听后假惺惺地安慰道：“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又说：“这出洋本是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10月31日，西太后在郭赴泰西前夕再度召见了他，嘱他“为国家任劳任怨”，“不可轻听外人言语”。既然西太后如此坚持，作为臣子的郭嵩焘也就不好再加推辞了。郭自己就承认出使英国是“勉强差委”。1876年底，郭嵩焘怀着抑郁的心情踏上了前往泰西的征程。

2．到达英国后。郭嵩焘带着惋惜“滇案”的屈辱使命抵达伦敦后，对是否长期驻扎于此仍然十分矛盾，这可从其奏折中略见一斑：

臣在总理衙门曾陈：美国及日本各海口，中国流寓数千人至数十万人，交涉纷繁，遣派公使尚有关系。此外各国，均无应在本国办理事件，其机要全在各省督抚察理于几先，消患于事始。使臣驻扎，徒滋烦费，无益事局。盖臣愚见所及如此。可否遵照国书惋惜滇案，无庸驻扎，抑应补颁国书，充当公使驻扎三年之处，伏候圣裁。

郭的言下之意是想在惋惜滇案任务完成后即回国，但“圣裁”的结果，郭嵩焘最后还是勉强留了下来。

应该说，郭嵩焘,在公使任内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这无愧于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初具近代意识的外交家的荣誉。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当郭听到编修何金寿上奏朝廷将其《使西纪程》毁版后，他的心理又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何金寿直谓“大清无此臣子”，视其言行为“天地所不容，万古所不赦”，并说他“有二心于英国”。这对于屡次蒙耻受辱的郭嵩焘来说，无异于雪上添霜。此时他回国的念头又萌发了，这可以从以下两则事例中得到佐证。

1877年10月22日，郭以“已请销差，国书缓递”八字通知总理衙门。

11月10日，郭在与驻华公使威妥玛的会晤中透露了“隐退”之意。郭认为：“中国只是议论繁多，不求实际。在事诸公亦止为议论劫持。”他拟以在此“实无所裨益”为由，“急请销差”，后经威妥玛劝阻，他才勉强打消这一念头。

可见，郭嵩焘是很希望立即回国的。事实亦正如郭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他与刘锡鸿的相互攻讦，再加之其他因素，郭嵩焘仅在欧洲呆了两年多的时间，还不到一个任期（三年），就于1873年初被朝廷召回国。

以上事实显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并非是自愿的积极行动，而是形势逼迫的结果。诚如钟叔河所指出的，郭的勇气“主要表现在思想言论上，行动则因动辄得咎，几经磋跌，锐气就显得消减了”。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开眼看世界的思潮随之勃兴，另一方面守旧势力还很强大。当时大多数清朝官员都回避涉外事物，以谈洋务为耻，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正直之士是不会热衷于洋务的，更不要说出使他国了。他们依然从朝贡体制的角度看待变化了的中西关系。官文就顽固地认为：“中国赴外国，并无应办之事，无须遣使”。

囿于当时的守旧氛围与历史条件，郭嵩焘尚未从一个封建的士大夫转化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强大的保守势力，他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当然，在郭嵩焘惧于流言不愿出使的同时，出于忧国忧民之心，他也曾有过一些慷慨激昂的话，如在出使前，他就说过：“我意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显然，如果不是流言，他还是愿意出使他国的。在英国，在他陷于顽固守旧势力大肆非难之际，他仍然抱着“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之信念以及“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之气魄。这更加说明了他在出使问题上左右徘徊的心情。

先行者总是孤独的。当郭嵩焘向前迈进的时候，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着他向后转。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郭嵩焘在出使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反映了在大变革大动荡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环境既反抗又顺从的复杂心理，同时亦说明了即使是一个清醒如郭嵩焘的先知先觉之士，也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