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二品的礼部左侍郎郭嵩焘为“惋惜滇案”而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旋命为常任驻英公使，成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亦成为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一个显明的标志，对当时中英关系乃至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的改变，起了重大的用，在中英关系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一、郭嵩焘出使中英外交在形式上进入正常状态，中国外交由此步入近代化轨道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常驻各国首都，是近代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常礼。但在近代中国，传统的“人臣无外交”思想的禁锢、视公使为“贡使”的傲慢偏见及对洋人入京“不修臣节”的恐惧，严重桎梏着中西外交关系的近代化转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约时，西方各国要求公使进驻北京和建议清政府派驻西方公使，始终成为中西外交争论的焦点。最后，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外国派遣公使以征服者的姿态进驻中国的京城”这一条款，并特设总理衙门专负其责。对于英国来说，公使驻京，设立常驻使馆的真正意义，就是要求清政府忠实地履行不平等的义务，如遇有条约的争端以及由于中国的“仇外骚动”或者与地方发生异议而引起补偿损失的问题时，英国领事应诉诸北京作外交上的调解而不应该向地方施加压力求得解决，从而避免引起与地方人民的磨擦。实质上就是凭籍条约制度，更方便地控制清王朝政权进而控制全中国。同时，为了在涉外事务中从国外更好地“控御”中国，英国率先劝导清政府遣使国外。对中国来说，当时大多数官绅民众一方面为“天朝上国”败于陌生的西洋夷狄而痛心疾首，一方面幻想深闭固拒以抑制西洋入侵，因而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如此情绪无疑成为中英使节互换的心理障碍。但随着对外交涉事务的增加，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使节驻外的必要：“近年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因此，中外特别是中英之间互派公使已经日益紧迫了。

1876年因“马嘉理案”，英国政府强逼中国派遣钦差大臣赴英“通好谢罪”。清政府迫不得已于同年8月正式命令郭嵩焘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惋惜滇案”，旋命为常驻英国公使。此如郭嵩焘所言，“方始命使时，迫于外人之求请，非国家本怀也，而实中外交涉机之所自开。”由此，在外交形式上中国与英国平等地互派常驻使节，表明中英外交关系进入了符合近代外交惯例的所谓正常状态。英国也承认清政府“简派驻英钦差大臣，亦创举也”。而对郭嵩焘来说，他认为，“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诚莫急于洋务，出使亦其一端。”因此，郭嵩焘力排众议，毅然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程。诚然，在遣使出洋被视为畏途、廷臣视为大辱的时候，郭嵩焘以“时方艰巨，无忍坐视之理”为念，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他慷然使英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的认识，进一步“通察洋情”，得西洋之道而顺用之，以为“中国之利”，则是官居二品，年近六甲且体弱多病的郭嵩焘出使的真正动因。因此，郭嵩焘的言行和人格示范在当时对朝野官绅在中英外交方面的思想触动无疑有其特别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发了对中英外交进一步的争论和思考。

作为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中英外交正常化亦有着开创意义。一是对外交近代化的思考和认识。他认为出使西洋对于中国外交意义极大，“西洋立国，本末兼资，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自以自立，正须推考其情势，究知其利病，遇有处办事件，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讲求邦交，蓄意见好，此风开自百余年之前，各国遣使，互相驻扎，遂为国家一大政。”因此，“吾辈奉使海外，委屈以通和好……务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病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一存”。可见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化转换在郭嵩焘看来也是势在必然的。二是主张把临时设的总理衙门变为常设外交机构，作为“察看西洋大势”的国家定制，由军机大臣主持，“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并提出把与西洋交涉提到内政军政的高度。三是倡设公使领事馆等常设外事机构。如在伦敦克伦伯里斯45号辟设常驻的中国驻英使馆，是为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又如学习西方外交程式，参照国际惯例，呈递国书，照会英国国会申明道歉钦差即为中国驻英公使。并制定了一些外事制度，如谕传随员以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并称之为“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这些对于后来的遣使驻外都有着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时人评郭嵩焘公使“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与外国相处无损于其影响与威仪”，展示了中国外使的良好形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还创设领事馆以保护商民，弹压稽查。1878年3月负责设立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并制定章程，此外还向总署提议纂编各口通商则例，以为中国办理对外交涉的法律依据。这些举措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无不具有开创意义。

总之，从中英外交形式到程序正常化角度来看，郭嵩焘可以说是中英外交新局面的开拓者，中国外交亦由此渐入近代化的正常轨道。郭嵩焘出使同时也表明近代中国外交观念开始有了很大改变，中国与英交涉由完全被动开始逐步走向主动，中英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郭嵩焘提出和平与平等外交关系原则，积极办理中英交涉事件

郭嵩焘认为，中国与英交涉已成不易之局，“其机要全在应付之当否。诚得其要，可保数百年无事，否则，其祸亦立见”。他指出，西洋构患以来的三次战争，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因疆臣处置失宜于其下，朝廷外交政策失误于其上，以致贻患日深。观诸历史，对于外患，取以“和”为主的战略还是以“战”为主的战略当视国家具体情势而定。“故中外之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汉之于匈奴、唐之于回纥吐蕃是也。弱则一以和为主，南宋之犹赖以存是也。”反观时势，鸦片战争以来国计空虚，财力不支，中国势力是不能遽起兵端的。而且，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挑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因此“西洋各国沿集，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即使不幸而战，败则难以收束，胜则不能持久，“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可以说，主和反战是郭嵩焘对当时中外关系的总看法。

鉴于南宋士大夫奢谈主战而致亡这一史实，郭嵩焘极力反对当时中英主战的言行，对顽固派所持“宁可灭国亡种，不可言和”的论调严加痛斥，同时对清政府战和不定的外交政策以及“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的外交方针严厉批驳。他说：“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天津条约》就是这种错乱外交种下的苦果。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是正视中外交涉的既成事实，认真研究夷情，对比中外情势，审度利害得失，定出统筹应付的办法，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在此基础上，把“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作为方今“治国之要”。他还认为，英国本无构兵中国之愿，仇害中国之心，只是通商求利而已。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我们对于“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这样以“通商”作代价，力保和局，则“中国百年治安，英俄各国亦必百年无事”。这是理势使然。在通商保和局和保全国体的前提下，“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以求积渐之功”，数十年富强之后攘斥外夷。在郭嵩焘看来，通商保和局，求得中国富强和近代化，才是近代中国外交的明智选择。惟有在和平背景之下，“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顺有馀，非徒以保全国体、利安生民而已”。显然，保国安民，立富强之基是郭嵩焘主和反战外交的真正用心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郭嵩焘提出中外交涉应据理势之要，讲求应付之方，故“先务通知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览中外之势，以息人言之嚣，自可渐次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就外交应付而言，他强调“理”与“势”。“势”各有所争，“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之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则理固不能违，势不足则别无所恃，尤恃理以折之。”据此，在办理对外交涉中就可以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即“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后来，郭嵩焘进一步把这一原则衍化为“求富强之术”、“了事”、“敷衍”的外交策略。所谓“制胜之术”则是“稍清理其节目，以求所以自立，涂饰一时耳目”，然后积渐以求富强。“了事”指分别功过以为用人之程，讨论得失以为制事之准，熟览中外情势以为应付之方，而后可与言了事。“敷衍”则是“审事以处之，度情以应之，使无求逞而已，非待召衅启侮、陵跞要挟而后与言敷衍也。”郭嵩焘在处理“滇案”折中提出朝廷主动处理岑毓英以应付英国，实际上是以上外交策略的运用，在当时不失为明智的对策，顽固派视之为“卖国”、“畏洋”，显然有违郭氏初衷。可见，在郭嵩焘看来，应当主动接触西方，洞察夷情，研究制夷对策，推行平等外交。而在具体交涉中，既要通情达理，灵活应付，又要坚持原则，维持主权独立，保全国体，更主要在于积渐以图富民强国，最终制御外国侵略者。

因此，郭嵩焘以抵御外国侵略，“尊国体，安边圉”为出发点，提出反战主和、据理势积极办理中外交涉的外交主张，无疑是弘扬近代爱国主义思与革新旧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结果，是爱国主义在当时国势阽危历史条件下的最充分的表现。但是，郭嵩焘的这些外交主张在客观上迎合了英国侵略者通过外交途径迫使中国政府更好地履行不平等条约及特权的心理，也更膨胀了英国通过笼络初入外交圈的郭嵩焘进而加强控制中国外交乃至政治、经济等来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利益的野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既然公开批评自咸丰十一年以来清政府办外交像小孩子一样“越办越不是”，自然把郭嵩焘使英看成是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使之“正常化”的契机。因而一方面想方设法让郭嵩焘见识英国实力强大而中国弊弱，以期在以后中英交涉中听从英国摆布，一方面通过英国对中国的“友好”言行来控制、影响中国与他国的外交。在《使西纪程》中可以看出，郭嵩焘受马格里等影响，开始相信英人以通商为义，“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在伦敦期间，英国官绅经常游说，企图通过郭嵩焘向清政府施加影响而接受英国人在华修路开矿等项侵略要求。英国外部还提醒郭嵩焘并转清政府注意沙俄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驻华公使威妥玛诱劝郭嵩焘同意保全阿古柏政权时说：“中英当相与结好，以为拒俄之计。喀什噶尔事，即须以此意行之。”受此影响，郭嵩焘一度在感情上有亲英倾向，在外交事务上也受到英国政府的一些影响。

不过，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尽忠体国之心和颇具开放气魄的外交官，郭嵩焘在与英交涉中从未丧失立场，也没有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这缘于他对英国侵华本质逐渐有所认识。他早就注意到英国对“凡中国煤山、金矿及宝气生聚之方，皆有所心营而目注者也”。他在与英交涉中意识到威妥玛、巴兰德等有合谋以难中国之心。还说“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对于英国官绅修路开矿的游说，郭嵩焘奏请朝廷扶持商民自办铁路开矿，以防“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啖奸豪滋事者，役使之以为用，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则中国无以自立。”这表明，他从英国对华的经济侵略中看到了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比出使前关于英国意在通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的认识有了明显进步。

基于这种认识，郭嵩焘在办理中英交涉事务中，审时度势，据理力争，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清政府也认为，“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如1877年他成功交涉江西盐船案、1878年交涉了英船华工案和域多利华人免税事。特别是1878年交涉镇江趸船案，当时威妥玛声称中国与西商交涉事宜只能按照条约办理而不能援用西洋律法。郭嵩焘与之“愤争如仇敌”，他照会英国外交部说，这种行为“尽弃中国自有之权利”，并援引西方有关条例进行论证。1876-1878年交涉厦门怡记行商人枪毙渔民案时，郭嵩焘严厉指责英人滥用领事裁判权，屡屡在中国戕害民人，而英国政府以中西法律不同而庇袒之。这些交涉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表明郭嵩焘进入国际外交舞台后，对于英人随意欺凌中国人及任意曲解不平等条约内容和特权，扩大侵略权益的行径有了一定程度的扼制，部分地起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使臣之职，在保护人民及所属地。辩论维持，尤在国体”的作用。作为一个刚从“封闭”的国家走向世界的外交官，又是与对中国久蓄蚕食虎噬之心的英国交涉，郭嵩焘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无疑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三、郭嵩焘对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郭嵩焘看来，一个出国使者贵在“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如此则可“据理势之要，持安危之机。”使英期间，他不仅以一个弱国使者身份尽其所能地办理中英交涉，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从实践意义上到英国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晚清中英文化交流的积极倡导者。

郭嵩焘对中英文化交流的贡献之一，在他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文化交流历史资料。郭嵩焘意识到，当时中国办外交的无一人通知洋情，而为外人愚弄。因而奉派出使时，“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使英期间，郭嵩焘不仅热心参加各种学术演讲，观看各种科学实验，游观邮电局、铸钱局、军工厂、天文台、水族馆及考察各级学校、文化机构等，而且主动结交英国专家教授，探讨有关政治、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还经常与留学生严复、马建忠等讨论中国富强之术等问题。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将每日所见所闻及心得体会以日记形式详载下来，字数由几十几百到数千字不等，内容涵括生理卫生、铁船炸药、水师及装备、学校、监狱、赋税、煤气制度、律师制度等各个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使臣之责，在宣布国家之意，通之与国，亦审察与国之情，达之朝廷，其间爱恶攻取，轻重缓急，皆可以知所从违，万不宜稍藉虚饰。”因此，他的日记不仅内容详实，而且关于科学实验、机械制造方面的记载准确且有据可查，关于科学理论的叙述则力求精当准确。据不完全统计，他使英期间留下的日记就达50万字左右，全都是如实录次并略陈事理。在当时出国人员中，郭嵩焘以其国学根基和开放心态，留给国人和后人研究有关英国和西方文化资料是最丰富最系统最详实的，而且这些资料大都是建立在实地考察和全方位研究英国文化基础之上的。相较于这一时期或前后斌椿写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再述奇》，志刚的《初使泰西记》等，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更多的表现出他仰慕英国文明、力图全面而深入考察英国富强之业，以为中国自强寻觅借鉴之方的思想家和文化交流使者的形象。诚如英人所评论郭嵩焘，“以所见告知中国人，是一大益；使伦敦通国人皆知钦差之为人而信服之，更是一大益。”他用忧国心情与探索进取精神凝注的西方文化研究的记载，留下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足迹，更留下了一份洋务运动时期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档案”。

郭嵩焘对中英文化交流的贡献之二，是从思想文化角度比较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东方文化，并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参照系深刻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探析了英国富强、中国衰弱不振的根源。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郭嵩焘认识到：在政治制度方面，英国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因而英国立国千年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国家日臻发达。而中国则适与之相反。因此，民主政治制度是英国富强的根本，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贫弱不振的症结所在。在经济制度方面，郭嵩焘通过阅读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富论》、《经济学》等经济名著，而且在考察英国经济活动中认识到：“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通致数万里货物，遍及南洋岛屿。权衡出入之数，期使其国所出之产，销路多而及远。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国家用其全力扶持之，岁计其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即国与民同其利病，官与民相维系，因此商情与国政相通的资本经济制度也是英国富强的基础。在文化教育方面，科学技术是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英国富强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舟车的发明运用。郭嵩焘认定“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一方面是发达的学校教育，包括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求致用的教学方法、丰富的教学内容及先进的教学设备，一方面是全社会孜孜以求的学习风气。因之，英国人材政教兴盛，科技发明不断涌现，社会景象日新月异，表现出进取、开放、创新的民族精神。反观中国，“中国召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结果“悉取天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由此得出结论，“西洋安得不日盛，中国安得不日蹙也欤？”

基于这种比较，郭嵩焘深感英国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整体上优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联系到此前“自西洋通商三十馀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的危机感，郭嵩焘提出加强中英文化交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整体，已是刻不容缓了。体现在中西文化观上，他大胆提出了“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利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不乐阻遏其气同”的论点。这是与“夷狄之人皆物也”的老调迥然不同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观念。他进一步指出，“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事实上中国失教化已三千年，“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显然，全新的中西文化观成为郭嵩焘与西方开展平等外交、加强中英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在夷夏之变问题上，郭嵩焘尽管思想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英国文明的洗礼，在行动上接受了西方某些生活方式与作风，但并没有成为英人所企愿的“以夷变夏”的“试验品”，也没有朝“以夏变夷”的方向发展，他念念不忘的是怎样把“夷”之长搬过来振兴中国。他认识到，“西洋开辟各土，并能以整齐之法，革其顽悍之俗，而吾正恐中土之风俗传入西洋，浸淫渐积，必非西人之幸也。中西之交通，损益之教，利病之分，尚未知天时人事之果何所极也。”由此道出了在保全国体的前提下，中英文化交流的实质所在：互取其长而修己之短。而且既然西方整体上先进于中国，那么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在他看来，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则是，“务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病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者，置之一存。”由此可见，郭嵩焘对学习西方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对此，伦敦新闻界称许郭嵩焘“晓畅欧洲事体”，“其尤可称赞，今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确实如此，这与他“素性偏急”不无关系。郭嵩焘可以说当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出现在伦敦的，对先进的英国文明钦慕不已，自然赢得英人的好评。但也并非尽说好话，他也曾指陈英国社会的一些弊症。同时他又是以“先知觉后知”自许，在向国人不遗余力推介英国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传介中国文化。他在英国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而且他常与外国学者讨论东方文化，如他应邀参加法国里昂东方学会，曾就论文题目之一“中国孔子之前何教？老子学问与今道士绝异，何以道士皆宗老子？”从道家历史、中国钞法、黄帝周公孔子、中国蚕业、古代中西交通等方面作了讨论准备。从文化传播的意义来讲，郭嵩焘是无愧于近代中英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这一评价的。

郭嵩焘对中英文化交流的贡献还在于以“取法西洋”的坚定立场，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并初步提出循用西洋政教，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郭嵩焘既不像早期维新派一味强调推行民主政治制度与重商的经济制度就可以达到强盛的目的，也不像洋务官僚专一于发展近代军工民用企业以求强求富。他强调，英国“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立国本者，中国实多可取法”。而正确的方法是学其本而务其末。既然西洋富强之本在“朝廷政教”，末在商贾。那么，中国治国大计当在先立政教之本，即纪纲法度，人心风俗。而立本之关键在于“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而从之”；立末之要在“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幅广地大民殷，一切没有成法，道行已三千余年，本不易言变也。而商贾制造之末可相辅以益其强，故而把重商富民作为国家建策来谋划，提出“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基于此，他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如1877年向李鸿章建议中国留欧学生改学冶矿、铁路、法律、经济等，全面学习西方之所长，不要局限于学军事。又向沈葆桢建议成立博物馆，并具体联系英国一博物馆推行其法于中国的事宜。主张在通商口岸设学馆求征实致用之学，并推广到各省县乡以“广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整体改革方案：西洋“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积渐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之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实质上就是以改革学校体制为引端，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素质，改良人心风俗，从而推行西法，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中国为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尽管这只是郭嵩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粗略而且可操作的步骤与方法亦欠周密详备的强国方案，但确是他在中英文化交流亲身体验中得出的真知灼见，也是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与落后的封建文化之间交流的必然结果。

总之，作为第一个以外交官身份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热忱受到西方社会普遍尊重和华人敬爱，在国内遭受骂名的同时，也赢得不少国人尤其是后来人的誉辞。曾纪泽称郭嵩焘是“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的“一个忠臣”，梁启超称郭嵩焘为“中国讲求西学的先驱”，是洋务运动时期“最能了解西学的人”。确实，郭嵩焘出使，不论对中英交涉还是文化交流，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如何推进和平外交，如何发展中外关系等等，都可以从郭嵩焘思想及其经历中索引到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