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棠（1844—1894年），名显谟，职名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县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起家寒畯”。他15岁随叔父提督刘松山从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1876年，左宗棠委任湘军将领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率军出塞西征，负责收复新疆失地。1878年，刘锦棠完成收复新疆的使命，负责新疆善后工作。1884年l1月，新疆建省，刘锦棠被清廷任命为首任巡抚，直到1889年春请假离任回籍。刘锦棠在新疆十四年，其间主持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近五年。在这十四年间，刘锦棠收复和治理新疆，形成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军事方略。

近代以降，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朝统治。同治三年（1864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新疆地区爆发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由于一些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混迹起义队伍，并占据了领导权，起义的性质很快发生了变化，从自发的反清斗争演变为民族仇杀和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到1864年底，天山南北逐渐出现了一些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纠集一伙亡命之徒，越过浩罕边界，进入了新疆南疆。1867年夏，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建立“哲德沙尔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到1870年秋，阿古柏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控制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阿古柏的入侵以及俄、英两国在新疆的争夺，导致了严重的西北边疆危机。新疆问题受到时任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等地方大员的重视。当时刘锦棠已请假回籍看望年迈的祖母。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刘锦棠在老家接到左宗棠的来信，信中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自己“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刘锦棠接此信后，即着手在家乡招募新兵。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失地，左宗棠即力荐并奏请朝廷任命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光绪二年四月初三（1876年4月27日），刘锦棠率马、步部25营，分三批出发，正式启程开往新疆。综观刘锦棠收复和治理新疆的全过程，其军事方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 　　参与制定并实施“缓进急攻”、“先北后南”收复新疆的用兵方略
二、 
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刘锦棠一生最大的亮点。战前，刘锦棠协助左宗棠在西征军大本营肃州（今甘肃酒泉）制定了具体的收复新疆的用兵方略：“缓进急攻”、“先北后南”。所谓“缓进”，就是谨慎进军，不打无准备之仗。兵贵神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一味求快。从当时新疆的地理、气候、交通、粮运和防务等条件来看，急攻之前一定要缓进，也就是说要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好急攻前的一切准备。具体来说，其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攻打一地所需的兵力、军粮、运输军粮物资所需的车马准备及运输所需时间的估算；根据新疆的天时和地理条件，避开冰雪封山和酷热如暑的时节，使军队前进不受气候的威胁，而在到达或收复某一地时，正好赶上粮食收割季节，这样可以就地给养；再就是预测敌人可能的逃跑路线，预先布置，一网打尽。而每次战役之后，又必须扫荡残敌，抚缉流亡，休整部队，调整部署。所谓“急战”，就是在进攻条件具备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骑兵、炮队作用，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而“先北后南”，是根据新疆地理环境和敌、我态势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一，当时清军尚控制北疆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要点，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西征大军有一条安全畅通的补给线。第二，阿古柏集团分散据守南、北疆各要地，白彦虎流窜成性，不得人心，战斗力较弱，可以各个击破。第三，新疆地势北高于南，先取北疆，形成高屋建瓴之势，正如左宗棠所说“按新疆形势所在，北路则乌鲁木齐，南路则阿克苏，以其能控制全疆，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左右伸缩，足以有为也”。第四，先克乌鲁木齐、进驻玛纳斯，可以遏止沙俄东侵。

根据这一用兵方略，收复新疆之战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在北路收复北疆；第二步是夺取天山险隘达坂城，收复吐鲁番盆地；第三步是在南路收复南疆。当然，方略主要由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决定。但是，这一用兵方略则是西征军统帅刘锦棠参与制定和具体贯彻执行的。

清军收复北疆的第一个硬仗——古牧地（今米泉）战斗，就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急战攻克的。战争正式打响之前，阿古柏得知清军出关作战，慌忙调遣军队准备顽抗。陕甘回民起义的叛徒、民族败类白彦虎，纠集一伙阿古柏匪军，抢占北疆战略要地古牧地。按照“先北后南”的方针，刘锦棠首先进军北疆。当时清军进军北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阜康通往北疆的大道，沿途“尽戈壁无水”，中途仅“甘泉堡有一眢井，开浚仅供百人一日之需”，根本无法驻军；另一条经黄田入北疆，是条捷径，但黄田守军戒备森严，白彦虎又扼守住古牧地，清军难以逾越。白彦虎意欲迫使清军从大路进军，以便在清军人困马渴之时歼灭。

针对这一情况，刘锦棠遵循“缓进急攻”的用兵方略，将计就计，“遣各队至甘泉堡挖掘眢井”，佯示清军将由大道进疆。白彦虎果然中计，放松了对黄田的守备。1876年8月9日，刘锦棠率军夜袭黄田，守敌猝不及防，狼狈逃窜。由于“官军奋威猛击”，次日“攻拔黄田坚卡”。几天后，刘锦棠督军猛进，乘势攻占古牧地，白彦虎带领残部向南疆逃窜。

三、 　　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对收复新疆的支持
四、 
西征过程中，刘锦棠非常注意处理好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及时采取有效的民族政策。他认识到西征作战与在陕甘作战的性质截然不同，出征前与左宗棠制定了严明的军纪和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他们认为，此次作战“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把严格地执行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因此，他的部队在进军过程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的少数民族对西征军有了新的认识，迅速赢得了民心。所到之处，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热烈欢迎清军。对被蒙蔽而卷入动乱的当地少数民族俘虏，除安集延人外，其余的一律发给路费，遣返回家。对被俘的南疆土尔扈特人和维吾尔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候官军前进，或为内应，或导引各酋自拔来归。”刘锦棠的这一做法，与他以前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及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等人在玛纳斯尽杀降众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对瓦解敌军起了重要作用。在进军托克逊时，刘锦棠事先从城里逃出的维吾尔人口中得知，守敌海古拉已弃城西窜，白彦虎正指挥部下抢掠人畜，焚烧村堡，准备裹胁当地居民一起西逃。居民们不堪忍受，请求“大军速援。并称大军所遣免死回目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刘锦棠俘虏政策的效力，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民心所向，同仇敌忾，使清军讨伐叛乱、收复新疆的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虽然这支由湘军、豫军和蜀军组成的西征军万里长驱，远离故土，难免乡愁；且条件艰苦，每个营仅发4个月的盐菜银，但终无一人为此却步。正因为如此，从1876年7月开始到1878年1月结束，前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西征军一举取得了收复新疆失地的胜利。刘锦棠指挥的清军进军之神速，使外国人也为之惊叹。当时的欧洲报纸发表评论说，中国“用兵可谓神矣!”欧人“军律亦无以过此。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迨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洲一清醒也。”刘锦棠因迅速收复新疆获得了—将军”的美称。

五、 　　改革兵制，裁汰勇丁，提高新疆驻军的战斗力
六、 
嘉庆、道光以降，清朝八旗制度日渐腐朽，远在关外的新疆驻军也不例外。特别是经多年战乱，新疆的八旗兵丁已名存实亡。西征期间，刘锦棠将自己所见情形如实上奏：“现在新疆时事变迁，都统及办事领队各大臣，兵少事简，几无异投闲置散。此不但非朝廷设官之意，亦诸臣心所不安也。如蒙圣明体察臣言，……南北两路均宜另设额兵，添置总兵、副将、参游、都守、千把等官，以为永远边防之计。”与此同时，他提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建议：其一，乌鲁木齐提督应移驻喀什噶尔城以扼要塞；其二，吐鲁番及南路旧有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员缺，都可以一律裁去；其三，哈密至伊犁所有都统及办事、领队大臣员缺，亦可以酌量裁撤；其四，将伊犁满营应改照各省驻军将军营制，重新整顿，务必精而能战，有利于边防。“新疆不复旧制，便当概照行省办法，若二者并行，则一切夹杂牵混之弊，难以枚举，属兹伊犁已还，界务将竣，大局急宜定夺。”

收复新疆之战取得胜利后，刘锦棠在新疆“现办善后事宜，因地施治，宽猛得宜，吏畏民怀，已睹成效，洵一时杰出之才”，左宗棠建议清廷委任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以解决当时的遗留问题，即武力收复伊犁。1881年12月5日（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刘锦棠为署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受命后即上奏朝廷“请补新军，汰疲弱。逐日训练，令士气常新。天山南北有警，即分军喀什噶尔，张深入俄境之势。”为了精兵节饷，刘锦棠对勇丁实行裁汰，以避免战后某些将领拥兵自重，新疆重蹈分裂割据覆辙。他指出裁汰勇丁有三大好处：“久经战阵，可期其得力，一利也；参用屯田之法，兵食两足，二利也；关外多一精兵，关内少一游勇，隐弭无数事端，三利也。所谓裁汰勇丁，即可规复兵额也。”根据自己在新疆多年的经验，他还进一步指出：“边域要地，治兵为先，兵强则边固，边固则民安，民安则事理矣。”他把改革边疆地区旧的兵制提升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高度，并率先从自己统辖的老湘军开刀，就地安置。刘锦棠的上述奏折建议、主张和举措充分体现出他不仅善于治军，而且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人才，被新疆各族军民视为保卫边疆的“西北长城”。

七、 　　重视边疆地区军队将领的选拔和任用，注意处理抚、军之间的关系
八、 
刘锦棠在收复新疆和筹备新疆建省的过程中，形成了有一定体系的人才观。1883年7月（光绪九年六月），刘锦棠上奏《遵旨保荐人才折》，阐明了其对各类人才的看法：“历观往古，证之当今，大率将帅之选，其凡有四：文武备足、智勇兼优、遗大投艰而能不动声色、措理裕如者，上也；大略雄才、不拘末节、独当一面辄能所向有功者，次也；沉毅有谋、善察地势敌情、战胜攻取者，又其次也；至于忠勇朴练、战守两资、虽才智不过中人，而临危陷阵、独能奋不顾身、克成厥志者，则一将之良而已。”他认为“人不易知，尤贵有知人之哲”，知人是各级主要官吏的重要职责。由于他知人善任，刘锦棠一手保荐的张曜、谭拔萃、董福祥、罗长祜等将帅，大都具有智略过人、深达治体、勇武冠群、坚忍善战、晓畅戎机、练习边务、胆识俱优、廉公不阿等长处。同年10月，刘锦棠又启奏《请补镇迪道所属厅县员缺折》，进一步指出：“维吏治关系民生国计。塞外新定，首重招徕抚绥，择吏固必廉明，尤贵能耐劳苦。——自应因地择人，庶足以重职守。”

由于新疆地处边防，刘锦棠对新疆各地军政人才的选拔尤为慎重。1888年9月（光绪十四年七月），刘锦棠上奏《新疆抚标城守各营添改副参游都守等缺题缺折》，认为新疆“诚以地处极边，界连外部，兵政极关重要，非洞悉边情、练习营务之员，难期胜任。现虽建置行省，而情形今昔则同，所有改设抚标中左右三营、省城城守营、喀喇巴尔噶逊营、玛纳斯协营、济木萨营、库尔喀喇乌苏营、精河营及添设之吐鲁番副参游、都守等缺，由外拣员请补。……臣等查新疆设立行省，营制参用勇章系属因地制宜，其副将以下员缺，必得熟悉地方情形、明干有为之员，方足以资治理。……人地未宜者，奏明开缺，另行拣员请补，以重边防而资得力。”刘锦棠从新疆实际出发，治理有方，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往“上下恒多隔阂”的混乱局面，使“官民渐亲”，边疆地区政治日渐清明，社会较稳定。在政治日趋腐朽、武备废弛的晚清，建省后的新疆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另一方面，刘锦棠注意处理抚、军之间的关系。刘锦棠建省方案中保留原来的伊犁将军，昕以建省后新疆出现巡抚、将军并存的局面，这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新疆建省后，伊犁将军虽仍设立，但其管辖范围大为缩小，而统辖全疆军政的巡抚由汉人担任，同时兼有武职兵部尚书衔。早在筹备新疆建省的过程中，刘锦棠就已经意识到满汉官僚权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曾采取一些手段以减轻其冲突的程度。他与满洲镶蓝旗人金顺，原先都受制于陕甘总督左宗棠，后来金顺当了伊犁将军。为了照顾金顺的情面，刘锦棠所拟建立州县的方案中，除镇迪道各属予以恢复外，原先只考虑在南疆设置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两道，到1885年金顺奉凋回京后方奏请设置伊塔道。1886年，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办事大臣、满洲正白旗人色楞额简放伊犁将军。当色楞额途经乌鲁木齐时，刘锦棠同他讨论伊犁、塔城设官事宜，并会衔奏请由伊犁将军节制伊犁镇总兵和伊塔道各属，“如此酌量变通，庶几法制相维，而事机亦顺矣。”由于刘锦棠的“和衷会商”，较好地处理了新疆抚、军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疆地区政治、军事上的稳定。

然而，刘锦棠在任新疆巡抚期间，抚、军之间的冲突还是发生了。起因是，刘锦棠以巡抚身份奉旨委署伊塔道属官员和处理伊犁营勇闹饷事件，色楞额均以为不合时宜；巡抚督催应办之事，色楞额亦不肯尽力。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表面上是新疆巡抚与伊犁将军之间的个人矛盾，实际上是当时新疆抚、军体制并存的产物。当时新疆军府势力千方百计阻止伊塔道员到任，仍想以伊犁将军完全控制伊塔事务。刘锦棠对此“由今思之，新疆本应将军所辖，谓之总统，体制最崇。一旦改移以为行省，色楞额即不以为忤，亦必有喜事者为之造言”，颇为婉转地说明新疆军府制与郡县制并行，必然产生矛盾和纠纷。作为新疆巡抚的刘锦棠，一直在努力消除抚、军之间的矛盾，即使在1889年3月朝廷已同意他请假回籍后，仍然如此：“臣恐色楞额意有未安，故告以有余，仍当具奏以济伊犁之用，不谓乃以此更生异论也。臣现在请假回籍，已蒙恩允准，色楞额当信其无他。……惟望速清此款，早定营规，使边圉之民相安无事，则伊犁之幸，亦新疆全局之幸矣。”

综上所述，收复新疆失地的胜利，是西征军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和新疆各族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同时也与直接指挥这一征战的西征军统帅刘锦棠正确的军事方略密不可分。战后，刘锦棠“晋为二等男爵。遇有三品京堂缺出，开列在前。四年，授太常寺卿。”刘锦棠以他“非凡的深谋远虑”，“神速巧妙的攻击”，使外国人也为之惊叹。他们认为，刘锦棠在收复新疆中取得的成绩，“可与西方国家统帅们最光明灿烂的功绩相比拟”，刘锦棠是“最值得钦佩”的人。作为收复与治理边疆的一代名将，刘锦棠与左宗棠一样，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