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棠在歼灭阿古柏殖民侵略集团和收复新疆的伟大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他在战争中的地位如何，所处角色怎样却没有定论，因而严重影响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因此，很有必要就刘锦棠在这一场伟大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或角色问题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笔者认为，刘锦棠在战斗中所处的角色，既是主演又是导演之一。说他是主演，这恐怕没有人反对，因他是整个新疆战争上的全权总指挥，不仅每一个战役他都亲自部署，亲自参加，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说他是导演之一，说不定有人会反对。导演是左宗棠，怎能说刘锦棠也是导演之一？是的，左宗棠是收复新疆的总导演，如部队的组成，粮草兵饷的筹集，粮饷、马匹的转运，进兵新疆的战略方针如“缓行速战”、“先北后南”，都是由左宗棠筹划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刘锦棠也是导演之一。

第一，一场大的战争，其战略方针的制定，往往需要助手，需要参谋，特别是需要能够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人来当参谋。左宗棠在制定“缓行速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时，刘锦棠这样的前敌总指挥不可能不参与。事实上，我们从左宗棠本人的有关记载中也可以看到刘锦棠是参与了的。如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左宗棠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提到：是月他在兰州召开有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毅斋自定出关马步二十余营，以缓行速战”（《左宗棠全集•书信》，第544页）。从左宗棠的这一记载中，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刘锦棠是“缓行速战”战略方针的提出者，否则左宗棠不会作如此记述。因从左宗棠的性格看，他是一个绝不会谦让的人。如果说是左自己提出来的话，他绝不会说是别人提出来的。是年年底，刘锦棠再至兰州与左宗棠会商进兵机宜，并且决定前线进兵事宜，全由刘锦棠“相机办理，决不遥制”（《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421页〕。光绪二年三月（1876年4月），刘锦棠率兵到达肃州，又一次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准备此次进兵先北后南。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刘锦棠是进兵新疆战略方针的制定人之一。

第二，作为全局的指挥，不及时掌握全局的实况，就不能指挥好一场战争。正因如此，左宗棠知道自己坐镇肃州，与新疆战场相隔数千里之遥，不便于及时指挥战事，故左宗棠多次告诫刘锦棠，战场上的事，全由刘锦棠“相机办理，决不遥制”。这就正好说明，刘锦棠是左宗棠执导这部历史巨剧时，最忠实和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攻击中看到：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刘锦棠也是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李鸿章在《复郭筠仙星使》的信中说：“达坂等三城既下，阿古柏服毒自毙，左宗棠岂肯接受外国的调停。左宗棠专靠一个刘锦棠，如说刘锦棠想告退的话，则前敌事实掣肘可知矣！”（《李文忠公书•朋僚函稿》卷十七，第18页）事实也正如李鸿章所说的那样，代左宗棠在新疆指挥全局的正是刘锦棠。

第三，光绪元年四月，刘锦棠离开肃州，走上新疆战场以后，确实挑起了既主演又导演的重任。如收复古牧地时，刘锦棠拾得乌鲁木齐守敌头目给古牧守敌头目的告急求援信的批复，得知乌鲁木齐防守乏人，他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率领精兵向乌鲁木齐进发，不战而下乌鲁木齐。又如收复北疆后，刘锦棠拟就了进兵南疆的八点方案，并将其上陈左宗棠，得到了左的批准，令各部颁照执行。诚然，颁照执行时，左宗棠也作了些补充，故收复南疆时，就主要是按刘锦棠的战略计划行事了。又如攻克达坂后，刘锦棠将俘虏中的敌军官放回去，并没有请示左宗棠。而这一举动却收到了“吾欲不以战胜之”的理想效果。打下东四城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刘锦棠临时决定改变战略计划，决定先攻喀什噶尔，而后再下英吉河尔、叶尔羌、和阗，不仅一举攻克了“哲德莎尔汗国”的都城，而且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为其他三城的收复创造了条件。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在收复新疆、歼灭阿古柏殖民集团这部历史巨剧中，刘锦棠确实起到了既主演又导演的作用。那么，为何刘锦棠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和评价呢？

第一个原因是，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收复新疆后的一段时间内，左宗棠对刘锦棠有“裁抑”之意。诚然，“裁抑”之目的不排除有意栽培刘锦棠的意思在其中，但也不排除左有个人名利的成份，抑刘扬己。还有，当时的信息流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朝廷了解战事的信息完全靠统帅的奏折报告，统帅不在奏折中如实反映情况的话，朝廷就无法知道其真象，当然也就不可能给他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至于刘锦棠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不仅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没有他率部收复新疆刘锦棠歼灭阿古柏侵略集团的记载，就是一些关于近代爱国人物的传记著作如《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传》吉林省历史学会编，也没有刘锦棠的名字。这显然与刘锦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或爱国人物传记中出现的民族英雄人物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如冯子材、刘铭传等，就能说明这一点。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一作翠亭。行伍出身，早年随向荣、张国梁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升广西提督。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历任贵州、广西提督，曾镇压苗民起义。1882年“称疾”退职。后他之所以被誉为民族英雄，主要是中法战争爆发后，1884年清政府又重新启用他。他被启用后，坚决主张抗击法国的侵略，并且和王德榜一起率军在镇南关、凉山大败法军，取得了镇南关、凉山大捷。对扭转中国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积极的作用，冯子材也因此而成为民族英雄，并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耀。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青少年时即成为盐枭，后闯荡乡里，杀土豪，劫富户。1854年为对抗太平军，在乡办团练。1862年正式被李鸿章改编为淮军，随李鸿章在安徽、江浙地区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官至提督。1871年10月至1884年6月赋闲在家。1884年6月奉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抗法事务，他带病赴任，于7月正式到达台湾，在台湾坚持抗敌达8个月之久，后因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停战条约，才停止了抗战。不久，清政府接受奕儇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台湾建省，于1886年1月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清政府颁发给他福建台湾巡抚关防，所以台湾省的全称应是福建台湾省。刘铭传任福建台湾巡抚后，积极开发台湾。并且，借近海之优势，积极引进西方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制造等，发展近代经济。刘铭传因此在近代史上留下了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美名，不仅在《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传》这类著作中有他的传记，并且在80年代已经出版了单行本的《刘铭传评传》，安徽省还多次召开过刘铭传国际学术研讨会。

冯子材、刘铭传以反抗侵略的思想和业绩获得了他们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而他们与刘锦棠相比，不论是其反侵略思想的坚决性，还是在反侵略斗争中所投入的精力的大小，所花时间的长短，或是在反侵略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及对祖国贡献的大小，都比不上刘锦棠。既然如此，那刘锦棠为什么在近代史上不能得到他应有的荣誉和地位？除了前述的左宗棠对刘锦棠的“裁抑”所造成的结果之外，还有其社会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

就其社会原因来说，当时当权的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收复新疆也只不过是收复了一块不毛之地，对国家无益。这种观点，不可能不影响朝廷，从而影响到朝廷对刘锦棠的重视和奖励，进而影响到刘锦棠的地位和名誉。这在当时的新疆部队中普遍存在着这次收复新疆还不如道光时收复“西四城之赏”的论点，说明当时事实上的不公待遇已被人们所发现。就其历史原因来说，维新变法时期，朝廷似乎想改变一下对刘锦棠的“待遇”，下诏在长沙为刘锦棠建立专祠，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酥也给予刘锦棠高度评价，说他“齐名曾左无前绩”，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翁同酥受到株连，朝廷中再也没人为刘锦棠说话。在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这段较长的历史进程中，刘锦棠之所以事不显，名不扬，很大程度上还是因左宗棠“裁抑”所致。还有，从解放到1955年止，我国史学界关于阿古柏的论述和评论，多是照搬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学者们的错误观点。那时，苏联研究中亚史的学者一般还残留着或多或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认为中亚国家的任何事件，只要是倾向于归并俄国，或反对清王朝，就不管其性质如何，一概作为进步民族运动对待。阿古柏即因属于这种状况而获得肯定，这种评价在我国的出版物上反映出来。比如，1952年出版的一本《维吾尔史略》里，就用“阿古柏领导的十年革命运动”作为一节的标题，对阿古柏的入侵和僭立“哲德莎尔”伪政权也予以赞许，并斥责我西征军出兵新疆是不正义的战争（原话是“左宗案发动了不正义的战争”）。正因如此，那个死心塌地为阿古柏卖命、并卖身投靠于沙俄的民族败类白彦虎，也被作为回族英雄来颂扬，以《歌唱英雄白彦虎》为题登载于1955年的刊物上。这样，刘锦棠出征新疆不仅没有功，反而有罪。1955年后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我们的史学工作虽然放弃了苏联的错误观点，但一直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认为刘锦棠镇压了新疆回民起义，其罪过大于收复新疆的功劳。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史学工作中“左”的错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正，近代史上很多的事和人得以重新定位，像左宗棠和刘铭传都是重新定位为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连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也有了新的定位。但在史学界改正“左”的错误、还历史本来面貌的时候，又碰上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就是说，一些历史人物的后代在国外有钱有势的，能为当地引进外资的，当地政府对该历史人物就重视些，其重新定位就快一些，最典型的如刘铭传。因刘氏后人在国外有钱有势，能为刘氏家乡所在地引进外资。因此，当地政府很重视对刘铭传的研究，不仅主持召开了刘铭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还修了高等级公路至刘铭传的家乡。相反，历史人物的后代或是没有人在国外，或是在国外而又无钱无势，不能为当地引进外资，就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需要重新定位的人物就很难重新定位，刘锦棠就是属于这一类。但这种状况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史学工作者和当地政府均应抛开一时的功利，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给那些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由于历史原因而又被埋没的、真正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重新定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像刘锦棠这位歼灭阿古柏侵略集团收复新疆的前敌总指挥、中俄伊犁交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坚决主张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应该给他重新定位，也应将他的名字携刻在中国近代史中反帝爱国人物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