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疆建省，学术界已做过不少研究。但有关左宗棠与刘锦棠的建省方案及其分歧，却鲜有人论及。笔者不揣浅陋，拟据有关史料予以介绍。

1.早在1882年，左宗棠便有感于西北边疆之烽火与不宁，曾赋诗云：“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表达了对该地区的关注。在任陕甘总督后，他曾多次在致友人书中提到需要在新疆“立省置郡县”。光绪三年七月（1877），左宗棠将新疆建省的意见正式奏报清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卿设行省、改郡县”，光绪六年四月（1880），左宗棠在覆陈新疆善后事宜时，详细阐述了新疆建省方案：新疆设行省，督抚并设；将新疆划为北南两路，北路乌鲁木齐为中心，为总督治所，南路以阿克苏为中心，为巡抚治所。另外，“将军率旗营驻伊犁，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并统绿旗各营，并拟增设伊犁兵备道一员，塔尔巴哈台拟增设同知一员，以固边防。北路镇迪适应仍其旧。拟改迪化州直隶知州为迪化府知府。拟增置迪化县知县一员……”这样，设省后的新疆拟设及原有各属厅、州、县近3O个。

刘锦棠为湘军名将，1872年随左宗棠赴新疆，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左宗棠的赏识与信任。左宗棠在奏折中称赞他：“志在匡时，才能应变，陇中关外，夙著勋勤”，尤其在“近办新疆事宜，惠威并行，臣尝愧不及”，并在188O年离疆前，力荐刘锦棠接自已担任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一职。刘锦棠居疆多年，对新疆旧有官制、营制存在的弊端及其所处的险恶国际环境深有了解。因此，他赞同左宗棠的“改变旧制，增设郡县”的意见。但他对左宗棠的“设行省”之议，则“不能尽同”，对“新疆另为一省”，则“颇不以为然”。刘锦棠认为，按左宗棠之方案，新疆拟设及原有厅、州、县不过二三十个，比全国各省中郡县最少的贵州、广西尚不能及其一半，故难自成一省；此外，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势难骤离，左宗棠以关内为根本收复新疆便是例证。据此，刘锦棠陈述了自己的建省方案：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仍受陕甘总督节制，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旧有镇迪道，拟请援照福建、台湾之例赏加按察使衔，令其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伊犁将军仍保留，只负责伊塔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

2.新疆在清代前期为一将军辖区，将军驻伊犁，伊犁为新疆的军政中心，其它要地驻有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名目的大臣。这些高级官员都是旗人。此外，当时的新疆地区还有隶属于甘肃的府、厅、州、县机构，管辖当地民政和绿营驻防，绝大部分县级或县级以下的政权由当地宗教、民族领袖担任（即伯克）。可以看出，清中央政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新疆的联系是松散的，管理也是极为不力的。正因为如此，要求在新疆建省的呼声开始出现。众所周知，新疆建省之议始于1830年。当时内阁中书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首次提出，应该在新疆设总督、巡抚，实行郡县制。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明显影响左宗棠。不过，这种方案似有导致新疆政出多门、管理松散之嫌。刘锦棠基于战争的需要，并考虑到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建省方案。应该说，刘锦棠的建省方案较之左宗棠的相关方案要更为切实、可行。经过慎重考虑，清廷最终批准施行的是刘锦棠的建省方案。

1883年，刘锦棠奉旨委署南疆各道府、厅、州、县各级官吏。光绪十年十月（1884），清廷正式委任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省会定于乌鲁木齐。至1902年，新疆全省“凡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县二十、分县二”。新疆省体制方粗具规模。

以上材料，是笔者翻阅《光绪朝东华录》、《左文襄公全集》、《刘襄勤公奏稿》所得：不全或不当之处，尚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