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吏治观认识及实践

郭嵩焘于1847年中进士后渐入仕途。1862年，任苏松粮储道，次年署广东巡抚，曾因人事纠葛回籍闲居8年，其间教书著述，详说时政。光绪元年入总理衙门，曾出使英国，兼使法国，1891年病死。

郭嵩焘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伦敦与巴黎日记》等。他思想激进，见识过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吏治观。他认为：“处末流之世，纪纲法度，废弛久矣，人心变幻百出，日益不可容。诘于此，当益勤求吏治，培养国脉、静以俟之，宽以容之，力求保国、安民，使不致固乱不告。”他强调：官吏无论大小，都应竭尽忠职，因为官吏能否勤求吏治直接影响到社会管理的效果。如果吏治不修，国家安危，黎民生计也就无以保证。

晚清时期，吏治败坏现象相当严重，郭嵩焘在日记中有详细描述：“至道光时，乃一意宽假在位者，其视律令之颁，但以施之百姓而已。吏治日偷，纪纲大坏，相与因循粉饰，苟偷日夕，其弊一也。官吏之失无有举发者。以相为掩蔽，润色鸿业。作伪愈愈，吏治愈弛，其弊二也。委其权于六部，人君拱手退听焉。又不求天下择才，以天下之大权付之一二闒茸之无能俗吏，使部书得以倒持其柄，国正日隳，人才日靡，终至败坏而不可支。其弊三也。”

其中，弊一点明因吏治日衰，纪纲大坏；弊二强调官吏之间相互包庇，相互吹捧，报喜不报忧；弊三指出无能官吏使国家终至败坏而不可止。总体上看，三弊的罗列体现出郭嵩焘对朝廷不严吏治的抱怨，对吏治败坏到如此地步的痛心，对“国正日隳，人才日靡”的惋惜。郭嵩焘强烈呼吁：“吏治不修，长乱终无已时，故急矣而求吏尤，远以全神治盗急矣而治吏必举为先务。”为整吏治，郭嵩焘不仅要求官员在当政期间不得有劣迹，还要求官吏在其职权范围内把吏治整饬作为考评各级官吏的一项重要指标，“朝廷持是以课之疆吏，疆吏持是以课之所司。”

讲求吏治是郭嵩焘主张中永恒的主旋律。郭嵩焘致力于政务，认真负责，不辞劳苦，如奉诏到烟台海口查办厘收之事时，“时方隆冬，先生敝衣乖步，手足破裂，艰苦厘定。”考察其严谨、负责的作风由来，一是源于“生性如是”；一是责任心使然，“吾辈身际其艰，所以自命，亦值时然也。”而“值时然也”中，一方面指时势艰难，民生多苦，不敢懈怠；另一方面则是“无可代劳之人也”，自己不干，没人能干，更怕别人干出误国误民之错事，亦不能解其忧民之心。

在选用任免官吏方面，郭嵩焘强调要慎之又慎，“用人不得力，受其累而已。”他用人的原则是“观其行事为主，无先有成见于胸中”。不听其言，而观其行，不以主观好恶为据，而以真才实学为凭。他对“因一言之有当圣心，遽之倚人，加之显耀，群怀侥幸，相率效尤”的局面深表可惜，认为，如果“奖进一二虚浮之言，以助其恣睢”，只能使贤者气沮，而狂惑喜事之人日益骄横，于国于民不得，甚至祸国殃民。他极力主张用“观理日深，练事日熟”之士，用“当大故而不惑，平大乱而不摇”之人，才能静默简约以安民，使国家元气无伤。他在执政期间，力举尽心民事，勤求民隐，践履笃实，廉明能干，不邀虚誉，忠心耿耿，不避艰险，能任劳怨之人。

郭嵩焘认为，对官员的考课关系到国家安危，他对之特别严格，“贪惰之吏，严加参劾；勤廉之官，量与保荐”，并相应奖惩。

归纳郭嵩焘奏稿中相关内容，他结合考课分别奖惩所依之标准为：

褒奖范畴：明练安详，精核稳定，谨守绳尺，从容寡过，才优识远，覃思能干，宽博恬和，不激不随，老成慎审，朴诚端谨，遇事敢为，能胜巨繁，清贫自励，中怀谈定，悃福无华，一生不染，勤求民隐，能任劳怨，励精图治，不避艰险。

惩诫范畴：不察民情，不习吏治，措施乖方，经理不当，昏庸贪鄙，纵容家丁，趋向不端，举止轻浮，行为卑污，私累太重，年迈力衰，才具平常，居心庸劣，习气太深，情性乖张，懒废轻肆，习为软熟，一味逢迎。

可见郭嵩焘考课内容相当细致详尽，涉及到官吏的业务能力，工作作风，为官态度，修养好坏，素质高低，个人品性等多方面，注重德才兼备，尤重德行。在考课过程中，他“博采舆论，细心体察，考求贪廉之实迹，以明劝惩之微权”。

在官吏教育方面，郭嵩焘也很有见地，在分析考察当时社会及官场人才后指出：“观于今之人，知者几何，仁且勇者几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到者鲜。”表达了他对天下良吏匮乏的担忧，也点出了官吏教育之必要。郭嵩焘强调以“三纲”、“八目”、“五达道”、“三达德”等标准严格要求，才能使官员具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方面的德性，拥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能力，“才足以矜式浮靡，以化嚣陵奔竟之习，而开敦厚庞博之风”。

郭嵩焘吏治观形成的根源及特点

郭嵩焘的吏治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包括传统思想、社会家庭等。

第一，诚信观念的影响。诚信是构成儒家道统核心范畴的因素，是郭嵩焘吏治观形成的理论根源。郭嵩焘深感诚信之重要，也深为时事中诸公不得其义而扼腕，正如他在《复姚颜嘉》文中指出的那样：“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无不如意，则亦可以求十百年之安。能是三者，浅深各有所得而其效立见；不能是三者，则无以自立。鄙人知之明守之定，而悯士大夫之狂惑昏迷日趋于危机而莫之恤也。”可见，郭是把诚信当作为官者之必备条件，是治国平天下时不可或缺的原则，“顺之而得，逆之而失”，他更把诚信作为标尺去裁量当时的官场，如果人人思诚，个个讲信，则定会上下一体、官民同心，何由而生腐败虚伪，又何愁天下不稳、吏治不端。

第二，民本思想的作用。以爱民、亲民、尊民、养民为核心的民本意识在郭嵩焘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他尤其强调在困苦中给民众以安定，幸福。如1849年5月，湘阴大水，郭嵩焘帮助夏廷樾办理赈务时，“日夜趋丁所，饥民数十，环跪呼号。问留何处，泊何处，查点船数人数，散给赈律，后复以捐赈余资添置义度。”正是因为爱民，他才不顾母亲重病依然巡查苦于洪水的灾民，也正是因为爱民，他才毅然东下，去改变“民间往往为催科破其家”的局面，救贫困农夫于窘迫之中。他这种体念民艰、求苏民困的思想在《前后办理捐输情形片》中更有充分体现：“查广东之富，在商而不在农，历年办理捐输，有派捐、包捐等名目，大率按亩派捐，事同加赋，宽于富户而苛于民，大失朝廷劝捐之本意。小民势微力弱，忍受苛派，敢怒而不敢言……因思派之农民而其情可悯，不如劝之富商而于心尤安。”

第三，良好的家庭环境与家教。据《郭嵩焘先生年谱》载，其曾祖、祖父均为豪爽之人，富甲一方，乐善好施，言而有信，大方慷慨。温稳平和，与世无争，不亢不卑，常接济他人，家道中衰后，仍不改其解囊济困之风。其母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所有这些良好的家风，与人为善的家教，为以后郭嵩焘察民疾苦，为民解忧，以仁道而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官期间他始终保持着朴素勤俭的生活习惯，“出客公服，间有添补，居常衣服一袭，家居之旧，未尝更制。日食上下一例，玩好什物，除置买书籍外，未尝浪费一文。”这是他痛恨贪官污吏的根源。

郭嵩焘吏治观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运用整体观和系统思维考察社会。“天下大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窃以后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从这段话反映出郭嵩焘讲求吏治不是孤立的，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在他的思维中，社会由君、臣（吏）、民组成整体，而臣（吏）是三者的中介，是整体联系的重要一环，起上通下达的作用。君主能否顺畅的进行统治，以求长治久安，主要依赖各级官吏，有了好官，地方就多几分稳定，百姓就多几分安宁，国家也就多几分活力和生机；一旦官吏没有德行道艺之实，没有仁慈之施，没有抚字教化之效，也就丧失了统治的根本，吏不廉，民不安，天下难治，因此，郭嵩焘坚持要对官吏的能力、贪廉等严加考求。

作为大清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眼界较为开阔，思维非常活跃，他的系统思维不只局限于中国这一层面上，而是放眼整个世界来考察。大敌压境时，要想与外国抗争，保我民族气节，就须重视外交人员的选派，毕竟这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使命“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甚”。

第二，突破传统思维。郭嵩焘立足现实，服务现实，大胆突破了传统思维及思维方式的束缚，这从金锡龄盛称郭嵩焘立政立教的评述中就可看出：“大中丞郭公之抚粤也，盗贼充斥，如治乱丝，库府空虚，军需生竭，公朝夕焦劳，榷民财以济军饷，而盗贼渐平。封建大吏痊望尊重，加以衙署积习，胥事舞文，民官之气，隔绝而不通，公亲治案牍，博访群言，而民情乃得以直达。又以义与利势不并立，力破其弊，无丝毫取于僚属，僚属亦不得以民，凡此者，实政也……至于嘉应肃清之后，始修文教。”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把握他整顿吏治时摆脱传统束缚的思想亮点。其一，务实而不务虚。其二，义利并重。其三，敢想敢做，不呆板盲从。

郭嵩焘研读四书、五经，注重社会实践，关注国情民情。他有开阔的视野，深入的思考，全新的观点与有见地的认识，形成了有别于“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信条。郭嵩焘之所以遇事尽言，计论得失，不知隐饰，不只是赋性愚直所致，而在于他考虑到“臣忝摄封疆，于地方安危得病，岂能晏然坐视，随同画诺”，以致于“因语言积忤，亦所不免”，他对之持“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的豁达态度。只要能改善吏治，只要能改变官场陋习，他完全可以不考虑自己，纵使落得个“惬心无几”的愁苦和“旁皇四顾，涉无同志”的孤寂。其中散发着他“除弊审而后发，发则毅然坚定，不为浮言所惑”的求是精神，也体现着他“不忍竟漠然视之”的无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第三，推崇仁爱，强调和谐。

郭嵩焘推崇仁爱，因为仁爱是达到管理统治目的的途径，“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矣”。因为仁爱能实现社会和谐。实践中他不只是强调以仁爱为纽带，以君民之间、官民之间为核心的和谐，也强调助人教化的官吏们之间的和谐。在实际工作中，郭嵩焘以此标准要求和规范自己，“吾于制府事事尽礼，从未与一争意气，始终无稍过分。而渠之视我若外人，与其幕友相为朋党，势不可与处，念之怃然而矣。”这表明郭嵩焘所致力的官员间的同心同志、和谐共处也正是对当时盛行的互为朋党、相互倾诈、勾心斗角弊端的纠正，然而，此举受抵制是相当大的，“念之怃然”透出其无可奈何的心情，这也反映郭嵩焘认识的独到性，觉察的超前性与行动的必要性。

总之，郭嵩焘的吏治观折射出他大胆挑战传统思想的新气息，这种难得的力除官场旧弊的举动，是他与众不同的根本所在。

郭嵩焘吏治思想的落脚点是服务于当时的统治，他所强调的官吏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社会稳定及其良性运行。他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孜孜追求于最应做且最值得做的一切，抱定“生世一日，且尽一日职事，忧患凶险只好会之适然之数，岂能与造化较论短长”的信条，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可谓是尽心职责。

郭嵩焘整顿吏治以图自强之举，见识非凡，超迈百僚。综观其吏治观，不难看出，“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郭嵩焘，在他的思想上与一个封闭社会的传统观念，与封建专制政治的伦理哲学，与他所属的士大夫阶级，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发生了深刻的矛盾”。

郭嵩焘，一个可敬而孤独的先行者，正是他衰世中也“不能不以道自重”的严谨；正是他“宦情素淡，无承迎上司，希荣见好之心”的品性；正是他朴实、赤诚的忧世感，在数不清的显贵荣华都烟消云散后留下了一个性格顽强，“方正不屈，安贫安间”的官中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