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因“马嘉理案”郭嵩焘被清廷任命为驻英公使，旋又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作为首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期间，积极考察西方事务，为后人留下大量学习西方的记录。时值日本明治维新正全面学习西方。郭嵩焘与当时的日本驻英公使等人员进行了友好的交流，他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体现了初出国门的士大夫对日本认识的较高水平。本文主要根据郭嵩焘的出使日记，探析其日本认识。

一、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等日本人的交往

出使途中经过英国各个殖民港口，郭嵩焘已为西方文明的魅力所震撼，在途中所写日记多有记录和评价。抵达英伦后，郭嵩焘积极考察英国的政教科学、民俗风情，主动与各界人士接触。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他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1844—1888）的交往。郭嵩焘与上野及其他日本人士多次互访、参加外交聚会。他们不仅交流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并把各自国内情况与西方对比，寻找差距。当时中日两国虽已发生日本侵台、争夺琉球等事件，但两国的争执还没有以后那么频繁和严峻，因此他们在伦敦的交往尚属自然和真诚，没有太多的国家利益纠纷，这在近代中日外交史、文化交流史上实属一段佳话。

上野景范是日本萨摩藩进步派，是日本较早向西方学习、主张王政维新和改革的人物之一。上野的养父是长崎的中文翻译(唐通事)，上野六岁时奉藩命向养父学习汉语，十三岁时又由藩命赴长崎学习兰学、英学。1864年，他借口海上漂流，由长崎偷渡上海，准备到欧美学习，被正途经上海的日本政府外交使团发现劝告回国。以后，他在藩内所办学校教授英语。明治新政府成立，上野被征用为外交官。在郭嵩焘抵达英国前，上野已驻英三年，对外交礼节及欧洲情况已很熟悉，被郭嵩焘评论为“有学识，久习各国情形”。上野告诉郭嵩焘不能不学欧洲。

初抵英伦的郭嵩焘向上野学习外交礼仪并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如郭嵩焘曾向上野询问英国外交部官员应否马上拜访，上野告知：“递国书日即应往拜，过三日则为不恭”。关于此事，郭氏屡次嘱咐使馆参赞英人马格里探问，“竟不得要领”，上野的直率相告令他感动，他在日记中记：“乌使（上野）意气如云，至可感也”。在交谈中，上野建议中国应广修铁路，发挥地利优势，他说：“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发出之。彼为其难，吾为其易。其易更自坐废！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各国所心羡也。闻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面对上野的友好提醒，郭嵩焘感到羞愧“无以为答”。因为他“并无了事之权。徒欲发明其义，为天下任谤，以使在事者有所接手以行其义，而终以不相谅。”上野还积极为郭嵩焘提供各种介绍日本情况的材料：如《官员名鉴》、《驿递寮邮便规则》、《开成学校一览》、《日本户籍表》等。《官员名鉴》介绍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机构改革情况。郭嵩焘认真阅读并与中西官制作比较，认为“大率官职皆仿西洋而略异其制。如西洋上下议院皆民举，东洋官则君延举者也”；《开成学校一览》介绍的是东京学校的课程情况，他认为“大抵皆务实之学也”。上野还向郭嵩焘介绍万国公法会的起源、章程，建议“中国与日本尤应考求，必应一往会议”。郭嵩焘后来对该会有所了解并入会任副会长，上野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在郭嵩焘回国之际，上野与之惜别：“钦差此来，于中国大有益处”，“以所见告知中国人，是一大益；使伦敦通国人皆知钦差之为人而信服之，更是一大益。”

日本前任大藏卿井上馨来英考察财政，郭嵩焘曾与之交谈三次。井上向郭嵩焘介绍了自己的挫折经历并谈论日本改革的艰难。有研究者认为郭嵩焘与上野、井上的交流对其后来思想有影响，所谓“嵩焘之主张模仿西法，极欲法之日本，其思想与明治维新时代之日本前进分子之思想极相似，盖其驻英时，常与日人往还，日本公使上野景范与其时相过从，影响颇不小，日人井上馨对嵩焘思想之影响尤大。”

除上野、井上外，郭嵩焘日记记得较多的还有与日使馆参赞西德二郎等人的交往。西德“能汉文，兼通俄、法、英诸国文字”，与郭多次交流且有诗文唱和。在西德离英赴法之际，郭作诗辞别：“卅二国成一都会，寥寥相对海东人。蓬莱方丈天同远，剑佩星辰景更新。客里琴尊欢入夜，雨馀花柳暗回春。参军诗笔能惊坐，又为征轺浣别尘”。郭在诗中表达了与西德同来自东亚的亲切感和对往昔酌酒谈心、今将远离的惜别之情，并对西德的才华大为称赞。另外，日使馆参赞长崎道志也深得郭氏赞许，有诗谓：“护军冠玉陈平似，绝胜人才东海隅。为问西来青鸟使：闲窥朱牖识君无？”日人成山曾为“诸侯”，废藩后赴英习律法，郭曾与他笔谈并赞他“诗笔亦清健”，在其日记中还记下了成山较为可诵的诗句。以诗文与日本人交流，尽显郭氏传统文人的一面。

郭嵩焘与上野等人的交往不仅对他掌握当时的外交规范有帮助，重要的是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丰富了他的西方认识，也为他认识日本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自觉进行中日比较

郭嵩焘虽没实地考察过日本，对日本的了解局限于他人的介绍，然而正是通过与这些在英日本人的交往，初步形成了他的对日认识，这使他本能地将当时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情况作一比较。这种比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留学生所学领域和个人素质来看，中国不如日本。郭嵩焘询问得知“日本在英国约有二百余人，伦敦九十人，学律法者为多”。与此同时，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亦派人赴英法学习。郭嵩焘通过比较得知：第一，同样留学，日本严格选拔，学生在欧学法律者为多；而中国留学生大多文化基础薄弱，所学限于军事，对西洋经济、文化、数理接触很少。第二，中国留学生的外语能力不能与日本学生相比，郭嵩焘发现：“凡日本二十余人，皆通英国语言，中国不如远矣”。另外，郭嵩焘还从李凤苞(时任留英法学生监督并负责向德国购买舰船)处得知：中国在德陆军学习的学生刘方圃、杨得名，屡犯事故，遗笑于德国人。德人对中国派人万里学习却轻率选材的做法十分不解。郭嵩焘得知情况后，“闻之惘然”，非常不悦。他将日本派人赴海外学习的情况致书李鸿章，对中国学生专意考求兵法提出批评，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建议中国应学习日本，令“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还提出“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图研习”。对郭嵩焘扩大留学范围的意见，李鸿章没有采纳，他复函郭氏，“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派去学习军事的学生不得改学他业。对李鸿章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郭嵩焘多次表达其不满和遗憾：“蒙甚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亡其本也”。中日差别之大，郭嵩焘慨叹“东西洋人才之胜，百倍中国，岂国运然耶？抑使人才各尽其用，而遂勃然以兴也？”

其二，从延揽人才为己所用来看，中日差距更大。1877年12月，上野以各国邮局均由本国经营，通商口岸不得私设邮局为由，要求收回英法在日通商口岸邮政权，归日本掌握。为了谈判，郭嵩焘了解到日本“派有专使一员来英会议，谋另订立条约。而所派者为美国人，为能通知各国律法，可以据事争论也”。日本争取修约以捍卫主权的努力，郭嵩焘深受启发并赞叹：“日本勇于兴事赴功，略无疑阻，其举动议论，亦妙能应弦赴节，以求利益。其勃然以兴，良有由也。”日本使馆还聘用英荷籍人员任参赞，如“马尔勒尔为其参赞……又云番西波尔得，荷兰人也，亦其参赞，能通日本语。”他还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聘请军乐、矿学、水坝工程、铁路、电报等专业的技术人员。而中国驻英使馆亦聘有外籍翻译——英国人马格理，可是他经常不顾郭的授意，擅发议论，郭嵩焘深为不满，责骂马格理“顽然不顾，使人茫然不解其心意之所属。”

其三，从学习西方来看，日本比中国更有魄力。郭嵩焘看到：西洋的财政、交通、法律、外交无不在日本学习范围之内，日本正积极走向世界。如在通信方面，邮政通信局在日本各通商口岸建立。郭在奏折中提到：“天地之精华聚于欧罗巴一洲，勉力学之，常苦不逮。日本一经通商，即仿制电报，甫及七年，西洋诸法，此地备举”。当他了解到当时日本经营通讯事业并不盈利，郭对这种“岁有亏空，于国何益”情况颇为不解。日使馆参赞长崎道志向他解释：“此须久乃见其利益。信局一开，即通国地方情形，操之掌握，纤细必知。酌盈剂虚，防微摘伏，惟所运用施行，斯其益大矣。”日本并不因眼前的蚀本经营而放弃，看到的是长远利益和通讯主权。1877年，日本“发信至廿五兆”，名列世界第六。郭嵩焘由此认识到其价值所在，给予日本此举高度评价：“即此足见其贸易之广，事务之繁，与其人才学问之盛。”又如，日本积极学习西方的财政制度并进行币制改革。井上馨赴英考察财政，在与郭嵩焘交谈中提及英国税制：“但征进口之货，不征出口之货，实富民之道”，给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郭嵩焘亦曾考察英格兰银行，询问英国课税情况，关注英国理财之学。曾为湘军筹饷、做过两淮运使的郭嵩焘对中国钱法之弊颇有感受：“大率钱法之弊，至中国而极，即高丽、安南亦远出其上，勿论日本，勿论西洋。”在他眼中，中国的税制远在日本之下。他感慨“国之富强岂有常哉？唯人才胜而诸事举，日新月盛，不自知尔。”当郭嵩焘听说井上读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的书时，十分震惊，感叹井上“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另外，郭嵩焘对日本在欧美并无商人但坚持设领事之事感到不解，他向上野询问，并将上野的回答详细记在日记中：

“……是大有用处。日本在英国购买机器及炮船，岁款甚巨，需有人经理，与在本国争差甚远。凡此，公使亦可任职。然须与商贾往来熟习，须住城内；公使住城内为不易，又不能时与商人往还交接。银钱一切，领事经历，而公使为之主持通报，庶两相济。又日本商人无往英国者，而每岁货物交易亦常数百千万，领事可以推考百货盈虚，达知本国，权衡物价之轻重，以为制国用之本。是以领事为必不可少。”

在记录上野的回答后，郭嵩焘对日本的做法赞誉不已，所谓“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

通过耳闻目睹，郭嵩焘看到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而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他既为日本的锐意进取感喟，也为清廷改革的滞后感到不安。其日记引用《左传》“邻之厚，君之薄也”表达其对日本咄咄逼人发展势头的紧张，发出质问：“吾君士大夫，其旰食乎！”。可悲的是，他的忠诚谋国之心并不为时人理解，反遭诟骂，所著《使西纪程》也遭毁版。

三、对日本始终怀有警惕之心

出使期间，郭嵩焘虽与上野等人保持着友好的交往，然而日本强劲的发展势头深深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他从没放松对日本的警惕，从其日记可探求一斑。

1874年中日缔结《台事专条》后，郭在日记中记“闻东洋事已了，台湾屯田之兵均自撤回本国，去兵费五十万金而已，办理尚属妥协”。两国没有兵戎相见，他对政府的交涉还算满意。在出使前夕，慈禧询问他日本、高丽情况，郭嵩焘回答“日本向来负强，近来专意学习西法，意在兼并，高丽兵力恐不能敌。”他认为“中国的对朝鲜政策一无是处，对于日韩争端应负起责任，开放朝鲜，改善其与各国交往，不可与之相抗。”在伦敦时，他注意到日俄皆有侵朝野心，日记记“两国蓄意高丽，而日本大势之所趋，尤在所必争。高丽方微弱，政教不修，极为可虑。”在使英后他曾致函沈葆桢：“倭人近与朝鲜构难，其蓄谋已久，理处较难，而所以自处之道，固有未尽者。”可见他未必认同朝鲜对待日本的方针。上野曾邀他出席日本在英国购买铁甲舰“扶桑号”的下水仪式。邻国积极发展海军，郭嵩焘如坐针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该舰的情况，并在晚宴上致词希望中日和好相助：“愿日国此船，非助我中国，一炮不鸣。”针对日本在英订购军舰，福州船政学堂留英学生罗丰禄建议向英国购买水雷专利，“盖用火箭炸力装入水雷，可以穿透铁甲船，允以十万金鬻其法于中国，并言明不更鬻之亚细亚诸国”。郭嵩焘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日本之考求西法，志坚气锐，二三十年后，其制造之精必可以方架欧洲诸国。中国将独恃此水雷之用以称强乎？抑何所见之不广也！”。

1879年回国途经上海时，郭嵩焘听说日本废琉球为县，其日记记有“始悟日本之扰台湾，非遽求逞志于中国，徒借台湾生藩 毙琉球人为名，以名琉球之专属日本，废置可以自由也。闻此为之短气”。他分析日占琉球的危害“日本必为中国大患，其关键尤在高丽，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琉球臣事中国五百余年，坐视见忮，日本保护琉球立国，宜中国主其议，无可诿之责。周子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此其关系之尤巨者也。”在处置琉球事件时，他力主谨慎从事，并要争取主动：“勿论兵事利钝不可知也。琉球近在日本肘腋，中国之力无能远庇。一胜不足以为功，而徒恣其鹄张，则其势已先穷，故以为折冲俎豆之效，宜在此等，不足与逞兵威也。”他认为武力不是最佳方案，建议“请先明谕使臣至其外部辩论，有使以自处。盖琉球废，使臣进退两穷，无可自立之势，得此始有名可居。然后加派使臣，专理琉球一事，准照万国公法存立小国之义，会同驻日本公使议之，必能使之折服。”他相信各国会据国际公理制止日本的侵琉行为：“然以朝贡为言，各国能持公论而不能为助，以保护琉球为言，则此义载之万国公法，必皆欣然乐从。日本以取校西洋为义，断不敢违西洋公义以求逞……尤为深切着明。”由于清廷幻想联日制俄，对日交涉一再妥协，琉球最后被日吞并。郭嵩焘把对朝鲜政策的不满诉诸日记：“闻日本吞并琉球，中国不能过问，日人反借此要挟兵费……倭人蓄意久深，衮衮诸公不能知也。”

辞官回乡后，郭仍心系国事。与友人论日本，“盖今之论者，皆谓西洋难与为敌，日本易与耳。吾观其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未敢信谓然矣”。

可惜的是，他的对日认识湮没在众人的虚骄大言中。1882年，朝鲜发生围攻日本使馆一案，为防日本借机出兵朝鲜，郭嵩焘向朝廷建议：

“窃度日本旦夕必加兵朝鲜，或将朝鲜情状告知，朝鲜亦颇难为酬答；或竟不告知，则朝鲜之国危而中国之体面亦全失。臣愚以为宜下明诏正朝鲜乱民之罪，兴师讨之，移檄日本，以朝鲜乱民为逆，陵辱日使，非徒日廷之私愤……调集天津水陆之师四五千，由海道进讨，使日本犹有顾忌以不至狡逞，即中国亦有以自处……良以日本蓄谋已深，乱民乃无故激成其势，已成不可遏抑。为国家大局计，诚有不能坐视者，此亦先发制人之术也。”

他的处理办法是先发制人，使日本失去出兵借口。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乘机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清流宗主李鸿藻提议东征日本，郭嵩焘在致友人函中谓：“李兰生（李鸿藻）之意，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郎西（法兰西），真不知其意欲何为？当国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之家有余”。正因他知日甚深，才对清流不符实际的征日言论倍感愤怒。对待中日日趋严峻的冲突，郭嵩焘一方面主张务实、反对不顾实际空发议论，这建立在他对中日势力衡量的基础之上的。出使前他曾致函沈葆桢，坦白其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京师士大夫务为虚骄，横生议论，不一考求事理，视前二十年之见解无以易也……谓宜视彼所长而效法之，视彼之足为吾利病者，而求所以御之，一切内自毖焉，而引以为耻，未尝不可及时图功。”可惜当时士大夫知“耻”后并不“勇”。另一方面他主张遵循“循理”原则，运用国际公法捍卫国家主权。这种以“理”来处理外交纷争的思想无疑受到了西方国际法的影响，说明他已摆脱传统华夷观念的束缚，这是一种进步。然而郭嵩焘迷信公法，幻想列强帮助中国挽回损失，这表明他对近代民族国家、强权政治等涉及近代外交的因素尚缺乏深入了解，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世界眼光的局限性。

郭嵩焘的日本认识建立在他的洋务观和对日本的了解之上。由于没有亲身游历日本，未能体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通过与上野等人的交往后，郭嵩焘眼中的日本形象逐渐清晰明朗，他积极评价日本学习西方的务实、全面，敏锐地预测到日本即将崛起，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的阴谋，并怀有警惕之心，主张谨慎应对，反对轻启战端。他对日本明治维新、中日关系的认识对近代中国人认识日本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制，他的对日认识起不到警醒世人的作用，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