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1831—1902年），字蚬庄，湖南新宁人。1855年，以秀才投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成为湘军悍将。1865年6月，出任江西巡抚，此后终身居于督抚之位。从1875年至1902年间曾三次署理两江总督。他是晚清传统士子转变为开明务实的洋务派的一个典型代表，三任江督之职期间，前后思想和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刘坤一与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关系，不仅能够进一步认识晚清政局的变动状况，而且能深刻地揭示出处于封建末世的官僚士子们心理、行动的变化轨迹。

一

江苏自古是一个崇文重教的省份，人才辈出，文化教育领先全国。明清以降，江苏教育由府州县官学、私塾、义学、社学和书院构成，保持了完整的传统教育体系。道咸之际，传统教育日渐衰败，士风、学风每况愈下。再加上外敌入侵和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内忧外患，19世纪60年代起晚清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员启动了以学习西方练兵制器、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培养洋务人才，创办洋务学堂，引导士子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成为这场近代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准设立了江苏第一所新式学堂——上海广方言馆。1874年，又创办了江苏第一所军事技术学堂——江南制造局船炮学堂。1882、1883年，左宗棠则创办了上海电报学堂和金陵同文电学馆。至甲午战争之前，江苏共有7所新式学堂。

洋务运动初兴，刘坤一的态度相当冷漠，对于洋务派的“洋为中用”思想既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认为国家通过自力更生、自我创新即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在洋务方面少有作为。1875年左右，当刘坤一第一次署理两江时，洋务运动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也一变冷漠保守的态度，开始认识到培养洋务人才的重要性。1877年11月，刘坤一在给丁汝昌的信中说，“当今所亟宜绸缪者，惟在洋务……办理洋务者，必须得人”。主张设立西学馆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培养洋务人才。究其转变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刘坤一本来就以维护清王朝利益，效忠清廷为一切活动之准则。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为加强边疆防务，支持洋务派兴办军工企业、民用企业的态度更为明确，使兴办洋务成了刘坤一必须认真考虑的政务。第二，按照清制，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执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刘坤一身处江苏“开放”环境，承担“交涉”、“通商”的职责，不由自主地会对中外大势进行比较，加深认识。在两江任上，面对李鸿章等人创办的军事企业和新式学堂，也不由地流露出钦佩和感慨，转变态度。

刘坤一关注新式教育首先是从考察上海广方言馆的办学情况开始的。1881年2月，刘坤一命令上海制造总局查明广方言馆办理情形，主要包括在校学生名额、考试成绩、毕业去向、办学经费、教师聘用情况等，他指出，“现在筹办海防，需才甚殷”，要求广方言馆妥善安置毕业生，使新式人才能够完全为清廷所用。

此外，刘坤一按惯例先后八次以南北洋大臣身份参与上海格致书院考课命题，题目有《潮汐应月说》《物体凝流二质论》《上海海口形势舆图广袤城池道里丈尺考》《退罗疆域政俗考》，以及涉及书院、学堂、中西医学方面的问题，内容均与洋务时局有关，目的在于引导士子钻研西学。上海格致书院是1876年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和徐寿创办，其主旨是使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达到为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的目的。格致书院仿效旧式书院的办法，进行四季考课，王韬主持该院时增加了春、秋两季特课。南北洋大臣和地方要员参与出题考试。

1891年，两江总督沈秉成在江宁鱼类学堂的基础上创设江南水师学堂。1892年，刘坤一复任两江总督，特地从上海请傅兰雅到学堂，对学生进行考核。这次考核以文化课为主，内容包括行船法、天文学、汽机学、画图学、数学、代数学、几何学、地志学、英文翻译，并按照考试分数排列名次。刘坤一亲自主持了该学堂的军事技能考核，对于学生出色的成绩，刘坤一表示赞赏说：该堂学生“足备他日干城之选”。

刘坤一赞成新式教育，关注洋务学堂，对于扭转江苏腐败守旧的学风，引导士子向心西学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徘徊迟疑的态度时有表现，1891年4月，他对江南水师学堂的整顿就是典型的事例。刘坤一在考察了江南水师学堂办学情况之后，裁去了该学堂驾驶、管轮三班学生各20名，洋文、洋教习各2名、夫役5名。对于这次的裁减，刘坤一解释说，“新设水师学堂，每年约费四五万金”，时下经费紧张，北洋水师又无法安排学生的船课，“学生将来无地安插”，“日久赋闲，势必投效外洋，转为中国之患。”实际上，刘坤一此举并非出自新式学堂发展的考虑，或许是湘、淮两大集团矛盾的一个恶果。李鸿章是江苏新式教育的首倡者，1862年至1867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虽时间不长，在离开江苏后却始终牢牢控制着由他创办的近代教育和企业，而此后担任两江之职者多为湘军人物，不免就造成了淮湘之间的矛盾。加之海防、塞防之议后，湘淮政见不同，矛盾愈深，因此，刘坤一在江南水师学堂上的倒退，或许与此有关。

二

晚清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起步和开展主要得力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的倡导和推动。李鸿章是江苏新式学堂的发动者，张之洞则在后期推动了江苏近代教育的发展。刘坤一较二者在江苏待的时间最长，其态度也前后不一，初期虽然倡导新式教育，但实际上建树迸不多。甲午战争，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全国迅速掀起救亡图存的思潮。刘坤一亲自参加过甲午战争，对战败耻辱有深切地体会，使他对于时局认识更加清晰，战后，他及时提出了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的变革主张。

1895年9月25日，刘坤一上奏《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批判了八股的空疏无用，主张书院广开西学，“中国书院专以八股、试帖、词赋教人，使天下士子趋于浮薄，人才安得不坏？”应当禁习八股文，将“西学诸书”，“广为翻译，颁发各省书院”，建议在书院添聘精于西学的中外教习，以西学成绩优劣作为取舍学生的标准。同时，他提出应“于通商各埠设立学堂，延师教习”，给学西学的士子以秀才、举人的科举名分。这是刘坤一力求推广西学的较为切合实际的建议。

戊戌变法期间，面对维新派的激进、帝后两党的争斗，刘坤一以“中体西用”为原则，以“勿过纷更，勿涉急遽”的行事态度执行了变法措施中关于军事改革、兴学育才、振兴农工商业等方面的内容。他指出，练洋操、设学堂“实为当务之急”，“学堂之设，为自强根本要图”，支持维新变法中兴学育才的措施，并制定了江南“设省府县各学堂以植其本，另设农、工、商等学堂以造其精”的办学目标。首先是筹设高等学堂。鉴于经费不足，刘坤一将“专习洋文”的江南储才学堂改为培养“会通之士”的江南高等学堂，并扩大学生名额，多聘教习，对旧有学生严加考核，分别去留。同时，委派张謇将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改为府县学堂，并下令江苏各级官员自筹经费，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各地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为鼓励民间设学，颁发了奖励民间设学的规定，支持经元善在上海设立女学公塾。此外，他还将上海制造局广方言馆及旧有炮队营“酌量裁并”，扩充为工艺学堂；在江宁设立农务学堂，开设植物学、土壤学、农艺化学等课程。

刘坤一对新式教育的支持，促使江苏其他地方官员和进步士绅积极融入兴办新式学堂的潮流中，形成了上下阶层兴学的合力。1898年，高邮知州章邦直创办致用学堂；无锡举人杨模创办埃实学堂；俞复、吴眺、丁宝书等在江苏无锡创办三等公学堂；江苏学政瞿鸿机奏请将江阴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光绪帝准其按省会学堂办理，定名为江苏省南菁高等学堂。江苏新式教育蒸蒸日上。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囚禁了变法的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而此时的刘坤一已经对新式教育有了相当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当守旧派群起攻击西学，慈禧同意礼部奏章，下令停罢学堂，照旧办理书院时，刘坤一一改以往官场上小心谨慎的行事态度，大胆上书慈禧太后要求保留维新教育成果。他说，“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吁请太后饬令“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同时，要求所辖江南地区各书院保留原有的西学课程。当清廷下令严禁报馆、学会时，刘坤一指出，农学会、农学报、商学报、商学会能够联络通气，考求物产，对于农务、商务大有益处，恳请清廷不要禁废这类馆会。1899年，刚毅奉西太后令南下巡视，以节省经费为由，令刘坤一停办江南高等学堂，刘坤一仅将其改名为格致书院，但“仍循学堂规制”，使这一维新成果被变相地保存下来。与此同时，为扩充军事力量，提高军队素质，巩固边防，刘坤一加强了军事教育。一方面，在江宁设立练将学堂，抽调绿营、勇营各级在职军官入学堂受训，聘请洋人教官讲习马步枪炮、工程、辎重等课程及操练。另外，还在各学堂中挑选了20名学生，派赴日本成城学堂学习近代军事知识。可见，此时的刘坤一已经成为政变后少数积极倡办新式教育的封疆大吏之一。这也是晚清江苏近代教育能够走在其他省份前面的重要因素。

三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声势高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抗击西方列强，下令各省督抚出兵援助，刘坤一原本就不满义和团，担心一旦中外决裂，导致列强全面出兵，中国被列强瓜分。因此，他非但按兵不动，反而在西太后西窜西安之时，联合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与驻沪各国领事策划所谓“东南互保”，这所谓的“委曲求全之策”，实际上是日益高涨的地方势力对皇权决策的不满而进行的公开对抗。但是，在客观上，却使东南地区免遭战争蹂躏，东南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维护，江苏已有的新式教育因此而得到及时保护。

庚子之役中国惨败，使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改革之共识由此形成。1901年1月，清廷颁布了全面变法的谕旨，7月，刘坤一、张之洞向清廷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三折虽是张之洞主稿，但刘坤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定下了基调。张之洞在起草奏折过程中，随时同刘坤一商量，还邀请为刘坤一拟稿的张謇和沈曾植到湖北面谈，“商复新政谕旨，并筹兴学事”。对人才培养的强调和重视是三折的突出特点，第一折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对教育改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该折开头就点明了兴学育才的重要意义：“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欲挽时局应当以兴学育才为基，而后再求富求强。并提出四条措施，作为育才兴学之大端，它们是：一、设文武学堂；二、酌改文科；三、停武举；四、奖励游学。这四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是参照西方各国学校之法，特别是仿照日本的办法，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通过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和减少中试的名额逐渐废除文科科考，并且停罢武举，采用近代军事学校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鼓励留学，尤其是自费留学，学习外国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科技知识，以图尽快培养出更多新式人才。二折、三折中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有广派游历、广译东西各类书籍、破格起用人才、多办实业学堂等。“江楚三折”不但说明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培养新政所需要的近代人才，同时也表明了刘坤一致力于新式教育的决心和发展新式教育的总体思路。

慈禧太后看过“江楚三折”后，非常满意，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从此，清末新政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而江苏作为新政政策孕育之地，必然为其他各省视为“马首”。正如时人所说：“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江楚三折”成为清末进行教育改革的总纲，也标志着江苏教育近代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为尽快推进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派罗振玉一行5人赴日本考察学务，并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据统计，1901年，江苏的官、自费留学生44人，居全国第二位。1902年，刘坤一与张之洞在江宁创办“江楚编译局”，翻译和编写课本，聘请缪荃孙、黄绍萁为总编纂，参与编译工作，为新式学堂提供教科书。1902年5月，刘坤一邀请东南名流张謇、缪筱珊等商量办学问题，并议及两江辖区办学最大问题是师资缺乏和资金短缺，不久，刘坤一上奏《筹办学堂折》，呈请在江宁创办师范学堂。刘坤一去世后，张之洞主持两江政务，1903年，张之洞创设了三江师范学堂，完成了刘坤一未竟的心愿。

刘坤一是晚清江苏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对近代江苏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晚清官僚“师夷长技”为基本内容的近代化思想形成和实践角度分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林则徐、魏源最早继承者，林、魏的“师夷”和曾、左、李的“师夷”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刘坤一的近代化思想萌芽则较晚。当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师夷”思想付诸实践之初，刘坤一尚未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在洋务运动发展阶段，刘坤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积极从事洋务活动，懂得了洋务运动必须具备洋务人才的道理，开始关注新式教育。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促使他思想发生极大转变，从而真正认识到兴学育才的重要意义，此后，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创办新式学堂，使江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全国兴学育才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