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璋（1854—1918），字研仙，别号甓勤，晚号潜叟，出生于湖南攸县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家庭。其曾祖龙彬为秀才；祖父龙友夔为恩贡生，曾任国子监学正、候选教谕；父亲龙汝霖为举人，曾任知县、知州等职；二叔龙溥霖为举人，曾任知府，后因军功加补用道；三叔龙湛霖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右待郎。而龙璋本人走的也是传统的科举取士道路。他自幼即刻苦研读儒家典籍，才华横溢，22岁就乡试中举，名声大噪；中举后，他曾先后七次入京参加会试，但都失意而归，在科举场中追逐功名近20年；1894年以中书改官知县，先后任江苏沭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地知县（记名候选道员）；1907年龙璋因母丁忧辞官回籍，又以其显赫的家族背景和出仕经历，而跻身于湖南著名绅士之列。但耐人寻味的是，龙璋最终却背叛了本阶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龙璋早期热衷于科举考试，走的是科举取士道路。然而，龙璋并不僵化保守，更未以封建卫道士自居，而是一直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趋向于积极的革新，并积极参与经济、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改革，成为晚清时期一个著名的改革家。其主要活动有：

第一，大力发展实业。龙璋曾先后创办汽船公司，开济、利济轮船公司，醴陵湖南瓷业公司等，坚决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与外国人“商战”，为发展我国的内河航运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言：“尚稍卸子肩，则吾省内河航业，必全非华商所有，故苦心孤诣，独力支持。”而且，他还组织了商船公会、农会、工会等组织，并曾任湖南商务总会总理（1909年）、湖南农会会长（1911年）等职，极大促进了湖南近代实业的发展。龙璋还组织湖南出口产品协会，亲自任会长，负责调查湖南的产业状况，并选送商品参加南洋劝业会等，以推动湖南商品出口。虽然创办实业困难重重，挫折很多，但龙璋一直苦力维持，未稍有泄气，他认为：“成功不必自我居之，有人倡之如前，继起者或不至无人耳。”

第二，积极投身新式教育事业。龙璋提出“改革当始于教育”。1897年他在皋县知县任上集资创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1903年，时任泰兴知县的龙璋曾赞助1000钱支持胡元倓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并任董事，他还写信要堂弟龙绂瑞捐助1000钱。1906年他在江宁创办旅宁中学堂。1907年解甲归长沙后，龙璋更是“孜孜于教育、实业，以为强国之基”。龙璋非常重视发展实业教育，其主持或参与、资助兴办的学堂如南方商业学堂、湖南铁路学堂（后改为湖南高等铁路学堂）、瓷业学堂等实业学堂。龙璋还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曾在南方商业学堂等学堂内附设师范科，为小学教育培养师资人才。而且，龙璋还支持留学教育。1902年，龙璋在有“长江孔道”之称的泰兴任知县时，对途经此地的留学者热情有加，“一时志士皆所款接，宾至如归”。他慷慨解囊，为留洋者购置新装、提供旅费，留学志士因之“望泰兴为龙门”。

第三，热衷于政治改革。龙璋很早就有革旧图新之意，曾对“洋务”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郭嵩焘因提倡学习西方、发展洋务而备受非难，顽固分子甚至因他出使欧洲而斥之为汉奸，羞与为伍，还要焚烧他家的房屋。而龙璋独与之交往，谈话投机。郭嵩焘深有感慨地说：“举世非难，不意于故人子得此英年知己也！”戊戌变法运动中，龙璋支持光绪帝厉行变法，并曾屡次上书封疆大吏，要求革新政治。1900年前后，外强心怀叵测，弥天大祸危在旦夕，龙璋心急如焚，试图补救。他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指出“今日之势，国脉民命，关系匪轻，古大臣厉声彻音，请清君侧，但使志在公忠，原不必拘拘小节。”请他们趁机联合地方督抚迫使慈禧太后归政光绪。龙璋辞官回籍后，“日求所以救国牅民之道”。他利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曾担任湖南巡抚会议厅参议等职），积极推动湖南政治变革。当清政府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时，龙璋起而反对，为推动集股拒债，促成路工，维护路权，不遗余力。他先后发起组织“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股东发起会”（为五名办事员之一）、“湘路协赞会”等，并刊行《湘路新志》（任主编）、《湘路周报》等杂志，进行保路斗争。同时，龙璋还以湖南商务总会总理的名义领衔呈文湖南巡抚杨文鼎要求实行铁路商办。特别是在君主立宪运动的鼓舞下，龙璋积极投身立宪运动，并成为湖南立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7年夏，龙璋参加了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动立宪运动。同年冬，龙璋与谭延闿、刘人熙等人联名上《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要求清政府速开民选议院，召开国会，开湖南宪政运动之先声。1911年6月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成立，该会以“促政治改良、谋国利民福”为目的，龙璋加入该会，并被选举为候补常议员。同年7月，龙璋与谭延闿、易宗夔等人还发起组织了宪友会湖南支部。

二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龙璋对抱残守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非常失望，逐渐意识到了单纯的改良于国事无补。于是，他在参与改良活动的同时，积极赞助革命，并最终完全转向革命。

龙璋先后与杨毓麟、黄兴、蔡锷、宋教仁、周震鳞、焦达峰、陈作新等结交，大力支持革命活动，尝试利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1903年，黄兴、章士钊为筹集建立华兴会的经费，特赴泰兴拜访龙璋，“专以此事就商，结果如愿以偿”。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龙璋的寓所西园召开的，龙璋还亲自与会。龙璋动用自己所办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由上海秘密购长枪500杆、手枪200支存放在长沙市郊，以供华兴会长沙起义之用。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因藏匿于龙璋家中才得免被捕。同年，黄兴因万福华案在上海被捕，蔡锷赶到泰兴向龙璋求救，龙璋“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营救”。最后，又是龙璋向会审公廨把黄兴保释出狱。龙璋还大力支持陈作新的革命活动。陈经常出入龙璋家，并以龙璋家为联络点之一。龙璋介绍陈作新进入湖南兵目学堂，并为其提供交际费，以发动新军参加革命。龙璋“先后为革命捐输的款项至少应当在二十万以上”。有一次，周震鳞为革命向龙璋筹饷，“他一时拿不出现款，竟以汽船一艘捐助给他”。1911年春，黄兴派人到湖南为黄花岗起义筹款，龙璋当即赞助3万元。同年2月，焦达峰、陈作新、龙璋等百余人在龙璋住宅开会，商议响应广州起义的办法。黄一欧回忆说：龙璋虽然没有加入华兴会、同盟会，但一直热心赞助革命活动，掩护和救助革命同志。陈作新甚至称龙璋为湖南革命十头领之一。章士钊亦曾指出“辛亥以前，由海东贯长江，略洞庭而南，上下数千里间，吾党所为处心积虑，不论激随隐显，殆莫不有龙氏一门（包括龙璋、龙湛霖、龙绂瑞、龙毓峻等——引者注）之心计与血汗渐浸其中。”其中龙璋的贡献最大。

1911年5月，清政府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举国哗然，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高涨。龙璋认为“时可乘矣，立集党人分往各处筹备，秘密运动新军、防营中下级士卒。”积极投身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他组织观海学会，并以之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龙璋还利用“湘路协赞会”，“以争路为名，实行革命工作”。同年8月，焦达峰从湖北返回长沙筹划起义，并告知龙璋湖北即将起义的消息，龙璋大为振奋。他认为：“湘中粗备，可以一举，创造民国，此其时矣。”他大力支持焦达峰等人的革命活动。据章太炎记载：“衡湘间多贵族子，达峰以寒微起为帅，参佐大氐椎少文，缙绅间独龙璋与善，他多嫉之。”而湖南反动势力皆视龙璋为危险的革命分子，欲除之而后快，在湖南巡抚余诚格的一纸“格杀勿论”手令中，龙璋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但龙璋不以为意，仍然积极为革命奔走。武昌起义爆发后，龙璋的住宅成了革命党人策划起义的主要场所。湖南光复前夕，龙璋还带文斐、吴作霖等人去见黄忠浩，以争取黄的反正，但不欢而散。长沙起义爆发后，湖南藩司黄以霖仍然负隅顽抗，革命党人前去劝降，其中一人亦被卫队开枪杀害，情况非常危急。但龙璋不顾危险，只身前往藩署劝说，黄最终同意投降，并将库储及全省财赋档册交出，革命秩序得以迅速稳定。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而谭延闿等人与革命党人争权而设立参议院，龙璋担任参议院下设的民政司司长。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而认为龙璋亦是“假革命”呢？答案是否定的。龙璋不是简单的附和革命，更不是投机革命，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甘当革命的马前卒。省会既定后，在湘西，朱益浚、杨让梨等拒不听命，继续维持旧的统治秩序。龙璋认为这“足为湘鄂之梗，及今不图，势成则难制矣”。于是，毅然辞去民政司长，担任西路巡按使，支持擒杀杨让梨，促成了湖南沅陵等地的独立，湘西大局遂定。而当湖北战事吃紧时，龙璋支持焦达峰等人筹办饷械，派军援鄂。在1911年9月到次年2月任交通司司长期间，龙璋还捐出开济小轮两艘，设立船政局，并通过雇民船等方式，使得湘鄂间航运便利，有力地支持了湘军援鄂行动。

民国成立后，龙璋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长。后来还担任湖南一区选举监督，为国民党赢得在湖南选区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龙璋反袁态度最为坚决。受龙璋的影响，工界（由龙璋、曾筠等领导、主要参加者为工人和城市贫民）亦最赞成反袁。有识者指出：龙璋等于湘省反正后，发起成立了党工会等团体，“为工界之大王”，“龙、曾诸人凡有所言，莫不服从之”，故对独立之事，“工界固无有不赞成者”。仇鳌回忆说：袁世凯对湖南国民党人士必欲得而甘心者，有当时叫出的“麟（指周震鳞）、凤（指谭人凤）、龟（指我，因为‘鳌’字的本意为‘海中大龟’）、龙（指龙璋）四人”。但“二次革命”很快归于失败，龙璋被迫避走上海。1916年蔡锷在云南发动反袁护国运动后，龙璋“集民军应之，起平江、袭宁乡、侵湘阴，卒逐汤芗铭、恢复民国”，为讨袁护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湖南巨儒王闿运对龙璋领军从事讨袁斗争非常反感，在日记中写道：“皞臣（即龙汝霖，为王之好友——引者注）有此子，殊为可怪”。袁世凯死后，龙璋率兵进入长沙，任民政长，后曾代省长。后见党派纷争，龙璋“念国内社会阶级日深，而为政者，不衅民力，竞为贪鄙，民生日蹙，困于朝夕生计，革命之机，已潜伏于中。乃以安定社会，发展民生为志，孳孳公益，夙夜以之。”退为党人谋善后，日夜操劳，但由此得寒疾，并落下病根。1918年3月北军入湘，龙璋极力反对。后迫于时局，龙璋避居老家，因旧疾复发，于是年3月29日逝世。

鉴于龙璋投身革命“厥功甚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特下令褒扬龙璋，称龙璋“学术湛深，识量宏远。满清之季，慨念时艰，遂图改革，与黄克强先生及陈天、杨守仁诸烈士，阐明主义，为湘人先导。”“武汉起义，即在湘规画，首先响应”。并颂扬龙璋“毁家纾难，兴学育材，蹶而屡兴，老而益壮”。湖南省政府特意在南岳建立“烈光亭”，以纪念之。曹孟祺曾作《烈光亭记》，追述了龙璋参加革命的经过。龙璋的革命业绩受到了孙中山等人的高度赞誉，孙中山曾亲笔书“博爱”送给他。

综上所述，龙璋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中，一直与时俱进，由一个传统士大夫转向改良；在辛亥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又由改良转向了革命。这无疑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值得我们称颂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汹涌浪潮中，传统绅士阶层发生急剧的分化。有些绅士一直抗拒革命、以封建卫道士自居，成为革命的对立面，如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人；有些绅士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转而投机革命、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如谭延闿、汤化龙等；而龙璋等绅士则是真心实意地转向革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龙璋是中国近代传统绅士由改良转向革命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