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上革命道路

宁调元（1883—1913），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近代有影响的报人、记者，个性较鲜明的学者，南社中有成就的诗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满清政府腐败卖国，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内忧外患之际，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一改鸦片战争前“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的状况，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领风气之先，推行新政，创立时务学堂，为戊戌变法推波助澜。谭嗣同凛然成仁，唐才常横尸赴义，大大激发了湘人为国殉道的气概。宁调元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特定的人文土壤上成长起来，并树立了“中原自是平生志”（《秋怀四首》）的志向。

1903年，宁调元从醴陵渌江书院考入胡元炎创办的长沙省立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当时革命党人黄兴、周震麟、张继、胡元炎等在该校任教，“以革命排满之说倡导后进”。宁调元的好友刘谦后来回忆道：“君年少，美丰仪，擅辩才，课余辄与同学开演讲会，就师所授，触类引申，激昂尽致，听者耸然。尤长文学，每有作，辄万言，笔锋犀利，藻思纷披，上下纵横，不可一世。以故全校职员以逮同学，莫不推重之。”那时，宁调元以敏感激进的革命锐气和风发昂扬的才华博得黄兴的赏识。1904年，宁调元因家境困难面临辍学，黄兴请求校长胡元炎，免除其学费。宁调元和同学李洞天、李育仁等成立“大成会”的秘密团体，寓反清革命大告成功之意，后并入黄兴组织的“华兴会”。黄兴为策划长沙起义，将学校的宣传工作“一以委君”，宁调元积极配合黄兴的思想和行动，在明德、经正两校间进行宣传联络，“不数月，倾心革命者益众”。1904年10月，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事泄，黄兴、张继等人离湘赴沪，宁调元以机警脱捕。在明德学堂一年余，宁调元由一个关心国事民瘼、敏捷好学、富有才华的书生变为了革命志士，初步展示了他激进的革命思想，革命工作中果敢机敏的性格，善于联络各种人物的活动能力，以及藻思纷披、援笔千言、登坛演讲的宣传才能。从此，他把个人前途、身家性命与革命事业联为一体。在这一转变中，黄兴对其革命思想的形成并促使他成为职业革命家起了重要作用。

　　二、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

1904年年底，宁调元“既念广播革命种子，必从教育入手”，回到醴陵，创办渌江中学，引起旧派文人和知县的反对，他不为所动，纠工治校，卒底于成。此后他又约在湘华兴会成员谋刺端方，未果。1905年湖南选派优等生赴日留学，宁调元也在其列。途经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设宴饯行，示意行跪拜礼以见，宁调元坚执不从，说：“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当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抵达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法。后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自是一意于党，每作一事，辄为同辈先，踔厉直前，不计成败，学诸子尝笑君为滔天之荒唐，呼为滔公”。1905年冬，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规则，宁调元在反取缔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组织作用，毅然退学归国。次年，他与禹之谟领导了长沙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岳麓山的活动。这是辛亥革命前的大事件，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出葬的场面十分悲壮感人：“至日，全城男女学生高橥白旗，衣白衣，整队渡河，执绋前导者不下万人。民气之盛，前所未有。”为此宁调元触忌当道，逃捕至上海，后因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被缉，逃亡至日本。不久，萍浏醴起义爆发，东京党人异常兴奋，迭开大会，谋求策应，黄兴派宁调元、谭人凤、杨卓林、胡瑛回国联络指挥。他们一到长沙，即知起义已失败，宁调元仍冒死潜入浏醴，从株州到岳阳，又由岳阳改乘小火轮，途中被清朝水军截获。

宁调元被捕后，思想在生与死的炼狱中发生了一次涅般，由求死到赴生。他认为，求死固然大义凛然，气贯长虹；但在“双手有共手足有梏”、“狱吏匈匈百态来”、“薰莸一器，牛骥同群”的情况下，生不如死，求生更需要勇气、意志、信念。对于死，宁调元早已置之度外，从参加革命起，他就随时准备赴死。这次被捕，他认为必死无疑，在公堂上，他“但坐地，不屈膝也”，“箕坐抗辩，旁若无人”。《岳州被逮时口占十截》就是他被捕后求死的心声。之三云：

旧游万里记瀛洲，今日钟期系楚丘。

不信洞庭湖上望，断头台近岳阳楼。

之四云：

几生东海填精卫，千古南冠位楚囚。

如此相逢如此死，并时屈贾更风流。

之七云：

壮志澄清付水流，漫言后乐与先忧。

鬼雄如果能为厉，死到泉台定复仇。

之八云：

白刃临头枉用号，向天搔首奈天高。

只缘不伴沙场死，虚向人间走一遭。

之十云：

幸不垂头终户牖，只缘热而在中原。

人心死尽钧天醉，风雨何人吊国魂。

他在《打鸭》诗中又云：“万般皆是幻，一死复何求？屈子魂如在，泉台好唱酬。”他决心赴死，告诉老母：“慈亲如倚门前望，休为孤儿老泪垂。”遗憾的只是壮志未酬，不能马革裹尸，流而沙场。宁调元1907年1月28日被捕，2月22日的笔记陈述自己对死的态度：

大丈夫冻死则冻死，饿死则饿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间。夙昔诵此言不置。……今二十有三矣，较之汪盨，不为不寿；较之村儒不出户庭一步者，不为不幸。己亥之春，学塾毁坏，几死于瓦云中。癸卯之秋，旅居长沙，几一痢以死。然竟不死于痢，不死于瓦。假我数年，得洞悉世变，阅历人情，研究科学，遨游万里，乃触吏议以死，侥幸多矣。摇尾何为耶？乞怜何为耶？故曰：“君子视死如归！”

年轻的宁调元在生死之际，他坦然面对，泰然处之，正是“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此后同狱因参加萍浏醴起义被捕的欧阳兰山和张福全被杀，前者“自分不免于祸，纵酒高歌，日以为常”，临刑之际，还托人汇龙洋三元给家中老母；后者要“立功赎罪”，“专充眼线，反噬同济”，后因户邻罗列其劣迹，与欧阳兰山同死。宁调元对此深有感慨：“呜乎！死一也，而泰山鸿毛大有别异！君子可不固守哉？”宁调元当死不死，得力于刘泽湘、汪文溥等人的鼎力营救，他也由求死而到赴生。面对死亡，表现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本色；囹圄中求生，他又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品格。对待生，宁调元认为一要坚忍，二要有为。4月10日的笔记云：

“愚公移山，期以三世。苏卿抱节，十有九年。”此言作事之贵有坚忍力也。

4月25日的笔记又云：

横逆之来也，吾当忍以受之。侮辱之至也，吾当恕以处之。虽有不自爱者，亦未如吾何也已矣。

如此活着确实不易，《处死者难》抒发了他的切肤之痛：

《伍子胥传赞》：“隐忍而就功名，非烈丈夫不能致此。”余被捕之始也，即成《绝命词》十三章。以为一入虎穴，必无生望，而头两次亲供，亦自请上断头台。委员称：“凡杀人，必据本人实供。”余之幸生心亦自此生矣。故知死者必勇，非死者难，处死者难也。

临难而赴死，凭借的是勇气，但处死而求生，则要“隐忍而就功名”、“受小辱而不羞”的韬晦和信念。入狱前宁调元的革命活动勇气有余而谨慎不足，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记载，他从日抵长沙，遇潘昭，刘谦告诉他起义已失败，劝他赶快躲避，并从他的行箧中检出秋瑾所赠匕首及其他函件，说：“焉用是贾祸为者？”宁调元大笑，“以为怯”。经历了牢狱中生与死的炼狱后，他对人生、生死的认识有了一次升华。他在《说忍》这则笔记里反思自己：“三年以来，大小风波，屡厕身其中，罔知趋避，至贾今日之祸。夫大目的未达，遽崭然露头角，显颜面，牺牲于无用之地，以快一二人心，不亦小不忍。则乱大谋乎？”并把“忍”作为淬砺自己的革命人格、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前提，他说：

后此倘有出狱之望，便当闭门谢客，埋迹空山，养我锐气，练我胆识。韩信之登坛拜将也，一军皆惊。吕文穆未第时，人皆以渴睡汉讥之。毛遂之与平原君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关雄之令人莫测也类此。谚云：“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倘不痛忍，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他要诀别从前种种，养锐气，练胆识，行韬晦之计，植莫测之才，成就经大纬地之大业。在生与死的大关头，“坚忍”是宁调元新的精神支柱。有此精神支柱，困苦、挫折、忧患都不再是人生旅途的坎坷，而是成大业、做大事的必经路途。5月2日的笔记典型地表现了他在困苦中昂扬奋战的心态：

忧患者，鼓铸人才之机器炉也。盖精金以百炼而光彩益彰，劲草遇疾风而操守愈厉。古之圣智，几无有不从忧患中来者。……余频年浪游，毫无寸进，方之古人，已堪愧死。今日之入之陷井也，大或者有以玉成我手？故不惜假我以岁月，尝我以艰苦，左之右之，颠之倒之，顺者逆之，扬者抑之，福者祸之，刚者柔之，风雪以坚其操，雷电以练其胆，若可以绝我望，若将以灰我心。余际斯时，可不敬受之哉！

范文正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佛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三复一过，觉未来世界皆作庄严灿烂状，发见于眼球中。

对人生的苦难做如此的观照，无不可以“敬受”的心理去对待“天之玉成”，于是，监狱成为“最良之学校，竟前日之志”，订运动、习字、读书、作文的“自课四则”。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诚有如谭浏阳所云：‘倘此身一日尚存，则一日全能尚在。’”尽其所能地展开革命活动。宁调元在狱中的学习毅力、学习成就受到人们的普遍钦佩，他的革命活动令人瞩目。宁调元此次自日本返湘，本是受同盟会委托建立湘支部。萍浏醴起义的失败，又一次用血的教训说明没有领导机关的危害，建立湘支部显得尤为重要。他的案子悬搁起来后不久，就委托刘谦、李隆建执行任务，遂于三月在长沙妙高峰之卷云亭宣告成立湘支部。“厥后海内外同志回湘工作者，如曾杰、焦达峰、文斐、龙毓峻等以次加入，规模日以扩充。辛亥革命，湖南最先响应，实权舆于此矣。”1908年，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东南酝酿南社，他在狱中擘划参预，为南社的提纲挈领作出了贡献。南社成立之际，高旭曾寄书给他，希望他能与吴地南社骨干互为犄角支持。

　　三、高风亮节精神永存

1909年11月，宁调元出狱后，即投身于新闻报刊事业。他带动湘人积极加入南社，竭力鼎助南社的发展。1910年8月，南社在上海张家花园第三次雅集，改选领导成员，其时尽管宁调元远在北京，仍被推为文选编辑员。在此之前，柳亚子还曾请他出任南社社长。但他以“学力毋以肩此”为由力辞，由此可见宁调元在南社同人心目中的地位。后来蔡守在《答高燮书中》中说：“弟窃思南社发起以来，更得宁太一、高天梅、傅钝根与弟辈，各于其地搜罗人才，费煞几许几力，以期成一东南文人渊薮。”可见他对宁调元功绩的肯定。

1911年10月北京报界公推宁调元附赴东实业团去日木考察，至沪，武昌起义爆发，湖南独立，宁调元返湘任谭延闿秘书，后被任命为湘驻沪特派员。1912年参与创立民社，并出任该社机关刊物《民声日报》主编，不数日回湘奔丧，荐杨德邻、汪文溥继任其事。后民社与统一党合并为共和党，与同盟会对立，宁调元返沪后，郑重宣布脱离民社，并说服其他同志也脱离民社。

1912年5月，受谭延闿委托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这是一个肥缺，积弊很深。“工程师蔡某把持路务有年，滥用浮报，且勾结外站，私印客票出售，得赃巨万，上下相蒙，坐分膏润。”宁调元上任后，“对于舞弊私人，每发奸摘尤，不少假借”，“不数月，积弊一空”。而他自己则两袖清风，涓滴无取。柳亚子《宁调元传》言其任三佛铁路总办云：“已而，湘人推君任三佛铁路总办，遂单车入粤。路事固为弊薮，君以辣手段厉行之，神奸巨蠹，一朝倾其巢穴，则环而腾谤，君一意孤行，弗顾也。”

辛亥革命后宁调元最重要的活动是1912年冬到1913年6月被捕间所进行的七省联合讨袁的计划。1912年初，袁世凯当上了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他利用手中权利，打击压制中央与南方省的革命势力，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而当时的同盟会对此并没有清醒而统一的认识。孙中山、黄兴等人以为共和革命己经成功，以后的中心工作将转移到实业建设上，宋教仁从唐内阁倒台的斗争中，对政党内阁寄予厚望，致力于改组同盟会和议会斗争；只有一部分同盟会成员和被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触及到的南方省领导人对握有军政大权而诡计多端的袁世凯不信任，但如一盘散沙似地处于观望和抵触的状态中。宁调元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果敢的政治胆识意识到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的危机。1913年2月1日由南昌致湖南督都谭延闿等人的电文中云：

南北统一，逼近周年，总统违法失政之事，擢发难数。最近如擅定官制，暨没收军械，招致广东王、杨、顺二叛徒，简任汪瑞阖为民政长等事件，尤采用积极专制手段，实行破坏共和。虽赵匡胤黄袍尚未加身，而拿破仑雏形已具。调元未雨之乌，戚于漂摇，亟愿我湘人上下团为一气，与各得力省分协筹对付之法。头痛去头，足痛去足，失此不图，后将何及！

事实上早在上年冬，宁调元就和柏文蔚、陈其美共商联合讨袁事宜，并全力支持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民政长事件和扣留军案的反袁立场，深得李烈钧的信任。1913年和李烈钧商定粤、湘、赣、苏、皖、沪、闽等七省联合讨袁计划，并被李烈钧聘为都督府名义顾问。宁调元又广泛联系广东、湖南等地的国民党人和都督，并说动孙中山、黄兴同意武装反袁，终于形成了由李烈钧发起，赣、皖、湘、鄂、粤五省联盟，由黄兴总其军事，“赣军为第一军，粤军为第二军，湘、鄂、豫联军为第三军，以苏、浙、皖、闽、川各军相策应”的武装反袁方案。黄兴和宁调元都意识到了湖北的重要战略地位，黄兴派人在汉口设立国民党交通部，成立《民国日报》，又派宁调元、熊樾山赴武汉，组织鄂省革命机关。袁世凯也加紧了扑灭南方各省革命势力的步伐，在1913年6月上旬，连续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北兵纷纷南下，扑向湖北。局势十分严重，黄兴密令宁调元立即起事，宁调元遂决定趁黎元洪赴油坊岑检阅新军时，于6月26日在武汉三镇同时起事。可惜兴兵之前，事已泄露，起义未及展开就被镇压，宁调元也被捕杀。就义前，宁调元愤而赋诗云：“一局残棋尚未终，纷纷铁骑下东蒙。可怜五族共和史，容易昙花一现中。”叹民主共和转瞬化为乌有。又作《武昌狱中书感》诗云：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

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

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

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才驱满清，又闯入袁世凯这只虎。他甘心情愿为国而牺牲，死不足畏，愿为厉鬼而嫉恶如仇。义严语峻，亢厉激昂。字字顿挫，铿锵有力，诗骨铮铮。南社同人极为悲愤，柳亚子闻讯而赋《闻宁太一恶耗，痛极有作》诗，诗中云：“当年专制犹开网，此日共和竟杀身”；“血溅武昌他日事，鬼雄呵护复仇来”。认为清朝政府对宁调元尚能网开一面，未杀害他，而今居然死在袁世凯屠刀之下，但即使为鬼雄，也必有复仇之日。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活动，但它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昭示了反专制、反复辟、反袁的斗争模式，而宁调元作为武装反袁的先躯、活动家、牺牲者，其历史地位自应得到肯定。

宁调元从1903年开始革命活动到1913年为革命壮烈牺牲，献身革命十年，四处奔波，风尘仆仆，席不暇暖。1907年被捕时，他在《南幽杂俎•丙午除夕笔记》中回顾自己“辛丑（1901）以降，六年爱兹，计大除夕与家人团聚者，仅壬、癸（1902、1903）而已”。十年中他六被追捕，二下牢狱，不避危险，不计生死，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革命活动中，他工文章，禀辩才，擅交际，加上果敢机敏的性格，敏锐而有远见的政治见识和一往无前的关勇气概，表现出一个革命活动家优秀的素质和不群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