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公使，著名的“洋务”思想家，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而又是在历史上甚具争议的人物。全面研究、科学评价郭嵩焘的生平和思想，不仅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也有着现实的社会价值。王兴国研究员的新著《郭嵩焘评传》，1998年10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为已故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洋洋46.3万言，论述详明，评论科学，业绩与思想紧密结合，不少地方富有新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首先，作者较好地把握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所规定的撰写思想家评传的基本要求，即：将传主的业绩和思想紧密结合，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价历史人物；在论述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判继承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作者给自己规定：“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企图通过对郭嵩焘生平、事业特别是其各方面思想的全面分析，揭示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试图通过这种具体的典型人物的分析，进而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中国通向近代化和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如此坎坷的客观原因。”这就使本书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年谱和思想专著，而是在介绍郭嵩焘的生平事迹时，着力揭示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较强的可读性、说服力。

第二,在对传主生平的研究上，本书比较全面、准确，能详人所未详，且订正了前人记载的某些失误。例如，作者利用地方资料优势，比较系统和详细地介绍了郭嵩焘的家世及长辈们对他的影响。指出其父郭家彪的“大智大愚”的道家处世哲学，叔父郭家瑞引导他研究桐城派的文论，还结合介绍了他的两个才华出众的弟弟郭山昆焘、郭山仑焘。又如，过去许多著作都认为郭嵩焘从海外归来后再次主讲过长沙城南书院，本书作者则遍查郭氏归国后十多年的日记，不见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因而对此说表示存疑；一些著作将郭氏创办思贤讲舍之事系于同治十一年（1872），本书则经过考证后，定为光绪七年（1881）。

第三,在对传主的思想研究上，本书明显地开拓了领域，加强了深度，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前人研究较少的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如郭嵩焘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经学考据思想、伦理思想、教育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思想,本书均设有专章进行较深入系统的探讨。对学术界过去研究较多的方面，如郭嵩焘的政治思想、自强（洋务）思想、外交思想,本书亦有深化，新意迭出。如作者在分析郭嵩焘的政治思想时，着重探讨了郭氏如何从维护民本到倡导民主的思想发展过程，指出“尽管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出发点不同，郭嵩焘却在政治实践中力图寻找其相同之处，他是中国近代较早实现从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的先驱者之一。”在论及郭氏外交思想时，本书认为：“外交思想是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部分，它经常被人斥为投降主义、妥协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外交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衡量，用改革开放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就不难发现，其外交思想中实际上包含有不少合理的内核。”作者在绪论中还指出：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中国近代初期兴起了两股时代思潮——“经世致用”思潮和向西方学习思潮，同守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郭嵩焘在这场争论中，其思想认识始终是处于时代领先地位的，个别观点甚至超越了时代水平。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来自顽固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攻击，也最为集中、猛烈和凶狠。郭嵩焘坎坷的政治生涯，典型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道路的极度艰难。”

第四，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考证了郭嵩焘生平著作及其出版保存情况。认为郭氏著作繁富，有存有亡。其一生著述凡40余种，600万字以上，分属经、史、子、集四部；此外，在郭庆藩著《庄子集解》、郭振墉编《湘军志平议》、颜昌山尧著《管子校释》等书中，也收录有他关于这些书的大量评论文字。这些考证，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搜集郭嵩焘佚文，推进郭嵩焘生平思想研究，也是有益的。

本书在个别章节结构和某些文字表述方面也还存在可斟酌之处。如书中将郭嵩焘的“自强思想”单立为一章，与其外交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教育科技思想等并列。其实，中国近代早期的“自强”运动也就是后来通常所称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即包含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及外交等方面；论述郭嵩焘的军事、经济等等思想，离不开他对西学、西政的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基本观点。另外，书中有些节、目的标题系采用郭嵩焘著作的原文却未加引号，如：“三军之事，气之积也”；“驭夷人道，存乎运量”；“四民惟农商二者为（有）常业”。这些文字未加引号，易使人误为作者的概括。当然，这些缺点在全书中只是白璧微瑕。《郭嵩焘评传》无疑是迄今为止郭嵩焘研究中一项最新的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