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人。他14岁考取秀才，24岁获选拔贡，43岁中式举人，但四次会试不中，遂绝意功名仕进，专心于讲学和著述，曾长期主讲南昌经训书院。他还早有经世大志，主张通达古今之变来经世救时，1898年出任南学会学长，1902年创办善化小学堂，此后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等处授课，并兼任善化小学堂监督、湖南高等学堂代理监督、湖南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湖南省图书馆纂修等职。

皮锡瑞在晚清学术和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现有关于晚清经学、戊戌变法和湖南近代史的相关成果，无不或多或少地论及他的生平、学术及参与南学会的情况。以下就笔者所见，对大陆皮锡瑞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专篇或专节）作一概述，并略加评论，管窥之见，期有稗益，至于遗漏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对皮锡瑞生平和政治思想的研究

在皮锡瑞殁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其生平知之不祥。周予同1928年发表的《经学历史》注释本序言中，虽置有“皮锡瑞传略”，却只有寥寥数语，自称是“简短疏略的小传”，并说：“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竞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湖南省立一中（其前身即皮氏任教的长沙府中学堂）在1932年以两期校刊出版了“皮鹿门先生纪念专号”，刊载10余篇回忆性文字和评述其学术的短文。1938年，他的孙子皮名振发表一篇千余字的《皮鹿门先生传略》，附有详尽的《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皮名振接着出版《皮鹿门年谱》，记载下皮氏一生的大体行踪，将其诗文和经学著述分年载明，并转录皮氏16种著述的自序、他序或凡例，大致描绘出皮氏生平和学术的粗糙轮廓，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锡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皮锡瑞在政治上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戊戌年应聘担任南学会学长，并连续讲学12次，为湖南的维新变法大作宣传工作。因此，学术界对皮锡瑞政治思想的研究，是从探讨其变法思想开始，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多与此相关。汤志钧最早注意到皮锡瑞的变法言行，并在论康有为时，将他与廖平、皮锡瑞作简单对比，认为“康借今文论政，不但和启示他的廖平不同，也和同主变法的皮有别。廖、皮立足在学术上，而康则着眼于政治。廖虽主今文，但重家法；皮虽主变法，又植根封建。康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而廖、皮主要还是经今文学的经师”。宋卫忠认为皮锡瑞是戊戌维新的积极支持者，对其变法思想作了专门讨论。他认为皮氏是受甲午战败刺激，从传统的经世致用走上维新变法之路，并用其擅长的经学来理解、附会西学，阐述变法的合理性与紧迫性。他还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等三个方面，总结了皮氏的具体变法主张，指出：“他的变法思想直接与湖南维新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兴办学会、开发经济，还是社会风俗变革，都是当时湖南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另外，他的变法思想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中西融合并与今文经学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在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旗帜下，他将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与变法图存结合起来，使中西文化在思想中实现了统一。”

近来仍不断有人探讨皮锡瑞的变法思想，但视角有所不同。马少甫梳理了皮锡瑞变法思想的转变过程，将其分成三个时段：第一，皮氏早年面对四夷交侵的时局，“援引传统儒家理论中的夷夏大防观来借史论政”，力主清廷抵抗列强侵略；第二，甲午战败后，皮氏转而认识到要向西方学习，但不知置西学于何处，后来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思想再次转变，“皮氏在了解康氏‘孔子改制说’的基础上，已倾向于‘孔子改制说’，这也使得皮氏今后的论政方法将发生转变，即由借史论政转移到以经论政的途径上来”；第三，加入南学会后，皮氏一方面倡言孔子创教改制说以宣传变法，另一方面只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并将西学附会入中学，“透露出皮氏思想中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忧虑”，因而在宣扬维新变法的同时大力弘扬儒学。作者实际上是将皮氏变法思想视作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从而“突显近代化过程中‘中体西用’的复杂性”。笔者则综合考察皮锡瑞参与戊戌湘赣维新和清末湖南兴学的言论、事迹，将其变法思想的特色归结为两点：一是反对“扫地更新”的渐变论，始终坚持不求速效的变法论，主张改革应走平和、渐进之路，批评“过激主义”，强调“步步皆踏实地”才是变法的正途；二是“不必皆从西法”论，一方面公开倡导向西方学习，要求引进西学以求自强，另一方面强调坚持中学的主体地位，反对变更纲常伦理等立身之本，一再批评时人“尽变西法”、“尽从西学”的言论。文章还对皮氏坚持渐变论和认同“中体西用”的原因各作分析、评价，指出：“他对维新变法的整体思考，对开新与除旧关系的把握，对于改革仍然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过去的研究多肯定康梁派‘速变’、‘全变’的急进思路，表彰激烈的变法言行，而指责诸如皮锡瑞这样的主张为‘妥协’、‘调和’，未免有失偏颇。”

此外，关于皮锡瑞生平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笔者发表的系列论文和专著《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皮锡瑞之史论与其政治思想》根据皮氏“陈古以切今”的究史旨趣，抉发其隐含在史论中的政治主张，并指出皮氏变法思想的萌生和成熟，始终与“参考历代史事”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戊戌年标举“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借以凸显自己与康梁变法思想的差异。《皮锡瑞与晚清教育变革》指出皮氏在戊戌变法期间，极力推动湘赣两省废除八股、改革书院；在清末新政中，积极参加湖南省城的兴办新学，并在新旧教育交替之际，对如何尽快普及新教育、如何在新教育中维持经学等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和努力，为推动湖南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论评》分析皮氏甲午战争前后从严守“夷夏之防”到提出“文明排外”的思想转变，并着重剖解他“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的反侵略思想，认为它在当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反帝斗争策略，“对于列强虽不作公开的抗争，却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和主动的抵抗，同样值得肯定”。《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对其讲学内容作了全面考察，并归结为三点：一是大力宣扬合群之义，以破除学派门户之见，兼采众长来救亡图存；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外”、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申论维新变法之说，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皮锡瑞因南学会讲学，遭到以叶德辉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指责和攻击，皮、叶之争是湖南维新期间新旧斗争的重要一环，颇受研究者重视，但过去因客观史料的限制，加上主观上的简单化做法，学术界对皮、叶之争所做出的评判，对皮氏离湘赴赣的真相及与南学会“停讲”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都背离了历史事实。《皮、叶之争与南学会“停讲”考辨》以《师伏堂日记》等原始资料为依据，对这些问题作了认真辨析，指出：第一，皮氏离湘并非受人逼迫，而是依聘约赴赣以续经训书院讲席；第二，皮氏并未屈服于叶德辉等守旧势力，而是毫不妥协，尽一己之力奋起反击；第三，南学会实因“天热”一度休讲，与皮氏离湘赴赣无关；第四，皮氏离湘后，南学会并未停止各种维新活动，“停讲”之说不确。

笔者在1999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皮锡瑞生平和思想考述》，后来以此为基础，修改出版《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全书共6章，26万字，主要依据皮氏年谱、诗文和日记等原始资料，对其生平活动和一生思想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对其中一些基本史实和重大问题，如皮氏早年的人生困境、从喜好词章议论到潜心讲学著述的转变、戊戌以前的思想状况、甲午战败至胶州事变前后的思想转变、留湘应聘南学会的始末、南学会讲学的主要内容、对待叶德辉攻击的真实态度、维新时期的主要活动和变法思想、戊戌政变后遭受禁锢期间的生活与思想、参与清末湖南兴办新学的言行主张等等，分别加以考证、评述，对皮氏生平志业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描述。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皮氏的人生理想、经世主张、维新言行、变法思想和通经致用的治学立场。书后附录《〈皮鹿门年谱〉纠误》和《〈师伏堂未刊日记〉文字正误》，则是依据《师伏堂日记》手稿，纠补《皮鹿门年谱》和《湖南历史资料》刊载的皮氏1897—1900年间部分日记中的大量讹误。

此外，李开负责主编的《晚清学术简史》有一章题作“皮锡瑞平实致用、倚重学术的今文经学”，但内容全是叙述皮氏生平与政治思想，而且根据行文与注解，可知基本上是抄撮拙著而成，此外别无新意。

　　二、对皮锡瑞治经成就和学术思想的研究

皮锡瑞精研群经，旁通诸史，撰述宏富，成就卓著，生前即屡获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称扬；在他去世后，更不断有人着意表彰他的经学成就与治学精神。杨树达曾出资重刊《师伏堂笔记》，并在各种序言和短文中对皮氏学术大加颂誉。刘茂华除了赞颂皮氏学术精湛外，极力表彰其民族思想。支伟成以为皮锡瑞“治经出入今古文之间”，笃信《公羊》改制之说，笺《王制》则“翼张鲁学，实开近代蜀派之先声”。他又指出皮氏治学的历程，是初治《尚书》，中攻郑学，晚贯群经，创发大义。徐世昌主持编撰《清儒学案》时，以皮锡瑞“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专设《鹿门学案》，誉其经学“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无所偏激”。李肖聃为皮锡瑞晚年垂青的入室弟子，曾有心编撰一部皮氏年谱而未成书，于是在《湘学略》中设《鹿门学略》，聊以彰扬师门遗教，并称“考其学业，则经学挺出于清儒，论其文章，则根底特殊于华土。

以上这些评述，虽偶尔有精悍可喜之处，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以下对皮锡瑞治经成就与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分成四点作一概述。

(一)对皮氏学术的总体评述。

周予同较早论及皮锡瑞的经学，以为“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又说“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这一评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迄今学界对皮氏治经成就的评价，大多未超出这一意见。张舜徽特别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学”，说：“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实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闿运和王先谦。”他在这里批评后人仅视皮氏为“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实在是切中肯綮的见解，可惜学界的偏见迄今依然如故。

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给皮锡瑞专设一案，转录《经学通论》、《六艺论疏证》、《王制笺》、《汉碑引经考》诸书自序或重要论述，对皮氏的学术思想作了较多的评析，其要点有二：一是评价《经学历史》（详后文）；二是通过与廖平、康有为的简单比较，凸显皮氏治学的严谨平实，指出：“《经学通论》及《王制笺》的性质，可当于廖季平之《知圣篇》、《古学考》及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但不似廖氏之泛滥无所归及康氏之枝叶扶疏，放言高论。”又说：“皮氏受廖氏《王制》为今文注的理论，而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而康氏受廖之影响，遂由平分今古，而尊今抑古，转而影响廖氏，又有《古学考》及《知圣篇》，三人互有影响，而康氏说恣肆，廖说善变，皮氏说较谨严。”

笔者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窥探皮氏经学的整体风貌。该文主要根据《师伏堂日记》中有关读书治学的诸多记载，结合皮氏相关的经学论著，来探究其经学观，归结为三点：第一，“通经所以致用”的经学旨趣，时时以经世致用作为评判学术优劣的标准之一，公开揭举“学术与政术相通，期于切实有用”的治学目标，始终将经学与时事密切结合起来；第二，“义理必兼考证”的经学方法，主张“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反对以空言推衍经义，要求通过训诂、考订来探求经典奥义，对“以臆说为微言，以穿凿为大义”的常州公羊学派作了严厉批评；第三，“学求心得，勿争门户”的经学立场，追求博通，强调治学贵在自有心得，力戒学派门户之见，倡导“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文章最后论及皮氏经学的历史地位，认为：“他力挽晚清公羊派之颓习，为学淹博闳肆，持论详密精审，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他表彰郑学之善，使晚清今文学走出公羊派的狭陋之境；他抉发伏学之微，使清代经学真正回复到西汉之初。他力主“通经致用”，推阐“素王改制”，大力赞助湘赣两省的戊戌变法，晚年又致力于桑梓的兴学育才。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堪称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此外，田汉云认为皮锡瑞是清代“正统今文学的殿军”，陶清则视皮氏为晚清今文经学复兴的主角。但因他们的考察局限于皮氏的少数几种经学著作，故其相关论述详见后文。

(二)对皮著《经学历史》的评价。

周予同很早就指出，由于皮氏的今文学立场和经学家身份，《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述，写道：“他这部书，假使粗忽的翻阅，似乎不能将经古今文学、宋学的发生、变迁、异同、利弊一一显示给我们。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家的派别来记述经学，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批评反对派。诚然，就经学说，他是没有失掉立场；但是，就史学说，他这部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了。”他还从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皮氏宣扬“孔教救国”、“六经致用”、“纬候足征”，指出这些荒谬思想”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候，大有纠正的必要”。杨向奎则对周予同关于皮氏宣扬“孔教救国”、“六经致用”、“纬候足征”的严厉批判，分别加以辨析，提出“我们不能以后来的观点评古代”，认为皮氏的主张、思想有其时代性，“无可厚非”，所论较周氏要平和、客观和公允。

田汉云对《经学历史》的总体评价，是“偏致的回顾与保守的展望”。他认为皮氏在书中对古代经学考镜源流，既详究分合盛衰，又衡论是非得失，脉络清楚，评论精当，大体上准确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经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部填补空白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作者又指出该书有着严重的缺陷，“应当予以切实的批评”：第一，皮氏站在今文学的立场来总结古代经学，因而书中偏见较多；第二，皮氏在展望儒学的未来命运时，思想保守落后。陈其泰也认为皮锡瑞是“本世纪初年从事系统的经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其经学史的重要著作是《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这两部书是本世纪初年学术近代化进程中破除对经书的迷信，进行客观和有系统研究之创始性著作”。他认为《经学历史》以比较简明的文字论述了中国经学史的脉络，勾勒了经学发展、演变的主线，特别是将经学史划为十个时期，“这种思维方式和划分阶段的方法，显然得力于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论。尽管皮氏的划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当，但毕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经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特点，把它视为其中包含有进化嬗变之理的客观研究对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统、自有见地的看法，因而明显地具有学术近代化的特征”。

马少甫鉴于人们一直把《经学历史》当作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但对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少有分析，因此加以专论。他认为，《经学历史》对于经学通史的编纂有许多开创性，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注重“会通”的编纂特点，而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例，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个主题思想贯穿起来，因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对中国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同时又认为，由于皮氏重今文轻古文、扬汉学抑宋学的学术立场和门户之见等原因，使得该书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主要表现是：对刘歆、王肃、杜预等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陆王学派等重要经学流派故意避而不谈，对经学的分期呈现出浓厚的今文家法色彩，“因而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与上述将《经学历史》誉为第一部经学史著作的意见相反，朱维铮对该书作了很多批评，几乎要完全加以否定。他反对皮氏以历代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程度及官方经学的研究重心为尺度来对经学分期，批评他的“六经致用”、“孔教救国”和“纬候足征”，认为“他著此书的主观取向是为教张目，名为讲历史而实则反历史”，因而正面的影响并不大，五四后“已经几乎被忘却”。在与乃师周予同的《经学历史》注释本进行比较时，他对皮氏原书的价值似更有贬损之意，说：“周先生为此书作了详注，重点诠释其中述及的史实，由此《经学历史》获得了皮氏生前未有的巨大影响。”

(三)对皮著《经学通论》的评价。

田汉云认为《经学通论》全面地反映了皮氏对经学的见解，并指出书中最可注意的地方，是对儒家经典要旨的阐述，如对《易经》变与不变哲理的阐述，对《春秋》“张三世”、“存三统”学说的辨析，“他对经典要旨的阐发，既注意忠实于经文的本义，又注意切合当世政治的需要，与康有为、廖平等人的任意附会颇不相同。他的认识代表了正统的今文学家对儒家学说的重要解读与建构”。他同时也认为，皮氏在书中发掘《仪礼》、《诗经》和《尚书》诸经大义时，过于强调儒家伦理纲常不可废弃，显得见识庸腐，“专主今文，鲜用古学；纯取经义，不杂西义，是其主要特点，其立论的谨严胜于康有为、廖平，但时代气息与康、廖相比可称淡薄寡味”。陶清也主要依据《经学通论》，将皮氏经学思想概括为三大基本观点，即孔子作经传世说、孔子作经改制说、六经是经非史说，认为皮氏的努力对于今文经学在同光年间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说：“皮锡瑞在晚清今文经学经历咸丰战乱而沉寂之后的崛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援经据典、广集成说，将西汉以来‘春秋公羊学’推衍而成系统之说。他的经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整合春秋公羊学之大成；而主以《春秋》义例范定诸经，也将庄存与、刘逢禄开山的嘉道年间经世之学的公羊学派的基本理论充实、拓展，以成一家之言，并达至晚清学术思潮之主流地位。”

《经学通论》的最后一卷是《春秋通论》，不少人据此探讨皮锡瑞《春秋》研究的得失。赵生群认为，皮锡瑞治经崇今文而抑古文，主张依据今文（特别是《公羊传》）探求《春秋》之义，这一治学立场“不仅影响到他《春秋》学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到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因而出现了诸多失误，诸如将《左传》定性为史书，缺乏根据；因少数经传不合或有经无传而论定《左传》不解经、完全否定《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要么过于草率，经么失之偏颇。晃天义等人的意见与此相异，认为皮氏视《春秋》一书为蕴含着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提出“《春秋》非史”之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赵伯雄则认为，在晚清今文家中，皮锡瑞是“对《春秋》经传做最客观平正、最有理据的研究者”，并说《春秋通论》“集中体现了皮锡瑞在《春秋》学上的主张和见解”。关于皮氏对《春秋》学的贡献，他指出以下四点：其一，何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是《春秋》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皮氏对此给予了十分明确的解答；其二，公羊家的“素王”说历来遭人訾议，皮氏对“素王”概念做了澄清；其三，皮氏对于《春秋》的性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其四，皮氏虽极力反对《左传》是《春秋》之传，但并不全然否定《左传》的价值。不过，作者虽对皮氏的《春秋通论》极为肯定，却认为“他只是一位学者，一位经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鼓动家，故他的学术在当时影响比较小，在这一点上，与康有为等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对皮著《今文尚书考证》的评价。

田汉云认为，在皮氏的《尚书》学著作中，《今文尚书考证》的价值最高，并指出三点：其一，该书对今文二十九篇经文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甄别，既辨析今古文本的差异，也留意今文三家间的歧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恢复了汉代《今文尚书》的原貌”，对《尚书》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二，皮氏以考证字句异同为重点，“对经典义理罕加诠释，但是经文与古代礼制关涉殊密处每有深论”；其三，皮氏能广泛运用各种考证方法，广征博引，善于裁断众说，显示出深厚的朴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晚清其他重微言大义而武断附会的今文学家迥然有别。盛冬玲、陈抗点校了《今文尚书考证》，在前言中，他们从清代《尚书》研究的学术史着眼，对该书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实集清人《尚书》今文学之大成，“虽是今文学派一家之说，但总的看来，取材丰富，考订严谨，能够做到言心有据，不作武断臆说，在清人疏证《尚书》的众多著作中，书最后出，而持论比较平允”。

另外，张舜徽对皮氏《师伏堂笔记》中存在失误或值得商榷的十处考证文字，一一作了考辨。笔者也对皮名振最先提出、学界一直沿用的皮锡瑞“年三十始治经”的说法，根据《师伏堂日记》等相关原始资料加以辨析，指出皮氏在此前数年已经开始从事经学研究。

　　三、结语

皮锡瑞堪称近代中国历史巨变下中层士绅的一位典型，他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变法、由“穷愁著书”转而“通经致用”的经历、言行与思想，正是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变迁的一种缩影。因此，对他的生平、思想与学术展开研究，本身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深化清代经学史和晚清湖南地方史的研究，也有较大的推促作用。然而综观已有的论著，可见大陆学术界对皮锡瑞的研究，无论从论著数量还是研究深度来看，正处于起步阶段，欠缺较多：

首先，对于皮锡瑞的生平、思想和学术，一般性的介绍很多，专门性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者往往不注意全面发掘史料，因此剖析很不深入，甚至某些基本的史实长期错讹相承。

其次，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政治而略于学术，与皮氏经学大师的身份不尽相符。同时，研究者大多注意将皮锡瑞与其前的刘逢禄、魏源及同时的康有为、廖平进行比较，但却缺乏对比较对象的经学成就与思想的深入研究，因而这种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结论是否准确可靠，未免令人生疑。

再次，皮锡瑞的治经成就主要在《尚书》学和郑学两个领域，可是今人大多将《经学历史》、《经学通论》视为他的代表作进行研究，并据以评判其经学思想。虽然有少数人注意到《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在晚清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未作专门性探讨。因此，对于皮氏学术思想及评价，研究者往往仅指其力主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严守今文门户的治学立场、立论严谨平实的优良学风和善于整理旧说的学术地位。相对于皮氏的宏富著述与卓越成就，现有研究实在难免得其小而失其大之讥。

因此，今后的皮锡瑞研究，可以朝着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加强有关皮氏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其已经刊刻的经学论著可以有计划地予以点校，其未刊的《师伏堂日记》、《师伏堂经说》、《师伏堂经学杂记》、《读通鉴论史评》等一大批手稿，更是亟待发掘，早日公布于世，为学术界全面、深入开展皮锡瑞及相关研究提供丰富而宝贵的资料。第二，在全面掌握和认真解读皮氏各种著述的基础上，探讨其治经成就和学术思想，找准皮氏学术的要害，特别是要改变以《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来评析其经学的通病。第三，在深入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皮锡瑞和晚清其他今文学家进行比较研究，认真清理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历程，并据以评定皮锡瑞的治学特点和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