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作古有一百余年了，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愧称作亮丽的星辰，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去景仰、去研究和借鉴。十九世纪中叶，即中国经受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出现了如郭嵩焘所说的“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的“变局”。在这新的形势面前，他不仅开始了探索西方和向西方学习的艰难起步，初步形成了把对西方的认识与对中国的检讨结合起来，谋求民族自强和国家自立的洋务思想，成了如曾国藩所称许的“于洋务确有见地”的早期洋务派言论家。尤为可贵的是，在他的洋务思想中富有鲜明而浓厚的“民本”观念。这“民本”观念，既是他的整个洋务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其“爱国”思想一道成了他的洋务思想的立足点，这“民本”观念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他的洋务思想；使得他在当时的洋务派中可谓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更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意愿，大开了中国解放思想之先河。

关心民瘼，谋求“制夷”“利民”，这是郭嵩焘洋务思想中“民本”观念第一个方面的体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已呈“官民交困”、大乱将至的末世景象，京都却是“歌舞升平、上下恬嬉、若不知兵革之事”，而郭嵩焘见了，则是“凡所见闻，叹息而已”，并在自己日记中记下了一些居民无以为生和沦为“盗贼”的事例，表现了他对人民疾苦的关注与痛心。在这之后，他在晚清官员中第一个主张商办近代企业，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第一个出任中国驻外大使。这两个“第一”，是他“忧国亦忧民”的壮举。主张商办企业，即主张商办铁路、冶矿，是他“富国先富民”的思想的体现。他曾著文作出专门论述：“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岂亦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盲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又奏折写道：“强国之道，不特效法西方军务、技艺，当师洋人之利以利民”。同时，这也是他相信民众力量的充分体现，是他“制夷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日记中曾明确指出：“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持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之争胜无疑矣”。在讲到冶矿时，还有文章指出：“天也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若径由官开采，则将强夺民业，烦扰百端，百姓岂能顺从，而在官者之烦费又不知所纪极，为利无几，而所损耗必愈多。若仍督民为之，则亦百姓之利而已，国家何恃以为富强之基？”以出任驻外大使言，消息一经传出，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以及他的亲朋戚友，舆论大哗，认为这是与“夷狱”周旋，有辱“天朝”官员身份，民间甚至撰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这邦？”有的表示宁可丢掉乌纱帽，也决不受诏出使。在这众人昏昏的情形下，郭嵩焘想到的是“不考究中外大势，一味负气自矜，徒持虚骄，于国有害无益”、“西方富国强民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取法。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亦可也；不得其道，其害亦祸之”；“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以慈禧太后两番软、硬兼施的“抚慰”，他以年将花甲之高龄，衰病交加之身躯，背着“泛泛悠悠”之责骂、讽刺，毅然决然地“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不远万里，出使英、法。在出国途中，他不顾海上颠簸、牙痛、胃痛、头昏、失眠、呕吐之苦，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使西纪程》，咨送清廷的总理衙门。出国后要用日记写下自己的见闻，这虽是清廷的规定，在他之前出国访问的官员中也有人写了《航海述奇》、《乘搓笔记》、《初使泰西记》等著作，但真正没有偏见，基本上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优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客观事实，现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西方的窗口的著作，则只能算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出国后，斗争更为复杂，如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嵩焘此行，有类悬的以资弹射，于心一无咎悔”。在使馆内部屡屡遇到思想保守，且刚愎自负的副手刘锡鸿的掣肘和严词弹劾，再加上自己是“弱国使臣”，真是困难重重。然而，他坚持巧对外国侵略者的强权压力，顶着使馆内部的攻讦，以极大的胆识和勇气努力开展“弱国外交”，尽最大可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保护部分华商、渔民、华工、华侨在外国的合法权益，并在外国倡议设立了领事馆。不幸的是，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驻外使节虽没有被茫茫的大海所阻碍，却几乎为人为的风浪所湮没，最后落了人“引身自退，告假归乡”。不过他对自己对包括奉诏出使在内的全部作为，并无悔恨。1891年春、夏之际，他临死之前题写的《戏书小像》两首短诗即是铁证：“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他相信历史是公允的，即使“百代千龄”的后人，也会记得他！

民贵君轻，君王应当为民工作，应当“通下度”，这是郭嵩焘洋务思想中“民本”观念第二个方面的体现。

早在1859年春天，即任“翰林院编修着南书房行走”的第二年2月，他有感咸丰皇帝的知遇之恩，接二连三上奏呈疏，为皇帝出谋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筹办海防以御夷时，就曾痛论政治得失，旁敲侧击地揭露君主专政的弊端“天下政事，分隶部院，而总摄手军机。……自顷军机召对，惟班次首列者得陈奏上前，余皆委蛇旅进，取充陪位。此非有随班例奏之条，赵职言事之谴也，而积久成习，莫敢逾越。国家大计，取决俄顷之间，又以一人独对。臣虑其无兼营之智，而多赔误之举也。……偶有持异议单衔见奏者，又辄先得处分。于是相与模棱迁就。……间者内外臣工，相戒以国家多故，虑增对心忧念，专务粉饰弥缝，无取征实。不知寇乱之起。根本欺诬。”这说明，郭嵩焘思想中在出国前就具有某种民主主义因素。出使到英国后，目睹西方国政公开、任人唯贤、不以朝廷一姓之私为好恶，当权者不能任意妄为的种种事实后，更认识到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优于中国的君主专制，甚至认识比中国儒家推荐的“三代之治”也高一筹：“推原其立国未来，所以持持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护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这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不散，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段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恃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公而亦习为风”。他接受资六阶段民主的洗礼之后，再回到令人窒息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来，两相对比，感触更深，在1880年7月8日的日记中禁不住对封建君主制作了无情的谴责与批判：“孟子言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为民也。三代圣人所汲汲者，安民以安天下而已。自战国游士创为尊君卑臣之说，而君之势日尊。至秦乃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足，又为之刑赏劝惩以整齐天下之人心。历千余年而人心所同措哉者，一君而已”。郭嵩焘正是因为有“民贵君轻”的“民本”观念，曾当着咸丰皇帝之面喊出了“通下情”的声音：“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公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实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也是同样的原因，他敢于尖锐批评清朝政府的“虚骄”之气及其是“忽战忽和”、“欺之诳之”的错乱外交：“天下相与发愤流涕，慷慨论争，如醉吃然，而谓之士气”；“朝廷议战议和，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然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自古外夷之患，未有若今日者。而言计者，动务欺之班之，能乎？否乎？”“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樱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其乃无可为何！”

重视科技、教育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这是郭嵩焘洋务思想中“民本”观念第三个方面的体现。

郭嵩焘对人才与国运的关系在出使英国前便有所认识，1858年即有日记写道：“近时朝局，高官厚禄忽然丛集一人之身，有似破格求贤者。然大抵因其人之时运，其贤与否则固不计也。自顷数年，每岁必有地二三人骤跻显位，乃无一足副民望者。至其人有功者、贤者，圣人虽有所闻见，必其难其慎，左右瞻顾，终以不用，久亦竟忘之，是以人才日益销歇。……其所用，虽人知其不肖，无如何也；其所不用，虽人知其贤，无如何也，即有言者，不为之动。此又自古未有之朝局也。……驯至岛夷通市，逞其商贾之势，以贻中国之忧，夫岂无因而致哉！”出任驻外大使后，从香港开始，特别是到了英国、法国以后，勤于参观学校、画馆、医院、邮电局、铁路局、军火工厂、博物馆、图书馆、天文台、水族馆、救火局、兵船等，勤于研究西人“百挫不惩，遇事必一穷究其底蕴”的事迹，勤于对比中西两方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勤于聆听西方专家学者关于电、化、光、热、力学的讲演。从而，深深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在日记中频频写道：“英国富强之一出于学问”；“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一日？”“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召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番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1878年11月，致友人觉葆桢书中，对于“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更有心急如焚的呼吁：“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右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于学，逼处环伺，以相诘难，而我贸焉无以应之，实亦吾辈之大耻。……办理洋务四十年，知者绝少，无他，不学故也。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在英、法两国，他还抓住日本到英、法两国学习的人很多机会，考察中、日两国留学生的构成及其所学课程，用心观察日本出访官员和日本留学生的趣向，虚心请教日本学人对于财政、经济问题的见解，并在自己的日记中频频记下自己的观感。他见到日本到西方学习的人员，有包括户部尚书、出身诸侯的高级人士，而中国的绝大数留学生都出身低微，都是为生活所迫，先投靠洋务学堂，由洋务学堂派送的。日本人在西方学习内容广泛，很多人精通外语；中国留学生专学军事，外语水平普通很低。日本为培养人才，坚持向德国学习冶矿，向英、法学习修建铁，向丹麦学习安装电板，积极从外国雇请技术人员，“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西方人“皆服其求进之勇”，而中国却“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环视领邦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对此，他一方面且慕且愧，不禁叹息“东西洋人才之盛，百倍中国，岂国运然邪？”；一方面危机意识大增，断定日本将成为东方一霸，中国的发展将落伍于日本，未来的中国可能受到日本的欺凌，曾在日记中忧心满怀地写道：“传曰：‘领之厚，君之薄也’。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吁食乎！”其时，他作为一名外交使官，在忧心忡忡的同时，也思考了一些学习西方和追赶日本前进速度的应对之策，并以书信的形式寄到了李鸿章：“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学；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亦当添设教师二、三人，以待来者。但须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趋向也”。可惜的是，清廷只知闭门尊大，李鸿章又自有难处，郭嵩焘的满腔希望一概交成了肥皂泡。郭嵩焘对于培养人才，在倡议兴办外语学校以学习外语的问题上更有其知灼见。早在1859年，他在国人中第一个写出奏折，建议学习外语，并将其提到了“制御远夷之遣”来认识：“今英夷张于南，俄夷桀骜于北，中国情形虚实，皆为周知，无复顾忌。而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英切于是。……仰恳皇上伤令江广督臣、黑龙江将军、库伦办事大臣，推求此等人才，资送人京，命理藩院岁蠲银数千两，结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此奏虽属高见，因王公大臣“无敢赞一词者”，结果也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随着时间的发展，至1862年、1863年，经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上奏，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分别力、起了英文馆、法文馆和俄文；至1862年，奕訢又代总理衙门上奏，请准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数学馆，并特别要求从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中招收学员。士大夫们对于设立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本已不满，当增设天文数学馆，并要从科举“正途”中招收学员的决策一出，便引发了“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遭到了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社会上有联非议说：“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在这场争论中，郭嵩焘虽未出场，但对总理衙门大臣奕沂的奏折提供过合理化意见，且有一部分为奕所采纳；后来，又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同文馆章程和整个事件的始末，并表示了自己的见解：不必专取“正途人员”，只要是对天文、数学有研究的人，不论其出身资历如何，就可不经考试，破格录用。这体现了他的“人尽其才”的正确思想。

关注人心风俗，关注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是郭嵩焘洋务思想中“民本”观念第四个方面的体现。

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与封建主义的“人心风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是改革创新、争取民族进步的极大障碍。1877年，郭嵩焘在西方目睹西方“人心风俗，进而益善”之后，曾于1877年借《伦敦致李伯相》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这毒瘤大开其刀：“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奠甚于雅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为不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先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胶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晚年，他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升级，也主要是在这方面多所指责。他曾反复强调“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这里的所谓“纪纲法度”，包括了以议会制为主的民主政治，国家与人民相关的经济制度，以“实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这里的所谓“人心风俗”，包括了官场作用、社会习俗、国民心理、道德规则、是非标准等等。一言以蔽之，包括了整个上层建筑和全体国民素质。难能可贵的是，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待曾在全国闹得沸沸荡并遭来了“丧权辱国”之祸的鸦片烟的态度，可谓是充分体现。郭嵩焘一直反对吸烟，主张禁烟。初到英国，他传集随从人员谕以“五戒”，其中一戒就是“戒吸食洋烟”。1877年，又连续2次上疏清廷，请求严禁鸦片，阐述鸦片“为害中国”的道理和事实。在第一个奏疏中，特地写到：“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夏弗思伯里，及议政院马克斯求尔法，及教士里格得尔刺尔、刺尔丹擎毕工等五十余人，相就议论此义，形于色。其议政院阿什伯里遍游全国，所至风土人情，照相记之，而于中国为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以取笑乐。臣甚愧之！”在第二个奏疏中，又郑重要求朝廷宣示带头禁烟决心：“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1879年辞官归里之后，又与友人组建“禁烟公社”，每个季度讲演一次，反复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号召人们不染恶习和坚决戒烟，呼吁政府明令禁烟。及至临终，还给子孙后代写下了一道严厉的警告“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以上四个方面的体现，全是积极的体现，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起了振聋发聩、摧枯拉朽的作用，对未来不失为经验的总结、前进的指南，这些也是他比同代的奕訢、李鸿章、丁日昌等著名洋务派人物大胜一筹的地方。由于时代的局限，认识的片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体现，应当予以批判和摒弃，这就是他错误估计了西方列强的图谋，以为他们的到来只是“通商而已，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人民”，反对一切对外战争，讲述某些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甚至过头之嫌。至于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民本”观念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来源有三：一、中国封建末世不思改革进取，反而强化封建专制，对人民敲骨吸髓，多方压抑、扼杀人才，遭致国势日弱，列强侵凌。这一惨痛的教训，使他在洋务思想中产生了“民本”观念。他关于洋务运动的言论中，不是往往浮动着那惨痛的阴影吗？二、他“进士”出身，是位饱读经书的知识份子，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民本”思想对他有着重大影响。他阐述自己的“民本”观念时，不是直接引用了孟子的关于“民贵君轻”的言论吗？三、他见识广，阅历多，在国内有见闻，在外国有考察，西方讲究资产阶级民主、注重科学技术、注重人才的许多做法，给了他重大的启迪和开导。他强调的西方学习的言论，不是几乎把这方面的东西讲得“尽善尽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