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著名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以下简称《读书记》）为学术经典名著，早已流布海内，享誉艺林。近人钱基博说:“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救敝也。”陈澧身处道咸同光四朝，其时清廷统治由盛转衰，汉学一枝独秀的地位开始动摇、式微，出现了各种学术思潮流派争鸣竞起的局面，在此时代背景下，陈澧幡然而改，学术思变。

陈澧学术生涯，以中年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年以前，受以学海堂为代表的广东朴学风气的影响，致力于训诂考订之学；中年以后，学术兴趣转移，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以致力于汉宋调和为主。是调和兼融汉宋的著名代表与集大成者。他调和汉宋的学术探索努力，主要表现为：首先，强调经学以义理为归宿，即寻求微言大义。其次，编纂《汉儒通义》一书，以证明汉儒并非像世俗所认为的那样纯粹单一讲求考据训诂，也有寻求义理的传统。再次，认为郑玄集汉儒之大成，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二人时代不同，立论偏重不同，但有一共同点，即讲考据不废义理，发挥义理不忘考据。这就证明，汉学、宋学二家有相同、相通之处，可以调和兼融为一。据此，陈澧着手编辑二人文集、语录，著成《郑氏全书》、《朱子语类日钞》。最后，为了彻底弄清汉、宋之学的关系，将汉宋调和学说建立在更牢固、更坚实的学术论证基础上，陈澧决心追溯经学历史，“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于郑君、朱子之学，皆力为发明，”撰著《学思录》一书，后改名为《读书记》。《读书记》是陈澧后半生倾注心血之寄托，代表了他主要的学术旨趣和追求。

按照陈澧生前所定，《读书记》目录1-12卷依次为：《孝经》、《论语》、《孟子》、《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小学、诸子；卷13-25依次为：西汉、东汉、郑学、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朱子、辽金元、明、国朝、通论。根据这个目录我们可知,《读书记》的体例结构安排体现了陈澧著述意图之所在。今人朱维铮写道:“陈澧原计划写二十五卷。按照目录，一至十卷论儒家十二‘经’；卷十一论‘小学’,但含《尔雅》,因而这十一卷实际要论流俗所谓‘十三经’的全部；卷十二论先秦两汉诸子；十三至二十四卷论西汉到‘国朝’的学术，内有两卷专论郑玄和朱熹的学说；卷二十五称‘通论’。以上结构，显示《东塾读书记》实分上下篇。上篇为‘经学’、小学，诸子则是附论；下篇为‘经学史’,而所谓通论似为结语。”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可是,《读书记》为未完之作，陈澧生前未刻梓的部分，恰恰大都属于下篇，即由西汉至清代的经学史。基于这个原因，有的学者抱怨说:“《东塾读书记》在‘通论古今学术’的历史方面，空列标题，没有内容，令人很难看出他对‘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的系统见解。”此说诚事出有因，但也有些错怪陈澧了，这是因为前此《东塾杂俎》（以下简称《杂俎》）一书流传不广，学者们多不甚了解其真实面目的缘故。一旦仔细阅读了《杂俎》全书,就当另作别论了。

二

《杂俎》一书编写、流传、刊刻的情况比较复杂曲折，它有稿本、编录本、刊本三种之分。

《读书记》原计划25卷，陈澧生前已刻15卷，其余未成，临终前遗言说：“吾所著《读书记》已成十余卷，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由此可知，《杂俎》是《读书记》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且陈澧本人对之颇为重视自负，认为“可传”。是为《杂俎》稿本。

光绪八年（1882年）陈澧逝世后，大部分藏书文稿由子孙或门人分存，《杂俎》稿本即由长孙陈庆龢保藏。陈庆龢，字公睦，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副贡生。历任广雅书院分校、菊坡精舍山长、直隶候补道员、中国驻檀香山领事、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秘书等职。陈庆龢晚年宦游京师，将全部书籍文稿带在身边。他最大心愿即是整理刊刻先祖《杂俎》一书。此书于1932年完成，跋曰：“先祖考《东塾读书记》得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余未成稿本十卷，遗命名曰《东塾杂俎》，俟门人及儿子编录。《东汉》一卷，昔年先叔父已编未完，所余及各卷，庆龢依次续编，并于每段下旁注‘手定’、‘编录’，以示区别。忽忽积年，始告竣事。他任校理者，无锡许君同莘，先祖考再传弟子也。壬申九月孙庆龢谨识。”是为《杂俎》编录本。

《杂俎》编录本在体例结构上的最大变动，是将原稿本10卷扩充为14卷，目录依次为：卷1西汉、卷2东汉、卷3晋、卷4南北朝隋、卷5唐五代、卷6唐疏、卷7宋、卷8南宋、卷9辽金元、卷10明、卷11国朝、卷12通论、卷13余录、卷14琐记。可见卷进次大体同《读书记》，但经过增补重组，主要是将“南宋”（《读书记》目录中与“北宋”并为一卷）单独析出，又增加《读书记》目录中所无的“唐疏”、“余录”、“琐记”各一卷，末“附待撰未成稿目”。1943年，该书由北京古学院首付剞劂，列为《敬跻堂丛书》之一。合肥王揖唐为之序，绍兴周肇祥参与校雠，并为之跋曰：“……是书为笔记体裁，虽按代分列，而读书论学，随时撰记，段自为文，手稿丛残，颇费诠理。”由于时值抗日战争期间，书印无多，流布极少，学者罕睹。是为《杂俎》刊本。1957年，通过广东学者冼玉清教授的中介，陈庆龢将其先祖东塾先生遗书50余种共705册，以及其他书画印章等遗物捐赠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杂俎》稿本和编录本。为后人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据笔者初步翻阅浏览，《杂俎》稿本之可贵，在于里面保留有大量正文之外陈澧随笔添加的眉批评注及修改痕迹。如：“定”、“未定”、“删”、“必采”、“未完”、“似有错必要查校”等字样，这是表明陈澧在编撰修改时对该条目的定夺处理意见。前引陈庆龢跋文中所谓“并于每段下旁注‘手定’、‘编录’，以示区别”，即由此而来。凡陈澧标有“定”字条，陈庆龢即旁注为“手定”，意即此条陈澧生前已定，不必再改；其余则皆旁注为“编录”，意即此条陈澧生前还未定，由陈庆龢编录者。

编录本之贡献，在于对稿本进行过初步整理，删繁去冗，有廓清之功。为统一体例起见，编录本将原稿眉批评注全部删除，固属应该，但大量珍贵资料因之湮灭无闻，实为可惜。如在《本朝》卷内“百诗又佩服梅勿庵，可谓同时服膺矣”条目下，陈澧眉批道：“不知百诗复生，见余所著，当何如也。”这是陈澧少有的真情坦率流露，说明了他对自己著述的自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刊本在广布流传上功不可没，但也有错误衍漏，更有不少有意删省者，内容方面欠缺较多，难称完书。如“李榕村《语录》云：‘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书》、《朱子文集》、《语类》尚未盛行，学者所读，只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时士风质实，虽或肤浅，尚少背戾。嘉靖后，一派务高，遂酿成明末那样风气’（卷22）。夫以明初学者之尊程朱，而程朱之书乃未盛行，只读《大全》、《性理》，其陋如此，故为王阳明所薄，而排弃之也。且学者不读朱子书，故阳明敢颠倒朱子年岁早晚以欺之也。古人之书不盛行，学者只读肤浅之书，其弊如此。”（手定）此段文字意思完整，且标为“手定”的大条目，将之删除毫无理由。这是典型的一例，类似者不少。

因此之故，《杂俎》稿本、编录本、刊本三者各有所长，不可或缺，应互相参考，互为补充。《杂俎》虽非完稿，但它并非简单的资料汇编，也走出了尚未具备成书性质的所谓“长编”阶段，已是贯通而发明之、条析而整理之、初具雏形的完整的学术著作了。故有学者认为，“其实陈澧生前已将此书初步编定，亦两次审阅改定，虽未分类，但类次井然，与《读书记》中注明未刊卷数适相吻合……只需略加整理，即可付印。”因此，将《杂俎》与已刊《读书记》中之“郑学”、“三国”、“朱子”3卷合而观之，陈澧实际上通论了古今学术，出在无意之中撰著了一部自西汉至清代的经学史。

三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详叙陈澧关于“经学史”各卷的具体内容，下面乃据《杂俎》稿本、编录本、刊本三者有关记载，仅就其特点标举一二，以见一斑，以此一窥《杂俎》一书叙述历代经学发展史的大体内容概貌和基本发展脉络，以及陈澧通论古今学术史的叙述方法与独特见解。

第一，《杂俎》确实通论了由西汉至清代的经学历史，探讨了“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其中，东汉、国朝2卷，尤为陈澧专心致志、倾注心血之作。关于东汉，他写道：“此卷要聚精会神写出东汉学问风俗、名儒哲士气魄圣门即东汉学案也。浅人讲汉学，实不知汉学何如，故此卷必要详明，不特为诋汉学者而作也，此真振兴汉学也。”表明他要按“学案”即学术史的标准来进行撰写西汉经学。关于国朝，他写道：“此卷议论最要严允，乃能去弊防弊。”“论本朝至阮文达而止，说明此余所及见者，其余则太近，恐致恩怨不论也，或有褒无贬亦可。”借此可窥见陈澧论本朝学术时的严肃谨慎态度。

第二，《杂俎》是一种随笔札记式的著述体裁，与清代其他同类著作一样，由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一条条笔记语录串辑成卷，这些笔记语录或抄录经史子集原文，或考证其真伪舛讹得失，或转引先哲前贤议论评价，或时下按语，引申发挥，附以己意。于此可见，这种读书札记体裁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的硬性规定，随意性很大。但陈澧以笔记体裁通论古今学术，并非率意落笔，漫无目的地东拼西凑，杂乱堆砌，而是精心安排，周密规划，有其清楚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和转承递进关系。正如陈澧自己所说：“《读书记》陆象山一类，先录象山醇实精警之论，全篇者标题，次则摘句；又次录其读书文语；又次录《无极书》附按语，断朱非陆是；又次录其近惮语；又次录其诋时人语；又次录其狂妄语；又次录其争道统语。凡黄《日钞》已录者略避之。”这段文字表明陈澧在撰写关于陆象山的诸条目时，正是按以上思路和顺序来加以处理安排的。如此连缀起来，前后次序井然，中心明确，重点突出，首尾连贯，呼应照顾。《杂俎》各卷的编撰，大体上都是按照类似的思路和方法加以处理的。

此外，在编写《杂俎》过程中，陈澧习惯上给每一条目列上一个小标题，来概括其内容宗旨。如“东汉”卷诸条目的小标题依次为：“光武笃好经学”、“明帝游意经艺”、“东汉隆师道”、“皇后读经”、“诸王好经书”、“二十八将经学纯笃”……“中叶后大儒辈出”、“数世传经”、“汉人开魏晋风气”等等。很明显，通过这些不同条目的开展、排列、组合，陈澧将东汉一代经学的发展大势、主要内容、脉络概况、重要人物事件以及特征影响等，大致描绘勾勒了出来。

第三，《杂俎》通论古今学术，其主要方法是摘录有关经史子集群书的原文，加以排比连缀，以此来展现从西汉至清代整个学术发展史的源流演变。期间还以议论或按语形式，加以引申发挥，以起到承上启下，转折衔接，或画龙点睛，见微知著的作用。如陈澧说：“自古帝王笃好经学如光武者，未之有也，此东汉经学所以独盛于历代也。”点明了东汉经学由于帝王将相重视提倡因而繁荣鼎盛的根本原因。又云：“陆氏与韩文公同时，各以文章经学倡言圣人之道，皆宋学之先声也。”标明了唐代陆淳、韩愈二人明圣人之旨，强调道统，是后来宋学的先导。又云：“南宋时，当道学极盛之后，学者视名物数度若弁髦，而王伯厚出于其时，始发此论，乃汉学之萌芽也。”注意到学术趋势发生转折的关键，肯定王应麟为清代治学的先驱。又云：“本朝尊汉儒自亭林、竹垞始，尊郑康成尤自亭林始。”说明了顾炎武、朱彝尊二人有扭转清初学术风气之功，实为清学开山。又云：“周孔之后，老庄出焉。汉儒之后，嵇元出焉。程朱之后，陆王出焉。本朝汉学之后，其必有出者矣，但不知其如何耳。”总结了古今学术发展大势，并预测未来学术趋势走向，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

除经学之外，《杂俎》还涉及了科举、史学、算学、地图、古文、选诗等，尤其对科举弊病及其改革，陈澧议论最多，贯彻实行了他“《学思录》只论学术，然政事亦兼有之”的著述宗旨意图。

四

中国经学研究源远流长，著述浩如烟海，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经学史的研究却寥如晨星，苍白无力，所谓“自魏晋至明朝，断代经学史著作几乎是空白的”。直到清朝，才出现著名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但它们对于研究思想史哲学史还可以用，对于经学史的研究远不够用。通史类的经学著作更是凤毛麟角。如果降低标准看，中国旧有著述中类似经学通史的著作可分为三类：一类以经师为中心，如洪亮吉的《传经表》及各史的《儒林传》等；一类以书籍为中心，如朱彝尊的《经义考》等；一类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如顾炎武的《石经考》等。但它们基本上是经学史料，只能作为辅助的或分门的参考资料。经学通史之缺乏罕见，可想而知。

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后世公认是清代学者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湖南思贤书局刊行。今人周予同称：“至今没有一部严整而系统的经学通史。皮氏的《经学历史》还是有一读的价值。他是用会通的眼光来写中国经学史的第一人。”但随着陈澧《杂俎》一书的逐渐问世流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需要重新审视。

由于陈澧在《读书记》暨《杂俎》中通论了古今学术，发表了对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的系统见解，他于无意中编撰了一部自西汉至清代的学术史即经学史，其中每个重要朝代、重要时期经学发展演变的大体过程、基本脉络、主要人物、主要著作、重要事件以及是非评价等等，他都给予了关注，勾勒梳理，胪列叙述。这是他的创造性贡献。此外，这里还需说明下面一些情况。

其一，陈澧既未仿照学案体去编写经学史，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全祖望《宋元学案》所作；出没按类似章节体裁去编撰近代意义上的经学通史，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为。而是仿照顾炎武《日知录》，以读书笔记体来通论古今学术，叙述经学历史。这种陈旧的读书札记体裁妨碍束缚了对经学史内容更为便利流畅、更为全面综合地描述和展开。

其二，由于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在前，为了不致重复雷同，陈澧采取了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处理方法，对此他解释说：“此书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至宋以后有宋元明学案之书，则皆略之，惟详于朱子之学，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其人之晦者则表彰之……文之晦者则采录之。”现在看来，虽然《杂俎》关于两宋及明代部分的内容分量并不单薄，如现存《东塾遗稿》中，“其关于宋者，有数十本之多，盖即为《读书记》（卷二十宋）之长编。”但这样详略处理，终不免使全书在叙述经学史的系统性、条理性、完整性方面受到一定影响。

其三，《杂俎》大体写定，但终属未最后完成。不但部分条目还处在斟酌之中，而且全书内容分量有轻重厚薄不同，相差较大。如：“西汉”、“南北朝隋”、“辽金元”等卷内容比较单薄，分量较少；而“东汉”、“唐五代”、“宋”、“南宋”、“明”、“国朝”诸卷，则内容丰富，卷帙较多。个中原因，除了某些朝代、某些时期经学发展较为贫乏，可写内容不多之外，也与陈澧生前兴趣偏好、用功多寡及资料搜集难易都有密切关系。如“西汉”卷“特撰未成稿目”最多，这就影响到《杂俎》的质量。

第四，陈澧通论古今学术，是立足于古文经学的立场，这与皮锡瑞立足于今文经学的立场显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如此，《杂俎》一书仍不失为体大思精、内容宏富、涉及广泛的经学史。由于陈澧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经师，受过严格的汉学训练，在经学、小学、音韵、地理、历算、声律领域造诣精深，专门名家，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如此学术背景和资历去通论古今学术、叙述经学历史，自然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更重要的是，“澧湛深经学，笃实不欺。平日教人及所以自励者，在平心静气，低头精读注疏，而不蹈架空立论之弊。故其自为之书，皆实事求是，有乾嘉诸师治学精谨之风，而无乾嘉诸师论学门户之见，平正通达，不偏不党。又尝揭橥‘博学知服’之义，深以轻诋前人为非。”由于具备德、学、识三者俱优的有利条件，故他所撰著的经学史，真正当得上体大思精、平正严实的传世之作，自不可与平庸肤浅、泛泛而论者同日而语。

经学在今天已成为过去，面在虽有人在重新提倡读经，但前景仍是未卜多变。就此而言，陈澧《读书记》上篇关于“经学”的内容似乎有些过时，意义不大。反之，“经学史”的研究正成为热门，方兴未艾。在这个意义上，《读书记》的下篇“经学史”部分令人备感兴趣，更值得引起重视。考虑到以上诸因素，考虑到《杂俎》成书要比皮锡瑞《经学历史》早20余年，故称陈澧为中国经学史的先驱或开拓者之一，《杂俎》为中国经学通史的开创之作，当不为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