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着重抉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探究圣人的口耳秘传，对经句文字的训解不多。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银诂》（以下简称《解诂》）中，为推阐《公羊传》的奥义妙旨，常对其中的文字、词句作训诂、考释。可是，何休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失之牵强附会乃至根本错误者，而为作疏解的徐彦，拘于疏不破注之例，往往承袭何氏误说，甚至曲为之解。清代经学昌盛，《公羊传》颇获重视，除重义例而轻文辞的公羊学家对《公羊传》及《解诂》大作阐述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本着朴学精神，对《公羊传》及《春秋公羊传注疏》细加考究，其中著名者有惠栋《九经古义•公羊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春秋公羊传古注》、姚鼐《公羊传补注》、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齐召南《春秋公羊传注疏考证》、李富孙《春秋公羊传异文释》、吴寿旸《公羊经传异文集解》、阮元《春秋公羊传注疏附校勘记》、马宗琏《公羊补注》、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凌曙《春秋公羊问答》、魏彦《重刊宋绍熙公羊传注附音本校记》、俞樾《群经平议•公羊平议》、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陈立《公羊义疏》、何若瑶《春秋公羊注疏质疑》、皮锡瑞《师伏堂经说•公羊传》、王树荣《公羊何注考订》、张宪和《读公羊注记疑》等等。这些著述或搜辑遗说，或比对异文，或研撢旧注，或发抒新见，其中对何注、徐疏用力尤多，纠摘其瑕疵，匡正其讹失。不过，何氏《解诂》训释中的讹误，虽经清代几辈学人的努力，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以下试举两例，并就清人的相逢纠改，略加评说，并提出新的解说，以期合乎经传本义。谫陋之处，敬希有识君子正而教之。

　　一“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

《公羊传》僖二年“宝则吾宝也，虽然，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解诂》云：“以马齿长戏之，喻荀息之年老。”将“吾马之齿亦已长矣”与“戏之”联在一起，以为马齿已长喻指荀息年老。徐《疏》进而解曰：“言虽有谋，年老必昏耄不任使，故言，盖戏之也。”可见何、徐皆着眼于“戏”字，而忽视马齿已长之事。按，据《公羊传》，晋献公伐郭（《左传》、《谷梁传》作虢）之前，虑虞、郭互救，荀息议以白璧、良马赂虞公：“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则宝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马出之内厩，系之外厩尔，君何丧焉？”献公依计而行，果然在假道灭虢后四年一举取虞。荀息见“虞公抱宝牵马而至”，因问献公“臣之谋何如”，献公回答说：“子之谋则已行矣。宝则吾宝也，虽然，吾马之齿亦已长矣。”晋君之马在虞四年，故献公所言本来实有所指，并非虚言或隐喻之语。清代精究《公羊传》的孔广森，即不苟同何氏之说，指出：

言璧虽如故，而马失其壮时之用，犹为有所丧，若咎之，然实戏之也。

何若瑶在《春秋公羊注疏质疑》中，同样批驳何、徐之说：

言马虽复归内厩，而系之外厩四年，马则已老，不能无少丧，所以为戏也。《解诂》非《传》意，《疏》益迂也。

皮锡瑞早年研读《公羊传》的札记中，也有一条质疑何氏此注，写道：

荀息之年固不可知，然亡虢举虞，止隔五年，不应遽谓其老。《传》言宝则吾宝，马齿已长，即是戏言，无谓荀息年老之意。《解诂》泥看“戏”字，以为喻荀看书年老，似未然。

由上可知，孔广森“马失其壮时之用”、何若瑶“马则已老”，均谓献公“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确有实指；皮锡瑞则以“亡虢举虞，止隔五年，不应遽谓其老”，推倒何氏“喻指荀息年老”、徐氏“年老必昏耄不任使”之说。正如皮锡瑞所批评，何、徐皆因泥看一个“戏”字，脱离语境而作臆解。

不过，细阅孔广森、何若瑶的解说，所谓“犹为有所丧，若咎之，然实戏之也”、“不能无少丧，所以为戏也”，可见他们仍为“戏”字所囿，以为献公因荀息原有“君何丧焉”之言，遂以此戏谑荀息。“盖戏之也”之“戏”字，确是戏弄、嘲讽之意，但其对象并非荀息，而指“抱宝牵马而至”、立在旁边的虞公。《谷梁传》记述假虞灭虢后晋国君臣的言辞，与《公羊传》略异：“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钟文烝以为此乃荀息之“戏言”。据此，则何休等人所谓晋献公以马齿已长讽喻荀息年老，极是牵强可笑。

何休既作以马齿长戏指荀息年老的训释，进而推阐说：“《传》极道此者，以终荀息、宫之奇言，且以为戒，又恶献公不仁，以灭人为戏谑也。”以为《公羊传》津津而道此事，实有劝诫之意，以一“戏”字见“恶献公不仁，以灭人为戏谑”之义，此说实误会《公羊传》本义。对于《春秋》僖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公羊传》明云：“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赂，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可知《公羊传》对虞公极为讥贬。又《春秋》僖五年“晋人执虞公”，书执而不书灭，《公羊传》以为孔子“不与灭”，何氏作解也说：“不但去灭，复去以归，言执者，明虞公灭人以自亡，当绝，不得责不死位也。晋称人者，本灭而执之，不以王法执治之，故从执无罪辞也。虞称公者，夺正爵，起从灭也。”可见何氏亦明知《春秋》及《公羊传》均不以晋献公亡虞为有罪。《谷梁传》解“虞师、晋师灭夏阳”之经文，也指出孔子书虞师而居先，乃因虞公“为主乎灭夏阳也”，其罪大于晋献公。钟文烝解僖五年《谷梁传》，论晋灭同姓而《春秋》不讥，引惠士奇之说：“夏阳之灭，以虞为主，至此灭虞，变文言执，所以末减晋之罪而独罪虞也。”又《左传》解“虞师、晋师灭夏阳”，以为虞公不但应允假道，“且请先伐虢”，并明云“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另《左传》僖五年“晋人执虞公”经文下，有注云：“虞公贪璧、马之宝，距绝忠谏，称人以执，同于无道于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晋侯修虞之祀，而归其职贡于王，故不以灭同姓为讥。”并解经文曰：“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公，言易也。”不但咎罪虞公，且称美晋君。综而言之，三传所解虽略有歧异，然皆以为《春秋》深罪虞公，未讥贬晋国君臣。《战国策》载魏王告赵王之语，亦言及此事，有云：“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晋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可见《春秋》罪虞公之义，战国时即已昭明于世。因此，何氏《解诂》由马齿已长训释“戏”字，并由此引申出“恶献公不仁，以灭人为戏谑”之说，实属附会无稽之谈。

事实上，“盖戏之也”一语中，关键是“之”字，并非“戏”字，而根据上下文，即可确定“之”指贪贿爱宝、丧国辱身的虞公。此句原本不用注解，然而自何休以来，历代注家重“戏”而略“之”，误以献公在戏荀息，致有种种臆解、曲说。

　　二“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

《公羊传》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解诂》云：“凡篡立，皆缘亲亲也。剽以公孙，立于是位，尤非其次，故卫人未有说。喜由此得成谖祸，故恶以为戒也。篡重不书，反恶此者，因重不得书，故得恶轻，亦欲以见重。”陆德明《经内释文》为作音疏云：“有说，音悦，《注》同。”徐《疏》又作解云：“剽以公孙，立于是位，若以昭穆言之，远于公子，故尤非其次也。昭穆既违，又无贤德，是以卫人未有说之者。”可见皆将“未有说”之“说”训为“悦”。俞樾对此却有异议，在《公羊平议》中写道：

“未”当作“末”，隶书“未”、“末”二字相溷。《苍颉庙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末造”也，是其证矣。“说”当读如本字，乃言说之“说”，非喜说之“说”也。末，无也，“末有说也”谓无说也。盖使剽以次当立，则其立于是也，犹为有说；乃剽则公孙也，于昭穆远矣，故曰“剽之立于是，末有说也”。何氏以为卫人未有说喜，失之矣。

俞樾此论，陈立在《公羊义疏》中全文照录，并谓“俞义亦通”，表示赞同。稍后，皮锡瑞也提出与俞樾近乎一致的意见：

“说”当读如字，“未”当作“末”，“末有”犹云无有，“末有说也”与“吾与郑人末有成也”文法正同。剽以公孙，立非其次，故“末有说”，谓其无辞以自解说也。《注》读为悦喜之悦失之。

王闿运则在《春秋公羊传笺》中，将“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断作“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其解“立于是”云：“是，是卫也。已有卫侯矣，剽又立于卫。”对于“未有说也”，则抄录《解诂》“凡篡立……亦欲以见重”之语，为作笺云：“说，释也。剽宜效死勿立，而立焉，故罪无可解。”可见，王闿运同样不赞成何、徐等人训“说”为“悦”，但他将“说”训作“释”，并谓剽“罪无可解”，以为“说”有饶恕、恕解、宽赦之意，却是辗转生解，牵强之至，与上下文更不能相谐。

俞樾、皮锡瑞等指陈前人训“说”作“悦”之误，确属的论，但将“未有说”解为“末有说”、“无辞以自解说”，意谓剽以公孙继位缺乏正当理由，仍是承袭何、徐旧说，并非《公羊传》本义，且疏忽“于是”二字。王闿运独能注意到“于是”，将其属上读。解作“立于卫”，甚属有见。根据上下文，“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应指剽被拥立为卫君之事，未被《春秋》言及，即《公羊传》下文所谓“不言剽之立”，《解诂》所谓“不书剽立”。按，襄十四年四月，卫大夫宁殖、孙林父逐卫侯衎而立公孙剽，但《春秋》仅书“己未，卫侯衎出奔齐”复于襄二十五年书“卫侯人于陈仪”，再于襄二十六年书“卫宁喜弑其君剽”，始终未言及剽立之事。《公羊传》云：“此谖君以弑也，其言复归何？恶剽也。曷为恶剽？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然则曷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恶卫侯也。”据《公羊传》句法，“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与下句“然则曷为不言剽之立”前后相承，所言实为相同之事。将“未有说”解作“不书剽立”，则传中文意十分连贯。

事实上，要正确理解“未有说也”，关键在《公羊传》“恶剽也”之文究所何指。卫侯衎先因失众被逐、出奔于齐，继而诈居陈仪，最后暗与宁喜等人弑剽夺国，《春秋》极恶其人，于襄十四年书“己未，卫侯衎出奔齐”，二十六年复书“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两书衎之名以示贬绝之义。相比之下，《春秋》对剽立之事的处理要复杂得多。《公羊传》隐四年“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解诂》“诸侯立不言立，此独言立，明不宜立之辞”，并称之为“立篡”。依援此例，《春秋》当极恶剽之立。但剽之立篡，实因卫侯衎失众被逐，罪失并不在剽，故《春秋》于襄十四年不书剽立而书“卫侯衎出奔齐”，此即《解诂》所谓“篡重不书”、“重不得书”。然而《春秋》终究不能容忍剽立之事，故于襄二十六年书“卫侯衎复归于卫”，既书衎之名，明其盗国之罪，又以“复归”之辞，以见恶剽之义。何休所谓“卫侯人无恶，则恶剽明矣”，即指此而言，陈立则在疏语中更明白地指出：“正以剽篡不见，故于卫侯之人不书入见之，非与衎，主恶剽也。”此即《解诂》所谓“因重不得书，故得恶轻，亦欲以见重”。可见《春秋》对于剽的处理，实在煞费苦心。《公羊传》襄二十六年云：“此谖君以弑也，其言复归何？恶剽也。曷为恶剽？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然则曷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恶卫侯也。”先以《春秋》书卫侯复归之辞，见其贬剽篡立之意，复以《春秋》不书剽立之事，以明讥绝卫侯之义，《公羊传》如此回环而言，可谓曲尽《春秋》笔法之妙。

明于《春秋》及《公羊传》“恶剽”之本相，则何、徐所谓“剽以公孙，立于是位，尤非其次”、“昭穆既违，又无贤德”云云之说，显然是以已意增成传义，卫人“未有悦”之说，当然也是一种误解，俞樾、皮锡瑞所谓剽“无辞以自解说”，于《公羊传》本义亦未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