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湖湘文化近代化影响较大的思想家当首推王船山。郭嵩焘又是船山思想的发掘者之一。
王船山生活在明末社会动荡时期，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许多人仍处于“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的境况。王船山痛感明朝统治危机的日迫，在焦虑中探索，产生对王学和禅学的怀疑，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讲求经世致用之新风，并试图以修正程朱理学、恢复传统经学来匡扶大厦之将倾。尽管他们的努力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归于失败，经世致用观也湮没于清初残酷的文字狱中。然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却又在湮没中发酵，对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起了催化作用。
早在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收录著作18种，计150卷。邓氏列《著述目录》系统论证王夫之已刊、未刊、散佚著作，在其序言中对船山学术著作多有论述，并将王夫之与顾、黄相提并论，改变了学界对王船山知之甚少的局面，确立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并重的地位。邓氏《船山遗书》印数不多，流传未广，但毕竟是近200年来学者首次发掘整理船山遗著，为船山思想从湮没到复苏立下筚路蓝缕之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湘军出省作战，在郭嵩焘等幕僚的推动下，曾国藩令收集、整理、书刻船山遗书。经过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几年努力，《船山遗书》于1965年10月正式出版，共56种280卷，其规模、内容都远远超出了邓显鹤。郭嵩焘十分感慨“其遗书五百卷，历二百余年而始出，嗟既远而弥芳。1870年，他担任长沙城南书院院长，修复书院同时，又建立起船山祠堂，亲自作碑记、撰祠联，盛赞王夫之为“元明两代一先生”1876年，当他出使英国前，专门向朝廷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疏称：“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经说，言必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该疏最后指出：“自朱子讲明道理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而湖南自周敦颐后，从无办理从祀成案，至今未敢陈请。……如王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这段话既高度评价了王夫之的学术地位，又表明郭嵩焘弘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迫切心情。1879年他归国之后，得知关于王夫之从祀案未获议定，乃其同乡李桓阻挠之时，便深叹“楚人日寻戈矛以相贼而已。”！他为此“垂涕竟日”。这些都说明，郭嵩焘对王夫之的确是充满崇敬之情的。郭嵩焘晚年家居时在长沙组织祭祀。他不仅与同人商定，禁烟公社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四人生日之时举行祭祀及讲演活动，而且“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他对王夫之“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政治思想，以及尊实有、务实行的实学思想和理势统一的历史观，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并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创办的思贤讲舍和他倡议恢复的湘水校经堂，不仅为湖南培养了一批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人才，而且由于他对王夫之的大力推崇，使船山之学风靡湖湘，影响全国。这样从邓显鹤到曾国藩、郭嵩焘，船山思想从湮没到复苏，由湖湘而幅射全国，对近代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谭嗣同、黄兴都受王船山思想影响，而且直至“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一个不知道王船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二
郭嵩焘少年时，曾在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有同窗之谊、换帖之交，后来与左宗棠成儿女亲家，又结交了李鸿章、江忠源等清末名士。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自广西逼近湖南，清政府号召各省在籍大臣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郭嵩焘曾亲到曾国藩家劝说曾国藩起兵，为曾国藩日后成为“中兴名臣”奠定了基础。他随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创办湘军，并因功擢升为广东巡抚。对于郭嵩焘在湘军集团和湘军创业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地位和关键性作用，李鸿章概括得最为简要得体：“曾国藩初以忧归，屡奉诏旨敦促。该侍郎以事关大局，不容预计利钝，手书面请，至再至三。曾国藩感其至诚，后每与臣言，未尝不叹其笃挚悱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狱，以该侍郎之力得全，遂至显用。戡定以来，论武勋者盛称曾国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则该侍郎实推挽之至。”
郭嵩焘真正在湘军政治集团中发挥作用，是从1853年上半年开始承担为湘军筹饷的重任。他由黄冕在湖南常德设局抽厘得到启示，遂“以此为筹饷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开办通省厘捐。”而钱江奏请于江北里下河设局劝捐，也大约在同年的初夏，与郭嵩焘几乎同时。到江苏帮办军务胜保奏请将厘捐推广各地时，湘抚骆秉章首先响应仿行。咸丰五年四月，湖南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郭嵩焘作为本地士绅，参与主办了局务。对于厘金制的合理性，郭嵩焘曾在浙江筹饷时与人谈及：“国家无事之时，常赋所入，足资国用，故取民有节，虽有暴君，不可得而易也。军兴费烦，于是酒榷茶榷之属，百端并举，甚或加赋，或预征，自古为然，虽有仁君，不能废也。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今天下之利之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也，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由之，不可使知之义也。”湘军出省作战的最初几年，所有经费全靠湖南一省支撑，湖南的饷源除开始有些募捐外，大多专恃厘金接济。产生这样的效果，与郭嵩焘的努力分不开。
郭嵩焘在清朝官场屡遭败绩，却又是在清朝的士大夫中较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家。在经历了出使西方直接感受资本主义之后，他把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改革思想较为系统地整理出来，以自己的大量著作，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他的著作达40余种，已刊刻出版者近20种，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显示他对社会政治研究的深度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出使英法期间写下的大量日记，不仅记录了丰富的西方见闻，而且反映了他自己在中西文化对比中的许多深刻见解。他创办思贤讲舍和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不仅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且对湖南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当时刊刻的匿名书《伪校经堂奇闻》攻击郭嵩焘等人“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其计狡毒”’，说明他关于教育改革的主张和行为，对旧教育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士人的群起攻之。
对于湘军史料的整理，主事者为郭嵩焘。同治元年，郭与刘蓉书：“《忠义录》一书，不难于编纂，而难于采访。在局数月，规模略定，而颇苦于采访之难其人，顷已属之罗研生”。这是编辑湘军史料的嚆矢。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死后，郭嵩焘等人联名，为编《楚军纪事本末》而向各有关统兵大员征集案卷，这是又一次采辑湘军史料。他与曾国荃等人主持编纂光绪《湖南通志》，这是湖南近代史上留下的唯一的一部通志。此外，他还替许多湘军名将撰写了行状、墓志铭，有的如罗泽南，还替他编了文集、撰了年谱，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比较翔实的研究资料。郭嵩焘与洋务运动的三巨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是朋友，加上他的丰富经历和独特个性，使他在湘淮两系的官僚集团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在1879年奏请因病销差。当时总署拟“查办”他，李鸿章为之辩护。1891年，郭嵩焘病逝，朝廷不予按例立传赐谥。经王先谦等具呈，李鸿章不惧顽固派之反对，为之上奏，请求给他立传赐谥。他称赞郭嵩焘“生平廉洁自矢”，“文章学问为后进所宗……为海内通儒推重”。说明这些人对郭嵩焘的贡献是基本肯定的。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贡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他自己的实践，为湖湘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他一方面继承并弘扬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对湖湘文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郭嵩焘十分注重探讨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1881年，王船山生日的这一天，在郭嵩焘发起创立的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的一次纪念船山的仪式上，他指出：“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周子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他把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湖南历代著名人物作为研究湖湘文化传统的参照系。他继承了湖湘文化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并最早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自从南宋湖湘学派突出地注重经世致用以来，这一传统在湖湘文化中始终绵延不绝。到了道光年间，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加深，又兴起了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思潮。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等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他曾编撰《绥边征实》，“取秦汉以来中外相制之宜，辨证其得失，而不必以成败为是非。其于经世致远之略，粗有发明。自南宋以来，议论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征实’者，以砭南宋后虚文无实之弊也。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他继承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并且通过中西对比，为中国如何致富找出了一条途径。这种博大精神在郭嵩焘那里，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两种学术流派即汉学与宋学之争主张调和兼容，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则主张积极沟通。
三
郭嵩焘在思想上开始放射光彩的时代，也正是洋务运动开始并得到发展的时代。他宣传的对西方的新认识，是对洋务运动的有力声援。他的富强观，他对富强之路的探索，他对洋务运动、洋务派的许多观点，无疑有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与洋务派官僚不同，他有一段独特的经历，那就是他早年就同西方事物有过频繁的接触，与西方人士有过甚为密切的交往。由于他有出使西方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在超出一般洋务论者的高度鸟瞰洋务运动，及时发现洋务运动中的不足，并对其得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反映他在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方面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一块夺目瑰宝。
还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郭嵩焘就开始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揭示出了近代中国历史变局的这一重要轨迹。他出使英法以后，亲身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影响。他在士大夫的一片攻击声中到处宣传举办洋务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如不及早造铁路、办电报、开煤矿，几十年后，利权被人尽夺，将无以自立。1875年，郭嵩焘通过自己的《条议海防事宜折》，系统地设计和阐明其“洋务”主张。尽管郭嵩焘不是“洋务”的实施者，却是一个热心的倡导者。1877—1879年郭氏出使英法诸国。这一期间，他研读亚当•斯密《国富论》、詹姆士•密尔《经济学》、《英国政治史》等巨著，常与20岁的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他还在伦敦观看过爱迪生亲自表演刚发明的留声机。这种特殊的经历使郭氏有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解。他认为“洋务”局限于学习和仿制西方国家先进科技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应该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思想，要从国政上实力考求。他最早批评“官督商办”形式的洋务企业，主张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认为如此“情得而理顺”。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郭嵩焘也认为追求富强是振兴中国的唯一选择。在70年代后期出使英国后，更认识到实现富强的重要意义：“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但他几乎从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对它抱着多少带点批评的态度，这就使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超出了一般洋务思想，这也是后来形成的湖南维新思潮的特色之一。他指出：“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我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他认为西方的强盛，正在于其“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在他看来，西洋“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国政府“皆有保护商贾之心”，所以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而中国则相反“，上下之情太隔，彼此不相顾恤”，“商人与官积不相信”。清王朝既不保护商贾，商贾也就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中国与西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所以，他主张国家应改善与商贾的关系。朝廷必须“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方”、“先明本末之序”。经济得到发展，自强也就实现了。至于具体的经济活动，国家不必参与，主要应由“商贾”承担。西洋都是“广开口岸，资商贾运转”，中国应该鼓励商人振兴实业，“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造船制器。总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利，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关键在于朝廷要确立根本，摆正本末关系。他认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量海口，遂可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富强之理。”洋务派“怀欲速之心以急责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洋务运动中的种种做法，既不能立其本，又无法治其末，所谓“自强”，只能是无稽之谈。只有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整个民族经济发展起来，才谈得上真正的富强。为了办洋务，而“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承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本末，西洋有西洋的本末，不论是中国或西洋，政教才是最根本的，相对于政教来说，商贾是末，而造船、制器等等则不过是末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要自强，就不能只学其枝节，还要进而学其商贾和政教。他并不完全反对洋务派的“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但他认为这些只能起到开风气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一些著名的洋务派人物很不满意。他批评李鸿章整天只知道购西洋兵器，“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如果说郭嵩焘从他的本末观出发，预见到中国必然有一个从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况且他通过对英法的亲身考察，认识到西洋“各国士民皆得与议其得失，此风最为可尚”。
他十分注重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来改变这种落后的人心风俗。“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士大夫所有事于乡里，不以显晦进退为异也，而终归本于学校。”所以他在晚年家居时，不仅倡议恢复了湘水校经堂，而且创办思贤讲舍，并首先在这两所学校开设天文算学。通过近代教育的创办，对西学在湖南的传播，对加速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步伐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