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是英国人美查（Frederick Major）于1872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一种商报，后来发展成为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郭嵩焘是近代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因《申报》关于他画像、茶会两事报道不实，且语多讥讽凌辱之意，自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到次年三月，从巴黎到伦敦再到上海一直追究并拟状诉《申报》。此事被称为近代中国史上“华字报最初最巨之交涉”，是近代中国报界最早的“语言文字之祸”。郭嵩焘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学习西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声誉而状诉新闻报刊的第一人。

诉事缘起

光绪四年六月廿日，《申报》以《星使驻英近事》为题，报道了郭嵩焘在伦敦画像的事。该文开头便说：“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近闻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中朝星使也。”之后就画像之来源，引述了伦敦画师顾曼（Water Goodman）的一段话：“余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大有踌躇之言，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余乃婉曲陈词，百方相劝，大人始欣然就坐。余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余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踌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将谓一耳已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余以顶为帽檐所蔽，翎枝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予曰：‘今见之否？’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议愿科(斜)头而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余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不遑矣！遂不果服。”文章最后还提到，郭氏以画像惟妙惟肖，极为赞赏，并邀画师为其夫人画像。全文转译后，编者加以按语说：“此事果确，在星使也不过一时游戏之语，日报必从而笔述之，其自谓谑而不虐耶？然于睦邻之道，未免有不尽合者矣。至本报之所以译之者，示西人以该报虽系西字，华人亦必周知，慎毋徒呈舌锋，使语言文字之祸，又见于今兹也。”显然，《申报》以诙谐刻薄之笔调，转译并评论郭氏画像之事，其间不乏中伤之词与嘲讽之意，使阅者读后付之一笑，增加该文的可读性；又担心此事不确，故作狡猾之按语，以防他人“徒呈舌锋”而酿成文字之祸。然而，《申报》始料所不及的是，郭氏在欧洲见《申报》此段文字，竟大起交涉，引发了一场诉讼。

此外《申报》还有一则关于茶会事的议论文字，也很使郭氏恼怒。据伦敦《泰晤士报》所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五月十九日伦敦使署举行茶会，“郭公使与如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极，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七月八日的《申报》转述了此事，并在按语中加以评论说：“此本驻扎他国钦差交接之成例，今侍郎亦仿行之，未始非共敦辑睦之道也。”而同月11日该报登载的《论礼别男女》一文，对茶会事的态度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该文先以古代春秋来比较近代中外交际形势，主张中国“行鲁礼”，以收折冲樽俎之效；继而比较中西男女交际方式方法的异同与优劣，说：“泰西人于男女交际之间似属不甚讲究，而其防闲之法若有胜于中国。跬步不出，外亲罕睹，而惟薄不修者，往往秽德彰闻，此中国拘于礼之过也。落落大方，女士宴会而私奔苟合者，则反不有其人，此泰西略于礼之效也。”随后就《申报》前载茶会事大加评论，说：郭钦使“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英人以钦使能行是礼而津津乐道之也”。若“在中国官衔宴客之所，则必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因为在中国，礼以别男女，故不能男女混杂。然在英国，“仪礼聘夫人，使臣往见，夕则还劳，且以相见为礼也”。如果钦使“异日持节归国，同朝劳驾，强其如夫人入席欢宴，则马融绛帐之前，未必许门生请见也；汾阳锦屏之后，或转因虑祀而藏矣”。经过这样一番比较之后，作者得出如下的结论：“甚矣，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此礼之所以难言也”。言下之意，郭氏在伦教此举虽符合西方的文明，而有违中国的礼仪。

郭氏阅罢此文，认为《申报》名义上转录自西报，实则凭空添人许多伦敦各新报所没有的议论。这些言语究竟从何而来？郭氏怀疑是与他有宿怨的副使刘锡鸿所捏造，所以表示要与画像事一并追究。

欧西交涉

郭嵩焘其时兼任驻英驻法公使，往返于伦敦与巴黎之间。8月15日他在巴黎收阅上海文报局邮递到的《申报》，当看到顾曼的议论时，初以为“意取讪侮而已”，后联想到出使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不快，陡生伤感，自叹：“生平积累浅薄，有大德于人则得大草报，刘锡鸿是也；有小德于人亦得小孽报，顾受是也”。对此次出使遭到如此多的意外凌辱，尤为茫然。他边回忆边分析：《申报》所载顾曼之言，要么是顾曼戏笑，甚或造谣生事，故意登此新闻；要么是照相时，翻译马格里传错了言语。于是他急忙召来马格里查问此事。马格里听后也抱不平，否认翻译有误。郭氏遂迁怒于画师，命马格里当即具函诘问顾曼何以妄造此言。在连续几天不得回音的情况下，19日他又命使馆随员张德明前往面诘顾曼，因顾曼携眷外出旅游而未遇。在此前后，郭氏分别于17日与24日写信给上海的友人吴子让和黄泳清，嘱其转告《申报》馆主事，说画像事完全是顾曼的造谣。

九月初九日郭由巴黎返抵伦敦使署后，确知总理衙门8月初来电召他回国，怀疑此与《申报》所载画像事有关。他的估计是，《申报》出版于6月20日，必流传到京师，才有此回国之电，甚至怀疑有人借此构陷他。于是他决心立即追究《申报》此段文字到底系何人所撰。既然画像之事缘起于顾曼，还得从顾曼那里查起。他当即令翻译马格里与随员张德明再去寻觅顾曼。恰好顾曼旅游归来，得悉郭氏及使馆的诘责，连回两信，说《申报》所登各节全系虚妄，还说既然《申报》称译自西报，就只有一面致函各报辩白，一面根究此项新闻出自何报何月何日，以恢复名誉。

对于顾曼的这一态度，郭氏还是满意的，也确信顾曼所言虽然“狂悖刺讥”，也只是取笑乐而已；但《申报》既详载其言，又说英国各新报于中国使臣多有所讽刺，却不知其命意何在与所据何来。回顾驻英一年多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对他的刺激之言，倒是《柏林新报》对于刘锡鸿则时有讥讽，《申报》却从未译载，他为此忿忿不平，认为是《申报》故意为难他，甚至怀疑此事与曾在《申报》馆任事多年的使馆随员刘和伯有关连。基于这种分析，郭氏催促马格里连续两次致电《申报》馆，请问所载画像之新闻究竟译自何报，表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而后止。在久无回音的情况下，又第三次嘱发电报给《申报》馆，并将复电的费用一同汇去，以示自己的决心；并且明确告知《申报》馆：如不作复，定当诉于法庭。《申报》馆无奈之下，回电称该项新闻译自本年四月某日《欧卧兰美报》。郭氏收阅复电后，即命马格里当日前往该报馆询问画像事，但一无所获。因为该报每礼拜日出一次，《申报》所说四月某日不是礼拜日，该馆根本就不出报。马格里担心《申报》出于报复郭氏之心，故意误告日期，遂将该报全四月份出高价购回使馆查阅，也未见关于画像事的片言只语。《申报》的胡言乱语更加激怒了郭氏，以为它造谣生事之外，还故意作弄他。

这时有人向郭氏建议，追究《申报》转载自何种西报是一回事，先行致函《申报》以及各西报，以证明新闻之错误为另一回事，前者可慢慢根究，后者则刻不容缓。郭氏采纳了这种建议，于9月11日命马格里、顾曼各写一封致《申报》馆的信，为画像事辩诬。顾曼用英文写，而后译成中文。郭阅后，认为“短而不透”，还动手作了修改。顾曼文中特别辩白说：《申报》所述中国钦差在伦敦画像情形及其后悬诸画阁之事，“所言诸多妄谬，间有讥诮”，本人绝无捏造讥诮之理，因此对《申报》所述当竭力追究原委。同时对于《申报》所载他与郭氏的“游戏之语”，说成是“全无影响之词”，他也不能隐忍，为此要追究《申报》所载文字的作者及所谓西报消息的来源。马格里文由郭氏主稿，然后英译，内容详述顾曼为郭氏画像之经过，指出《申报》所载郭氏与顾曼问答之语全系凭空侮慢，而且他已查问伦敦新报十余家，均不见《申报》译载的此段文字；至于《申报》所言伦敦新报对中国星使“每涉诙谐”，亦无事实可据，几近诬蔑。最后还说到，泰西各国无不讲求情理与律法，各种报纸的主笔或编辑多为通达事理之人，对于各国星使从不肯有所讥诮。

依郭氏之意，汉文本寄发上海《申报》，英文本则寄《伦敦中国快报》与《中国电报》，一来在追究《申报》消息的来源，二来披露《申报》的不实报导，以辟谣言。伦敦方面报馆由马格里具体联系，上海方面则由郭氏亲自出面。9月16日他特地致信友人黄泳清，嘱其到《申报》馆传送马格里、顾曼两人的信，要求载入《申报》，以正6月20日该报之误。《申报》收到顾、马二人的辩白后，迅速作出反应。十一月初五日首先刊出《画师辩诬书》，文前还附有编者按语：“字林报于六月中抄录西字新闻纪驻英郭星使近事一则，内记画师顾曼为郭星使绘小像时问答之语也。本馆阅而译之，意以为泰西新闻纸之例，常有意颇严正而笔涉诙谐者，其或虚或实，一望而知，阅者亦可付之一笑。”“讵料经星使披览后，心殊不以为然，深责顾曼以不应凭空捏造，深相污蔑，而顾曼以并无是事，特致书于伦敦日报馆名伦敦中国新报者，力辩其诬。于是本馆亦始知此语之非出自顾曼也。”因此希望郭星使“阅之必能释然于怀耳”。编者又特别说到：顾曼寄来汉文的辩诬书，“其中字句更多傀语，故经本馆另照英文本译出，然后照登”。《申报》另译文本与顾曼的汉文本相比较，文句稍显通顺流畅，意思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前者说画像各情形及后悬于公画馆中所述各事，其中肆意诽谤皆出情理之外，而无郭氏修正的“间有讥诮”之语。同时补述了画像前安排各细节，以正《申报》之误：“夫仆之得以绘星使之像者，先托马格里先生引荐，未下笔时又先与星使会晤两次。第二次会晤时，又先议定坐位如何；以西法照相后，又请星使两至敝画室，画毕呈览，星使甚为嘉许。”

十一月初六日，《申报》又刊登了《马格里致本馆书》，编者在按语中说：“马格里本馆之书，概言此事之子虚乌有，敦请本馆录登日报，但闻马君于英国文字，实为出类拔萃之才，而阅其元译之文，殊有鄙俚不堪者，岂钦使署中翻译往来之各文牍类皆如此耶？殊不可解。”并将信照马格里原意，删改成文以备录。其实，中、英文译本除文字略有出人外，意思基本相同。其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马格里担任郭氏与顾曼画像时的翻译，并无《申报》所述讥诮之意，他反问《申报》说：“若如贵报所言，则仆从钦差两年，实未见钦差有此形景，似此凭空诲慢，其令仆何以自处”。二是郭氏在英期间无人不钦佩，绝不闻有涉及诙谐者，“若如《申报》所载，甚非英国人之公心所乐闻也”。

由此可见，郭氏重在查究《申报》所载文字之所由来，以期达到辩诬的目的；但《申报》编者并无歉疚之意，更是极尽讥讽之能事，不仅及于使馆译员，而且明知马格里、顾曼之书出自郭氏之手或经其改定，却就汉文本而连带挖苦郭嵩焘的文字工夫，而且还有责怪郭氏小题大做心胸狭隘之意。对此，郭氏岂肯善罢甘休。

至于茶会事，郭氏本来对当时的安排就不满意，《申报》的评论凭空添入了伦敦数十家新闻报都没有的议论，更引起他的不快。十二月初二日郭氏又获悉张佩伦“引茶会为词”来参劾他的消息，当即表示对《申报》关于茶会的报道也要一并追查。一向多疑的郭氏首先怀疑到刘锡鸿，或有意污蔑，或指使使馆随员为之，尤其是刘和伯曾在《申报》馆多年，又与刘锡鸿过从甚密，行迹最为可疑。于是郭氏离书上海友人李丹崖，请他查究刘和伯致《申报》馆的信；十二月初四，马格里按照郭氏要求，致信《申报》馆主事美查，希望查询刘和伯与《申报》馆的往来信件。22日通过传示刘和伯致《申报》馆书信，郭氏承认，信中所言“尚尽情事”，对刘和伯也就不便深究。加之此时郭氏忙于交接回国，亦无暇顾及此事，但仍向总理衙门提出“请查《申报》馆华人诬造谣言”，为他“辨《申报》之诬”。

使馆调查

在与《申报》交涉的同时，郭氏还派使馆人员在伦教调查。画像事的调查结果大致如下：

约光绪三年夏，刘锡鸿偶然在伦敦御画阁看见一幅天主神母画像，认为画技颇佳，有意购买，因为价格太贵而作罢，后嘱马格里代他找画工摹仿一幅。马格里几天后推荐了画师顾曼。顾曼画好天主像后，送至中国驻伦敦使馆。而此时刘锡鸿改任驻德公使。郭嵩焘见画像后甚为奖饰，愿意留存使馆。顾曼乘机提出愿意为郭画相一幅，不计画工，只求赐点笔费。郭氏闻之大喜，当即议定笔费为20镑，拟择日绘画。郭氏又以“不耐久坐”为由，提出先以相片作蓝本，顾曼同意。次日郭带着马格里、顾曼赴照相馆。拍照时，郭氏认为顶珠必露出，否则，外人不知所戴为何帽；又说面不可正，亦不过偏，等等。拍照后交顾曼。十日后顾曼送画稿来，邀请郭氏赏鉴。郭氏非常满意，并在五月初五日晚设宴款待顾曼和使馆众人，以示感谢。

顾曼画像之后，其弟顾丹时任伦敦《代立太理格拉弗报》馆主笔，偶然听说其兄顾曼替中国钦差画像，前来探问究竟。顾曼颇以初次为中国达官画像而得意，讲述中故甚其词，如说中国有割耳之罪，所以画贵人时必将两耳齐露，诸如此类无根之谈。顾丹信以为真，一五一十的告知《代立太理格拉弗报》馆员，又担心连累顾曼，后将情况介绍给《喀尔司喀尔纳报》。后者于4月16日登出一段讽刺郭氏画相的议论。主要内容为：“当日画阁所悬千幅，皆丹青绝美，妙笔如生。另有可闻者，乃顾曼所画之中国钦差像也。其所以两耳皆露者，因中国惩治罪犯有割去一耳之律，又红顶为华官品级之别，钦差欲其必露，故工竣始为填画也。”据说星使见而大怒，要使馆随员前往该报馆追究此事。与前述《申报》文字比较可知，画像事经过顾曼、顾丹、《代立太理格拉弗报》、《喀尔司喀尔纳报》辗转附会，再传至上海，又经上海“某西报”装点其词，《申报》却不问事实之有无及真伪，尽情披露，不料引起交涉。

这一调查显示，郭氏在伦敦确有画像一事，但画像时讥诮诬蔑之词，则全不实在。《申报》所登也确有来源，只是不如西报那样故甚其词。而西报能得此新闻，则不得不承认另有原因。只是因为郭嵩焘已准备卸任回国，无暇追查西报此项新闻之所来由，再考虑到此事主要在国内产生不好的影响，以及怀疑刘锡鸿、刘和伯等有意利用《申报》来攻击他，故重点在国内追查《申报》，而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是在西报以及《申报》消息的来源，以至最后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若对照《申报》6月20日所登文字与调查结果可知，所谓英国各新闻纸所言中朝星使之事，每涉诙谐，即指《喀尔司喀尔纳报》；而所谓近闻“某报”者，即指上海“某西报”，即《字林报》。但等到郭使致电诘责时，《申报》始不经意，置之不复，想以拖延办法应付了事，后经郭氏将复电费一并汇沪，才知事终难违，不得已泛指一种伦敦的星期报来搪塞，却没有料到郭氏志在彻底追究，竟然派人到该报馆去核查，结果是激化了与郭氏的矛盾。然而《申报》始终未敢将上海“某西报”供出，就是原载此新闻的英国《喀尔司喀尔纳报》，亦未敢告知郭氏。这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报律，而在国外，转载他报文字且夸大其词，则等同于勾结造谣。《申报》如果牵扯出英国上述各报，就难免引起状诉之祸，所以只以延宕为缓兵之计。综观此事全过程，正如戈公振所指出，“英报所记，均系虚构，《申报》记者亦不谓然，然《申报》亦竟因此而召来‘语言文字之祸’”。

茶会事之经过，也大致如下：4月29日，郭嵩焘为感谢伦敦各界及各国驻英使领，拟举办茶会，并准备为如夫人（梁氏）印发茶会请帖，就此事与随员张德明商量。张认为，按照西方礼俗，请茶会、跳舞会都是由女主人出名；但中国钦差宴请茶会，可以将中西礼俗稍作变通，如夫人不必出名。郭氏认为，在英国可以不完全参照国内礼俗，而且英国人都知道他携家眷驻在伦敦，以如夫人名义请茶会是合乎情理的事。张德明说：若如夫人出名，在西方自然于体制无妨，“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5月19日伦敦使署举行茶会，宴请英国外部各官及俄国、德国、日本等国使节以及伦敦绅商富民达七百九十余人。是晚如夫人仍然预会，与郭公使一同接见男女宾客。英国多家报纸对此作了报道，称此次宴会是中国公使“抵英之初次盛举”，是“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7月11日的《申报》则根据5月20日伦敦《泰晤士报》予以转载并发表评论。郭氏见后，特地命马格里致函《申报》馆要求更正，说：郭使经常宴请男女宾客，但如夫人从未预席。如果女宾欲谒见夫人，也只是在私室接晤。函中特别指出《申报》的上述记述，是刘锡鸿对郭使的中伤诬蔑。显然，使馆随员主要是为郭氏当时处境考虑，以免召致国内烦言。郭氏一意孤行，结果引起了国内的种种议论，导致了郭氏与《申报》的又一交涉。郭氏虽猜疑《申报》的记述出自刘锡鸿之手，也表示要追究《论礼别男女》文的作者，但《申报》终未告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上海追诉

郭嵩焘自光绪五年正月初十离开伦敦，取道巴黎归国，于三月初四抵上海吴淞口，次日即开始与《申报》交涉，甚至声称将诉之于法庭。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与郭素有交谊，一直为郭此事奔波。在初六日，他得知美查对《申报》所载画像、茶会事都承认，但以为此不过文字游戏而己，不足深究。达文波严正地告诉美查：“君自游戏，一经按察司讯断，恐获罪非浅。”美查听后，仍一意支吾。鉴于此，达文波向郭嵩焘建议，非经律师办理，不足以折《申报》之气，也不便穷究造谣之源。郭本来就极为欣赏西洋法律制度，颇以此建议为然，于是约友人陈辉廷等商议如何致书诘问美查，表示事到如今，只有诉之法庭。在上海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唐景星，向郭推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坦文、鼾林两位律师。郭于是将此事托交唐景星办理，一再叮嘱“非与美查校论得失，但欲穷知造谣之源而已”。初七日，郭翻阅陈辉廷草就的致美查书后，认为其立言“颇多疏漏”，很不满意，提出了修改意见。初九日，律师坦文来谈与《申报》交涉事，郭找出6月20日、7月11日两份《申报》，托人翻译后交坦文，正式准备状诉《申报》。

与此同时，经达文波等人几次交涉，美查终于意识到该报所载画像、茶会两事，根据西洋律法，应当科罪，而西洋律法适用于上海租界，如果郭诉之法庭，《申报》馆将自食苦果。于是他邀请达文波为之调解，并且表示愿意“解明前误，登列新报”。大意是说：“该报误听谣传，语多失实，在后访知颠末，歉仄莫名”，并非有意讽刺郭公使。而且他们已认识到违反了日报规则，此后当以此为念，不再误听谣言登报。达文波将美查此意转告郭，并极力从中调解。郭本来就无意深究美查，得其“误听谣言”等语，也就释然于心，不便再加苛论。果然，《申报》于3月18日以《解明前误》为题，公开向郭道歉，并一再声明：“爱即辩正在报，现在此事已闻于驻沪英达（文波）领事，故而请领事据情能达（郭）侍郎，以明本馆并非有意嘲谑。蒙侍郎俯鉴愚忱，不与计较，而本馆益深愧忍矣。”到此时，《申报》公开向郭表示歉意，又寄望达文波等人从中调停，以免再深究下去。而郭见此，也不再深究。为了表示诚意，《申报》于3月19日又刊出《纪郭侍郎出使英国事》的专文，极力称赞郭使英“诚能为国宣献不负委托矣”，还说郭两年多来“遇事和衷商榷，期于至善，其才大心细，识广量宏，迥出寻常万万，迄今舆论翁服称道勿衰”。文章还特别将去年使馆茶会事称赞一番，说：“上年在英都特设茶会，上自执政大臣，以及官绅士庶来会者几千余人。侍郎一一接晤，睹者惟觉词和气蔼，如坐春风，伦敦人士无不仰其仪容，佩其言论，深望侍郎久驻京都，得以长睹教益。”如此赞誉之词，自然博得了郭的欢心。与7月11日《申报》就茶会所发议论，形成明显对比。《申报》虽公开道歉，但并未宣布茶会评论文的作者姓名。马格里坚持认为此事出于刘锡鸿的中伤。郭也曾打算彻底加以追究，但看到3月19日《申报》专文之后，以为辩诬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不必深究了。郭回国后也不愿赴京交卸，而是请假返回故里，定住长沙，谢绝出仕。此案终于成为一场不了之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