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尽管他因主持签订了几个不平等条约而受到国人的唾骂，但慈禧太后对他却感激莫名，谓：“无鸿章，无清朝”。他领导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实践——洋务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郭嵩焘则是一个羽扇纶巾的儒士，他敦促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位后来的“中兴名将”，当时的山野闲人出山镇压太平军有功于朝廷，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保荐下一度跻身官场，但终因其“芬芳悱恻”的气质，不谙为官之道和他那放言无忌的用夷变夏言论而仕途坎坷，几度浮沉，最后落得“骂名穷极九州四海”，沦为山野闲人的地步。尽管如此，李、郭二人却相知良深，私谊笃厚，在他们毕生的交往中，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对李鸿章有着某些微妙乃至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李、郭二人的关系对于探讨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有益的，本文试就二人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携手镇压太平军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地主家庭。郭嵩焘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大乱已起之时。在他降生后5年，李鸿章也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地主家庭。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两人都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结果，他们走了同样的路，都成了道光丁未进士。同科进士是他们相识的开端，而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则使他们走到一起。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第二年9月，太平军就打到了湖南长沙，地主官绅惊慌失措，纷纷携眷潜逃。清朝的经制兵——八旗兵、绿营兵已腐败不堪，毫无战斗力，无法阻止太平军凌厉的进攻，大清王朝处境危殆。

面对着严酷的现实，1853年初，咸丰帝急忙谕令南方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保卫桑梓”，并钦点湖南曾国藩的名字，要他在乡举办团练。曾国藩当时因母丧丁忧在家，郭嵩焘与曾国藩友善，遂前往曾家，“陈说大义”，力劝曾出山镇压农民起义，于是“曾公感动”，建立了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军队——湘军。时左宗棠醉心于科举功名，因科场失意，正发奋苦读，郭嵩焘劝他趁机出山，镇压农民起义，建立不世的功业。曾、左等人于是际会风云，成为乱世的“英雄”。自曾国藩的湘军建立后，郭嵩焘一直追随曾氏左右，充当曾的军师，为曾出谋划策。

咸丰年间，郭嵩焘曾任翰林院编修，并因肃顺的推荐，得以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那时，郭嵩焘踌躇满志，似大有作为。天子两次召见郭嵩焘，不禁使一向视郭为迂阔夫子的曾国藩对郭刮目相看。但是好景不长，郭嵩焘的率直性格和那名士作风很快断送了他的远大前程，他因开罪僧格林沁而被降官，一怒之下，他弃官回乡，一呆就是两年多。他再次出山，是应李鸿章之请。

1858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军中，成为曾的幕僚，与郭嵩焘的接触与交往日益频繁起来。1860年，李鸿章在驻守安徽祁门问题上与乃师发生意见分歧，便愤然辞幕，前往南昌哥哥家中，滞留南昌期间，曾国藩情词恳切的致书李鸿章，仍请他回营相助，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其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不久，李鸿章重返曾幕。在太平天国的打击，1860年上海官绅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一面派人向曾国藩乞师援沪，曾国藩此时无兵可派，于是命李鸿章组建淮军开赴上海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受师命组建淮军，并于1862年4月初离开上海，诏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7月后，又实授李鸿章为苏抚。这是李鸿章步入仕途的良好开端。李鸿章就任苏抚后，决意把地方人事、财政、外交大权收归己手。他首先撤掉江苏藩司，苏松太道吴煦，打算以郭嵩焘接任苏松太道。他致函曾国藩说：“鸿章亟需帮手冒昧将筠仙附荐，敬恳我师切致筠公速来”。李鸿章的推荐得到清廷的批准。李鸿章所以如此看中郭嵩焘，主要因他俩是丁未同年，有着相似的政治见解，此外，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儿女姻亲，关系密切，郭具有密切曾、李关系的作用。郭嵩焘上任后，对李鸿章办理夷务和军务鼎力相助，并监管厘金总局。他建议李鸿章裁减苏松太三府粮额，为李所采纳。李鸿章对郭嵩焘的才干很是欣赏，半年后又荐举郭为两淮盐运使。郭嵩焘在任期间大力整顿盐务，并卓有成效。为此，李鸿章又致书乃师，夸奖郭的政绩。1863年，郭嵩焘被提升为广东巡抚，李鸿章很高兴，致书祝贺，劝他从容治粤。郭在粤期间，因镇压太平军不利等问题，受到气盛高傲的左宗棠四次纠参，气恼不堪，又与两广总督瑞麟关系不睦，势同水火，官场处境困窘，被迫于1866年去职归隐，长达8年之久。

二、与洋务互认知己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洋务派，他们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李鸿章是洋务派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适应变局，抵御外侮，李鸿章认为必须进行改革，他提出了“变法自强”的改革方针，并在此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自强求富，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在这股洋务思潮中，郭嵩焘与李鸿章志同道合，成为洋务知己。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与李鸿章很合拍，又高出李鸿章等洋务派，因而对李鸿章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早在1860年，郭嵩焘就发出了“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的惊叹。他并非一般地谈论“变局”与变法自强，而是有着独到的见解。首先，他反对清政府及士大夫们的骄傲自大，主张学习西方。当郭嵩焘初到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城市，亲眼看到西洋科技日新月异，武器精良，船坚炮利时，顿感到中国的落后和衰弱，从此他开始留心时事，抛却中国夜郎自大的恶习。针对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他主张加强内江防务，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他建议在京师和上海成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他的主张受到奕䜣、李鸿章的重视，经他们奏请设立了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郭嵩焘还主张开放海禁，主张商民自办企业。其次，他反对一切战争，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要贸然开战，与其战败吃大亏，不如忍让吃小亏。这种观点当然不完全正确，但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却深得曾国藩的赏识，曾谓郭于洋务“确有独见，且信之极坚”。李鸿章对郭嵩焘的洋务高见也深为叹服，早在同治初年李鸿章就对曾国藩说过“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鸿章到上海后，面对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文明也与郭嵩焘有同感，他开始从军事上着手学西方。他“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1870年曾国藩死去，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鉴于“东西洋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李鸿章大力兴办洋务企业，开始把落后的封建中国引上近代化轨道。李鸿章也十分看中郭嵩焘的才识，认为郭氏“非终于山林者也”，寻找时机让他复出。

1868年，李鸿章在北京谒见恭亲王奕䜣时赞郭嵩焘洋务精透，希望郭嵩焘能入值总署助他一臂之力。1875年云南发生马嘉理案，搞得清政府一筹莫展，李鸿章负责处理此案，他一再向朝廷推荐郭嵩焘，朝廷终于在1875年重新起用郭嵩焘，诏授福建按察使，8月清廷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道歉”。不久，李鸿章函致郭嵩焘，催他迅速北上。11月，郭嵩焘署兵部左侍郎，并在总督行走，他奏参岑毓英，恃虚骄之气，贻误国家，请旨严办，引起京师士大夫的反感。1876年7月，中英两国签定了烟台条约。按照条约规定，两国互派使节，中国使臣并负有向英国为“滇案”致歉的使命。清廷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接受使命。消息传出后，士大夫又“联语向诮”，谓“初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得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坦然置之，他说:“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名姓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这充分显示出郭嵩焘的心胸与气量，在封建士大夫悠悠之口的责骂声中，独李鸿章与众不同，他致书慰勉并寄以厚望。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不避嫌怨，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偕副使刘锡鸿出使西洋后，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到西洋，他集中考察了西方的科学、教育、民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风尚以及哲学、宗教等方面情况，从此，于洋务更增历练。郭嵩焘一直十分推崇李鸿章，认为中国懂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祯、丁日昌三人，其中惟有李鸿章能知其大。但郭嵩焘出国考察了西洋国家的政教风俗后，对洋务又有了较高层次的认识，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李鸿章所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是舍本逐末，他逐渐成为晚清洋务运动内部的批评者。

三、郭氏在朝廷的有力强援

郭嵩焘出使英国后，按照清政府的要求，每月写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理衙门，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郭嵩焘沿路考察，将所见所闻，一一记载，到西洋后立即把途中50天的日记抄写一份呈递总理衙门，名为《使西纪程》。不料他的日记犹如一块石头，在平静的水面激起千层波浪。封建士大夫纷纷赤膊上阵，口诛笔伐。编修何金寿斥为“大清无此臣子”，大学士李鸿藻“大为不平，逢人诋毁”，李慈铭谓“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心肝”，郭嵩焘又成了封建士大夫“聚诃丛骂”的大逆不道者。朝中官员，大概只有李鸿章没有大惊小怪，他认为“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为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并为郭嵩焘仅仅补少司马而抱不平。李说：“执事坐补少司马，差强人意，数万里苦役，担当国是，仅此酬庸犹未慊也”。李鸿章又在致总督大臣周家楣的信中为郭嵩焘鸣冤叫屈。《使西纪程》给郭嵩焘惹来的麻烦着实令他心冷，从此他不再作此类文字，而是把自己的见识和苦衷向李鸿章倾吐，李鸿章也就成为郭嵩焘在朝中的忠实朋友和他政治生命的保护人。

郭嵩焘在国外与副使刘锡鸿政见分歧，矛盾尖锐，势同水火。刘锡鸿顽固守旧，自恃有军机大臣李鸿藻做强援，处处为难郭嵩焘，多次攻击郭，郭深为刘所窘，苦不堪言，渐萌退志。对此，李鸿章除了劝慰郭外，倾全力支持郭，及时向他密报朝内重要消息。1877年11月初，刘锡鸿奉旨改派为驻德使臣，同日，李鸿章函告郭嵩焘内意谕令李凤苞代替刘锡鸿为驻德使臣，劝他勿称病乞退。一个月后，李鸿章再致书郭嵩焘，告以内意，劝郭暂忍辱负重。1878年正月，清廷谕令郭嵩焘兼署法使。李鸿章又谆谆告诫郭提防刘锡鸿在德国纠参陷害。由此可见，李鸿章对郭嵩焘的处境是何等的关注。

由于朝廷始终没有撤换刘锡鸿，郭嵩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坚意求退，弃官如脱履”。如何处理郭、刘二使的去留问题，总督因为李鸿章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函商于他。李鸿章力主撤换刘锡鸿，由李凤苞接替。1878年6月，李鸿章函复总督，谓“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拗，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燥，意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惟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英人尚无闲言。……云生在德，如若李监督等所云，于大局既无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想高明必有以处之”。李鸿章的信扬郭抵刘，用意至为明显。7月，李鸿章又致书总督大臣沈桂芬曰：“盖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偏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立……今筠仙退志既决，英国新报皆知其多病告退，能否久留，想总署必有权衡。核夺办理，伏候卓裁”。总督大臣李鸿藻、沈桂芬等与李鸿章矛盾重重，他们回护刘锡鸿的意志已决，欲刘锡鸿留任，以李凤苞充德使参赞，召回郭嵩焘严办。李鸿章坚决反对。由于李鸿章决意保全郭嵩焘，代为据理力争，清廷总算放弃了查办郭嵩焘的初衷，1878年8月25日下令同时召回郭、刘二使。郭嵩焘于1879年1月31日启程回国，从此，郭嵩焘归隐以终。但他身在山林，心忧庙堂，仍与李鸿章书信往还，畅谈洋务，关心国事，刘锡鸿回国后任通政使司参议，1882年竟衔李鸿章奏撤德使之余恨，诬奏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遭清廷严斥夺职了事。

李鸿章十分惋惜郭嵩焘的怀才不遇。郭嵩焘的悲剧正如李鸿章所云是时代造成的，就连李鸿章也无力挽回他悲剧的命运，以李鸿章之位，能够保全郭嵩焘不被查办已经不容易了。

综上所述，李鸿章与郭嵩焘的关系是建立在从事洋务运动、挽救清朝危亡的基础上的，道光丁未同年是他们相识的开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从事洋务运动是联结和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郭嵩焘目光深邃，思想解放，是李鸿章的洋务高参，俩人于洋务互认知己，李鸿章则是郭嵩焘政治生命的保护人。李、郭一生的交谊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