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称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因此南学会历受研究者重视，对其创办、组织、性质与作用等屡作论述。然而，对于以博学善谈而获聘出任南学会学长的皮锡瑞及其讲学之事，学界迄今未有任何专门研究。事实上，依南学会章程，集会讲学为其中心工作，又南学会共有13次讲学活动，皮锡瑞连续讲学12次，为讲学次数最多之人，也是准备最为精心、收效最为显著之人。在讲学中，皮锡瑞通过征引经史、究论时事，对合群、开智、变法、保教、御外等作了详尽论述，他曾自述说：“今讲己十余次，所说非一端，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则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挛之习。”综观皮锡瑞的历次讲学，可以发现他的讲论有三大重点内容，以下各作述论。

　　一、宣扬合群之义，破除门户之见

维新派曾从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中引进“群学”，以团结人心共御外侮。梁启超在《南学会序》中更对合群以救亡作了淋漓尽致的论述：“今夫躯万也，心万也，力万也，位望万也，执业万也，虽欲一之，孰从而一之？吾乃远稽三代，乃博观于泰西，彼其国也必有会。君于是焉会，官于是焉会，士于是焉会，民于是焉会。旦旦而讲之，昔昔而摩厉之，虽天下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强吾国之知，故夫能齐万而为一者，舍学会其曷从与于斯？”中国长久以来，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悲惨命运，只有急立学会，开启民智，才能团结一心，挽救危亡。皮锡瑞在南学会筹办之际，就从梁氏手中索得该序，一读之下，赞服无比，谓“序文淋漓痛切，言群谊切湖南之病”，因中国文人有相轻积习，湘人尚气更好自相倾轧，所以他对梁启超提出开学会以合群的主张格外赞同。皮锡瑞吸取“群学”思想后，认为治学也应联合群力，集思广益，“凡事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群力大，独力小，群势聚，独势孤”，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若闭处穷乡僻壤，不与师友交接，则如坐井观天，“虽硁硁自守，不过独善其身，若欲开拓心胸，目营四海，断非枯坐一室所能通晓”，“一人之耳目不能遍及，必须合众人之耳目，方能够见闻广；一人之心思不能尽通，必须合众人之心思，方能够解悟捷。道理必大家考究，方可渐入精微；疑义必彼此参详，方可涣然冰释”。讲学正是集合众人，共相切磋，收增广见闻、开拓心胸之效。在他看来，湘中官绅创设南学会，“意在开通学识，联合群力，不能坚持门户，专主一家之言”，因此，治学本兼汉宋的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时，始终以开通门户、联合学派，来阐释合群之义，兼采众家之长，用以经世救亡。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虽号称一家独尊，实则内部学派分立，门户壁垒森严，既有所谓汉学、宋学，汉学又分今文学与古文学，宋学也分程朱之学和陆王之学；中西交通以来，特别是海通国创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涌入中国，乃有中学、西学，因学者对中、西二学的取舍有别，于是又以专讲中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这样，汉宋有争，今古有争，朱陆有争，中西有争，新旧有争，分门立户，党同伐异。近代中国学界的各种纷争，让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皮锡瑞在所拟第一次讲稿中，就提出治学的宗旨，“宜开广恢廓，不宜拘执狭隘”，“无论何项学问，皆贵自有心得，不必徒争门户，是己非人”。在以后的几次讲学中，他从三个方面对如何看待学术的派别之分、如何化解学人的意气之争，作了精彩的论述。

首先，他批评学者不应自分畛域，互争意气。

一般人无不挟己之长，护己之短，傲人之短，忌人之长，而皮锡瑞认为虚衷才能受益，因此他表彰朱子一身而兼孔门四科之学，学问极博，著述极多，事功亦显，又誉清初顾、黄、王为三大“通儒”，治学并不专主训诂考据，凡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不讲求，规模闳廓，故体用兼备，而乾嘉诸儒，虽有专精之长，却规模不大，且短于致用。皮锡瑞更指责江藩有意标举汉学之句，肇启争端；方东树推尊程朱，痛诋汉学，“瞋目戟手，尤非儒者气象”。他通过分析程学与朱学、明道之学与伊川之学、朱子早年之学与晚年之学各皆有异，不能混作一谈，讥责方东树“虽尊程朱，实未尝通程朱之学”。他对湖南人的好相攻击，多次进行批评：“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湖南此风更甚，我湖南人最尚气，勇于有为，是其好处，而气太盛，多不能虚衷受益。后生喜谤前辈，同时互相诋毁。”“文人常相轻，学人每争学派，湘人尤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特别是当湖南新政蓬勃展开之际，新旧派争也日趋剧烈，皮锡瑞更是忧心忡忡：“现在湖南风气，开通者自开通，锢蔽者自锢蔽，官绅立南学会，本期闻合众志，齐一人心，今闻外间议论，犹多喧竞。守旧维新，各持门户。昔唐时牛李，皆号正人，宋时程苏，并称贤者，而二党交哄，以致两朝俱衰。湖南如此意见不化，非湖南之福也。”

其次，提出融贯会通、求同存异的主张，以联合学派，消除门户。

一是调和朱陆。皮锡瑞对程朱陆王的异同专门作了辨析，他先肯定程朱陆王同讲道学，“所讲者皆天人性命之理，身体力行之事”，故其学无不同；再在同中分析其异，指出根本在于二者入手途径各别，即对知行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不同。程朱以为当先知后行，故教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陆王主张学当知行并进，教人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皮锡瑞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阐释两派异同：“一将知行分先后次序，一则知行并进，不分先后次序。譬如两条道路，一从大路，计程稍远，一从小路，取径更捷，只要肯走，都走得到。”皮锡瑞还从朱子和阳明皆以学问获致事功，劝诫后学对于道学两派，不必妄分轩轾优劣：“天下读朱子之书，渐磨莹涤，为名臣巨儒，其功可见；而阳明以良知之学成一世功，效亦显然。然则为紫阳、阳明之学者，无容互訾矣……欲讲道学，当先细读诸家语录，审其如何入手之处，如何用力之处，各因性之所近，或从程朱，或从陆王，只要实践躬行，皆可入德，不必拘泥于异同之辨。”

二是贯穿汉宋。在第二次讲学时，皮锡瑞提出“汉学未尝不讲义理，宋学未尝不讲训诂，同是师法孔子，何必入室操戈”，以汉宋同源异流，各兼义理考据，来沟通汉宋二学。后来，皮锡瑞又提出一种“汉学出于宋儒”的新见：“予谓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刊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搜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他以众多的学术史实，证明汉学之名虽取自汉儒，实则其学无不启于宋儒。皮锡瑞以其独到之见，论证清代汉学家的专门之业，无一不是传承宋人衣钵，“汉学专门精到之处，自视宋儒所得更深，然觞源导自前人，岂宜昧所自出？以此推论，则汉宋两家之交哄，夫亦可解纷矣”，企图根本消解汉宋门户。

三是会通中西。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士大夫就试图以“西学中源”一说，将西方学说文化统贯于中国固有文化之内；洋务运动兴起后，又有不少先进之士提倡“中体西用”论，立足中国本位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皮锡瑞为了沟通中西二学，也宣扬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源流各别的中西二学在本质上相通的新论：“西学近乎格物致知，孔孟程朱虽未见过此等专门之学，而其理己具于格致。中西之学，源流各别，而能多读中西之书，深究其理，以观其会通，则亦未尝不可相通。”“西法合于《周礼》，公法合于《春秋》，久经通人考定，并非附会……圣人之作《春秋》，非为西人，西人亦未必曾读《春秋》，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理不异，自然暗合。”可见皮锡瑞明白指出中西二学源流各别，并坚信中西之学有暗合之处，这已触及人类文化的共性，他并提出“深究其理，观其会通”的主张，标志着晚清学人对中西学术文化关系的思考已深入学理，比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大有提高。

皮锡瑞通过对朱陆、汉宋、中西之学的异同辨析，既不讳言其异，又于异中求同，融会贯通，折衷于是，拆除森严壁垒，化解门户偏见，他提出：“无论何项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派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妨有异同，不必争门户。”作为一种求同存异、平和共处的学术主张，皮锡瑞的“不妨有异同，不必争门户”，至今仍是一种极其通达的意见。

“今沧海横流，非争门户之时。”因时局孔急，皮锡瑞特别从学术当经世的角度，坚决反对学派门户相争，要求不分流派，兼采众长，联合群力，保种保教。他提出学术与政术相通，主张讲治体用兼赅之学，才能切实有用：“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践者无用；专讲中学者，要能博通经史，方有实用，墨守高头讲章，专工制艺文字者无用；兼讲西学者，要能先通中学，方有实用，只能说几句洋话，识几行洋字者无用。”论汉宋学关系时，皮锡瑞强调孔教岌岌可危，不能再同室操戈；“汉学师孔子，宋学亦师孔子，考其源流分合，两家本是一家，况今孔教衰微，不绝如线，尤宜破除门户，开通畛域，何必斗穴中之鼠，操室中之戈乎！”可见，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竭力破除门户之见，目的在于联合不同学派之人，兼采众家学说之长，用学术来经世救亡。

　　二、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

南学会本是湘中维新吏绅鉴于省内士风民气以仇教排外著称，而在胶州事变后作为救亡大计筹设的，如谭嗣同在上巡抚陈宝箴书中提出创设南学会，以为“善亡”之第一策；黄遵宪出都赴湘前谒见翁同和，以教案、流寇和欧战为三大忧，说“有一于此，中国必有瓜分之势”，到湘后对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开设南学会极力促成，后并以“闹教滋祸者为家难”训勖湖南士绅；陈宝箴亦以胶州事变后湘中“毁教攻洋”讹言日起，立即批准立会之请。皮锡瑞的本意，也是想把南学会办成一个讲明学术、开通民智的群众性组织，以联合群力抵御外侮，他说：“南学会之设，实以夷患方棘，不能开衅，而当求所以抵拒，不先讲明圣教，徒逞意气，见彼致詈，恐踏山东胶岛之辙，故学会以开民智，惟期发明吾道之大，稍除中外畛域之见，不明与争，而暗与之拒。”他寄寓南学会的，是通过集会讲学，让士民绅商皆入会听讲，开启民智，开通风气，消除社会上的盲目排外情绪，防止攻杀洋人，打毁教堂，避免胶州事变在湖南重演。陈宝箴在南学会首次演讲中指出设立南学会意在合众讲学，开启智慧，并把开智引至批评盲目仇外，“今湘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变故既起，徒以上贻君父之忧，下为地方之祸，不更可耻之甚哉”皮锡瑞认为切合现实，极表钦服。当南学会第四次开讲，熊希龄以时世危急，痛言“洋人不可与之开衅”，陈宝箴接着“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皮锡瑞不禁心中一动：“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为学会讲论话题定于开导绅民“莫打洋人”而万分高兴的皮锡瑞，第二天即撰拟讲义，引用经子和中外史事，对熊、陈之意再作阐发，其讲义首句就是：“上次大中丞、欧阳先生、熊太史以时世讲论，谓洋人不可以开衅，今以孟子、朱子之言，更为阐发。”

皮锡瑞深知湘省绅民愚昧不学、智慧难开，痛感绅民士子一致仇外打教，即因见闻不广，思想锢蔽。周汉不断刊刻反洋教揭帖，湖南以岳麓、城南和求忠三书院士子受其影响最深，1890年省署收审周汉时，宁乡县试生徒竟哗聚公堂，以罢考要挟县令上书巡抚释放周汉。皮锡瑞曾指出周汉的揭帖甚不骓驯，有违常理，然而“此等人尚有为之袒护者，真天地之大，无奇不有矣”。听说外省不断有攻杀西人之事，他感慨地指出：“彼正欲挑衅，借此发难，尤易瓜分，此等非中国之忠臣，真外国之忠臣耳。湖南此等忠臣尚不少……”。皮锡瑞因此痛切指出，灭种灭教之祸迫在眉睫，南学会应赶紧开通民智：“今时事岌岌，旅顺大连湾，已插俄旗，闻英法皆有变局，中国四百兆人，将有灭种灭教之惧，湖南开学会，实为急开民智，万不得已之计。”可见皮锡瑞力主开通民智，虽有为维新变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之考虑，但更多的是劝说绅民勿攻洋打教，自开衅端，故而他专以“论保种保教均先必开民智”为题在南学会演讲，并将“开智”具体化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劝导绅民卧薪尝胆，隐忍奋发，反对徒逞意气，贻误国家。

皮锡瑞讲交涉，举孟子所说“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无好小勇”等，谓当讲求大智大勇，舍弃匹夫之勇。他以越勾践卧薪尝胆、激励众志，终报吴仇，和燕昭王招贤下士、拊循百姓，报齐复国，论证要报仇雪耻，并非抚剑疾视的匹夫之勇所能有为，应当坚忍奋发，养精蓄锐，不可急于求成，轻试其锋。他又分析朱熹《戊申封事》之苦心，说“有意恢复，不在抚剑抵掌之间”，“欲报大仇，当如勾践燕昭，卧薪尝胆数十年，不可轻于尝试，若未修内政，而遽召外兵，譬犹人家，家政不修，阋墙内乱，而欲与人构讼，岂有能胜之理？”皮锡瑞还举普鲁士为例，介绍普国由濒于亡国，经隐忍奋发，最终崛兴成为强国，盛赞威廉三世之“坚忍”；他特别拈出一个无名无姓的铜匠：“尤有可异者，当法败普兵时，普有铜匠，见横尸遍野，誓必报，乃舍铜而业铁，入枪炮厂学习，创造后膛新枪，献于普王。普王用之，遂以破奥破法。”皮锡瑞就是这样以中外史事，来开导湘中士绅应忍辱负重，增强自身本领，不能徒逞意气，妄托忠义，反贻君国之忧：“忠义之士，必有此等坚苦奋发之志，非可徒恃意气，反损国威。”在南学会答问中，他谆谆告诫士子们“勿逞盛气，勿为大言，总要智深勇沉，方能担当大事”。

皮锡瑞原来对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视如古之夷狄内犯，或严词斥责，或力主用兵，反对主动与之讲和。然而甲午一战，让他认清了将帅的贪贿腐败，军队的怯弱无能，实在无法凭武力抵抗外来侵略，他直面现实，对战和有了新的思考，公开提出“自古中国之于外国，不讳言和”，并分析南宋与金、辽、元的和战史实，指出：“宋之不能恢复，由于不当和而和，宋之灭亡，由于当和而不和。”他还从中挑出两人进行品评：丞相贾似道与元人议和，却讳和不言，当元方议和使臣来时，他囚之于真州，“乃启兵端，以致灭国”；元使再来议和，行至独松关，又为守将张濡妄杀，和议遂绝，宋朝遂亡，“其杀敌使时，未尝不以忠义自居，谓彼方图我，杀其一人，亦足解忿，试思杀彼一人，于彼何损，杀一人而国灭，其国何辜？”后来，皮锡瑞还以明清兴亡之事，再次分析和战之机，批评妄自尊大、讳与言和的士气：“士气可以振兴国势，而过于浮动，则适足以乱国，清议可以维持国脉，而过于嚣张，则反足以亡国。”

皮锡瑞希望士绅抛掉攘夷狄的陈腐思想，援引国际公法处理中外交涉事务，“今中国既不能闭关独治，不得不讲交涉，恃有公法，犹可稍与争辩，若并此不讲，徒持攘夷狄之说以抵之，能乎否乎？”所以他引经据典，论述雪耻之道，战和之机，提出中外交涉的曲直是非，“当以公理解之，不可持一偏之论”，力斥贾、张一囚元使、一杀元使，“种种乖谬，皆由不讲交涉之学、公法之理”，“沽忠义之虚名，受灭亡之实祸，宋人故辙，吁，可鉴也”。他谆谆告诫人们“天下大事，当讲理不当负气”，并讥讽那些假托忠义，却毫无才略以救济国难的人；“不读书不明理，不通古今，其议论似是而非，未尝不自命为忠义，听其议论，亦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然既曰忠义，必有忠君爱国之心、安君保国之策，乃徒出大言，并无远虑，其持论最谬者，至云宁可亡国不可言和，直是负气，并不讲理，自愿亡国，安得不亡？”

其二，论述仇外打教有害无益，宣扬变法自强才能保种保救。

皮锡瑞最为担心的是湘人无知，妄信谣传，仇教攻洋，自生祸端。他听说曹州教案中所杀教士，实是中国人，“凶手乃德人以六百元买使行凶”，更加相信列强时时在寻衅滋事，他一再提醒人们：“近日每以细故酿成巨患，不知彼见中国一意讲和，无词可执，意在挑衅，藉为兵端，甚望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喝要挟之计。”皮锡瑞一直尽其所能，劝导人们不要打教。因南学会占有孝廉堂为会所，诸孝廉以为鸠夺鹊巢，有哄闹之意，皮锡瑞提出一要设法安置诸人，二要开启其心智，“戒彼毋生事攻洋人”皮锡瑞曾在第九次讲学中称道西方亦有纲常伦理，叶德辉攻击他宣扬民权平等，实际上，他的本意并不在平等，而是想借以开导那些以为外国无人伦的愚民，“所以言及此者，人多以外国无人伦是禽兽，故见之辄殴詈……今之时势，不可开衅，故讲义略言外国亦有人伦，欲以此开通此等人之意见”，可见其用心良苦！，对于那些以忠义自居攻打洋教，给国家招来大祸的人，皮锡瑞严词斥责，骂他们“非中国之忠臣，真外国之忠臣”，又称他们是“乱民”，“寸斩不足以蔽其辜”。皮锡瑞论保教时特别指出，保教首先要讲明孔教之真，“如不先明孔教宗旨，徒逞血气，打教士，毁教堂，使彼气焰益张，何足以张吾教”。他曾苦口婆心地劝诫在南学会问难的时务堂学生，说：“教堂、洋行，即云彼有害于我，今日中国势弱，外国势强，洋人要来，何以拒之？足下未闻去年胶岛之事乎？只因杀彼教士，惩办凶手、出恤银、赔兵费外，更以胶岛百里租与洋人，山东一省，亦为所制。今若彼来而逐杀之，足下以忠义自居，杀身固所不恤，而祸及桑梓，忧贻国家，忠义安在？”

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既然不能逞强使气，不能打洋人毁教堂，又如何挽救危亡呢？皮锡瑞提出的策略是“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抵拒”。他指出：“今日说不怕洋人，而强与力争，不能也；说怕洋人，而束手待毙，亦非计也。说洋人之来，大有害于吾人，不至此也；说洋人来，全无害于吾人，亦未必然也。”既要正确估计形势，对洋人来的后果更要有清醒的认识。大局糜烂，不能武力抵抗侵略，又洋人前来，奉有朝旨圣命，也不能公开阻拦，只有未雨绸缪，主动防备，凡事先人一着，积极推行新政，努力自强。皮锡瑞认为洋人来华，目的在通商传教，所以抵拒之法，在讲求商务、弘宣圣教：“彼来不过通商传教，通商夺我之利，传教诱我之人。既不能明阻其不来，惟有暗求抵拒之法。抵拒通商，惟有开商学会，考究湖南出产若干，可以制造何物，将来销售何处，可以获利几倍，除火柴制造公司已办外，蚕桑焙茶公司，亦渐举行。此外如取煤蒸油、种樟熬脑、栽麻造竹布、机器纺纱织布做纸之类，皆当次第兴办……但能自制各物，则彼来通商，适足以广我销场耳。抵拒传教，惟有推广学会，到处开讲，使皆知孔教义理，远胜彼教，彼安能诱人入教。”

皮锡瑞对湖南局势的忧虑有二：一是“洋人一时不能到湖南，惟恐洋人未来，湖南先乱”，一是“湖南乱民多，恐洋人来滋事”，因此他的对策一是消弭内乱，平息地方，方法是“练兵以备乱，清保甲以消伏莽”；一是设法阻止洋人来湘或缓其来湘，对于来湘传教游历的洋人加以保护，以免肇生事端，趁机赶紧推行新政，开通风气，以救危亡，“不能阻其不来，但请其来稍缓”、“通商不开码头，且请缓一二年，湖南稍开风气，设巡捕，立洋房，即来奉邀；彼己应允，如此则湖南之患可以少纾”。皮锡瑞在湘省维新派一次集会“公议保湖南之计”时提出：“惟有先于各府州县求访人才，举办一切，计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闹教，一闹则彼必至，我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所以他担忧发生内乱，特别害怕闹出教案，因而在南学会苦口婆心，劝说绅民不要逞强使气，不要打洋闹教：“今与西人交涉，为通商传教两事，我能讲求商务，开通利源，彼即通商，不能夺我中国之利；我能讲明义理，尊信孔教，即彼传教，不能惑我中国之人。近日每以细故酿成巨患，不知彼见中国一意求和，无词可执，意在挑衅，藉为兵端，甚望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吓要挟之计。杀中国人，不过偿命，杀外国人，非但偿命，且须割地方赔兵费。如去年胶州湾事，德人窥伺中国已久，然不杀彼教士，不能开此兵端，是杀彼者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若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

皮锡瑞天真地相信所谓“国际公法”，以为：“欧洲重公法，待野蛮无教化之国，与待文明有教化之国不同，杀其人不为不仁，据其土不为不义。西人欲灭人国，夺人地，必先出报，痛诋其国如何无教化，将代为之设教；其民如何不聊生，将代为之治民。以此试验其国，并告知各国，其国醒悟，犹可挽回；若其国视若罔闻，各国亦置之不理，则彼大胆动手，以其国既如此昏愦，各国亦无为援手者也。”所以他认为，要挽救危亡，避免瓜分，首先就要绅民醒悟，努力自强，建设成文明的国度，与欧洲列强取得平等地位，即可援用国际公法，与之周旋，保护利权；如果盲目仇洋排外，逞强使气，攻打耶教，袭击洋人，自居野蛮之境，就会归入灭亡。这种不明与争而暗中抵拒的策略，可称为“文明排外”。当时湖南的维新派如谭嗣同、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徐仁寿等，都主张用这种方法抵御侵略，保全湖南。这在当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反帝斗争策略，虽然他们对国际公法抱有幻想，却并不存心与帝国主义妥协，皮锡瑞在南学会反复强调：“自古中国之与外国，不讳言和，惟不可专于求和，不求自强地步。”“所谓字小事大，并非一意求和，其中大有作用，先求自固，再求自强。”可见这一御侮思路是先屈后伸，卧薪尝胆，隐忍奋发；反对野蛮打教，主张保护洋人，不是出卖群众，取媚列强，而是想避免遭受更大的耻辱和损失，如皮锡瑞建议课吏堂开设交涉之学，“以明交涉者，委之住扎各处教堂前后，保护教事，计不过数十处，虽每年费数千金，然较之赔款巨万，相去远矣”。可见，“文明排外”策略对于列强虽不作公开的抗争，却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和主动的抵抗。皮锡瑞用其学识，提出“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并详作阐述，成了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三、阐发素王改制之义，申论维新变法之说

皮锡瑞认识到，中国国情民性特殊，“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所以要昌言变法，必须假托先圣，“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既言变法，不能不举公羊改制之义”。可见与康有为一样，皮锡瑞也选择托古变法的方式，由“推尊孔教而引申变法之说”，在南学会以尊孔保教为旗帜，大力宣扬维新变法。

皮锡瑞引孟子之言，谓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位为帝王，开物成务，有大功德于万民，孔子生不得位，只是聚徒讲学，未能匡济当世，功德却在诸帝王之上，“此无他故，尧舜诸圣人，是君道，能创业，其功德在一世之天下；孔子是师道，能创教，其功德在万世之天下”。皮锡瑞又认为，孔子删订群籍，维世立教，“自孔子删订之后，人人读孔氏书，孔子遂为中国二千年之教祖”。这样，就把孔子推尊为千古圣人、儒家教祖。由孔子创教，皮锡瑞很自然地引申出素王改制变法。他指出：“删订五经，始于孔子，其通天人持元气之旨，尤在《易》与《春秋》二经。”于是，他以《春秋》论孔子改制之由，以《易经》论变法之道，对素王改制变法作出淋漓尽致的抉择。

由于西汉公羊家素王改制一说，不明见于圣经贤传，而首出于纬书，反变法者因此诟厉以公羊言变革的今文学家。皮锡瑞援引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郑玄为据，解释孔子所以不于经书中明言改制之隐衷。他说：“公羊素王改制之说，出于纬书，郑康成《释废疾》曰：‘孔子虽有盛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待后王。’郑君言改制之说，深切著明。”皮锡瑞又援引孟子对《春秋》的推崇和朱熹的诠释，论证“素王”之说。孟子在答公孙丑问时，以孔子作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周公驱猛兽之功相提并论；孟子又曾历举禹、汤、文、武、周公之功德，继言孔子作《春秋》，实是将孔子与舜禹诸圣王并称。朱子在《四书注》中说：“此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又说：“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无其位，即素王也，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即托王于鲁也。”可见孟子之言、朱子之注，与纬书所谓“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及公羊家所云“素王”，若合符契。皮锡瑞因此责问：“学者不信纬书、公羊，亦将不信孟子、朱子乎？”皮锡瑞据亚圣孟子的言论，又援引汉学权威郑玄和宋学权威朱熹的注解，来论证孔子为素王，托王于鲁，寄褒贬之法于《春秋》，即使旧学之士，也不得不服其信而有征，与康有为论孔子改制之曲引强证、疏妄臆断而招惹攻击迥然有别。对于素王改制学说，后世尚有的怀疑，皮锡瑞也一一作了辩解。

皮锡瑞在阐明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事后，又对“长于变”的《易经》中的微言大义加以抉择发挥，揭明变法之旨。他指出，《易》本以变易为义，《爻辞》中有“九六为变，七八不变，占其变”、《系辞》中有“动则观其变而察其占”等语句，所说都是变易之意；《系辞》中又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皮锡瑞以为这是“大易全经之精理，亦古今不易之名言”。他还从中国上古风俗与文明的演进，来论证社会在不断向前进化：上古之世，茹毛饮血，食肉衣皮，穴居野处，至巢父、燧人、伏羲、神农之世，变为火化谷食，布帛宫室，至黄帝时，又有文字书契、弧矢甲兵、封建井田，从此由草昧进入文明，至周乃进至文明之极，“若必守旧不变，以古法必不可易，则古之饮血茹毛者，不必变为火化谷食矣，古之食肉衣皮者，不必变为布帛矣，古之穴居野处者，不必变为宫室矣”。皮锡瑞似已发觉，文明的演进，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只会向前，不会退后，“试问既有火化谷食、布帛宫室，而欲反于饮血茹毛、食肉衣皮、穴居野处，能否不能？”“今欲复郡县为封建，势必致乱；欲复选举为世卿，人必不服；欲复行井田，一人百亩，复用乡兵，按户抽丁，恐圣人复生，亦不能使其法必行，而民皆乐从也”。皮锡瑞就是以这些在当时视如常识的道理，批评流俗之人狃于故常，不知通变，证明“一变不可复”乃古今之公理，并提出“天道常变”的论断；“天道或数十年而变，或数百年而变。”

皮锡瑞阐发《春秋》与《易经》中的微言大义，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如其所说“以《易》《春秋》之义，告守旧不变者”。而守旧之士无不引董仲舒“天不变道路亦不变”为口实，来反对变法，故皮锡瑞于南学会专讲“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语出自《天人三策》，皮锡瑞考察对策全文指出：“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董子以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舜承尧道，故无可为；汉承秦弊，故必变法。其说通达，绝不拘泥。”董仲舒根据历史事实和和公羊理论，既讲不变，也讲变，《春秋繁露》中有云：“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王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皮锡瑞评价“董子此等议论，见极精确”，继而精辟地指出：“千古不变者道也，历久必变者法也，道与法判然为二，非可并为一。”这样，皮锡瑞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转换成“不变者道必变者法”，凸显其中变法一义，说：“董子言不变者是道，应变者是法，不当专摘其一二语，以就己说而重诬古人也。”皮氏这番论述，对那些专以董子之语为护身符，来反对和攻击维新事业的人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总之，皮锡瑞在南学会无论演讲学术，还是阐扬变法，都能通观古今，纵览中外，特别是他抉发经中微言大义时，注意援引中外史事以资证明，持论通达而依据确凿，既不给人拘执之感，也全无臆断之处，收效自非他人所及：“公悯乱忧时，力主改制变法，登堂演讲，议论侃侃，响如振玉，闻者洒然动容。”皮氏本人1899年追述第一次讲学情景，亦云：“忆去年今日，登堂开讲，议论皌皌，响如振玉，冠裳跄跻，极一时之盛事。“杨树达在听讲30多年后，还能回忆当时生动感人的讲学场面：”光绪戊戌，余尝于南学会获闻先生演讲，先生称引传记，暗诵如流，听者莫不惊倒。”当时湘中不仅维新诸吏绅对皮锡瑞数加称扬，甚至守旧之人也无比敬佩他的讲学，连对他在加訾议的叶德辉，也称道他刊登在《湘报》上的南学会讲义，说：“《湘报》著录之论，公论最为博通。”因此皮锡瑞在南学会的学术讲论，对于湖南乃至全国维新变法的促进作用实在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