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思想家。与他同时代的洋务派巨擘李鸿章说他：“生平于洋务最为关心，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应验。”刘坤一称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稍后的维新派、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亦曾指出：19世纪后半叶，“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全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本文专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一、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萌发较早，而又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所著《〈罪言存略〉小引》一文中，他对自己的洋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回顾和概括：

嵩焘年二十而烟禁兴，天下纷然议海防。......当庚子、辛丑间（1840—1841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癸卯（1843年）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犯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间语洋务，则往往摘发于事前，而其后皆验。于是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

癸亥（1863年）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语诸人，一皆杆格而不能入，矜张傲睨而不能与深求。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

衰病颓唐，出使海外，群怀世人欲杀之心，两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义，所据以为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傅会以申其说，取快流俗。窃论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骄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顺有余，非徒以保全国体、利安生民而已。

这篇文字清楚地说明，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所萌发，其后经历了“馆辰州”、“权抚粤东”和“出使海外”几个阶段。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他曾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亲眼看到英国侵略军攻陷定海等地，并亲身参与抗英战争的策划，“忠义之气不可遏抑”，爱国主义思想高昂激越。1843年，他在辰州（今湖南沅陵）坐馆教书，与辰州知府张晓峰谈论禁烟事即鸦片战争始末，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斥当局“措理失宜”，自是渐以“能知洋务”见称于世，但他“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尚“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1863年他署理广东巡抚后，亲身处理与外人交涉事宜，见闻日广，体验益深，洋务思想进一步发展，并“稍以自信”。1876年冬起迄1879年春，他出使国外，先后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公使，不久又兼任驻法公使，直接同外国政府打交道，并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教风俗，洋务思想臻于成熟，但却遭致国内士大夫层出不穷的指斥和打击。这篇文字还说明，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就其思想来源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外来侵略而激发的爱国意识；二是通过“读书观史”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三是在与外人的直接交往中，在中外交涉的亲身实践中，特别是在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中，对西学西政西俗的直接接触和了解。这就使他的洋务思想，既充满感情因素，又富有理性色彩。因而，尽管他因倡导洋务，备受歧视、冷遇和打击，但仍然矢志不移，不从流俗，并且对自己的思想主张颇为自负和充满信心。

二、郭嵩焘洋务思想的主要特征及影响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是颇具特色和影响的。这里，应首先指出他关于学西方、办洋务的本末观。他反复强调，学西方、办洋务应分清本末，“先明本末之序”，即先学其本，本末兼学，而不能舍本求末。1875年（光绪元年），他在上朝廷的《条议海防事宜》折中写道：“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又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政教之及人，本也；边防，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因此，“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收积渐之功。”如果“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是理！”次年冬出使英、法后，他对西方有更多的了解，在日记中反复赞扬西方国家“政教修明”，立国“具有本末”，认为“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基于这种本末观，郭嵩焘对当时一些洋务派官僚多所批评，指出他们所从事的洋务活动的缺点与不足。如1877年10月，他在与朱克敬的一封信中说：“往常论近日考求洋务三人，合肥伯相(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封一等肃毅伯，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能见其大，沈尚书（沈葆桢，字幼丹，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能得其实，丁中丞（丁日昌，字禹生，时任福建巡抚）能致其精。吾于合肥及幼丹、禹生诸君无能为役，精神、财力、穷极推求亦万不能逮，独所及见透顶第一义，则亦有诸公所未及者。”这里所谓“透顶第一义”，即上文所说学西方、办洋务应“先明本末之序”，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李、沈、丁诸人均没有看到这点。1878年3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李丹崖出示合肥伯相所寄书，凡分五条(指购铁甲船、购水雷、购亨利马提尼枪、照料出洋学习武弁及闽厂生徒、延订矿师)，累累数千言。……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稍后，在1879年4月14日的日记中，他对洋务派另一重要人物、以实干著称的左宗棠（字季高，时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有所批评，写道：“左季高言洋务不可说，一说便招议论，直须一力向前干去。季高近日在德国购买机器，织布、织羽呢，招集西洋工匠至二百人，真是一力干将去。然吾犹惜其舍本而务末。即其末节，亦须分别轻重缓急，织布、织羽呢何关今时之急务哉？吾于洋务，稍能窥见其大，自谓胜于左季高。”

郭嵩焘一方面反复强调立国、治国，学西方、办洋务，要以政教为本，一方面又多处说到商贾和人心风俗的重要性，并且有时也把它们提到“本”的高度。如：关于商贾，就在他1875年最早系统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的《条议海防事宜》折中，同时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1876年12月27日，他在日记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宜其富强莫与京也。”次年10月，他在所上《新嘉坡设立领事片》中亦说：“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这里，“制国”当为控制、管理国家之意，与立国、治国并无多少区别。所以在同年11月3日的日记中，他又说了“西洋以商务为本”之类的话。关于人心风俗，他于1879年11月23日致信张子镕，于商议“改订禁烟公社申讲之词”时，“并与论风俗人心为立国之本”。次年10月4日，他又在一次关于禁烟问题的讲演中说到：“要以本原处言之，则人心风俗之宜急讲也，决矣！” 1889年，他撰写《铁路议》一文，在谈到中国“必急取泰西之法”修建铁路时，也提出了以人心风俗为本的问题，说：“为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三个为本——“以政教为本”、“以商贾为本”、“以人心风俗为本”，不是自相矛盾吗？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矛盾。明眼人不难看出，郭嵩焘是从立国、治国，特别是学西方、办洋务的整体上，提出以政教为本的；而以商贾为本，则只是就经济建设、经济制度而言；以人心风俗为本，更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和禁烟、修铁路等具体事宜说的。同时，关于商贾，如前所述，他在《条议海防事宜》折中已明确指出，西洋立国，“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且该折接着还说到：中国学西方，应“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关于人心风俗，他于1880年10月4日对居乡士绅也说过同类的话：“嵩焘以为，吾辈家居，政教之得失，纪纲法度之修废，皆非所能与闻，独于人心风俗，吾辈当同任其责。……悬此以为之的，必有起而相应者。”因此，立国、治国和学西方、办洋务之本，还是政教制度。至于有人说三个为本的思想表明郭嵩焘已认识到学习西方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依次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我认为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郭嵩焘的三个为本，都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其间并无时间先后的阶段划分；第二，郭嵩焘曾明确指出过人心风俗对于政教制度的依赖性与从属性，认为没有好的政教制度便不可能形成好的社会风俗；第三，从根本上说，郭嵩焘在人心风俗建设方面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是封建的、守旧的，包括他在创立禁烟公社、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社等方面的一系列言论、章程，无不如此，丝毫未见有什么在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的轨迹。郭嵩焘旨在维护封建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以人心风俗为本的思想，与其说是他学西方、办洋务思想的最高发展阶段，勿宁说是对自己洋务思想的反动，恰恰反映了他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三、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评述

在上述关于学西方、办洋务应分清本末，先学其本，本末兼学的根本思想指导下，郭嵩焘在洋务运动中，提出了如下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见解和具体主张：

首先，不满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要求整饬吏治，选贤任能，并赞誉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郭嵩焘宦海浮沉数十年，洞悉封建官场弊端。还在1875年所上《条议海防事宜》折中，他就指出：“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窃横行。”因此，首先应该“治内”，以图“自强”。出使英、法后，他着意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认识进一步深化。在187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这里，他赞扬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而批判了“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接着，他又在1878年1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这里，他不仅尽情赞扬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而且指出其风俗之善亦是由于其政治制度良好的结果，世上没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稍后，1878年6月20日，他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以下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得，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这里，他更明确地指出了：君主不如民主，人治不如法治，一个好的政治民主制度，较之君主个人的品德更为重要而可靠。并且认为，中国封建政治的最高理想——“三代以下圣人之公天下”，较之西方民主政治“犹有歉者”，即还有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议论。虽然他并未径直提出过中国宜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但从他关于学西方、办洋务的本末观中，从他不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和君主专制，热情赞扬西方国家政教制度的言论中，他希望取法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呼之欲出的。

第二，批评封建官府对企业的控制，主张“通官商之情”，由商民自办企业。在洋务运动期间所办军事和民用企业中，绝大多数为官办和官督商办，带有很强的封建性。企业的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都掌握在政府派出的总办、监督等各级官吏手中，他们安置亲信，排斥异己，挥霍公款，侵吞商股，层层渔利，严重挫伤了商民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郭嵩焘对此种情况十分不满。还在1875年，他就提出了“急通官商之情”的主张，并以之作为其所上海防条议折的第一条。他在折中建议：“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并举天津招商局为例说：“近天津招商局亦略得此意（指商办）。然其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此皆理势之显见者。”他还建议于各海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官商制造轮船事宜，“其市舶司由商人公举，督抚考其声名，察其才能檄委之，咨其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年一更易，而量授以官”。出使归来后，他进一步将中国与西方国家作了比较，分析利弊，决定去取。在1889年所撰《铁路后议》一文中，他写道：

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国家有所举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害。汽轮车（指火车）之起，皆百姓之自为利也。……泰西通一国之利以为利，日推日广，行之久，遂以为富强之基。中国竭府库之储以为利，利未兴而害先见焉，将并所已有之成功而弃之。何则？力有所不能济，势有所不能周，是其为利终无几也。

由此，他要求仿行西法，发展民营、商办工矿企业。关于开矿，他在1890年《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中说：“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关于铁路，他认为除国家经营外，还可鼓励商民兴建。在《铁路后议》一文中，他说：“汽轮车者，有事则征兵转饷，莫之或阻，无事以通商贾之有无，非能专以国家之力任之者也。”然而电报则应由国家专办，因为：“电报者，通所治行省之气，有事则急先知之，可以国家之力任之者也。”他不仅为商民争经济利益，还为商民争政治地位，认为商贾可以参加国家管理。

第三，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呼吁注重教育，兴学校，派留学。在筹谋国家“富强之术”中，郭嵩焘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还在出国前所上《条议海防事宜》折中，他就指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因而中国“如今各口设立机器局及遣中国子弟赴西洋学习其法度、程式，皆积渐之功，收效数十年之后者”，应当继续坚持。出使英、法后，他从中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等的对比中，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学校教育注重实用，讲求“实学”的优越性，而中国则徒尚虚文，扼杀人才。结论是，应该效法西方。1878年10月，他从伦敦写信给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沈葆桢，强调兴学的急不可缓：

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而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千余年，流极败坏以至今日。……是以终日读书为学而不知其何事，意以为苟习为虚文以取科名富贵，即学之事毕矣！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稍后，他又在1879年3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人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

为此，他陆续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大略为：（一）兴学校。在致沈葆桢信中，他说：“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二）派留学。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提请“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这些都是很有远见的。

郭嵩焘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时期。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及其学者的品格，他没有成为在练兵、制器、设厂、开矿等方面著有成绩的洋务活动家。他充任驻外使节，从事外交活动，也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曾国藩曾评价他是“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他主要是以洋务运动思想家、宣传家，为世人所瞩目，而著称于近代史册的。他晓畅洋务，大声疾呼举办洋务，为此坚持不懈，虽屡经打击和挫折，而至死不悔。作为思想家，他的洋务思想确实高出当时一般洋务活动家许多。虽然总的说来，他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然而他已看到了当时洋务运动的不足和清王朝内政的腐败。他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又是现实洋务运动的批判者。他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军事的不足，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不满封建官府控制经济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主张允许商民自办企业；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呼吁注重教育，讲求“实学”。特别是，他认为行事必分清本末，立国之本在政教，办洋务不能舍本逐末，并尽情赞誉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而批判“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此种种，就使他成为洋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思想家之一，并且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已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他的思想及活动，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对稍后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