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郭嵩焘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里就说过：西人“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冯桂芬是看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郭嵩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在广度、深度乃至意识的清醒上远远超出冯桂芬。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独具特色，今天回过头去看，也颇觉耐人寻味。

一、以道德方面论，中英两国孰善？

郭嵩焘所处的时代，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轰没了“天朝上国”的尊严，中国人始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中国。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包括先进知识分子，思想深处仍然严守着“华夷之辨”，因为他们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归于“器”一类，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归于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仍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在他们看来，面对西方的冲击，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学习西方，但是归根到底西学又不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三十年间向西方学习的步履如此沉重、缓慢的重要原因。“华夷之辨”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严重的心理障碍。而郭嵩焘却由于出使西方，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从文化深处去了解认识了西方，最终冲破了这道障碍，成为晚清中国思想界的佼佼者。出使之初，郭嵩焘与英人理雅格论中英两国孰善？理氏认为英善于中，郭嵩焘不以为然，要理雅格从道德方面即“应于仁、义、礼、智、信观之”。郭嵩焘的这个思想，最能反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态势。但是随着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他的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他认为西方耶稣“为教主于爱人”，“视人犹己”，而中国儒教“圣贤不欲以兼爱乱人道之本，其道专于自守。”因此虽然西方耶稣教“不足为师道也，而较之中国固差胜矣。”儒家的仁爱不及西方。就“义”方面，他说：“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西洋言利，却自有义在”。“礼”方面，他认为西方“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不能及远矣”。“智”方面，他说：“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信”方面，他认为西方“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各国殆远胜之”。郭嵩焘一贯认为秦汉而后的中国不如春秋各国，西洋胜过春秋各国当然也胜过这时的中国。郭嵩焘就从传统文化即伦理道德的五个方面都肯定西方优于中国。他还说：“中国民生之失业，由来久远，即此一节，其去西洋盖不可以道里计也”。物质与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科学技术的落后必然导致伦理道德的落后，精神的差距又与物质的差距密切相关。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是科学技术，就是伦理道德、物质生活也是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就根本不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夷狄”。他说：

   “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钞为事谓之夷狄，……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

郭嵩焘彻底摒弃了“华夷之辨”。因此，出使西方的两年多时间，他不仅学习了解西方自然科学，也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诸方面，从文化深处去了解认识西方，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目的在于探求西方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等方面胜过中国的原因。他晚年回忆自己的出使经历说：

“（吾）出使西洋，无功效可纪，然所关系极不小。西洋立国，本末兼资，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须推考其情势，究知其利病。”他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近代“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首先就应该正视西方文化，在正确评价西方文化的同时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经济结构紧密相联，比封建文化更适应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文化和历史又是一对孪生子。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一脉相承，能够在古代处于世界历史的领先地位，对世界文化作出伟大贡献，不能不是得力于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比封建文化进步，但它是伴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来的，就使中国人感情上不能接受；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落伍，但它又与本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紧密相联，这又使中国人难以对它进行理智的反思与批判。在中国人固守着传统文化之时，郭嵩焘能够说出传统文化即伦理道德不及西方，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勇气和胆识。虽然郭嵩焘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还仅处于一种痛切的感悟，缺乏理性的分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表面，但是这一切之于那个时代，已经是相当了不得。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因为西方文化也有缺陷“不足为师道”而否定它，相反他认为只要它“较之中国固差胜也”，就去承认、肯定它。从这一点来看，郭嵩焘是用辩证的眼光去评判中西文化，去认识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态势。与郭同时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文明只是一定的历史发展范畴。落后的国家要想使本国进步，就应该以欧洲的文明为目标，这并不是说欧洲的文明就尽善尽美，只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郭嵩焘表在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上与福泽基本一致。他的这个认识，就是以后游历了欧洲十一国的康有为也不及，康有为是始终觉得西方文化根本不及中国文化。

二、西洋以民主立国“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

这是郭嵩焘对中西政治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后的结论。

政治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嵩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厕身于清朝政治，出使之前已对封建政治强烈不满，多次指斥：

“数十年来，朝廷以及天下，君臣之相与，朋友之相接，只一味成人之恶”。“今致乱之源，官耳，吏耳”。

他称这个社会为“末流之世”，已经无可救药，试图寻求一条中国社会的新的出路。他又看到：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西洋“其在中国，如附骨之疽，攻之不能去也；如狐域之凭于人，执而求之，又不可得也”。

他倾慕西方的富强，又深为国家的危机担忧，这就使他不能不首先从政治上去认识西方，寻求中国的出路。郭嵩焘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笔墨，其出使日记及与友朋的来往信札中随处可见，他研究最多的是中西政治的异同优劣。出使不久，他写信告诉李鸿章：

“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

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开始就吸引了郭嵩焘表的注意力，他对它倾注了很大热情，努力的要去了解认识它。他在日记中记道：

“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民选市长——引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郭嵩焘了解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肯定英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英国立国之本，他亲自“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观两党辩论，赞赏“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郭嵩焘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性，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悠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中行政、立法分权与言论自由的内容。看起来有点好笑，郭嵩焘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与中国历代封建政治奉为理想的三代之制相联系。见怪不怪，这倒说明郭嵩焘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制。与西方“君与民交相维系”的民主制相比，中国是“竭天下以奉一人”的君主专制。“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所以制国之大经，惟悬一法以却制天下，使俯而就吾之范围，悉天下亿万生民皆受约束而无敢逞”。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现象。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其君民上下相与考求，……是以所用必当其才，而无敢以私意援引，此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也”。资产阶级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出使之前郭嵩焘就对沈葆桢讲过：“彼土人才，实胜中国，为能养之而使尽其学，用之而使尽其职。”观察力相当敏锐。现在他明白这只有在民主制下才能做到。又英国政府“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大小官吏“各以其才力分别职事，无有闲冗无所事事、虚领薪俸者，此中外本末之所以不同也。”君主专制下的中国则“中朝大官委蛇进退”。“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通行之要义。”“通官民上下相与为愦愦”。归国后，正是洋务运动艰难发展之时，他更进一步比较：

   “泰西通一国之利以为利，日推日广，行之久，遂以为富强之基，中国竭府库之储以为利，利未兴而害先见焉，将并所已有之成功而弃之”。

郭嵩焘把两种政治体制一比较，利弊优劣即明显。因此他说：“西洋安得不日盛，中国安得不日蹙也欤”！郭嵩焘对西方民主政治是基本肯定的、赞赏的，认为西方各国的繁荣富强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是基本否定的、批判的，认为中国的现状，全是因为这个腐败的政治所致。

资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少数人的政治，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则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作为封建专制的对立物，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它给西方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而正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对刚步出天朝的郭嵩焘具有很大诱惑力，郭嵩焘没能全面分析它，只去肯定、称赞它，是可以理解的，郭嵩焘能自觉地把民主制与封建专制进行比较，把中国社会的落后归结于腐败的封建政治，从而批判和否定封建政治，是应该嘉许的。郭嵩焘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肯定以及对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否定，九十年代以前无人能出其右。王韬对英国民主政治的认识仅是：

“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官吏则行荐举之法，……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

对封建政治的认识也仅是：

“今日之敝，在上下之交不通，官民之分不亲，外内之权不专，中外之情不审，于是乎一切之事，昏然如隔十重帘幕”。

均未认识到两种政治的关键。薛福成对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封建政治进行比较后的结论则是，两种政治“皆有利亦皆有弊”，关键在于“得人”与“不得人”。值得提出的是，郭嵩焘先进于时人之处更在于他力谋在中国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他一贯批评李鸿章、左宗棠们学习西方只在办工厂、造炮舰“是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他说：

   “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

如前所述，郭嵩焘认为西方的“本”是“国政公之臣民”的民主政治。这就是说，学习西方，实行民主政治是关键，没有民主政治即学不好西方，达不到中国独立富强的目的，这一点他从日本学习西方，国势日渐兴旺上更有深刻体会。他说：“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

后来的历史被郭嵩焘言中。他多次向李鸿章等人呼吁：“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即首先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当然得不到李鸿章等人的响应，但是无疑地它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宝贵遗产。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三次提到郭嵩焘，把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把他自己和康有为、严复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可见郭嵩焘的思想对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影响。

三、“治民以德”与“治民以法”

这是郭嵩焘对中西政治统治进行比较研究后的结论。

郭嵩焘出使后的第三年，随着对西方政治认识的加深，他说：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实际上指出了两种文化的接触方式。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相互接触（古代乃至近代），到底以何种方式使双方都能接受？是否最终必得是通过先进文化的一方诉诸武力？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这里只是想探求郭嵩焘为什么认为西洋对中国是“有道攻无道”。郭嵩焘接下来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欠者。……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这一段话，道出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统治的真谛——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来进行统治，道出了中西“以一身为天下任劳”的专制政治与“国政公之臣庶”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德治与法治。专制君主“圣德不能常”，因此不能维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民主政治“臣庶之推衍无穷”，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愈来愈繁荣昌盛。两种政治统治从理论与实践上一比较，郭嵩焘对“三代之治”也产生了怀疑，“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欠者”。“三代之治”也不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郭嵩焘把中国历史的治乱完全归结于圣人之德的盛衰，此话未免太过，但是翻开中国史书，不乏此类记载。“德者，专于己者也。”道德是私人的行为，对别人有影响力，而无约束力，“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法律则是治人又治己。且“德有盛衰”，个人的美德往往不能终其生所有，而“其法日修”，法律则是可以日臻完善。中西德治与法治的结果，西方“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德治不及法治，郭嵩焘从理论与现实上对封建政治进行怀疑和否定，因此他认为西方是“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他赞美西方的法治：“国家设立科条，……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西方的法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上有很大的虚伪性，但是与封建专制君主的道德说教和为所欲为相比，又是一大进步。郭嵩焘赞美西方的法治，怀疑和否定封建的德治，是值得肯定的。他羡慕日本派人到西方学律法，把它当成大事写信告诉李鸿章，劝告李鸿章学习西方尤为重要的是各种“创制”，他说：“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告诫李鸿章，中国“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中国不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任凭封建专制统治者悠意妄为，学习西方会毫无收获。郭嵩焘是有真知灼见的。归国后，他又多次谈起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建立法律制度。光绪六年他向王闿运谈：“政事（宜）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国能行其法为不可及”，但遭来王闿运一顿嘲笑与轻视。他逝世前一年，还写信告诉李鸿章，中国要独立富强，首在立本，“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当时的中国，看出中西政治统治德治与法治的差异并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建立法律制度的，恐怕仅此郭嵩焘一人。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也在郭之后才说过：“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可与专制政治互相发明”，“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日本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与郭嵩焘认识一致。福泽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程度高的原因在于实行法治，东方君主专制国家文明程度低则是由于实行德治，但是“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天下大治的事例。”福泽一也认为“道德的功能是狭窄的”，且道德“有所进退”，唯其法制，既可以“保护人民”，又可以“防止政府的专制”，是“发展国家文明，保持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郭嵩焘指出西方“立国之本”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健全的法律制度，他要中国学习这个“本”，这就使他的思想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思想，也使他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异端，为此，他遭到了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猛烈攻击，晚清没有一个改革者受到过像郭嵩焘那种猛烈的攻击，以致他归国后不再重用，至死也不被清廷见谅。然而晚清的先进分子则无不称颂他，严复甚至称他之于中国是“负独醒之累”。梁启超把他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也就是因为他对西方有较清醒的认识并力图使中国学习吧。

四、“西洋以智力相胜”，“中国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

科学与民主是社会进化发达的两翼。郭嵩焘既认识到民主是西方立国之本，又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发达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繁荣昌盛。他说：

   “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起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科学与国家的兴旺发达紧密相联，而科学又来不得半点的虚骄，只有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才能取到科学的果实。郭嵩焘认识到这一点，说：

“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当时一般中国士大夫包括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源于古代中国，不过是发展了古代中国的技艺而已。唯有郭嵩焘才从学问、知识的角度来认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郭嵩焘还非常欣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说：“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一日？”人才的培养是科学之基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振兴。基于上述认识，他写信告诉沈葆桢：

“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于学，偪处环伺，以相诘难，而我贸贸焉无以应之，实亦吾辈之大耻……是以办理洋务四十年，知者绝少，无他，不学故也”。

办学校，“求为征实致用之学”，以科学文化取代儒家学说，这是郭嵩焘为拯救中国而开的一个药方。无疑，这个药方之于中国是正确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但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七十年代，日本的学校几乎全部学习西方的课程；而九十年代，中国典型的书院里几乎还看不到西学的任何影响。学不学西学，即学不学科学文化，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拿西方对待学问的态度与中国一比较，郭嵩焘抨击中国：

“西洋以智力相胜”，“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西洋所极意考求者，皆中国所漠视者也”。

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导致了不同的治学方法。中国学子以儒学为其治学的全部内容，这种专事注释、背诵的学问必然产生虚伪，因为以一代圣人之学为历代封建政治统治服务，以不变应万变，必然是花言巧舌、自圆其说，不虚伪才怪！目睹西方资产阶级务实与钻研学问的精神，郭嵩焘对中国学子的治学方法深恶痛绝，斥之为：

“如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南宋迄今八百余年，终无省览，皆所谓身死而魂不悟者也”。

再追根溯源，“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真是破的之论！当然，郭嵩焘在这里讲的“无知讨论”不是指对儒家学说的无知讨论，而是指对科学文化的无知讨论。虽然，古代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堪称世界伟大科学家的人物，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心思智巧用在儒家学说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两代科举制度越是完备，科学技术越是落后的主要原因。王韬，郑观应，更有严复等人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声讨，但是他们都没有从科举制度的核心——儒家学说中去找原因，而郭嵩焘这样做了，他也就找到了近代中国在科学技术、社会进化等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从而否定了儒家学说。

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学在中国的输入是缓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巨大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不是自觉的，而是迫不得已的，思想深处仍然是中国文化优越论。而郭嵩焘对于西方则是“以吾心实见其不可轻视，而考览其学校、风俗，益腆然内自怀愧。”他是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承认西方文化纵使有缺陷也优于中国，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学习西方的，这就使他的学习西方成为一种自觉的姿态。不过，还应该指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基本上肯定，对传统文化基本上否定，不免失之偏颇，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的一种逆反心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对于近代中国人实在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