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清末重臣，是跨越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一位爱国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沿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道路逐步进入仕途，“一生为官，两袖清风”，为国家和民族做过不少好事。1902年出任管学大臣，继往开来为恢复和重建京师大学堂作出了重大贡献。张百熙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全国统一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史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废除科举制、走向学校教育的标志，也是具有现代意义高等教育的发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于内政外交方面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诸多思想、品格至今仍然光彩夺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史学界、教育界对张百熙还缺少必要介绍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述其生平、评说其人，以期得到海内外研究家们的注意和指正。

　　四扇潼关开晓日 一江湘水动悲风

张百熙，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谥号文达。湖南长沙人，生于1847年，卒于1907年。他的政治思想、教育主张等散见其奏折。《清史稿•艺文志（补）》列《张百熙奏议四卷•张百熙撰》书目；有《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传世。张百熙出身在一个并不富裕的书香门第封建家庭，“兄祖同，淹雅工词章”。少年时在湖南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十分勤奋。“吾家世诗书，清白贫亦好。”（《退思轩诗集》卷二《哭仲兄》，以下引诗只注篇名）张百熙从幼年起就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封建制度实已摇摇欲坠，人民革命风起云涌。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张百熙虽然难以摆脱旧传统的痼疾，但是却树立了经世济民、读书报国的远大理想：“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卷二《归述》）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光绪二年（1876年），散馆，授编修；光绪五年（1879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七年（1881年）任山东学政；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光绪十五年（1889年）命南书房行走；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加五品衔，赏戴花翎。同年二月，京察覆带，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四月，大考翰詹列二等，擢为光绪帝侍讲，十二月授侍读。又充任文渊阁校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百熙充日讲起居注官，并擢升为国子监祭酒。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广东学政。十月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一月仍留任广东学政，倡设时敏学堂。“严杜闱姓之弊，士论翕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重修《会典》，张百熙为总纂，奉光绪帝旨从优议叙、修改；六月遵议改变武科章程，上疏十二条：编团籍、别军省、开制造、颁定式、设学堂、延教习、筹经费、严限制、考舆地、习测绘、勤操练、定考试。九月，张百熙因保举康有为经济特科，被革职留任。十二月，开复处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年，补礼部右侍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九月，张百熙以都察院御史愤而首抗疏陈大计五大端：清政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积极提倡变法自强。十二月，任赴英头等专使大臣，悉心考察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情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回国复命。四月，迁工部尚书。七月，补调刑部尚书。其时光绪帝有“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的“上谕”，九月十六日，张百熙“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外务部同文馆改隶大学。并请变通翰林院规制”（《德宗实录》卷487）。自此，将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后来，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张慧剑在《大学当年》一文写道：“当时呼百熙为‘大学之父’。”十月，调吏部尚书。十二月初一，光绪帝“谕旨”“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悉心要议，随时具奏。”[《光绪朝东华录》（四）]第二天，十二月初二，光绪帝再下《为同文馆归并大学堂上谕》：“昨已有旨饬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所有从前设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著即归并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务即认真整顿，以副委任。”（《德宗实录》卷491）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初六，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预定通国办法宗旨，先开预备、速成两科。预科为入大学正科的准备，速成科则分为仕学、师范两馆，仕学馆造就已登仕的人，以应当时创办新政的需要；师范馆则为中学堂培养教习。同时，身为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因吏部书吏“历世盘剥，舞文巧法”，又上奏整顿吏部事务，裁削书吏，责成司员用士人缮写稿件，除苛刻不便者等数十条，都得到谕旨，如所请行。三月，赏穿黄马褂。七月十二日，奏准所拟各级学堂章程共六件：《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这六种章程通常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又因为进呈年代岁次壬寅，又称壬寅学制，开创了中国近代正式确立新式学制的先河。十月，赏紫禁城骑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光绪帝派蒙古族人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务。五月，因为顾试刊刻错误，张百熙受列议处。七月，兼署礼部尚书。九月，充任政务处大臣，上奏准设教习进士馆。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充任会试前考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改授吏部尚书。十二月，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张百熙六十寿辰，西太后赐御书“匡时耆德”匾额；光绪帝赐御书“平均锡福”匾额；京师大学堂赠联：“长沙一星主寿，司徒五教在宽。”张百熙历任考汉萌生考试试差，乡考各省优生，各省驻防翻译举人复试，新贡生复试，新贡生朝考阅卷大臣，新贡生殿试读卷大臣。七月，清廷命张百熙与镇国公载泽等充任编纂官制大臣，进行一定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九月，改定官制诏下，特设邮传部统管铁路、航业、邮政、电报四项，张百熙调补邮传部尚书。可以说张百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任交通部长和第一任邮电部长。十月，清廷赐西苑门骑马。邮传部创办伊始，经纬万端，张百熙坚持起用大学堂毕业的新人，与侍郎唐绍仪主张“用其乡豪商富侨”意见不合。十一月，两人均奉旨严行申饬。十二月，张百熙终因力不从心，因病告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病重，二月辞世。清廷“谕旨”：“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公忠清亮，学问闳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追赠太子少保衔，谥号文达。

张百熙逝世，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十分悲痛，纷纷撰联悼亡。林琴南挽有：“四扇潼关开晓日，一江湘水动悲风”联句。京师大学堂赠联：“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女者，先后属公门，咸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艰难值时事，不堪赋鹏吊长沙。”（汪国垣《先宜诗坛点将录》）。郭立山赠联：“是大臣中最有热肠之人，转恨追随稀阔；其遣疏内所尤疚心诸语，堪令朝野伤悲。”（《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严复父子赠联：“谓公来日方长，为清时丕焕新猷，画索开疆，功名接武曾胡左；讵尔昊天弗吊，不中国遗一老，山颓人萎，太息同声亚美欧。”京师译学馆英文教习、英国法院大律师何福爱、英国大学师范教习古致尔合致一联：“是中朝司马温公，欧阳文忠一流人物；与我国杞辣士瑞、斯宾塞尔并驾齐驱。”（杞辣士瑞是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首相，一译作格莱史东）。俄文教习、圣彼得大学文学士葛里格赠联：“问学界创始何人，上国观光，愧我才犹未学；看邮传落成有日，下风愿拜，如君德合置邮。”张百熙去世时，就连荣庆、唐绍仪也执笔赠联。荣庆后与张百熙同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虽出身翰苑，但学识甚陋，是顽固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慈禧太后将他派往京师大学堂就是为了监视张百熙。但即使是这样，身为同僚也不得不佩服张百熙的学识和品格。他的挽联是：“负韩欧伟望，输文富大年，天不怒遗斯世痛；钟湘岳灵奇，蕴蔺荃忠爱，魂兮归去，楚江寒。”结款署“侍馆生荣庆”。唐绍仪赠联：“好我同车，太息蔺廉成往事；断金攻错，谁知韩范本交亲。”虽然不免仍有吹嘘，抬高自己，但毕竟也表明了致歉之意。

张百熙逝世后，仅挽诗就有五十余首，“旧日生徒会祭者失声痛哭”（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可见士论翕服，其道德文章深得人心。

　　报国孤忠空白首 投荒九死见丹心

张百熙在他为官三十多年的生涯中，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直言进谏，历经坎坷，而为国为民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在此仅就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两个时期略陈一二。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丧权辱国，民族灾难空前深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年代。张百熙深感国事不振，人民受辱。“身危出豺虎，转念伤精魂”，“仓卒颦鼓来，跣跣惊逃奔”。（卷三《归述》）作为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吏，他不可能投身人民革命运动中去，只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振兴国事，富国强兵，爱护百姓。每当国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他总是慷慨陈词，希望朝廷抵御外侮。《清史稿•张百熙传》载：“光绪二十年，朝鲜衅起，朝议多主战。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备战，阴实求和’，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饷械不继，遂致败绩，咎在鸿章。”又劾“礼亲王世铎枢务，招权纳贿，战事起，贻误兵机，皆不报。”接着，他“屡陈兵事、集师接济之法，固本捍卫之方，捐助军输之策，拘治奸细之律”，先后上疏光绪帝，并且多被采纳。既表现出捍卫领土的政治远见，也显示了军事谋略的卓识。这时，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水师“保船避战”，不准迎敌，不许主动出击，致使清军被动挨打，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最终失败留下祸根。为此，张百熙痛心疾首又一次上奏：“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意以战事为非，并不督饬诸军实力进剿，致使倭人……”并推荐老将前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等人统率军队。又即片奏：“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以宗友枢务，数年以来纳贿招权，无所顾忌，并无所补救。倭人肇衅之初，了无措置。及找皇上命伸天讨，礼亲王等又一切诿之北洋大臣，若无与己事，贻误兵机，大取挫衅。”张百熙以一个政治家的韬略对形势作出了冷静正确的分析，主张抗敌御侮，憎恨贪官侵蚀国力，表现出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胆识和睿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日，清政府为了换得暂时安逸，不惜丧权辱国，派李鸿章到日本求和。张百熙急奏：和议条约，传闻骇听。认为日本要挟过甚，以将留下许多后患，必须积极备战，才能挽回危急局面。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面对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张百熙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胪陈意见十四条，特别指出通商条约，弊混滋多，中国利权宜防损失；请饬通商大臣把日本人进入中国境内的商务和中国民族工商业明确划分开来，保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张百熙的这些见解无疑是高瞻远瞩，卓有见地的。张百熙又与侍郎李文田等人再次参劾李鸿章、孙毓汶，请旨启用主战派恭亲王奕訢。以为“倭人开衅据我外藩，内而军机大臣，外而北洋大臣，办理乘方以致牙山、平壤劾役无所策应。固由李鸿章意不欲战。贻误军机，亦军机大臣等无有宏识远略”，希望“军务当有起色，外患可冀救平矣”。陆宝忠曾这样写这件事，“自甲午更换枢臣，十年来专以恒舞酣歌为事，强邻虎视，主人翁熟寐不知。春夏间，以朝鲜事与日本龃龉，仓卒征兵，漫无节制。中秋报警迭来，予与埜秋入直后，互论国事，以为欲挽危艰，非丞召亲贤不可。……即与同志诸人到若老（李文田，字若农——引者注）处，由伊定稿，即日缮发写，傍晚封口，明晨呈递。”（陆宝忠《陆文慎公年谱》卷上）奕訢即进入军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无能，经济上的落后，诚然不可能因此得以根本改变，然而张百熙富国强兵、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正顺应了历史潮流，难能可贵！他满怀痛疾，饱蘸血汗写下著名的诗章：“尺寸吾王土，金台大海头。伤心论异域，断臂弱神州。失策和戎日，庸臣误国秋。河山无意绪，风雨暮萧飕。四海苍生泪，春来冷欲冰。早闻空杼柚，何以款金赠。利尽民膏血，才穷帝股肱。吞声向穷昊，悲愤郁填膺。”（《补遗•续感事抒怀八首送张劭予同年归觐河南》）显而易见，张百熙不仅想到“王土”“论异域”，而且更是想到给广大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徐世昌《晚清诗汇》记：“文达久值南斋，知遇极隆。甲午后，痛心外患，故于变法、改革、兴学诸大端陈奏，汲引才智，惟恐不及，以是时论翕然归之。”这个评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甲午战争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说明。张百熙决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封建官吏，他为国家为民族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不可一世、骄横纵侈的西太后。光绪二十（1894年）年十月，逢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西太后本拟从城内大路及西郊到颐和园，沿路扎彩亭，彩棚，种花，奏乐，演戏，每五步一座。恭贺慈禧“万寿无疆”。张百熙因此上奏：“臣恭读八月上谕，饮奉懿旨，本年十月庆寿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不以点缀景物为娱。”这个奏疏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所设景点即行停办。而慈禧大怒，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其终身不欢。”张百熙亦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根据“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共享外交特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这是一个没有主权、没有经济实力的泱泱大国的耻辱。外患日逼，国将不国，战后各地人民的反抗，使深处宫闱的光绪皇帝也感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同时，也想援引维新派，排斥后党西太后的势力，以“脱离太后之束缚”，巩固政权，摆脱经济危机。张百熙历来主张变法自强，曾经片陈：“中国自强，在政不在教，在讲求政事之实际，不在比附教派之主名，请明降旨谕，禁用孔子纪元、七日沐沐等名目，以维持名教而免为从西之导。”等语，积极支持变法维新。其时康有为有《公车上书》等著名奏疏，其中有“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的论述。这与张百熙经世济民的思想不谋而合，认为康有为讲求实务，见识广博，因而举荐康有为免试到经济特科。戊戌变法时，张百熙以内阁大学士在广东任学政，不在北京，百日维新时的所作所为，史料记载不详。但是从他的信札、诗作之中仍可见一斑。他给好友礼部侍郎江苏学政瞿鸿机的一封信中说得比较具体：“百熙不肖，以闇知于人，几获大戾，为师友辱。然区区愚忱，迫于救时，切于报国，至于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虽亦觉其危言党论，不无偏激，而通晓时势，似有过人之才。不谓包藏祸心，陷于悖逆。是则愚蒙无识所未及深察隐微者矣。”而后笔锋陡转，慷慨激昂地写道：“时局日益阽危，德人之于胶州，俄人之于旅大，英人之于九龙，法人之于广湾，瓜华之端见，西人所谓势力圈也。势力之圈所在，他国不得诅害。如英人向译署言：长江一带，不得割与他国。盖认为其权力所到也。切肤之痛至此，或犹以为不过割我海疆边境而已，岂非梦梦哉……。”（徐一士《一士谭荟》）可见，张百熙举荐康有为完全出于一片报国之心，绝无党同之见。他并不认识康有为，只是从其言论中产生共鸣，认为康有为是个人才，于国自强颇有见地。而“包藏祸心，陷于悖逆”的说法，只是出于不得已。“明非有心，其时情态如此，盖处境使然耳”（徐一土语），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而且，张百熙后来自疏检举也是因为如此。这时，翁同龢虽已被罢官回乡，却拒绝承认荐举康有为，“改缮日记”，“避免贾祸”：“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使此逆猖狂如此。”（见翁同龢《日记》）实际上光绪帝诏定国是比翁同龢被黜退早四天，光绪帝诏见康有为比翁同龢被黜退早两天，翁同龢完全了解光绪帝启用康有为实行变法的事。此外，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起先也积极支持新政，但他历来善于见风使舵。变法失败后，投向西太后，因而得以免除处分，反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用。历史上这种翻云覆雨的事并非绝无仅有，但张百熙全然不顾利害，坚持变法自强。在上面这封信中还说：“一人一事之当处，一家一室之祸福，殆不足言。”相比之下，张百熙忠厚之中透出刚烈，令人长想，可歌可泣。

这种情势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得更加鲜明。“绍圣当年党祸深，遗编千载一沾襟。神京北望恩非浅，瘴海南迁老更侵。报国孤忠空白首，投荒九死见丹心。桄榔尚说庵居旧，笠屐风流何处寻。”（卷五《潮州刘教授凤辉以所辑东坡居士居儋录见贻，意有所感，遂题其后》）不仅赞美了苏轼“孤忠报国”之心，也是他睹物思情的内心独白。隐含自己为国家、民族实现其改革理想而矢志不渝的情怀，深深透出变法理想不得实现的幽怨与沉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尤其清政府割让香港之后，张百熙更是发出了撼人心魄的悲鸣：“台影海珠沉，龙蛇撼到今。地凝人境绝，山惜鬼工深。天意捐荒岛，涛头激壮心。”（卷一《香港》）对抗敌御侮、为国捐躯、坚贞不屈的英雄将士，寄予着深深崇敬。如《登大沽炮台同罗军门荣光史都督济源》中的诗句：“二三坐论时何补，十万横行志可哀。太息玉池头白叟，岛烟深处片帆开。”前方战士浴血奋战，而朝廷帝、后主战主降，坐失良机。所以在梦中也希望祖国强大，憧憬胜利的情景：“八方草木森兵气，一震雷霆壮国威。天上喜看飞将落，车前生系左贤归。”（卷二《书梦》），这首诗与宋代词人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一样意气豪放，表达了对敌虏侵略义愤填膺之情；寄予了报仇雪耻、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情怀；呻吟报国无门、壮志难伸的无限悲壮。这些诗作是我们今天进一步了解张百熙其人的重要佐证。

　　儒臣与参政事 学务尤著勤劳

这是张百熙逝世之后，当时海内制联名手吴熙的一对挽句，概括了张百熙一生的政事。张百熙一生做过许多官，而且久值南斋、文渊阁、翰林院，是清廷的近臣。同时，又多次放“外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了解民生疾苦，深切同情苦难的人民，痛恨贪官污吏。清晚唐诗派人物易宗夔《新世说》评其《感怀》诗说：“张冶秋置身通显，而爱国忧时于杜陵为近。光绪戊戌、己亥间，蒿目时事，郁郁不自胜，尝为《感怀》诗八首，悲壮淋漓，直逼《秋兴》。”其一写道：“戎氛近逼姬周日，党祸纷乘赵宋年。忧极其思蹈东海，时危忍见哭伊川。乾坤扰扰事未已，风雨萧萧秋可怜。万里敢忘心报国，诸君应有力回天。”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其志可佳，其情可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之后，他任工部尚书，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巡视各地。认为“台纲久弛”，分别举优荐良，激浊扬清，上奏罢免了一批贪官污吏。奉“上谕”：“张百熙奏称升任御史陈璧才识犹长，明达至礼，前管理京师街道，时论翕然。去秋巡视中城，严缉盗贼，地方安绪，请嘉奖录用等语。陈璧办事认真，不辞劳怨，朝廷业经不次擢用，仍著传旨嘉奖。巡视东城广掌湖广道监察御史阎锡龄，习於寅缘，有亏名节；巡视南城，掌江西道监御史，郑炳麟，交接非人，颇滋物议，该尚书所请撤差查看，不足蔽辜，着即行革职。”又片奏：“翰林院编修冯恩崐身列词林，不知所爱，并有肆意妄为，鱼肉平民情，着即革职。冯恩崐现充云南前考官。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撤回。该尚书此奏，询能破除情面，举劾一秉大公，深堪嘉尚。”张百熙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在腐败的清廷官吏中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了。

《辛丑条约》后，在广东任学政的张百熙，受命调回北京，领主与陈夔龙、桂春、景丰共同承修跸路。后来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写了当时的情况：“逾年五月，和约签字，洋兵一律撤退，交还京师地面。适宜旨定期十月还宫。维时京城残破不堪，急须修理。企权大臣先期电奏请派大员承修跸路工程。行在枢府指定长沙张百熙尚书。长白桂侍郎春，奏请派充……张尚书一时不能赶到……工程浩大，估计实需土款约百万两……景侍郎狃于从前习惯，凡工程估定价目后，堂司各员例取二成节约经费，拟照前例……余不以为然，……侍郎意不悦，谓余有意与彼作梗。逢张尚书到京，颇以余所论为是，侍郎无如何，始允会同入奏立案。”张百熙逝世后，陈夔龙把这件事写进了挽联中，亟赞其廉洁：“同扫六街尘，记从车笠论交，正我留落中，君来岐下；大庇万间厦，共卜金鸥入相，惜神归衡岳，梦冷潇湘。”跸路工程工头委员高树在《金銮琐记》中有一首诗也亟赞了张百熙的这种廉洁自律的品格：“部僚不识孰愚贤，跸路工程拜托坚。乔叟自辞力推荐，殊岩未蚀一文钱。”这一段记事和诗作表明了张百熙为人不贪“顺理成章”之财的品格。

这种高洁的操守，在清时自上而下腐败的官场中实在是难能可贵，不多见的。面临空前的民族灾难，清政府中官僚大量兼并土地，仅李鸿章一人就占地六十万余亩，骇人听闻。全国的地主、官僚也都兼并土地。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民不聊生。张百熙为官一生，两袖清风，绝无私财。他逝世时，他在广东学政任内的门生关庚麟在挽诗的下片写道：“忧国如家公志也，最痛萧条后事，家亦不足，国亦不足，来日大难将何如。”当时，他的门生捐集了大约七八千元，本打算为他铸造铜像立于大学堂内，因见百熙夫人景况不好，就赠给夫人作为生活费。关庚麟后移居香港，1958年戊戌，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写了一首祭奠老师的诗：“甘石桥头老尚书，当时门下盛生徒。沈胡二李都尘土，犹有天寥德不孤。”（沈指沈兆祉，胡指胡眉仙，二李指李希圣、李尧琴，皆张百熙京师大学堂的得力门人——笔者注）可见，进步知识分子景仰他的高风亮节，他因此深得人心。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政府完全丧失了主权，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社会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更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不得不打着“变法”的幌子。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下诏求言。此时张百熙深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在内政、外交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首抗疏陈大计五大端：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张百熙认为“我朝设官，大半沿前明数百年旧制……任官之法莫不善于一事分任诸人，莫不善于一人普任各事”，指出“此处掌刑者，他处类以治赋，弊不可胜言也。”指出贪污腐败的弊端首先在官制不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政府无能的外交，提出建立“外部”。他认为发展经济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可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则。“至于内外一切商务，宜专设商部，以总其成。更须参考西书，酌伴中国商情定为商律。”他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提出“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教育兴国”，“至于学校一门，尤关重要。今日礼部所司，仅稽核成案，例行支书而已。若仪京师暨各省广设学堂，则于洋定章程，广筹经费，暨编辑教科新书等事，均非设立专部不足以事创举而真才，应增设学部”。这是我国教育史上设立专门教育机构的首倡。他高度同情农民的疾苦，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提出“至于农政切于民生，亦为当务之急。拟请推广各省农政局，归户部管理”，“财政则议加进口税，整顿圈法，推广银行，讲求矿务，通行钞票，由部鼓银圆。”无疑在财政金融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见解。而为国育才是他一贯的思想主张，在这份奏疏中他提出了“变科举……广建学堂，则议创小学、中学、大学及资遣游学生出洋，习专门之业”。基于他的民主思想，提出“议开办官报，编定报律，分设译书等局。”这对于国人解放思想、注重信息传播、开阔眼界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百熙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份奏疏中得到更加集中的体现，他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维护国家主权，提出具体措置的方法：“虑失权利，宜筹抵制补救之法：曰洋关进口税，宜示区别；曰无益民货物，宜议重征；曰进口食物无税，宜限制；曰铁路矿产，宜准今外合办；曰养游民，宜广兴工艺；曰机器制造货物厂，宜定洋章；曰通商税，我宜有自主之权；曰内地商埠，宜由我管辖；曰我国商贷出洋，宜一体优待。”可以看出，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诸多见解，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商埠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的据点，阻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是掠夺中国农业、矿业和手工产品的聚集地，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对华输出资本的基础。光绪帝力主“新政”，实行变法，与他维新自强的愿望，为国为民的忧思比较一致的。因而张百熙上书是对光绪帝的一种支持，是对出卖主权的西太后、洋务派的打击，也是对清政府的一种警示。这不仅需要见识，而且更需要胆量和勇气。张百熙最后说道：“今日国是如斯，欲济时艰，振全局，又不仅在条目而在本原。区画既定，诸事待行。其本尤在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庶几无事则一德以图自强，有事则同力以御外侮。”张百熙有着必然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认识到清政府的本质；但是，他已经看到大厦将倾，没有回天之术了。后来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熙窃高位无补时艰，久欲寻找遂初，而东事未平，抗陈无术，贻识愈浅，抱愧深之。”（张百熙《与女婿书》手书原件，尚存笔者处）他对清廷内部的倾轧、矛盾斗争看得十分清楚，“本原”不改，无力回天。

但是，即便如此，张百熙也未停止他的追求，期望“作育人才，端在明修学术”。他在晚年为重建京师大学堂付出了全部心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张百熙充任管学大臣。“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他“悉心考察，夙夜构思，一面查看现在情形，一面预筹将来”，思忖如何恢复，发展京师大学堂，张百熙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六件学堂章程，奏清政府公布于世，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农历壬寅年，故又称为“壬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学制，“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京师大学堂章程》（以下简称为《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明确的大学宗旨。《章程》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系设置、课程安排、规章制度、管理体制、教师聘用等方面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此次奉旨切实举办，自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要选用“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明练安详，学有根底”的人为大学堂教师，体现了他变法自强、擢用人才的一贯主张。《章程》还规定对教师采用聘用制，并与被聘者签定合同，规定“西教习不得在学堂中传习教规”。美籍教习丁韪良因此被裁。张百熙认为大学堂总教习“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因而举荐桐城派领袖吴汝纶。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堪充此任，竟穿着大礼服长跪不起，说“吾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并“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习大学”。张百熙这种锐意兴学、选用人才之举，深深打动当时的有识之士，当时海内知名人士、如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严复、孙诒让、蔡元培均在被聘之列，可以说当时的名家学者，都在他网罗之中，有识之士，竞相门下。张百熙不徇私情，为国擢才、育才，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之后，认为“现在时势，非开道不能自立，亦不足有为”。（张百熙《与女婿书》原件手迹，存笔者处）。他锐意改革，“深悉唐虞三代古世所以致太平极治之规，又亲见欧美日本诸都，所以变通兴盛之故”，（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认为“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他认为要培养有用之才，就不能用封建主义的东西充斥学堂的教学内容，也不能采取经院式的教学方式。着育人才，虽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古国文明，也不能拒西方科学于门外。他借鉴了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大地增设自然科学学科，适当地保留了经学课一些内容，贯通中西。主张学生“研讨学说，质疑所难”，并奏请送大学堂学生47人出西洋东洋留学，张百熙亲自到前门火车站送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大学派遣留学生。

历史上的一切改革者从来都是举步维艰的。正当张百熙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之际，顽固守旧派，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意识到张百熙淹贯中西、传播四方民主思想的举措，将会使国人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十分不利于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于是造谣诽谤张百熙。《清史稿•张百熙传》载“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荣庆不学无术，只是西太后的忠实之徒，顽固维护封建纲常。“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清史稿•荣庆传》）他处处受到荣庆的掣肘，兴学抱负无法实现，给友人瞿鸿机的信中写道：“今东事粗定，但能开去学务，无论身居何部，冀可渐得自由。”（徐一世：《一世谭荟》）表露出了他为人扼抑而不能实现其抱负的痛苦，其情可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清廷根据张百熙的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修订学堂章程。修改后的章程，称为《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改变了张百熙的初衷。他痛心不已，终于辞去了管学大臣的职务，世人扼腕。“长沙张治秋百熙管学时务时，局度恢张，喜宏奖，广延纳，极为论所崇。而以同官荣庆与之意见不和，不克大行其志……呜呼！公之同去学务，而流俗深以为惜。孰知公之心，固以天下为量，而时歃然不足者乎？”（《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世人痛惜之情，可见一斑。

张百熙一生虽然做过许多官，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晚年，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传播民族思想，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大陆《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等著作均有记载，历史并没有忘记他。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也是张百熙一百五十周年冥诞，1998年值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我们百年回首：缅怀逝者，痛惜往事多艰，岂由天地灾难深重；激励来者，告慰祖国昌盛，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张百熙图兴教育、自立自强的宏愿，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