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欧风美雨的猛烈冲击下不得不举步维艰地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发韧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教育，经历了戊戌变法时的教育改革，至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新的教育制度才完全确立。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也离不开一大批政治精英的探索与推动，张百熙便是其中一员。张百熙（1827～1907年），湖南长沙人，字冶秋，同治进士，历任编修，山东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管学大臣，邮传部尚书。庚子之难后，亡命西安的清廷要求各官言陈变法，张百熙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深得慈禧太后赏识。1901年，清政府起用已革职的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并掌管全国学务。张百熙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开创之功，但迄今鲜有专文论及。本文试图阐述张百熙对近代教育的主要贡献并概括其教育思想，以求教于方家，不当之处，尚祈识者匡正。

　　一、张百熙的办学实践

1.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九月政变发生，新政废止，但由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主张在变法以前就有议论，所以京师大学堂并未封闭，只是逐渐有名无实。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京师大学堂也难逃厄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庚子之难后，清政府着手恢复京师大学堂，派张百熙总理其事。张百熙奉命以后，“悉心考察，夙夜构思”，倾其全力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

首先，修茸学堂，筹措办学经费。京师大学堂原校舍被毁于庚子之乱，张百熙首先修茸了已毁的校舍，但京师大学堂校园面积过于狭小，“丈量学堂四面围墙，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中间所有房屋仅敷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之用，其西北两边讲舍不足百间，非大力开拓，万万不敷居住”。于是张百熙便着手到别处择地以扩大校舍规模。经过精心勘察，选定戊戌时期强学会会址（政变后改为官书局）为筹备所，奏请将官书局附近的译书局划入学堂。1902年，他建议将原属外务部的同文馆，原属中央官学和国子监管辖的宗室学、八旗官学等“均并入大学堂办理”。这样，新的京师大学堂已规模初具。让张百熙最为难的莫过于筹措大学堂办学经费，20世纪初的清政府国库空虚，当张百熙上疏要求户部拨专银以充办学费用时，户部却无能为力。争取户部拨充专银无果，张百熙另想他途筹措办学经费：第一，1900年京师大学堂停办时尚有存款放于华俄银行和中国银行，张百熙奏请朝廷将此项存款“仍发回学堂”。第二，京师大学堂之分科大学是专门为各省培养人才的，因此各省理应拨济京师大学堂经费，张百熙遂“请饬下各省督抚，大省每年筹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当年拨解京师大学堂”。第三，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条约规定由沙俄修筑一条从山海关直通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每年须支付给清政府利银35万两，这笔利银一直积存于华俄道胜银行，至1902年此项存银累计已达500万两，于是，张百熙请“拨充大学经费”。清廷皆准张百熙之请，经费问题得到解决。

其次，改革京师大学堂内务。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与学术人心极大关系”，它“为五洲万国所共瞻”，并且“人才之出出于此，声名之系系于此”，所以重办京师大学堂，绝不能“仍因旧制，敷衍外观”，要办好京师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因此，张氏接任后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内务改革。第一，淘汰思想陈腐的官员。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张元济、黄绍箕、余诚格等先后任总办，李家驹为提调，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员，出现“员司多用翰林”的局面，外界亦评论京师大学堂有新学之名而无新学之实。张百熙接管大学堂后，重新调整官员，淘汰了一大批仇视新学的迂腐官员，从而为西学的传播扫除一些阻碍。第二，坚决辞退专横拔扈的洋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一直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之等传教士担任副总教习，这帮传教士藉其使馆威权常对大学堂施加政治压力，以达到控制大学堂之目的。如京师大学堂只能按他们的意图开设科学课程，而“管学不能过问”，实际上京师大学堂“实权皆在丁韪良”。张百熙上任后，坚决辞退丁韪良，丁韪良不服，粗鲁地与张抗争，张百熙亦毫不让步，后经美使馆官员从中斡旋，丁韪良最终还是“索千金以去”。第三，重组京师大学堂官员。张百熙特别看重总教习一职，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俱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他对桐城文化泰斗、曾国藩文学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仰慕已久，他评价吴“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于是，张百熙“以直隶州奏请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聘吴汝纶出山，但聘书下达数月，吴汝纶坚持不受，张百熙亲至吴宅并拜伏于地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感其诚，遂就任大学堂总教习。与此同时，张百熙奏派于式枚为总办，蒋式、绍英等为提调，张鹤龄为副总教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百熙不顾猜忌，毅然聘请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派人士严复为译书局总办，这一方面反映了张百熙思想的开明，另一方面有利于新学在京师大学堂的传播。

再次，忍辱负重，苦心经营京师大学堂。树大自然招风，随着京师大学堂的恢复与发展，张百熙在海内外声誉日益提高，但招来的诽谤也越来越多。对张的诬诽大抵有四：第一，由于“大学堂教职员皆自聘，又薪金优厚”，所以“忌嫉者众”，导致“蜚语浸闻”（《清史稿•张百熙传》）。第二，吴汝纶受命后请求赴日本考察学务三个月，那时留日学生正在进行反对驻日公使蔡钧运动，吴汝纶曾对学生表示同情。蔡认为是吴有意煽动学生运动，遂上奏要求朝廷严办吴汝纶。吴汝纶获“罪”，张百熙自然难脱其责。第三，张百熙任学部之长触犯了满清惯例。清代，中央各部堂官是满汉各一人，唯独管学大臣由张百熙一人担任。因此有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后清廷果真“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清史稿•张百熙传》）以分张百熙之权。荣庆与张意见多有不同，龃龉日深。据清史稿记载，张百熙多次建议设立分科大学，但荣庆都坚决反对，张百熙要选派留学生留学东西洋，而荣庆却认为不可，由此可窥两人之矛盾是较大的。第四，京师大学堂为“甄拔多绩学之士”，曾于1902年举行两次全国性招生考试，考生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故“新奇环伟之风气，诡异之服饰，潮涌于京师，且集于马神庙一隅”，一部分官吏对此深表不满，认为有损“正统天威”，对学生们激扬文字，针贬时政更是恨之入骨。他们视京师大学堂为“革命之府”，“欲摧锄大学”而快。一时奸宄之声四起，张百熙忍辱负重，奏明实情，清廷也未追究，只是叮嘱张要“着力防范”，万不可疏忽。并让张继续主持京师大学堂。

2.主持制订癸卯学制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危机四伏，百孔千疮，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改革教育便是“新政”的重要内容。而制订新的具有近代特征的学制是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洋务时期产生了一批新式洋务学堂，戊戌维新时又涌现了一批新式学堂，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各地纷纷设立新学堂。这一切，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新学制来协调管理，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也具备了建立新学制的条件。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它包括《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1902年为壬寅年，故称其为“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近代学制，但未正式施行。1903年，清政府又公布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各级学堂章程，包括《奏定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奏定师范学堂通则》等，这些统称为《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为癸卯年，故称其为“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实施了的较为完整的近代学制。

从癸卯学制纵的方面看，它把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共十三年。蒙养院即今天的幼儿园，它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教给幼儿游戏、歌谣、谈话等内容，由于教师匮乏，当时蒙养院实际无法普设；《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儿童七岁以上者必须入学堂学习，课程有修身、谈经讲话、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初小五年是强制性教育，这对于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是有重要作用的；初小毕业生可升入高等小学堂学习，课程比初小多一门图画，把中国文字课程改为中国文学。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生高小毕业升入中学堂，中学堂修业五年，课程12门：修身、谈经讲话、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按照《奏定高等学府章程》，中学堂毕业生愿继续深造者可升入高等学堂，以培养各学皆有专长者，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合格者升入分科大学堂。分科大学堂分八科：经学科大学、政治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通儒院是全国最高学府，相当于旧时翰林院，只招收分科大学毕业生，设在京师大学堂内，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湖北学务处本）。一个人从七岁入学至通儒院毕业，共需学习二十六年！

从新学制横的方面看，除了直系各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主要是为高小和初小培养教员；优级师范学堂招收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为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培养教员及管理员。实业教育分为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实业师范学堂三类，又分为初、中、高三级，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分别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实际上，癸卯学制所规定实业教育就是今天职业教育的雏形。

张百熙等拟订的癸卯学制的性质历来是教育史界的争论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论者认为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有论者认为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看法。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在制订学制时就开宗明义的指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作为其指导思想，因此癸卯学制并未跳出封建主义之窠臼，此外该学制还规定了女子不得入学，学生不准妄干国政等内容，这也很明显地说明了其封建性。但它是否具有半殖民地性呢？笔者认为，具有半殖民地性的是中国近代之教会教育，因为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走狗。但新学制所规划的新式教育与教会教育有本质区别，因此不能武断地下半殖民地性的结论。同时，持第一种观点的论者的理由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们理由主要有两点：（1）新学制规定一些“西学”课程，而“西学”课程正是为了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2）新学制特别重视留学教育，而留学教育以后支配了整个中国教育。总之，因为新学制重视学习外国，所以具有半殖民性，笔者不禁要问：我们今天的教育也重视吸收“西学”，是不是也具有半殖民地性？如果把新学制重视留学教育看成是其半殖民地性的一条理由，那些近代留学运动又如何评价？笔者认为，在当时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张百熙等大胆地把学习“西学”以法律形式写入癸卯学制，这恰恰是新学制资本主义性质的突出表现。

　　二、张百熙的教育思想

1902年1月，清廷谕使张百熙为第三任管学大臣。他“也是任职时间最长，建树最多，而遭受诽谤与争议最大的晚清中央教育行政主官”。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张百熙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几乎所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发动的自救运动都奉“中体西用”为圭臬，不敢超越。他们认为孔孟之学“明体达用”，足以“彰明大道”。中国惟独科技、艺术不及西人。所以，中学才是根本，西学只是体用。张之洞在《劝学篇》则做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张之洞《劝学篇•设学》）。张之洞这一思想实际上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张百熙便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忠实践履者。他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就明确指出：“至于立学之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其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中体西用”虽然强调以中学为根基，但是在当时封建正统儒学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能把“西学为用”提到办学宗旨这个高度，也是个较大的进步。因为无论如何它毕竟给僵化的封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当然这是张百熙等始料不及的。

2.废八股、停科举的思想

发端于隋代的科举制度至清代科举已是流弊百出，已基本上不能反映考生的其实水平，即使高中进士，亦多无真才实学。康有为曾描述：“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竞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亚非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百日维新时期，光绪帝下诏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但维新烈火迅速被扑灭，八股又一度恢复。不过，开明官僚、士子已洞悉八股之弊，中央堂官如张百熙，地方大吏如张之洞、袁世凯等多次奏请朝廷废止科举。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多次“痛陈八股之弊”。他说：“无论诗赋、策论、制艺，行之既久，则陈腐剿袭，必不足得真才，我朝以制艺取士，得人最多，徒以日久弊生，主司不善奉行，士子习于庸陋，故八股文至今日已腐败，转相诡病。”张百熙将科举教育和学堂教育作了比较，指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1903年，张百熙会同荣庆、张之洞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张等在奏本中称“由于科举未停，天下皆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他们进而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张百熙等估计，只需十年科举中额将减尽，不过，废止科举的步伐比他们设想的要快得多。1905年，清廷正式下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3.派遣留学生的主张

19世纪70年代，为适应洋务事业对洋务人才的需要，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遴选聪颖幼童赴英、法、日、美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1872～1881年清政府先后五次派遣留学生，但由于清廷内部顽固派的反对，1881年7月，清政府将留学生分三批撤回，留学事业中止。百日维新中实行教育改革，饬令各省督抚挑选有志者出国游学，但未真正施行。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重提留学事业，张百熙积极鼓吹，并上疏奏请“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1902年又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咨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习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他警示朝廷应该“早为之计”，如果“及今不图，后将追悔”，清廷采纳了张百熙的意见，并令他“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张百熙在速成科中遴选了曾仪进、黄德章等31人派往日本留学，选俞同奎、何育杰等16人赴西洋各国，1903年底，赴日留学生启程，张百熙“亲至站送其登车”，并“勉之以宏大之业”。这批留学生对张百熙感恩戴德，1907年张逝世后，“旧日生徒集祭，皆哭失声”。

4.建分科大学和办实业教育的主张

建立分科大学和创办实业教育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在张百熙看来，要培养各项艺能之人就必须要设分科大学堂，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只有举办实业学堂才是“富国裕民之本计”（《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湖北学务处本）。张百熙关于设分科大学与举办实业教育的主张遭到荣庆的反对，但“百熙持之坚”（《清史稿•张百熙传》）。应该说张的主张是带有前瞻性的，现代之专门大学和职业教育便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余论

前文已提到张百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这就牵涉到一个如何正确评价张百熙的问题。章开沅教授在如何评价张之洞时曾指出：张之洞是一个“过渡型的时代和过渡型的社会里”所产生的“过渡型的人物”，因此他的成败、是非、功过都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那都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无法再现张百熙其人、其活动、其思想。

必须明确，张百熙在本质上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因此他的活动、思想都深深地刻上地主阶级的烙印，带有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他恢复京师大学堂，制订癸卯学制的目的是为培养大量忠于清政府，能挽救清政府的人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清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是一个代表落后生产力的政府，就要求张百熙来反对清政府，如果这样，那是现代人对张的苛求，也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看到张的活动、思想对未来的影响。他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贡献；他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施行的新学制，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它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它是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教育体制改革得以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它对我们今天不断完善教育体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张百熙对近代教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丹青美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