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张百熙是一位有影响人物。1902年张百熙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主持清中央教育改革，直至1905年。在他担任管学大臣期间，复建了京师大学堂，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央高等学府。此外，他还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实行的系统学制——“壬寅学制”，参与制定“癸卯学制”，并最终促成在中国存在1300多年的科举制废除。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晚清教育改革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张百熙个人的探讨就更为欠缺。本文拟着重对他在提任管学大臣期间实行的改革措施和体现的教育思想加以研究，使读者能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或野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 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任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并先后任山东、广东学政。其任广东学政（1897—1900）时，“有忧天下之志，亟亟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倡设《岭南学报》，杜闱姓之弊，支持兴办时敏学堂，必革学堂课程，办理学务卓有成效，享有很高的声誉。戊戌变法中，张百熙因举荐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补礼部右侍郎，后擢督察院左都御史。“庚子之变”中国惨遭列强的联合入侵，外患日亟，国民惕厉，遂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提改革，特别是加强了“富强之基，端在教育”的观念。1901年初，身为都御使的张百熙给还在西狩之中的慈禧太后呈上了一份奏折，“力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用。并举欧西各国治乱强弱之故言之”。这篇改革的计划书因其言语“剑拔弩张”而未能获得慈禧的批准，但张百熙切实中肯的计划和良好的声誉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并由礼部负责铸造“长三寸二分，阔二寸”的铜制关防一颗，重四十两，内刻“钦命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字样，发给他持用。礼部铸造的关防只表明张百熙的差事是“钦命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但从清政府的上谕中可见，他还要经理“学堂一切事宜”，因此张百熙实际上身负管理京师大学堂和统筹全国学务的双重使命。从1902年年初至1903年2月间，这两项使命一直由张百熙独立承担。在此期间，张百熙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工作：复建京师大学堂和制定“壬寅学制”。

创设京师大学堂之议在戊戌维新期间提上日程，章程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体现了梁启超以西学陶铸新式人才的宗旨。戊戌政变后，大学堂交由孙家鼐筹措开办，是为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重视经学，思想保守，始终坚持“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戊戌政变后，慈禧诏复八股，孙家鼐遂以时义性理论录士，其结果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之时，科学课程竟一门未开，仅在堂内设了诗书易理四堂、春秋二堂。“竟竟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孙家鼐选取的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办事懒散，漫不经心，仅有其名而无其实。1900年的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慈禧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此后，京师大学堂又惨遭侵略军的破坏，房屋、图书和仪器等大部也被毁。至张百熙接手，京师大学堂已是“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至轻之，等于蒙养学堂”。

张百熙就任管学大臣后就着手进行京师大学堂的整改工作。他首先辞退了惫懒办学，毫无成就的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任命“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吴汝纶担当大学堂总都习大任，并破格录用中西兼通，为时人推崇的严复担任译书局总办之职。

在制定京师大学堂规划时张百熙颇费心思。在他看来，“壬寅大学堂”建立虽以“收急效而少弃材”为目的，在制定规划时仍应坚持立足现实。鉴于当时各省开办的学堂尚无几处，大中小学还不配套，一时没有与大学相衔接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因而他提出，京师大学堂暂不设大学本科，先立一高等学校作为大学预备科，预备科分为两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三年后预备科毕业生与各省学堂毕业生一齐由大学堂考取，合格者再习专门分科。除预备科外，京师大学堂还拟设立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和师范馆，两馆学生皆是三年毕业，课程以教授普通西学知识，讲解各国史地、政治史，修习外国语言文字和教学法为主。从京师大学堂科目的设置来看，政、艺两科已有文理分科的性质。其下所设政治、法律、通商，及生光电化等各目相当于今天大学各系的设置，所以又具有大学专科的形式和内容。各省学堂的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学习，所学所考课程皆以大学堂为准，可见京师大学堂为各省高等学堂的典范。

1902年12月，在张百熙的主持下速成科的仕学馆、师范馆首先开办。此后，随教育改革需求的增大，京师大学堂除师范馆、仕学馆外还附设中小学，又拥有了医学馆、译学馆、进士馆（后仕学馆归入），继而开办了预备科，京师大学堂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完善和发展对各省学堂的兴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求学有望，“自此五方秀士，鳞集横墅”，兴学局面为之打开。

张百熙在建设和管理“壬寅大学堂”的过程中体现出较为先进的教育和管理思想，其中有不少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借鉴的。

1.“取与用出于一”的教育原则。1901年10月在《变通翰林院规制》中，张百熙就曾指出，“一省之士，多者万余，拔其尤者为举人；会试之士，一省数百，拔其尤者数十人，数人为贡士；贡士之中，拔其尤者为翰林。择之可谓精矣。”但是，选拔出来的人才不通时务，是“取非其道也”；而当前国家所用的人才又是科举选拔出来的，这是“不得已而用之”。要想克服这些弊病，“莫如使取与用出于一”，让已被录取的举人、进士、翰林等都“各视性之所近分研实学以备时用”。所谓“实学”即经世之学，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政，一种是艺。本着“取与用出于一”的教育原则，他“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生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从预备科的课程设置来看，已逐步摆脱了原京师大学堂的腐朽八股的气息，经世之学和科学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在他的影响下，大学堂内有关新学的、富强的书籍最为通行，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几乎人手一本，还有《瀛寰志略》也很受欢迎。

2.以学者办学，倡导优良学风。张百熙少年就读于城南书院，习诗甚勤，有“淹雅工词章”之名。基于学者的认识，他不愿京师大学堂成为一所培养官吏的衙门，而是希望建成真正可立于世界之林的高等学府，因此上至总教习、总办，下至一般教师、办事人员无一不是学有专长。既吴汝纶之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是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阳湖派”（桐城派的一个流派）的古文家张鹤龄（筱浦）。大学堂的其他教职员大都是海内知名人士或学贯中西的游学考察之士，如杨文会、屠寄、王舟瑶等。职员中还有于式枚、蒋惺甫、李家驹、王仪通、袁励准等均为积学之士。他除任命精通西学的严复为译书局总办外，其他如林纾、严璩、曾宗巩等都曾在译局供职。京师大学堂的总办姚锡光也是赴日考察回国后，由张百熙奏留京师大学堂的。难怪人称张百熙“网罗一时名流殆尽”。1902年9月，张百熙聘请了服部宇之吉以及严古孙藏，分别出任师范馆正教习和仕学馆、进士馆正教习。服部是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严古是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二人在任职期间“热心教育，合馆学生无不颂扬之”。学者办学使得京师大学堂内形成了良好的治学风气，一时间学生争相奋进。在这些名教授熏陶之下，京师大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学有所成。

3.京师大学堂的教职员采用聘用制，以保证人尽其用。京师大学堂除仕学、师范、医学等馆外还设编书局、译书处，俨然大部，而各教职员皆自延聘而来，这在京中视同“特异”。而在张百熙看来，聘用教职员就应以能力视之。“各教习如有教课不勤，及任意紊乱课程上之规约等事，无论中外教习、年满与否，管学大臣均有辞退之权”；“自副总教习以下，教课勤惰，均由正总教习按照章程严密稽察，年终出具考语，报明管学大臣查核，自总教习以下，皆受考成于管学大臣”；办事人员“自总办以下，皆受考成于管学大臣”。他尤其重视外国教习的选取，特别在合同中加入“学问之与宗教不相蒙，西教习不得在学堂中传习教规”一条。此外，学生也有权评判教习，决定其任免。凡教习有讲义错误及非理不公之事，学生可以向本科教习提出意见，如果本科教习不自承认，还可陈白于总教习，甚至“总教习有不合之事，学生亦得规正”。这种聘用制的形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学质量和有效管理。

在复建京师大学堂的同时，由张百熙主持，以张鹤龄、沈小沂二人为主力，包括京师大学堂教职员，组成了一个实力强大制订新学制的起草班子。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上奏《钦定学堂章程》，共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等六件。《钦定学堂章程》得到朝廷谕允，并命颁行全国，分高等、中等、初等教育三级。该年岁在壬寅，又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学程全长20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全局性质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深递进的近代化教育体制。虽然学堂门类设置尚欠周详，但已颇具规模。它除设定初、中、高三级教育体制外，还在中、高级教育中插入了实业和师范教育，与已有的学制相比这个学制要充实、完整得多。张百熙在这个学制中集中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要点是：

1.大幅度革兴教学内容，学堂内兼习中学和西学。“壬寅学制”规定，自小学堂始除了修身、读经等中学之外还要学习算学、图画、初级物理和体操。在高等小学堂，中学课程和西课程几乎并重。高等小学第一学年，在一周60个课时当中，中学占35个课时，西学占25个课时，到第三学年西学功课进一步加强，达到31个课时，超过中学。“壬寅学制”还注重教学课程与实际需求的衔接，特别提出，高等小学堂根据地方情形不同，可以加外国文除去古文词，也可以学习工商业而除去图画。

2.创建师范教育，加快教育改革进程。张百熙在《钦定大学堂章程》中说，“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大学堂和高等学堂里，附设师范馆，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中学堂内附设师范学堂，以造成小学堂教习之人才。他还特别强调，“初级师范学堂，所以造就小学之师范生，由为办学者入手要义”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之日，共招收仕学馆学生57名，师范馆学生79名，说明京师大学堂当时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师范馆。在他的倡导下，除边远省份外，各省都建立了师范学堂。其中较为完善的有江苏省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为两江师范学堂），直隶师范学堂等。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基础。

3.重视普及教育。《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六节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三年。”“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已经有强迫教育之意。第三章十二节又说：“寻常小学堂学生卒业后，任本人志愿，或升入高等小学，或地方已办有简易农工商实业学堂，听其迳往学习。”说明凡人都要受一定时期的教育，学成之后，升学谋事，听人自决，普及教育的思想已经充分显示出来。

“壬寅学制”的颁布使得中国办学堂有了可资遵循的统一标准，教育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尤其是张百熙要“使一国之民贵贱智愚贫富无一不学”的普及教育思想更是促成了20世纪初教育的大发展。

二

然而，随着张百熙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愈发增大。从1903年2月至1905年12月（设立学部，荣庆为学部尚书），张百熙主持教育改革的权力被明显削弱。

1903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朝廷添派荣庆为管学大臣。荣庆（1859—1916）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荣庆受命管学，名义上是分担学务重任，实际朝廷另有深意。《新民丛报》有消息说：“大学堂课程，本已酌妥送呈政务处，闻有智学及国际学二门，政府疑智学即哲学，恐系民权自由之变名，更疑国际学为不经之谈，皆拟删改，再三考问”。由此可见，政府对各种新学说和新思想的渗透顾虑重重。荣庆既为满人又素讲理学，遂被看作整顿学务，“调济”张百熙改革教育的人选。荣、张二人学术思想既不相同，在用人行政之上也存在诸多歧异，“荣庆至，颇自专”，使得张百熙“不能行其志”。

1903年3月，实权派人物张之洞奉慈禧之命进京督察学务。张之洞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一番调查，深感学生皆喜新学，桀骜不逊，面奏慈禧太后谓，京师大学堂办理不善，使得京师大学堂岌岌可危。张百熙为保住大学堂的成果，亦望能借重张之洞的经验和声望，分担压力，不得不与荣庆上奏《请派重臣会商学务折》，此折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要求派张之洞参与会商学务。这样，张百熙上奏“壬寅学制”并经清政府谕允不及一年，制定第二个系统学制，以取代“壬寅学制”的工作就匆忙登场了。这次主持制定学制的是素有深谙学务之名的张之洞，参与者为张百熙和清政府加派的第二位管学大臣荣庆。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上《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的颁定从其内容来看，对“壬寅学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它改正了“壬寅学制”把蒙养学堂等同于外国初等小学堂的错误认识，而另立蒙养院，使得整个学制系统下沿到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儿童，我国近代的启蒙教育提上日程。同时还规定了“蒙养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并在家庭教育中包括了女学的内容。对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亦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划。然而，与“壬寅学制”相比这个学制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却十分明显。两个学制的矛盾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课时方面，张之洞一意增加经学和辞章的比重。张之洞认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在他看来，“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为了切实保证“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贯彻执行，他给读经的分量做了规定。“计中学堂毕业，皆已读《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仪礼》节本”，较之书塾书院所读所解者已为加多。他认为，如此才能“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到了大学堂、通儒院则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经学的修习贯穿整个学制系统始终。

其二，“癸卯学制”特别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张之洞以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而“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因此章程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因有国家管理、政府监督，其余私立学堂“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

张之洞添加经学的意见，遭到了张百熙和京师学堂官员的一致反对，“壬寅学制”中张百熙虽也设置了读经和辞章的课程，但与总体课时相比，中小学堂读经、词章占不到1/5，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中外历史、地理、外国文、物理、化学等经世之学和科学知识。至大学堂预备科，在政科也只占一周36个学时中的6个学时，与原来书院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艺科中则完全排除了经学和词章。“癸卯学制”一颁布就遭到教育界的抵制和反对。据蒋维乔《鹪居日记》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编定教科书的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日本教育家长尾、小谷等均认为“新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不愿据此编教科书。在实际执行中，经学课也遭到了学生的排斥，各校经学课成绩普遍很低。至于私学堂禁习政治、法律的规定就更是枉费心机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苟政府而授民以可革命之隙也，而迫民使不得不上革命之途也。则可虑者固不在学生矣”。张之洞妄想通过禁习政治、法律，进而钳制学生思想进步，这种想法简直是“愚不可及”。

既然张百熙对“癸卯学制”并不十分赞成，却又为何肯在很大程度上做出让步呢？除了为保住京师大学堂不被废止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希望借张之洞之力推动废除科举制。

科举在隋朝创始之初曾起过多方面的积极作用，自明代起日趋衰败，不能担当甄选与教育两大重任。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都有先驱者多次试图对它进行变革，但由于科举制度的根深蒂固，顽固势力的极度反对而皆未得成。

张百熙早在1901年所上《敬陈大计疏》中就曾对科举制八股取士的腐败进行了批评。他建议采用张之洞等于1898年《妥议科举新章》中提出的办法，于乡试会试中加考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以及种植开采、制造格致等学，许其自注专门应试。他认为，“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科举收急效，所以待成材，学堂以幼成，所以求实学”。显然，当时张百熙虽然已认识到改革科举制的必要性，却还为明晰学堂与科举难以两存的道理。

自张之洞进京督察学务起，张百熙就频繁地与张之洞商讨废科举以兴学堂之事。依张之洞初期的计划，“科举骤难停罢，不如试用两全之法。其法分理财、法律、商工、天算、舆地、声光电化”各门。士子所学何学，既注考何门。每门立一同考官，“不必拘定十八房、十四房、十二房之数”。张之洞的目的，是既使在学堂中学习西学的学生能够找到出路，通过单科考试的方法获得国家承认，同时又不阻碍千百万士子通过科举作为进身之阶，张之洞自诩此举“於学生科举两无妨碍”，而实际上未从根本上认识到科举与学堂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张百熙却在整改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学堂教授新学，但只要科举不废，终将导致学生迷于利禄，无志于学。在废除科举制问题上，张百熙态度坚决。他除了加紧敦促张之洞力请废除科举外，还多次走访政务处王大臣，详陈利弊，终于获得了除大学士王文韶以外的多数人支持，为减废科举章程的通过减轻了阻碍。

1904年1月13日，在张百熙努力之下，《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随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上奏。奏折建议“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计划十年即在壬子年（1912）减尽。对于旧日的经生寒儒亦提出具体安置的计划，凡年在三十以下者，皆令入学堂肄业，三十以上至五十岁者，可入师范学堂之简易科。这就对官方办事人员和社会中举子的出路都做了较为妥善的安排。对于这个奏折，清政府的批复是“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与中国同样效法西方的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可见改革是必行的。不少洋务派的官员都认为日本是凭借着普及教育的力量战胜了俄国，因此，废除科举制的步伐加快了。一些洋务派的要员大吏联合上奏“请停科举以广学校”。9月，清政府正式诏令，自丙午科起，停止一切乡试岁考。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废止。对此《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感慨地说：“中国能够不惊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废除科举使新式教育获得了强劲的动力。在张百熙的鼓动和参与下，教育改革很快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据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 1904—1905年官立学堂猛增至1040所，公立达到349所，私立也有251所，两年之间，学堂数量翻了7番。

然而，教育的发展却不能改变张百熙屡遭奏参、“蜚语浸盛”的困境。在管学的最后两年间，张百熙的人事权、财权、管理权处处受到牵制。1905年10月山西学政宝熙奏请速设学部，其时张百熙正遭排挤，虽然难以忘情学务，但为避祸起见坚辞不就学部尚书之职，从而结束了其四年主持教育改革的艰苦历程。

三

本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教育改革，是中国有科举制度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次改革。1902年学生人数仅6912人，到1905年猛增到158876人。几年间学堂数量和全国新式知识分子数量的增长已不仅是几倍，而是以几十倍、几十万人计。教育改革的形势表明，改革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表现为：

其一，教育改革直击儒家文化的根基——科举制。实际上剥离了儒家文化的物质外衣，使儒家文化失去了其在社会教育中的主干地位，因而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极大的打击，它扫除了教育走向近代化最严重的障碍，有力地保证了新知识、新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二，把实用主义精神融入教育体系，为满足社会发展的多种需要开辟道路。实业学校附设于相应的各级普通学校内，改变了单一化的学校类型，从而促成学生的合理分流。科目的选取上也较为全面，有工艺理财学、昆虫学、植物学及保险学、关税学、商业学等。这些科目都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新发展的需要。

其三，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变促使学生独立意识形成，教育的民主化开始萌芽。张百熙平时注重启发学生思想，让学生就经义、史事政治、时务四类按日记札记，自抒己见。这种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的教学方式使得从书院走向学堂的士子大开眼界，因而才有1905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生联合上书管学大臣请辞退史地教员杨模一事，并得到了张百熙的同意，这就是教育民主化的表现，表明学生自我意识的提高，在封建传统教育占统治地位的私塾书院中是决不可能办得到的。

最后，应着重指出的是：这次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一次教育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变革，更直接影响到社会心理变化和新的世界观形成。在19世纪末，被列强的炮舰激发所产生的近代爱国主义具有广义的民族性，它使得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对准西方列强，由爱中华民族→爱清国→忠君曾出现难得一见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但是，20世纪初进行的这次教育改革却帮助有志之士了解世界大事，重新反省中国积贫积弱的本质原因。随着教育的普及，新式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奇淫技巧”的同时，更学习欧美日本的政治法律，他们的认识逐步深入，导致新的世界观的形成，对君主制的盲从被对民主制的渴望所取代，也使得教育改革的影响在经济、文化领域之外，更直接涉及到政治领域。

1920年，黄炎培曾在《清季各省兴学史》一文中说：“觉最近五十年来新教育运动，其价值实驾三千年全史之上。”此语可谓切实中肯。就张百熙主持教育改革的这四年间中国教育的变化发展来看又可说是这“五十年教育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然而，张百熙主持的清中央教育改革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教育新局面，但却又是一次很不彻底的改革。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要原因在于此次教育改革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张百熙有以教育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所以在复建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理应“规模宏远”。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他改革务求彻底、行动务求快捷，因而在教育改革的初期采取的诸多措施很具有积极的鼓动性。而清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教育改革的所具有社会性收挽人心，一方面却又惧怕新学，用夷变夏，危害统治。因此，当清廷感到张百熙的改革过激，教育制度的变化过速，就先安插荣庆“以调济之”，再委派张之洞严加整顿，从而为改革的发展平添阻力。

其次，张百熙教育方向与清政府的价值取向始终存在分歧。张百熙重视“一学术育真才”，认为学者“当以求学问为先”，并且“取与用”应该“出于一”，不应以功名和官位来制约学堂学生的出路。而清政府的教育观始终还是关注于培养可供驱使的国家官吏。据深悉内情的张缉光函告汪康年说，改革颁行的《钦定大学堂章程》实际上并非原版，“《大学堂章程》有二本，一详而得教育之方法，一略而合中国之时趋。政府意在略者，而谓哲学太新，国际学当删，医学不应入学堂，音乐学乃教戏子，至哲学之干例禁，更不待言，刻下尚无定义也。”可见，在清政府眼中人才的定义十分狭窄。

最后还应注意的是，此次教育改革突出反映了清末地方与中央离心的现实。各地方督抚往往各行其是，以自我意愿强加于学制，并使其通行于本省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常常对管学大臣横加干预。1902年8月间清政府就把“壬寅学制”颁行各省，让各省督抚按照规定办理。但是，张之洞却于11月奏上湖北学堂章程，提出湖北学堂毕业生由省派外洋游历一年，不令升入京师大学堂，“欲专揽教育之务”。显然对上谕和新学制置之不理，严重阻碍了教育改革的推行。地方的顽固派更是视学堂为养成逆徒的场所，在封建势力与改革派冲突比较激烈的湖南，以王先谦、彭绍宗等顽固宿儒为首的守旧派杀气腾腾地向学界大举进攻。王先谦不但抵制张百熙过问湖南学堂事宜，斥责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张鹤龄“引用俭邪，败坏风气”，还压制明德、修业等学堂，意图重整学务、回归古制。

当然，除了以上客观原因，我们还应看到张百熙主观方面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张百熙本人未能完全摆脱对科举制的眷恋，未能认识到学堂奖励制度是科举制度的遗毒，使得教育中的许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科举将废之时，作为最末一科甲辰会试副总裁，张百熙极力推荐他的湖南同乡谭延闿，想要借这最后时机为湖南争得会元，说明他仍然看中科举的虚名。同时，张百熙在经验上亦有不足之处。他急功进取，对外国输入中国书籍，在中国办学都采取多多益善的态度，未能详加审核，表明他对外国的文化侵略缺乏足够的重视。

张百熙在教育改革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究其原因，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他的阶级地位和所受封建传统教育，使得他既不能抛弃忠君爱国的最高宗旨，又不能割舍对儒家经典大义的眷恋。正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因而他主持的晚清教育改革难免是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与近代资本主义实用精神的混合物，成为革新精神与保守心态妥协的产物。加之清末这次由封建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过渡的改革是由腐朽的清王朝领导实施的，这就不能不使改革蒙上它浓重的封建色彩。所以说，张百熙的教育思想和实行的教育改革举措，归根结底“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张百熙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虽然未能实现“廓清积弊”的梦想，完成教育救国宏愿，但却实践了他“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我能拔尔仰塞磊落之奇才”的信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可歌可叹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