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生当晚清内忧外患交并之时，他是近代中国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学习西方教育，以图自强。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惠及后世。本文试就郭嵩焘的教育思想作如下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开眼看世界，积极倡导实学以徐图富强

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与西方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由于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势差”，加上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历经了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过程后，19世纪60年代，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郭嵩焘思想活跃，深受近代湖南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同时受家庭出身、学术渊源及接受的教育的影响，他洞悉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的必然。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以求富强，而学习西方教育是其中的重要途径。

发展教育是培养一代新人的重要途径。郭嵩焘对教育地位的认识，是从国家富强和民族未来这一高度着眼的。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通过亲身考察和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刻体会到：西洋富强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而人才之盛得益于教育。他认为西方“惟人才盛而诸事具举”，“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脱“一”字）日？”，而 “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反观中国，郭嵩焘认为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正如他所说的，“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 …是以风俗之美恶，全系之人心。人心苟善，风俗无弗善者；人心苟敝，风俗亦无弗敝者。嵩焘以为吾辈家居，政教之得失，纪纲法度之修废，皆非所能与闻，独于人心风俗，吾辈当同任其责。其道无他，苟有益于人心风俗，必力行之；苟于有害人心风俗，亦必力求反之。悬此以为之的，必有起而相应者。”他认为学校教育在改造人心风俗和培养人才中具有重要作用，“诚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二千年来，人才所以日下，由学校之不修也。此关天下大局，非一时一事之计。”在他看来，从改革学校体制为引端，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素质，改良人心风俗，培养“讲求实学”的人才，从而推行西法，建设中国为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

郭嵩焘既已认识到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他提倡的不是封建教育，而是资本主义新式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当时教育的主张。

郭嵩焘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认识到，近代西方比中国的学校制度先进，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中国当时的学校、书院制度，去虚文而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即实学。

郭嵩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当时的学校、书院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他认为，在战国时期以前，士、农、工、商，只是一种职业分野和社会分工，他们的才能养成都要通过学校教育。在他看来，当时的学校制度是“并农工商三者，圣人皆自任之。三代学校之制，七岁而入小岁[学]，十五入大学，至二十成丁；任为士者，修士之业，任为农工商者，修农工商之业。四民各有所归，而学亦终不废。”但到了战国时期便尽绝了，正如他所说的，“盖三代学校，至战国而尽绝”。他认为，自汉代后学校办学目的更加不端正，以利诱士人，使学校逐渐沦为科举的工具。鉴于此，从唐代开始就有私人创办的书院，至宋代则书院大兴。但是书院发展到后来，也变为以科举为目标了。他不仅批评了清朝以前各代的学校和书院的弊端，而且批评了清代学校和书院的弊端 。他说：“国家治经之儒，旷越汉、唐以上，而前代讲学之风至是而尽废，遂使天下之民一无所系属。奸民之雄者，乃假会堂为名，私立名目，以相勾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师二者，一不足以联属其民，乃相奖以急入于邪，亦势之所必趋也。乾隆以后，各县皆立书院，学校为最盛。而一以利诱之，于学问源流本末，全失所以为教，直使败坏人心风俗，有损无益。”在郭嵩焘看来，科举制度下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士而轻农工商的思维定势。为此，他特别倡导西方“学仕两途相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求学与治生相结合的取材标准。

他通过实地考察西洋学校，认识到英日富强兴于教育。一方面是发达的学校教育，包括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求致用的教学方法、丰富的教学内容及先进的教学设备；一方面是全社会孜孜以求的学习风气。他曾说：“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针对封建教育“虚浮不根”和“无实之言”的弊病，郭嵩焘大力提倡实学。他曾说：“讲求实学，洋语曰赛莫〔英〕斯〔science〕。”他认为“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Bacon，培根〕。始时，欧洲文字起于罗马而盛于希腊，西土言学问皆宗之。比耕亦习剌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用实〔实用〕，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 …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很显然，郭嵩焘所指的“实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格物致知之学，其二也指欧洲人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和处世原则。同时，从培根作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地位来看，他眼中的格物致知之学就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至于其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他在日记中抄录的日本东京《开成学校一览》中的学科分类窥知。当时日本正积极学习西法，从这个一“览”的学科分类，便可以推知当时西方科学学科的主要类型：普通科、法学科、化学科、工学科、物理学、制作学、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金石学、地质学、采矿学、画学、冶金学、机械工学、土木工学。可见其中既有基础学科又有应用学科，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郭嵩焘认为这些学科“大抵皆务实之学也。”

对于如何尽快学习西方教育以讲求实学和培养人才，他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首先，他建议建立现代学校体制，取代和补充科举制度，学校设置应“分堂以立为学之程”，“计时以示用功之准”，“明定规则以使有依循”，“分别去留以使知劝戒”。其次，他建议“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待取得经验后，“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再次，他认为要多派遣留学生而且要改进留学。最后，他认为要改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学仕两途相倚”的用人机制。

他希望，通过学校的改革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才，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养成求实、向上的学风，改变“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通行之要义”的社会恶习，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二、“西学为用”，创新教学教法

郭嵩焘通过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和自己的教学及办学实践，对如何更好地进行教学，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第一，从教学方法上说，教师要采取启发式教学。他在出使英国期间曾参观英国和殖民地协会学校，并记下该校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概括的说就是“皆先引其端，旁推交通，使之反隅。”郭嵩焘认为，宋人倡办书院，也是重视启发式教学的。他说“自宋以来，尽敛天下才俊纳之于学，于古所为一道德、同风俗者，若将近之。……其间老师大儒，自以所学为教，启佑人才、风俗，渐摩变革，常称盛焉，即今书院之制也。国家当乾隆盛时，诏天下尽立书院，辅学校之不足，规制大备，可云极盛。独怪其时圣人在上，人文蔚兴，在廷在位者类能通经致用，而无能考求宋贤遗规，胥人士而达之古，一取科举程式被之书院，视若帖括取科名外无有学问者。”“这里讲的宋贤遗规，主要是指以朱熹为代表的书院教学思想。”有人将这种教学方法归纳为六个要点：第一，教师讲授与生徒自学并重。第二，院内院外相结合。第三，重视个别辅导。第四，提倡生徒互教。第五，循序渐进，精读与博览相结合。第六，以奖为主，奖惩结合。郭嵩焘认为，这些“宋贤遗规”在后来的书院中失传了，书院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因而，他认为应将西方的教学方法融入中国古代教学的优良传统中。所以当他从英法归国之后，在办学的过程中，一方面企图学习西方注重启发式的先进教学经验，另一方面则力图恢复宋贤遗规的优良教学传统。

第二，改进考试方法。为了防止新办的学校重新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郭嵩焘在办学过程中特别反对关门考课的方法。他不仅在湘水校经堂尽废一切课试之法，在思贤讲舍也同样如此。 他协助湖南学政朱逌然“倡立校经堂，谋尽除一切课试之法，选取高才之士向学者环集而董劝之，磨砻乎世事，沉酣乎经术，务以兴贤育才、整齐学校为心。”当他听说学舍主讲彭朝议（丽生）“扃门课试讲舍”一事之后，十分不满。他指出“讲舍缘始，谋一洗三书院陋习，专以读书立身为义，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力荐彭丽生主讲。不意彭丽生一入讲舍，毁弃章程，肆意妄为，稍加戒谕，遂成仇罅，今之扃门课试，亦其一端也。天方生此一辈人坏乱天下，无大小皆然，于何补救之？使犹能听人补救，彭丽生亦何至怪诞如此？即此可以悟矣。”郭嵩焘“尽除一切课试之法”虽有走极端之嫌，但他期望以此为途径达到“兴贤育才”的用心，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在教学中，要注重择师这个重要环节。郭嵩焘曾在谈论“择师之道”时从正面提出了择师的两个标准：其一，是德行标准，为人要“专勤端重”、“厚重朴练”；其二，是才能标准，教学要“善于引导”，富有耐心。他也从反面论述了教师在德行上的要求，如对于“思贤讲舍”主讲邓辅纶（字弥之），郭嵩焘曾作过评论：“邓弥之一意为乡愿，徒贻学校之害，万不足资师法。”。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保举邹伯奇、李善兰等人为同文馆教师，也集中反映了他的择师标准。正如他在《保举实学人员疏》中所说的“奏为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振兴人文，… …以上各员，学谊各有不同，而立心纯实，德性坚定，皆足以矜式浮靡，以化嚣陵奔竞之习，而开敦庞博厚之风。朝廷择尤奖擢，使学者有所观感奋兴，不独人才日盛，即遇国家讨论建置，犹可资其谙习掌故，斟酌道要，以知得失利病之原。”

三、“用夷变夏”，对近代中国留学独具慧识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引进西方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国内大办洋务教育，但是，在国内兴办洋学堂，仍然不能满足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上容闳的积极倡议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大力支持，这促使清廷将留学作为一项政策付诸实施。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其后赴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也相继派出。此后留学教育逐渐成为国内教育的重要补充。

郭嵩焘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详细了解，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国家制造之精，人才之兴旺，国家之强大，“其源皆在学校”。他认为，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学西洋的立国之“本 ”，而学习西洋之“本”的重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教育，讲求实学。他认为中西交通已成定局，要挽救国家免于危亡之中，就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为我所用，徐图富强。他认为，学习西方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洋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最直接便捷的莫过于派遣留学生。他主张仿效日本，急起直追，多派遣留学生全方位地学习西方。

郭嵩焘认为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派遣留学有其局限。第一是准备工作不充分并且留学人数不多、不太注重留学生的质量。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先后派遣的留学生总计二百人左右，这在当时对偌大的中国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同时在了解到赴德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后，他建议在派遣留学中要积极做好两项重要的准备工作：一是增加计划派遣数量和把好资质关即“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二是进行先期培训，“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然后遣赴到外洋留学，“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第二是洋务派的派遣留学缺乏长远规划，只是一种应急措施，他对李鸿章的留学主张作如下评论：“求才于遣派出洋官学生三四十人，遽欲以应缓急之需。语云：‘欲速则不达。’伯相之言，未免近于欲速者矣。”第三是洋务派派遣留学要求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尤其是用兵驾船之术，不鼓励甚至反对留学生广泛地吸收西方文化，因而无法造就建设国家的高层次人才。为此，他建议“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平心而论，洋务派的留学思想的着眼点是军备，这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以图自强；后期主要是学习西方以造就军事人才为目的。由此可见，郭嵩焘的批评与慧识，远在曾国藩、李鸿章之上，对于近代中国留学的改革是有所裨益的。

郭嵩焘在1876—1879年出使英法期间，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关怀，他与严复等留欧学生交往密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留欧学生严复的交往，两人常共同探讨如何向西方寻求真理。留欧学生也不负众望，在1879年后都学有所成，特别是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滚滚的变革洪流中，打开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扃键，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的系统介绍，及时满足了当时人们进一步寻找真理、学习西方的迫切要求，他带来的新的世界观（“天演”）和方法论（“逻辑”），起了空前的广泛影响和长远作用，这种启蒙影响和作用不只是戊戌时期和对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对后几代的年轻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郭嵩焘可以称得上是经世派的后劲，洋务派中的智者，维新派中的先驱。从总体上而言，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有郭嵩焘一人能从深层去认识西方教育制度与国强民富的密切关系，能看到西方教育“教养人才”的长处和中国传统教育败坏人才的弊端，而要求以实学挽回人心，并倡议以兴实学作为“当今之急务”。

郭嵩焘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教育，以图自强，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先见之明而又难能可贵的。但由于受个人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的教育思想有其局限性，他以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体现在教育思想上是过于理想化，这在当时社会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