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隐的深层含义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

“归”即归来之意，“隐”即隐居之意，“归隐”就是退出官场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归隐”在历朝历代儒学士人中古已有之。北宋范仲俺脍炙人口《岳阳楼记》，流传着千古绝唱“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斯不计自我得失，忧乐俱在天下的宏伟抱负，显然是对传统儒学理想人格的扬弃和发展。原来儒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当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时，则应有所节制，可屈可伸，可进可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固然是一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积极入世而以善于自保的高尚品德，尽管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教，但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它一方面蕴含着具有永恒力量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经世传统中的“穷独达济”的文化心态，给人一种“清高自持”和“善于自保”的消极因子。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归隐是竹林七贤，陶渊明“悠然见南山。”

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然而，这位显赫的钦差大臣却前前后后五次归隐，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科举出身的郭嵩焘饱读儒家经典，无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归隐这种“出世”是建立在建功业的“入世”基础上的，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就无所谓息影林泉的归隐。郭嵩焘的归隐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归隐时期他眷恋不舍的依然是其忧虑的时局和洋务，积极上书朝廷，执教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大力传播王学，王闿运佩服他能得“船山之要”，希望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在选贤方面具有质的飞跃与升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世袭为基础，把有才干的庶人排除在统治集团以外，却培养一大批傍依显赫门第的社会寄生虫。科举制摒弃门第之见，向广大的有才华的社会下层人士敞开大门，通过严格的考试择取社会精英，去治国安民。因此，我们不难想象科举制下的读书人有出仕为官的潜意识。然而当这种人生理想破灭之后，不得不走向归隐。选择归隐的原因因人而异，像郭嵩焘可说是窒息的官场不容于他，而痛苦地被迫归隐。像王闿运却是迥然相异于郭氏的另一类型的隐者，自愿与政治相离，乐于传道。

大凡一个人，如果来自外面的压力，迫使他远离官场，不得已走退隐之路，必然于心不甘，遇到某种场合，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发泄几句牢骚；反之，倘使是经过深思熟虑，出自内心的审衡而作出的这种抉择，就不会有什么苦闷郁结于怀，并形诸于外。王闿运生平除了早年在祁门因“纵横计不就”耿耿于怀外，对于个人出处从未感到委屈。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对社会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同时也缺乏自知之明，因而大多数人寻找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的时候，总不能对号入座。直到横冲直撞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才走到自己不甘心入座的位置上，还埋怨这是命运的安排，无可奈何。王闿运从现实生活的体识中，很早就抉择了隐居讲学著述的人生道路，心安理得地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的确不易。王闿运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并非因为他不做官而已，主要在于他在权贵面前绝不躬屈节，而是我行我素；在于他对名和利，而不热衷追求。

（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沿袭千百年来仕人的道路，郭嵩焘通过寒窗苦读儒家经典，历经数次科举落第，29岁前后终因十年不屈不挠奋斗而荣登进士之榜，走上了出世为官的人生道路。“三十而立”，立起了事业的支柱。然而，这位湖湘弟子置身官场，却如坐针毡芒刺在背。官宦之士前倨后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为名为利争相攻击的肮脏灵魂；正直之士一心为国殚精竭虑却屡屡反遭迫害的失意心态……一切的一切，久久萦绕于心，久久难以释怀，于是，一次又一次归隐故园。然而，时局的艰难，国事的剧变，又怎能让一个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的人平静地度过息影生涯呢？太平天国起义的烽火烧灼着他的心，边疆频频告急的情报常常让他感时伤怀。郭嵩焘又一次一次走出湘阴家园，去救时挽局，去实现一个伟丈夫的非凡抱负。就这样，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郭一直在“仕”与“隐”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上交错行进，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构成晚清仕人中一桢别样而独特的风景。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起义前夕，既是同乡又是至交的郭嵩焘与左宗棠就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社会动乱即将来临，因此“为山居给邻之约。”1850年2月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湘阴首当其冲，郭氏被迫举家避乱，“离眷避地玉池山梓木洞，依其戚李石帆”。梓木洞人心风俗醇厚，又有山水朋友之乐，的确是个避兵佳处，归隐到1853年3月，为期三年有余。农民战争的烽火愈燃愈旺，严重威胁清王朝的安全，更危及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利益，郭嵩焘“出山”来匡时救世，在湘军幕中充当摇羽毛扇的角色。

郭嵩焘以一介书生，第一次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亲眼目睹伤亡以及行军景象，“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屡战又多不利，困厄之感在所难免。何况他离家已久，千里乡愁，使他益感归心似箭，“湘岩故息壤，吾甘死耘锄”的心情呼之欲出，遂于1853年9月26日回到故乡。然而，战友江忠源突然在庐州阵亡。郭极为悲痛，作诗《哭江中丞》：“七叶两京廑北顾，九州一柱竟南倾。孤臣闲退今华发，日倚柴门涕泗横”悼友感时，痛大将之亡，哀乎于辞。郭嵩焘难以隐居，江忠源死后不到一个月，1854年1月，郭嵩焘前往衡州，帮助曾国藩商定水师营制，匆匆结束了为期仅有三个月的第二次归隐。

1860年1月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前往山东，检查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有无隐匿侵吞，他花了二个多月时间，力争废除二百余年的积习，可为国家课税三百万，为此跑遍了山东沿海，走访每一海口，将他收集与见闻一一记录，拟定章程，资料汇集七巨册之多，利弊情伪均在其中，如要整顿，实举手之劳。但他历尽艰辛，结果因僧格林沁蜚语弹劾，“忍苦耐寒，尽成一梦。”不仅使规划山东全局的计划“溃败决裂，”而且殃及无辜。他在山东专心访求有声望有才干的士绅，反让诸绅横遭查询之祸，他的同年萧氏更因此丧命，郭的“私心痛惮”，岂待言哉？他一心想替皇帝办事，为国家开利源的雄心壮志，竟因不知官场的险恶，成为泡影。他的失望与挫折感，久久不能释怀。“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于是从1860年4月至1862年5月进行为期二年的第三次归隐。“微才多病甘归隐，愿睹唐虞酿太和”郭嵩焘再次出山，是应李鸿章所请。1862年4月中旬，江苏巡抚李鸿章奏保郭嵩焘司道实缺。同月下旬，诏受郭嵩焘苏松粮储道。此时李鸿章组建淮军，初生之犊，豪情万丈，很想大干一番，也因而极需人才。他在上海常与洋人周旋，颇需擅长洋务的人才。他还要带兵打仗，更需要能筹饷的人。既懂洋务又能筹饷者，在他看来，除了郭嵩焘之外，实无别人。郭并非轻易会改变归隐的初衷。正如美国史学家汪荣祖分析，同治改元，多少给郭嵩焘带来一点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在李邀郭之前，郭已慧眼识英雄，认定比他小五岁的李鸿章犹如黑暗中升起的一颗明星，必将大放光芒。郭并非一定会预见李将位至相国，而是觉察到李将有一番作为，令他感到惊喜。

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屡遭阻扼，曾奏请开缺；但他的请辞，似不无以退为进之意，以冀有所作为，何况他上疏乞休，并未被批准。真正导致他离职的乃是同里故友左宗棠的恶意相倾，一心欲将亲信蒋益澧取郭而代之。郭知之甚稔：“左季高三次保蒋公，必得此席而后已，可谓全力以争矣，终亦不能测其为何心也。”如此罢官，不能不令他感到窝囊，甚至愤恨。更让郭伤心的是，1858年他在南书房成为皇帝秘书，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开脱推卸责任，在那场弹劾案中，才使左免遭杀身灭顶之灾，反而因祸得福，从此受到朝廷器重，仕途平步青云。左竟然恩将仇报。让郭至死都不能谅解，在他七十几高龄时，他的少年朋友左宗棠荣归故里亲自登门拜访，被拒绝，可知郭嵩焘当时心情是泣泪噙血的。1866年5月14日，郭离任返乡，开始连续八年的第四次归隐。郭嵩焘每天除会客著书外，即督促仆役种菜、植茶、养鱼。闲时便与西枝、东枝慧灵等和尚谈诗论佛，听乡民拜香求雨，看家人请巫治病。生活似乎平静，郭嵩焘的心却一刻也静不下来。国政的得失，官吏的升降，无一不在他牵念之中，偶然中听来的国事传闻也常使他增加无穷的忧惧。同治十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兴师进犯，三月在台湾琅桥登陆。海疆多事，清廷六月初八诏命郭嵩焘、杨岳斌、曾国荃、于日昌、鲍超等来京陛见。显因国难当头，招集干才能吏赴京商讨国事。郭嵩焘家居八载，渐趋平淡；诏命突至，不免吹皱一池春水。他对官场早已灰心，但对朝廷与国家的忠爱之心，并未稍减。他仍期盼清廷能改弦更张，希望提倡自强的洋务派有所作为。正当台湾、新疆警报迭传时，西南边陲云南发生“马嘉理案”。滇案使清廷更惊慌失措，应英国强烈要求，清廷屈从其威逼，派遣郭嵩焘前往英伦“谢罪”。“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是什么力量友持他毅然挑起这幅费力不讨好的担子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是他的精神友柱。“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郭嵩焘为了国家利益，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他的高尚情操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

作为中国第一任外交大使的郭嵩焘，最初出洋的目的是全面考察西方，寻求富国强民之策。然而三年任期未满，他就一再请辞，缘于他难以忍受封建保守势力对他严厉的攻击。副使刘锡鸿得到大洋彼岸的清廷权贵李鸿藻等撑腰，一意相倾，列举十大罪状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阴影始终笼罩他整个出使期间，大大影响了他的情绪与工作。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同时召回郭嵩焘、刘锡鸿，分别以曾纪泽、李凤苞继任英法公使和驻德公使。1879年5月5日，郭钦差驾到长沙，码头上冷冷清清，巡抚及下属文武百官“傲不为礼”，没有一人出来迎接。“欢迎”他的是贴满大街小巷的揭帖，上书郭嵩焘大名，“指以为勾通洋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公使，就这样背着千夫所指走出国门，又迎着辱骂回归乡里。从此，他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再也没有走出过湖南，开始了孤寂的晚年生涯，直到十二年后离开这个世间。

从1840年9月郭嵩焘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入幕时算起，直到1891年逝世51年时间，五次归隐长达25年之久，归隐漫长，整整等同官宦时期，难伸经天纬地之才，酿成个人的人生悲剧。山东之行，郭全力为清朝空虚的国库增加财源，反受降职处分，归隐使其前功尽弃。粤抚任上，郭尽职扑灭起义余火，结果反遭撤职，归隐使其难展封疆大使之志。公使期间，郭全面引介西方先进科技与制度，最终任期未满被召回，从此决裂仕途，归隐使其超前的洋务思想只能与他同进棺木，不能实践。

二、“经济之学”，湖湘文化精髓

经世实学即经世致用之学，意思就是做学问不能离开经国利民、匡时济世的宗旨，而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则称其为“经济之学”，但意思仍然相同。

学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与实际、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关系等思想方法上的问题。“通经致用”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传统学风。湖湘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践履”“重实学”，总括起来就是“学”必须“致诸用”，而不能只停留在空谈心性，空谈玄理之中。这一点是湖湘文化突破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局限的一个重要方面。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辩？”“故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乃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明清时期它更有发展。到了近代，社会处于危机四伏，剧烈动荡和变革转型之中，统治者的控驭能力逐渐丧失，以贺长龄、曾国藩、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湖湘学者，“以天下为已任”的经世思想和忧患意识，很快觉醒和勃发，将湖湘“经济之学”发展到又一高峰。正如钱基博先生评说：“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则固不同而不同。”

湖湘经世致用之学的兴盛，产生出了一大批经邦济世的人材，他们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有清王朝政治上的“干国良臣”，有中国第一个出使外国的公使，有中国近代办洋务兴实业的先驱者和重要代表人物，也有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所谓“功臣元勋”。清朝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内部面临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的冲击，外部受到西方列强不断侵略。当此之时，正是由于湖南人材济济，犹如擎天一柱，在支撑着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

三、行教育救国之梦，走经世致用之路

近代湖湘学风是以经世致用和兼收并蓄为基本内容和风格特征的。在这种学风的熏陶下，郭嵩焘较早地抛弃了“词章之学”而走上实学的道路，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极大地丰富了经世的内涵。另一方面，兼收并蓄的学风又使他通过中西对比，为中国致富致强积极探求出路。

（一）批判封建旧教育，主张经世实学

堂伯父郭家骥“上自生民利病，国家律令制度，下至市场贵贱，言之历历不爽。”郭家骥这种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少年郭嵩焘产生积极影响。“年二十二，即办洋务”的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郭嵩焘作为孤独的先行者，其高明之处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过程中，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声光化电、坚船利炮之类的褒扬上，而是试图由表及里对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及教育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他洞察到了西方社会富强的原因所在：“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他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郭嵩焘是成立京师同文馆的最早倡议者，此举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韧。

与盛赞西学形成鲜明对比，郭嵩焘大力批判了封建旧教育。“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千余年。流极败坏，以至今日。”因为封建教育内容只是流传千古的圣经贤传，教育方法只须要不假思考的死记硬背，被教育对象只是“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卸任外交大使，郭嵩焘摆脱公事的纠缠，静心思考封建教育的弊端。光绪五年，郭嵩焘对其扼杀人才“虚文无实”进行了深刻批判：“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为了改革空疏腐朽的旧教育，他批驳了乾嘉学派寻章摘句，专事考据，埋首不问实际的颓靡风气。

两相比较，郭嵩焘为中国教育设计了一条广阔的出路。他从时代的需要出发，要求培养“通变之才”，即具有“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才能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才为中国的富强“建非常之业。”这是一种新型人才标准，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要解决这一问题的要害所在，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学仕两途相倚”的主张。也就是说，学有专长，学生毕业后，既可托业，找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以所学专业谋生；同时，不管学习何种专业，“皆可以求仕”。通过公开竞争，取得参与国家管理的职位。这一主张的目的，在于拔正中国教育用人的方向，变务虚文“为致之实用”。“学仕两途相倚”，既可为官吏的选择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亦为知识分子开拓了更广阔的生活道路，这正是西式学堂培养人才的趣旨。如能此，则中国亦将：“人才胜而诸事可举。”于是，郭嵩焘特别反对李鸿章迷信“坚甲利兵”，只许学生出洋学习军事的做法，“欲令李丹崖(鸿章)携带出洋学习生改习相度(勘探)煤铁及时冶炼诸法及光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

郭嵩焘全盘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诅咒它扼杀一切人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高声呐喊：“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为此，晚年隐居的他疾呼：“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郭嵩焘大力提倡务求实际与实学新学风，强调学习内容必须有济世功效。“重三以精求学校之实”，鼓舞人才。以使之务实求精。“他认为西方机械、工艺、驾驭、制造、天文、海洋、勘探、矿务、铁路、光学、电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和政治律等社会科学乃“征实致用之学问”，“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郭嵩焘反对“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的虚骄自大思想，讲学求实学，这在当时万马齐喑，朝野上下“高视阔论，以考求洋务情为耻”的历史氛围里，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警钟。

（二）执撑书院创办学馆，实践教育兴国之梦

郭嵩焘不仅看出教育在建设西方文明中的重大作用，而且看出了教育在世界竞争中的重大作用，西方教育越先进，对中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奋起直追，改革现存教育体制，逐步以“实学”代替“虚文”，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封建的传统教育。

城南书院最初为宋朝张拭所建，清朝乾隆年间，升格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省办书院，所以才有巡抚出面聘请郭嵩焘为主讲之事。道光初年，城南书院移建妙高峰下，经过咸丰同治年间战乱，书院斋堂各祠大部损坏。从广东巡抚离任归隐后，1870年2月5日郭嵩焘接任书院院长，得到湖南巡抚刘琨等赞助，巡抚饬厘金局出资，重新修葺已以剥落的各祠讲堂与斋舍。与此同时，郭嵩焘“又于南轩祠旁隙地，建立王船山先生祠，以期乡里先贤开示学者，所知归向。”于是书院犁然一新，又增经费数百贯。郭氏更定下制度，使帐目清楚，职权分明。他与朱克敬商讨制定学舍章程，对诸生要求：“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求学之程。”

郭嵩焘主讲城南书院，特重王船山之学，王闿运佩服嵩焘能得“船山之要”郭实为呼吁光大王学之健将。城南书院于1870年3月18日开课，未投帖注册而应者（旁听生）多达四十余人。郭嵩焘掌教十分认真，住在书院，为学生评定课卷甚忙，“城南课卷充积，数日评阅甚苦。”城南书院实效显著，出了不少人才，第二年四月会试放榜，书院学生陈理太、瞿鸿玑、曹昌祺三人中选。“门生中稍属意者易鼎勋等”，五人中有两后来成清末著名大臣。张百熙（1847—1907）1874年进士，曾督学广东学政，后历官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内阁协办大学士等高职。

1872年湘人感念曾国藩的逝世，相与筹资兴建祠堂于长沙小吴门正街。翌年九月，郭嵩焘题名祠堂的校经堂为思贤讲舍，聚徒授学，以光显曾氏。

郭嵩焘晚年归隐，主要精力在思贤讲舍。此次海外归来，重睹讲舍，不仅不愿中废，而且想有所发展。郭氏兴学的动机与目标，除陶冶和培养人才外，还想有益于乡里国家，不单纯追求为学而学，亦要学以致用。他有一个长远规划，中国需要三百年才能复兴，他也注意到眼前的困难，最具体就是要解决鸦片烟的问题。鸦片对整个社会之害，虽有目其睹，却难以解除，此次返乡后，立志与友人筹设了禁烟会，拟订禁烟公约。“设立此会之旨，原重在人心风俗。”郭嵩焘明言思贤讲舍与禁烟公社，相互维持，因为学校乃人心风俗之本，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振兴。

郭嵩焘还为思贤讲舍订下春秋两季的“会讲”的制度。所谓会讲，即集合诸生于大堂，由他或其他知名学者作特别演讲。秋季会讲多半在九月初一王船山生辰时举行。1887年5月有意请王闿运主讲，“壬秋高才博学，为吾楚之杰，尤善启迪后进。”光绪十五年，王闿运离开长沙北游。翌年二月思贤讲舍开馆时，始由王先谦主讲，王为同治四年进士，曾授编修，任国子监祭洒，江苏学政，刊版《续皇清经解》等书，与王闿运并称湖南大儒，号称“二王”。王先谦自江苏学政开缺还家后，应郭嵩焘之请主讲思贤，自然是理想人选。

思贤讲舍名声显赫，因而想进讲舍的人不少。光绪十二年二月开馆后，有八名缺额，而要求补取者竟多达六十人。郭嵩焘的儿子立（炎儿）和孙子本谋（顺孙），为安心读书，亦于1886年6月移居思贤讲舍。思贤讲舍在清代末年不仅为湖南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出版过一大批重要书籍。入民国时期成为艺芳女校。刘人熙报请大总统批准，在思贤讲舍基础上于1914年创办“船山书社”，对于弘扬王学，宣传爱国主义精神起了良好的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又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些虽是后话，但不能抹杀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之功。

郭嵩焘晚年不仅兴办思贤讲舍，还倡议恢复了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由湖南巡抚吴荣光创立于道 光十三年（1833年），原来属于岳麓书院。吴荣光是阮元的门生，他效法阮元创办沽经精舍和学海堂的“专勉实学”精神，在湘水校经堂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吴荣光离任后，此堂名存实亡。咸丰末年湖南巡抚毛鸿宾整理湘水校经堂，但持续时间不长。郭嵩焘曾肄业于湘水校经堂，所以他从海外归来不久，即向湖南学政朱肯堂建议恢复湘水校经堂。“张力臣（自牧）过谈，述及朱肯堂议建复校经堂，取盐务三钱余款，岁可得九千金。”郭倡仪恢复的宗旨明确：“予谋别立书院，讲求征实致用之学，愧绵力不足及之，赖有朱肯莆倡其议，竭力谋成所志，以求有益乡里，为陶成人才之资。”重建后的湘水校经堂，不再附属岳麓书院，而在长沙城南天心阁下另设堂址，并以通经致用为宗旨，为近代湖南培养了大批人才。戊戍时期，校经堂成为维新思想的宣传陈地，《湘学报》即在该堂刊行。

王闿运受丁宝桢之聘于光绪四年入川，光绪十二年春返湘，在成都尊经书院讲学前后达八九年之久。到了长沙，郭嵩焘请他主讲思贤讲舍。“行役无成归又老”。王闿运非常清楚，这一辈子已经注定要与申屠蟠一样，隐居教读，以卒于家。从60岁起，应聘衡阳船山书院，直到77岁方辞退讲席，可以说他毕业与教书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钱基博在《湖南近百年学风》一书中论说：“王运名满天下”，“而著其夙夜强学以持问，启迪后后如不及，恢张学风，不知老之将至。”王还通过说经，撒布民主的种子，正如他教的学生杨度所说：“专注《春秋》说民主。”成为近代宪政主义的播种者。

王闿运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他有心提挈齐白石，使他的书画篆刻，受到国人重视，可谓用心良苦。廖平是他在尊经书院的高足，是晚清有影响的经学家，其经著《今古学考》《知圣篇》实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源头。杨锐、刘光第是他的得意门生，与林旭，谭嗣同合称“军机四卿”，极受光绪信任。为变法流血牺牲的“六君子”，湘绮门人竟居其二。谭嗣同早就服膺王湘绮，认为“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学生杨度著有《君宪救国论》风行民国一时。王门弟子在湘者以“上湖南”人居多，一则湘水下游一带，学舍甚多，而且居民富饶。王运讲学故乡，影响湖南学风颇大，实实在在地走完教书育人的经世致用的人生道路，堪称一代教育家。

曾国藩怀抱济世之志，对社会的弊端有所觉察，以“伪学圣之学”推行“外王之道，”并把它的实行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目标，经世之学与理学统一，是曾国藩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经世思想的影响，使他具有面对现实的精神，长期督学治政的活动，更使他养成了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因时通变的作风。从讲求实学，服务现实培养人才的角度而言，郭嵩焘王运曾国藩三人在这点上具有相通之处。

曾国藩把教育分为“四科”，他作为封建士大夫，认为学校主要职能是进行封建道德封建文化教育，推行儒学的“德治论”。然而，他作为洋务派又超越同辈，他用经世致用眼光看待教育，不顾朝廷顽固守旧派的反对，在教育上采取一些开明措施，如在江南制造局创设兵工学校，造就军事人材，组织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在近代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这是由于曾国藩力求“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实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在他分的四科中，曾国藩更重“经济之学”，旨在自强自救，救国救民。

湖湘文化具有“经济之学”的优良传统，如何让灾难深重的中国摆脱统治危机，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无疑成为湖湘子弟共同的心声。经过不屈不挠的探索与求证，他们找到了振兴国家的救世良方——重视教育、培养人才。19世纪末期的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时局，同是湖湘故人的郭嵩焘、王闿运、曾国藩都积极为振兴教育而不遗余力地奋斗，他们都寄希望培养干才能吏，为苟延残喘的清廷注入新鲜的血液，实现中兴之梦。有所不同的是，因各人经历与社会地位不同而贡献有轻重之别。作为权倾朝野的曾国藩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军国大事上，但正因其职位显赫，很容易把其教育思想推行成引领全国的大事，建立军校、推行留学教育，功不可没。做过封疆大吏的郭嵩焘从广东巡抚卸任后归隐八年，主掌城南书院；从外交大使御任后归隐十二年，主持思贤讲舍。没有公务官事的纠缠与侵扰，使得他一心一意从事教育。更凭借昔日骄人的地位，取得湖南巡抚官费支持，筹集足够资金，创办新式学校，聘请知名教育家讲学，城南书院与思贤讲舍具有近代新型大学的雏形，推行某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教育，为湖南一省培养不少贤才，为湖湘文化做出贡献。而终生布衣一生为民的王运纵有满腹经纶，但不得不一生一世为谋生而奔波于四川尊经书院与湖南船山书社，地位的卑微决定其不能为教育定计决策，但可凭才情培养后学，甘当人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