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甘肃，说起古树名木，人们都会说起“左公柳”。其实，当年左宗棠督陕甘时，号令军民沿陕甘驿道、甘新驿道栽植的树木不过是一些西北人常见的耐旱树种，比如旱柳、榆树、小叶杨、新疆杨等等，但人们宁愿抛弃更加名贵的树木而首先对“左公柳”津津乐道，说明“左公柳”对西北、对甘肃的人文历史影响太深了。

左宗棠平定关陇，进而收复新疆，是从陕西潼关西进的，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品运输愈加困难。因此他花大气力，从潼关开始，在原来古驿道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由东往西，横穿陕甘，直达新疆哈密、乌鲁木齐长达三四千里的驿道，并在驿道两旁栽植树木。而旱柳一树栽得最多，后人通称“左公柳”。

可以想象，在一条漫长的古道植树，尤其是在黄土高坡、荒岭大漠之中让树木成活，非有大气魄可。左宗棠在书札中说，1880年，他从哈密东返北京，见“兰州之东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其欣慰之情，自难言表。

树木是他号令栽植的，这些话也是他自己说的，而如今“左公柳”古树实物几乎杳无踪迹，假若人们对此尚存疑虑，那么，甘肃省档案馆所存左公柳档案、甘肃的地方史志乃至一些游记、笔记、杂闻却言之凿凿。

在甘肃省民政厅全宗中，有一份清朝末年对甘肃境内“左公柳”数字统计的档案，其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会宁境内种活21，000余株；安定境内16，000余株；金县境内44OO余株；皋兰境内4500余株；从泾州到会宁600里内共264，000余株；环县境内18，000余株；安化及镇原境内12，000余株；狄道境内13，300余株；大通境内45，000余株；平番境内78，000余株；”1935年，甘肃省政府根据“左公柳”屡遭砍伐的情况，对时有“左公柳”又有统计，当时平凉境内尚存有7978株；隆德5203株；静宁1386株；固原4351株；山丹1220株；永昌1311株；临泽235株；古浪1015株。这些“左公柳”“均经编列号数，各悬木牌，高钉树身，以为标志。”

也许档案中这些枯燥的数字不足以复活“左公柳”，那就再看看几则史志和文献的记载中是如何再现“左公柳”身姿的吧：

在左宗棠书札记载驿道植树规模的前3年，冯焌光从上海前往新疆，他在《西行日记》里就说：“三十里窑店镇，交甘肃泾州界，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荫蔽天。”那是在7月。“绿荫蔽天”应是当时的情形。1903年，蒙古族人阔通自西宁办事大臣任上罢官，返京途中在《湟中行记》中写道：“晚宿会宁……自入县西境，官道两旁，杨柳稠密，十年树木，令人忆左文襄之遗爱。”“左公柳”繁盛之时，人们干脆就将那条驿道称为“官道”。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巡抚，他把途中日记编成《抚新记程》，其中说到行至肃州时，“回望陇树泰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长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门矣。”他看到驿路一线的“左公柳”“长杨夹道，垂柳拂堤”，肯定想起了那句凄凉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了。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去敦煌考察。是年秋，越过陕西省界进入甘肃，看到“左公柳”“已经长成了，成排成行，夹道耸立。”在连续一个月的旅途中，“连绵不断的柳树和参天耸立的白杨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这些树木穿过两山之间伸向远方的平地，翻山越谷，蜿蜒行进，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奇景。”这些都被记在他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1935年印行的《重修隆德县志》，对“左公柳”作了如下记载：“由隆德城东行经十里铺……入静宁界，合计东西全长九十里，此系官道，坦途两边齐栽白杨绿柳，春夏青青，左公遗爱也。车辚马啸，络绎不绝。”等等。

在这条古道上行走，四野无人，满目荒凉，那一线望不到边的“左公柳”肯定是最显眼的了。翻检过去的文献，我总能觉出，亲见亲历者对“左公柳”倾注的那份特殊的情感，他们笔下的文字都是那样的生动，他们的描述使“左公柳”如在目前：“过河后，左右皆山，积雪无隙，惟道旁残柳千株，作一线淡黄耳。”(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山色苍翠，涧流飞泻，下山时驿树尤密，此左相所遗也。”（陈万里《西行日记》）“入甘肃境，自此西行，驿路两旁，时见柳树成行，大可栱围，高枝参天。”（1936年版《西北揽胜》）“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而杨昌浚的那首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左公柳”的赞誉更是人所共知。

我不知道当今的人们对左宗棠筑路、植柳是作何联想的，我却经常寻思，左宗棠征西筹边、戎马倥偬，不一定非要在道路两旁种树啊!这项工程之艰巨丝毫不亚于他的军政要务，为何非行此举不可呢？这就是他与一般庸官迥然有别的远见卓识之所在。在《左宗棠全集·奏稿》中，他是这样说的：“治道路以通车驮，浚泉井以便汲饮，栽官树以荫商旅，然后民可资生也。”他是立足于恢复经济秩序来谈西北人民的基本生存环境的，因此，他以种树为急务，为西北再聚生气，重启生机。他后来总结：“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闲余，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周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作为陕甘总督，他对西北的治理给人一种把边疆当自己的家来建设的感觉。

的确．左宗棠对西北的治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植树造林，通过西征将士和地方官民几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植树成就蔚为可观。档案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一段，通衢大道两旁就栽下了26万多株。其他各地如会宁、皋兰、环县、董志、狄道等州县的零星统计，共种树三四十万株。如果再加上河西走廊和新疆所种的树，约有一二百万株。湖南人陆无誉在《西笑日觚》一书中记载：“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直到民国初年，谢彬游新疆，到阿克苏附近还看到“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绿荫行人。”经左宗棠整治后，原来大漠孤烟、平沙冷落的西北大地出现了“千里一碧”，“浓荫蔽日，翠帷连云”，生机勃发的景象。

二  

但是．“左公柳”后来的遭遇却是令人揪心的。大概从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之后不久起，“左公柳”就连遭厄运，兵燹、旱荒、砍伐接连发生，而对“左公柳”祸害最甚的莫过于人为的砍伐。道理很明白，左宗棠一旦调离了西北，地方官员无须再对他负责了，即使口头说应该对事情本身负责，实际并不怎么真正付诸行动，因而导致砍盗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1927年以后，当地驻军、兵站需要燃料，各县驿道两旁大量的“左公柳”被“旦旦而伐之”。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中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是1928年，那时，“于今存者仅十分之三”。紧接着，甘肃督办刘郁芬派兵进驻河州，在西固县设立兵站，向当地百姓征派大量烧柴，西固川的“左公柳”被砍伐一空。与此同时，榆中、皋兰境内的“左公柳”也没有逃过当地驻军的刀斧。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大旱，沿路的“左公柳”被饥民砍伐下来，剥尽树皮，用以充饥了。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西北，亲眼见到“左公柳”“旱槁之后，继以兵残，髡枝弱线，十里不逢一株”。面对“左公柳”遭遇的劫难，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就曾在古道两旁张榜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候所植。”这应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保护“左公柳”的官方文字了。从甘肃省档案馆所藏左公柳档案看，记载最多的还是“左公柳”遭砍伐、处理砍伐的案件以及地方政府对“左公柳”保护的内容。

1932年l1月26日，甘肃省建设厅呈准省政府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所述五条，始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对“左公柳”加以保护。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保护左公柳办法》，这个保护办法很具操作性，内容如下：

一、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

二、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察。

三、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需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

四、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之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

五、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牲畜行为。

六、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

七、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客观地说，这个办法是很实用的，制订办法时是动了脑筋的，不仅规定了各县、区、保、甲保护“左公柳”的具体方法和责任，而且明确规定了砍伐、破坏“左公柳”应受的严格处罚，并要求各县“随时派员视察”，同时，要求各县对其境内现有“左公柳”进行全面清查、编号并将统计数字报省政府备案。办法颁布以后，对“左公柳”遭砍伐的势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遏止作用。一件要事，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还是很管用的。

然而，各地官吏在《保护办法》的有效贯彻和执行上大打折扣，“左公柳”遭砍伐事件仍在屡屡发生。193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巡视陇东，途中“见官道两旁之左公柳被人砍伐甚多，并有剥去树皮者。树虽婆娑，生意尽矣”而且多为“斤斧新痕。显系最近砍伐”。当即指示“务将毁坏之人查出重办”。“责成建设厅随时派员考察。嗣后，道旁树木不分大小、种类，如再发现砍伐或剥皮痕迹即将该管县长呈请从严处分”。重申对“左公柳”严加保护。1940年10月，宁定县民众密报省政府，说当地保长私自倒卖“左公柳”，分为三等价格倒卖，大的六元，次之五元，小的四元。为此，甘肃省政府发布训令指出：“该县左公柳既关古迹风景，又能调节气候，亟应保存。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县长迅即查办具复，并转饬所属一体保护”。同年4月29日，时任国民党甘肃省主任委员的朱绍良致函省政府：“近据报告，竞有一般军民对于西兰公路附近之左公柳及兴隆、崆峒各山之林木，不知爱护任意采伐。”请省政府“饬属对于本省之左公柳及各山林木加意保护”。随后，省政府训令泾州、平凉、静宁等21县“仰遵照切实保护，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甘肃省档案馆所存左公柳档案中，像这样的训令、通令等充斥案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砍伐“左公柳”事件屡禁不止。

对于成活的“左公柳”不便明目张胆的砍伐，就在枯死的“左公柳”上下手。1946年，隆德县建设科长陈树德等人估价处理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同时也乘机砍伐部分成活的“左公柳”盗卖。省政府接报后当即令隆德县政府认真查办。经查，陈树德以及苗圃主任安涛、神林乡乡长薛昌荣、沙塘乡乡长薛达这几个人合伙盗卖了枯死和成活的“左公柳”400余株。隆德县政府当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而且还专门拟具了《违法变卖左公柳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将此次所伐缺空趁植树时期补栽新苗，保护成活。经这次盗伐后，隆德县境内尚存“左公柳”3610株。

2003年，我针对这起砍伐“左公柳”事件在写《民国时期一起砍伐“左公柳”案件始末》时，专门给隆德县林业局打过电话，询问现在隆德县境还有多少“左公柳”。隆德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我没有去过。对方回答令我大失所望，说全县各乡的“左公柳”一棵都没有了，县城里有几棵，已经列入古树名木范围保护起来了。那么就是说，1946年该县“左公柳”尚存3610株，不到50余年时间，也许更早些时间，可以推算到1958年“大跃进”年代，因为当时确有人看到当地公路旁“左公柳”尚在，而今荡然无存。2006年，我乘汽车去平凉出差，途经隆德县，只见窗外公路边上一个似曾见过的路牌一闪而过。路牌上写着“神林乡”三个大字。我急忙请司机停车，下车后我久久地凝视着“神林乡”三个字，因为60年前就在这里发生的那起砍伐事件。我环顾四周，神林乡宽阔的川道里，竞寻不见一棵“左公柳”。但我知道，在神林乡公路边的泥土里深埋着“左公柳”的根系。

左宗棠当年栽下的榆树、小叶杨、旱柳等类树木中，榆树和小叶杨树龄更为长久些。柳树的寿命不算很长，不过，在环境适宜的地点，也能活上两三百年。这就是说，在旧驿道经过的川道、河谷路段，今人完全应该看到成行列队的“左公柳”。可是，它们统统消失了。今天，你如果想在甘肃境内寻找到劫后余生的“左公柳”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左公柳”，你绿了一场，又悄然枯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