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晚清“中兴名臣”,同时又是与西北地区社会嬗变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之一。长期以来,无论从阶级分析还是从民族关系角度考虑,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都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棘手问题。这就造成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存在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对西北近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还是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深入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特别是他主持的近代化事业,对于我们今日的西部大开发事业不无裨益。正因为这样,笔者对1980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求进一步深化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研究。
本文涉及6部专著和1部论文集: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杜经国著《左宗棠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邹礼洪著《清代新疆开发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2年版）,魏永理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左涣奎著《开发大西北先驱—左宗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马啸著《左宗棠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慎云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 1986年版）。据笔者粗略统计, 1980年以来发表于各类期刊有关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的论文达300百余篇,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生态环境等方面,下文将分3部分进行论述。
一、生态环境与综合性开发研究
关于西北生态环境研究,李清凌认为,生态环境研究最有创见的是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变迁的研究,并分析了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在黄土高原的总侵蚀量中,目前,自然侵蚀至少占70%,而加速侵蚀（人类活动）至多占30%。可知人类活动并非促进黄土高原侵蚀过程中的唯一和主要因素,黄土高原本身的物理特征及黄土高原的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在黄土高原侵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详述了1980年以来关于西北生态环境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其对今日的启示。
关于左宗棠治理西北生态环境,石敬仁对左宗棠西北植树造林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植树造林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是我国林业发展史上人工造林的一个奇迹。马啸对左宗棠治理西北生态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左氏通过植树造林,引种桑棉;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保护市镇,改善生态环境等措施积极有效地保护了西北生态环境,也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治理西部生态环境的新思路、新征程。对左氏广植桑树,马啸还把种桑树、养蚕与丝织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左氏在西北广植桑树,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但桑树根深,适酸性和钙质土,极适合作防护林,实际上做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这点就我们今日社会而言,仍有借鉴价值。
左氏在西北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大家一致给予了高度称赞和评价。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人赛切尼·贝拉,他于1877年至1880年自费组织了一次以中国西部为重点的东亚科学探险,并编写了《赛切尼伯爵1877年至1880年东亚之旅的科学成果》,其中就写到:“左宗棠在某些方面也有别于他的同胞们,例如其他人不珍惜环境,大肆毁林;而左氏则倡导植树,兴建果园菜园,提倡开沟灌溉和修筑氏河渠,他要自己的士兵穿制服戴草帽有如园艺工人那样去劳动。他答应从自家的菜园里为我采摘小水萝卜和红葱头,而且真的信守诺言,两次让我品尝他种的小水萝卜,说种子都是由他的湖南老家带来。”显然,外国人对左氏保护环境的事迹而叹服。但左氏一人并不能改变近代西北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命运,戴逸就认为清代对西部的开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已是成果卓著。但最大的历史教训是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综合性开发研究。张海声从9个方面讨论了左氏在甘肃的作为,认为左氏的举措不仅暂时稳定了摇摇欲坠的政局,而且为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勾结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左氏在兰州10多年,既顺利完成了清王朝交给他的使命,又在西北特别在甘肃办过几件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秦维宪认为,左宗棠开发西北的作为加强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联系,冲击了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为改变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利用外资和科技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彭大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左宗棠开发西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左宗棠经营开发西北是中国近代建设大西北的首次尝试,尽管他的很多设施并没有贯彻到底,甚至人亡政息,西北贫困依旧,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付宏渊认为左宗棠开发西北对我们今日的启示是:人口、资源、自然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只有加大开发欠发达地区的力度,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马啸对左宗棠开发甘肃进行了研究,认为左氏对甘肃和西北开发建设是初步的,低层的,并有某些不足之处。但这是近代开发甘肃和西北的开端,在不少方面为继续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二、专题性开发研究
从不同侧面分专题论述,左宗棠对西北经济开发的论文有近百篇,其中包括工业、农业、手工业、财税改革和西征借款。
（一）工业
工业研究主要是左氏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创办的西北第一家近代工业———兰州机器织呢局。王荣华就认为西北近代工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洋务运动时期,一是抗战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是西北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期。前一个时期是以兰州机器织呢局为核心,后一时期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为主体。并对1980年以来有关兰州机器织呢局创办的条件,失败的原因,历史意义以及影响和作用等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笔者为了避免重复,故在此不做赘述。李清凌整体分析了甘肃近代工业的特点,即起步较早,发展缓慢;手工操纵为主,机械化程度较低;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企业,民族资本步履维艰;新兴工业数量较少,工业布局很不合理。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客观地分析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失败的原因。同时,对其创办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左氏创办织呢局,当时不仅在西北是独立始创之举,也开辟了中国机器毛纺织的先河,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二）农业
关于农业开发,栗晓斌从5个方面对左宗棠开发甘肃农业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取得了显著实效,为甘肃近代经济开发和发展奠定了农业基础。王晓燕对左宗棠调整甘肃农业结构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维护了农民经济利益,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农业结构调整需要相宜的政治环境,还要与当地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相适应。钟萍对左宗棠在新疆的垦殖开发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农田面积大增。马啸对左宗棠兴办西北水利建设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取得了显著成效,使这一时期成为甘肃水利建设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时期。但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连续性,没有得到清政府和民间支持。
（三）手工业和经济体制改革
马啸认为:左宗棠大力提倡裁桑养蚕,引进桑种和丝织技术,振兴了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
关于茶务,段国正论述了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陶德臣详述了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认为产生了四大影响:一是茶税逐渐增多;二是茶商增多,有些茶商的经营规模庞大,形成了新茶商力量；三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再放光芒及茶叶远销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四是茶票制度深深影响了西北茶务,直到民国时期还长期沿用。关于财税,白学锋对左宗棠改革甘肃财税进行了深入研究,内容包括田赋,盐务、茶务、厘金等在内的旧税制及甘肃币制,认为由于甘肃太贫困,经济太落后,导致整理地方财政的收效并不显著,但为甘肃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西征借款
西征借款是左宗棠举兵西北,为解决军费不足而举借的外债。但并未全都用于军事活动,其中不少借款被用于地方建设。对此问题,沈其新认为,为了抗拒外敌,收复疆土,借必需的外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超过中国当时的经济承受能力、不顾全局、不顾重息,大借多借外债为本集团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从中渔利,从而加深人民的负担,便利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影响全局则是应该指责的。左氏西征借款纵使不是政治贷款,而只是6次高利贷的借款,所付代价实在太大,远远超出经济范围。蒋致洁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来源、分配和收支进行了论述,认为协饷几乎占收入总数的一半,在军饷入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洋款、商款都是为了填补协饷的缺额而筹措,最终仍将由协饷划还。牛济认为,左氏费尽心机筹措“西征借款”是其政治军事战略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其积极作用更是不容抹煞的。“西征借款”不同于后来的卖国贼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向他们各自的主子们所借贷的政治外债。北洋军阀举借外债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西征借款则是为了解决战时应急措施,相对来说,仅占西征协饷的14.9%,基本上是随借随还,属经济信贷性质,并未因向外国借款而丧失中国主权。马陵合对左宗棠的外债观进行了论述,认为举借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在另一文中,马陵合进一步指出:西征借款是典型的海关代为扣还。从本质上讲,具有一种垫支周转的性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只是将协饷提前支用,对协拨省关来说又并提前协解。以外债代替协饷来还速集巨款,以应急需并未破坏协饷制度的运行,而是协饷制度的补充,其借款以各省关协饷来偿还,转化为外债的那一部分协饷因与海关的关系而以拖欠,因而不失为一举两得,既可速集巨款,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有关省关协饷承诺的兑现。在更多的意义上,外债只是左宗棠与协拨省关争夺饷源斗争中的一种辅助工具。从现有成果看,西征借款对收复新疆和开发西北的重大意义已得到学界肯定。但若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言,对西征借款另有评价则是另一码事,我们应区别对待,客观评价。
三、与经济开发相关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民族政策、行政管理和教育兴革,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举措或者策略。
（一）民族政策
关于回民政策,黄正林对此问题进行了评述,认为对左氏镇压回民起义是有罪的,基本上达成共识。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左氏在镇压回民起义后的“善后问题”,如果左氏真不带“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话,为什么在“善后”时将回民从富庶之地迁移到贫困之地?在对待回民问题上,左氏的说法和做法究竟是否一致?在左氏镇压同治回民起义之后,西北回民掀起了周期性的反抗斗争,这和左氏迁徙回民这一“善后”举措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关于新疆的民族政策,曹建英对左宗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论述,认为不论是左宗棠、刘锦棠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所实施的民族政策都是积极的、成功的。
（二）行政管理
关于吏治,钟觉民论述了左氏在西北的廉政思想及活动。认为左氏的廉政活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尤其是左氏重视边疆的廉政建设,对巩固边疆做出了贡献。但整饬吏治是为了挽救清朝腐败的统治,又有反动的一面。马啸论述了左宗棠整饬甘肃吏治,认为左氏培养,提拔了许多廉政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甘肃官吏颓废玩泄之风,有效地保证了甘肃开发的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关于社风,邹礼洪论述了左氏在西北禁鸦片,认为左氏在各地禁烟的措施和效果不平衡。但无论之当时国内其他各地,或是较之他的前后治理西北者,其决心之大,措施之严,成效之显著,都是仅见的。关于新疆建省,陈理认为左宗棠是新疆建省的奠基人。
（三）教育兴革
马啸对左宗棠振兴新疆教育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启动了新疆基础教育的改革进程,新疆近代教育是从此开始起步的。付宏渊对左宗棠在西北时期的人才思想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进行了论述,认为左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经济,促进了西部的近代化,维护了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而陈慧生认为左氏、刘锦棠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中设立义塾,强化儒学教育,固然是普及教育和提高文化的一种措施。但清政府在新疆举办的义塾教育,所授孔孟之道,显然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格格不入,是脱离实际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所以左氏和刘锦棠在新疆推广义塾20年,但效果不显著。……但也必需指出,在伊斯兰教居于优势的天山南路,赞成和欢迎广设义塾的为数并不太多,这也是事实。总之,对左氏在西北的教育事业,大家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客观指出,其人教育活动存在不切实际和收效甚微的一面。
（四）左宗棠开发西北思想的研究
关于左氏开发西北思想的论文也不少,如经济思想、农业思想、民本思想、建设新疆思想等等。论述者无论从哪个视角进行论述,仍无法摆脱上述成果的范围,且大多属于重复性和低层次研究。在此,笔者只介绍高中华对左宗棠荒政思想的研究,高中华认为左氏重视灾前防治和灾后生产恢复,其救荒活动体现出注重救治结合,因地制宜和办赈得人等特点。
综合全文,我们可以看出20年来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研究成果显著(限于笔者眼界,某些佳作可能并未读到)。如生态环境治理,农业开发,茶务改革,行政整顿,教育兴革等方面。但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心态,行为与举措的互动关系研究薄弱,政策改革对民众生活的受惠面涉及很少,缺乏对学术“规范”的遵守,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重复性研究,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狭窄,研究方法陈旧等,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状况的认可和评价。对于上述不足,黄正林先生在《清代黄河上游区域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已详述。但笔者仍想谈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第一,扩充研究资料,国外资料应广泛引用。大家研究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的资料大都来源于国内传统资料,如《左宗棠全集》、《左文襄公在西北》等。而大量的国外资料引用很少,因为在左氏经营西北时及以后,不少外国人活动于西北,并记录成文。当然,他们身份不一,目的不同,记录也就相异。但对我们而言,关于左氏在西北的活动以及那个时期西北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等情况的文字记录是极其重要的。显然,从异国人的资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鉴别、印证、重估左氏开发西北的成绩及其影响和意义。但是,引用国外资料的困难相当大。在此,笔者只是强调国外资料对补充和丰富国内资料的重要性,并不存在低估国内资料之意。
第二,开拓研究视野和方法。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96年到2006年,对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的论述,至少一半论文限于简单的“举措—效果”模式,即从左宗棠的政治、经济、文教等举措切入,再得出其效果的模式。这种方法忽视了西北社会尤其是广大下层民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举措的互动关系,也很少涉及政策改革对民众生活的受惠面。因此,随着国外一些新方法、新理论不断被译介到国内,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史学研究的视角、方法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如果在左氏与西北开发的研究中传统方法与新方法、传统理论与新理论相结合,突破仅限于“举措—效果”研究的思想和格局,对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必将产生使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第三,开拓研究领域。在左宗棠的西北活动研究中, 20世纪80年代注重左氏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研究与评价, 90年代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注重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研究。但左氏开发西北不过是西北开发史上的重要一环,我们应将其活动放入历史长河中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尊重历史事实,对其人开发西北的政绩和意义应做客观评价,不能盲目地做拔高评价。并把眼光投向世界,研究世界其它国家在历史上怎样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建设,例如美国开发西部,日本开发北海道,俄国开发西伯利亚。当然,各国国情不同,开发落后地区的方式和策略也不一,但某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第四,突破研究人员地域化,加强圈内交流与合作。对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的研究,其研究人员大多数集中于湖南和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因为湖南是左氏的老家,而西北则是左氏开发活动的舞台。所以,研究人员这种分布是可以理解的。但开发西部,缩小东西差距是中华民族复兴,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研究者应突破地域化,加强圈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避免因重复性研究而造成的人力浪费;一方面可以深化左氏开发西北的研究,为当今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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