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左宗棠,其一生建树颇多,但最突出、最伟大的成就则表现为收复新疆。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在国家危亡时刻,左宗棠力挑重任,率军西征,收复了新疆这块占全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领土,从而建立不朽之功勋,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前南京中央大学文史教授缪凤林先生曾评价道:“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

诚然,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人生事业的巅峰,是其一生最得意之笔。但今天我们再来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左宗棠在古稀之年出征西域,力挽狂澜收复新疆并开发它,绝非出自偶然的心血来潮,也非出于个人之沽名钓誉,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动机。其中既与他长期关注边疆史地、治经世致用之学有关,也是他坚定的爱国御侮民族主义思想所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左宗棠笃守信用的美德也是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从左宗棠收复、开发新疆这一事件入手来探讨传统士大夫的信用问题,继而揭示左宗棠这一人物的人格魅力所在。

一、对自己之信

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中小地主家庭,家境不富裕,在经济地位上属“寒素”世家。但由其父算起,上推七代都曾考中秀才,也算得上是农村少有的“书香门第”,因此在社会地位上“代有文人”而异于乡间的一般地主。左宗棠的这种家庭出身决定其必将饱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从而走科场进取之路,以改善家境、报效国家。在祖父的严厉督促下,左宗棠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接受程朱理学的灌输,因此其传统理学功底较为深厚。后来左宗棠也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传统的教育、现实的家境使得左宗棠很早就具备了士人忧国忧民的情怀。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左宗棠24岁,即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豪迈对联来激励自己。其夫人周诒端曾以此来羞他过于自诩。然此联并非狂妄,而是他一直萦回心际的志向。

在传统社会,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是绝大多数士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左宗棠也不能例外。但他科场之路却并不顺利,连续三次会试均未及第,对他刺激很大。在第三次会试失败后,他断绝科场进取之意,走上了人生另一条路———专治经世致用之学。早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左宗棠母亲病故,按照规定,他必须守丧不能参加当年的院试。在此期间,左宗棠开始涉猎经世方面的著作,主要是介绍我国历史、地理、兵事方面的书籍,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后来,左宗棠结识了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著称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及其弟贺熙龄,阅读了由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贺氏兄弟遂成为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

凭着个人的刻苦努力,左宗棠很快在地学、兵学、农学等方面颇有造诣,陆续著有《舆地图说》、《广区田图说》、《朴存阁农书》等著作,并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在湘阴东乡柳家冲置田70亩,自我耕作,并自号“湘上农人”,其目的不仅是养家糊口,而是有志于对农学作一番研究。同时,他开始了对西北边陲新疆的关注。在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左宗棠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时,即写下《癸巳燕台杂感》七律八首,其中第三首写道:“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这反映了他立意筹边的远大志向。

左宗棠早年心忧天下的情怀,加上他在史地、兵事、农学,筹边等经世方面的努力,若干年之后在收复新疆、经营西域中得到了全面集中的落实和实践。一方面,在国家危难之时全力收复失地,拯救民生,使其少年时代“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志向得以成真；另一方面,左宗棠在西域奏建行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修路栽树、推广蚕桑、振兴畜牧、开办工业、兴办文教、开启民智等等,使他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新疆得到了全面的实践,既造福了一方百姓,也实现了他长久的夙愿。因此,左宗棠收复、开发新疆忠实地实践了其个人的志向、心愿和追求。换句话说,亦即忠实地践诺了对自己的信用。

二、对朋友之信

左宗棠一生很幸运,因为他一生遇到很多的伯乐。这些人又都是当时的精英,他们对左宗棠帮助很大。他们之所以帮助他,是因为他们认为左宗棠绝非凡才,必将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绝不会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在这些人当中,有上述的贺氏兄弟以及两江总督陶澍,还有林则徐等人。

道光三十年（公元1830年）,左宗棠结识了其人生旅途中最初的伯乐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贺氏深为左宗棠之才识和抱负所慑服,当即“以国士见待”,并勉励他:“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两人一见如故,共探学问,结为忘年交。翌年,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而主持书院的院长正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他对左宗棠也倍加青睐,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并对其大力予以培植。贺氏兄弟成为左宗棠人生道路上颇具影响的良师益友。

林则徐是左宗棠一生深为尊敬和崇拜的人物,但一生只谋面一次。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从云南昆明回福建原籍,乘船经洞庭湖入湘江后,派人去约左宗棠一晤。随后,两人终于在长沙码头停泊的舟中见了面。两人秉烛夜谈至天亮,史称“湘江夜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据左宗棠及林氏后人回忆,多属有关经营新疆的问题。左宗棠次日告别前,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包括新疆地理观察数据、战守计划,以及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等,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并且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送别时,林则徐还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将来完成我的大志,唯有靠你了”!

二十多年后,左宗棠经营西北,舆榇出关,用兵新疆,五奏建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创下一番大业,自是深受林则徐的影响。很难想象年已六旬、体弱多病的左宗棠行军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大西北,意志力有多顽强。而林公言犹在耳的谆谆嘱托又无时无刻不在激励鞭策着他“不斩楼兰誓不还”。

三、对天下人之信

左宗棠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很早就具备了士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是其人生的理想追求。治国平天下是世人赋予士子的重任。左宗棠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没有辜负世人的期望,他一力肩挑重任收复失陷多年的新疆,再一次实践了士大夫对天下人的信用。

早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清廷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就写道:“吾移督关陇,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吾概不介意。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左氏之勇于任事、敢担责任由此可见一斑。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左宗棠按照他的原意,“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他在给家人信中说:“年已衰暮,久怀归志”,然此时新疆已大部沦陷,局势恶化,他当即表示:“今既有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并在家书中说:“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难安也”。又说:“万方多难,吾不能为一身一家之计”。可见他当时虽有归心,亦有所难,却不避难,仍以国事为重,苦心经营西域,安内以御外敌之志甚坚。

然而对他而言意图收复新疆却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集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艰险的条件下筹粮、筹转运。而事实上又是“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其次,既要在政敌攻讦、谤声四起的逆境中冒政治风险,又要同狡诈而凶恶的英、俄殖民者进行周旋,更重要的是,其个人身体状况及家庭变故也深深地折磨着他。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左宗棠的夫人周诒端和长子左孝威先后在湖南病故,使他在精神上连续遭受沉重打击,加上年迈,身体越发衰弱。“健忘亦甚,喘咳亦增,坐阅文书稍久,则两足木强,起立殊艰,阶除缓步,亦非曳杖不可”。他在家信中写道:“我年逾六十,秋劳之后,衰态日增。腹泄自吸引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泄,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痛麻木,筋络不舒,心血耗散……断不能生出玉门关矣。”

尽管困难重重,但士大夫特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使得他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他在上奏中说:“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度,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至陋,亦不出此。”在家书中他又说:“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人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可见,左宗棠力克病魔毅然出征,是不推卸作为士人的责任,是为了证明士人不失信于天下,他是做给天下人看的。

更可贵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不忘开发西陲,造福当地百姓,这是他的不平凡之处。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推行文化教育,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为巩固祖国的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昌浚在《恭送左公西行甘棠》中写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此诗虽为赞美左宗棠在西北栽树的功劳,但也极为形象地概括了左氏开发新疆之功。

左宗棠收复、开发新疆,完美地实现了其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无愧于自己;不辜负朋友对他的期望,忠实地履行了朋友交付的嘱托,无愧于朋友。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危机、众人缄默时,左宗棠力排众难,挺身而出,为天下士人作出了榜样,践行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职责,从而无愧于天下人。

作为“一介书生”,左宗棠把士大夫应该践诺的对自己、对朋友、对天下人的信用完美地集中于一身,不愧为守信之典范,士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