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樊燮控告左宗棠一案，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其“年谱”中这样记载：“奏参永州镇总兵樊燮一案，樊燮为人唆耸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黄文琛，语牵左季高以陷害。奉旨交官秀峰（即湖广总督官文）、钱萍江查办。钱萍江适典试鄂中也。余于〔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奏明樊燮妄控，并将王葆生禀复查明账簿、公禀、樊燮亲供等件咨送军机处备查。而左季高因此一案忧谗畏讥，决意明年正月出署，请咨会试。”说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在事实上，樊燮控告左宗棠一案却几乎要了左宗棠的性命。在曾国藩看来，简直是汹涌澎湃“波浪掀天”之大案。那末，发生此案的背景是什么?其导火线又是什么?其经过怎样?其结果怎样?其性质又如何呢?这些问题都颇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的考察。

一、此案发生的背景

左宗棠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对于清朝政府能否镇压太平天国缺乏信心，曾由柳庄避居于湘东之白水洞，企图保全性命于“乱世”，“但愿能为太平有道之民则幸甚矣。”后来，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对左宗棠重礼相请，希望他担任巡抚幕僚，共同与太平天国进行对抗。左宗棠仍然表示迟疑。但左宗棠是尊敬林则徐的。林则徐曾在左宗棠而前盛赞张亮基其人，再加江忠源、郭嵩焘、郭昆熹、左宗植等人的耸恿，左宗棠终于还是接受了张亮基的邀请，成了湖南巡抚的首席幕僚。及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又转入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凡察吏、治军各项行政事务，骆秉章皆唯左宗棠之言是听。文武官员向骆秉章请示公务，骆秉章即答以“向季高先生”。左认为可，骆即可，左认为否，骆即否。因此，湖南人皆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因为骆秉章的官衔才不过是个“右副都御史”，而左宗棠之权力还超过了骆秉章之上。至于湖南布政使文格之流就更不在话下。从咸丰二年至九年，左宗棠在湖南掌握省政达八年之久，虽然他受到了地主阶级经世派的一片颂扬，同时也遭到了地主阶级权贵派的强烈怨恨。他自己早已感到“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也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而王柏心也写信给左宗棠说:“朱伯韩侍御去冬赴召入都，途过荆南，在弟讲舍信宿数日，甚佩执事之才，谓景略文饶复见于今。闻言者积毁，深为不平，云至都必为昌言以排谣诼。虽执事不因毁誉为轻重，然益见公道在人心。”如此等等，可见樊燮控告左宗棠之举，正是在湖南、湖、北酝酿已久，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发展。

二、此案的导火线

据徐宗亮记载，永州镇总兵樊燮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燮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敢于“遽起批樊颊”，并且大肆垢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咸丰八_年，樊燮于八月由永州北上“陛见”，至武昌即与湖广总督官文深相结纳。官文保樊燮署理湖南提督，即以云南临元镇总兵栗襄署理永州镇总兵。左宗棠假装并不知情，立即以骆秉章的名义向清廷递上《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从樊燮乘坐肩舆、役使弁兵谈起，笔锋一转，又称“维永州一镇控制两广交界地方，最为紧要，·一樊燮北上之时，正广东连州、广西贺县贼势披猖之际，……乃当辖境军务紧要，存城标兵不敷派拨之时，犹敢擅役弁兵随同出境，似此玩视军务希便私图，实为军政之蠹，应请旨将永州镇总兵樊燮先行交部严加议处，昭定例而肃戎行!”最后更巧言声明“顷准督臣（案即官文）咨开:将该员奏署湖南提督。臣已据实函复矣。该总兵劣迹败露，均在去任之后，臣近在一省尚始知觉，督臣远隔千数百里，匆匆接晤，自难遽悉底蕴。陈奏两歧实非别故，理合一并声明。”咸丰帝接阅此折，即于该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出上谕，指出“该总兵以专阃大员，玩视军务，希便私图，实属胆玩!樊燮着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该员所署湖南提督印务并着官文另行派员署理。”左宗棠起草的这封奏折不仅严重地打击了樊燮，同时也严重地打击了官文。尤有甚者，左宗棠具文弹劾樊燮的同一天，又夹上了《永州栗署镇难期胜任片》，咸丰帝也在同一天颁发上谕称署永州镇总兵云南临元镇总兵栗襄于应办营务一味支饰，“著官文查明参奏”。同一天另有一道上谕，已委派经世派将领周宽世补授永州镇总兵。至咸丰九年二月，左宗棠更逼进一步，用骆秉章的名义再上《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同年三月十三日咸丰帝阅奏后发出上谕称:“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种种劣迹均有确据，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悬款无著，署中一切使用复提用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实属恣意侵亏，大干功令，亟应彻底研究以儆官邪l樊燮著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审究办。并着湖北督抚饬查该革员现在行抵何处，即日委员押解湖南听候查办。”

左宗棠一再具文对樊燮进行弹劾，不仅罢了樊燮的官，而且要逮捕樊燮进行严讯，如此等等，转而成了樊燮控告左宗棠的导火线。樊燮为了逃避逮捕归案，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鼓动之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即在官文处告发了骆秉章，而着意却在左宗棠。官文又迅速转奏清廷，对骆秉章、左宗棠进行严厉参劾，咸丰帝阅奏后亦颁下严旨，派钦差钱宝琛与官文逮捕左宗棠至武昌审判，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曾国藩闻讯大为吃惊，特别在家信中写道:“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诘责，有‘属员耸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余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三、经世派对左宗棠的大力营救

樊燮控告左宗棠事发之后，地主阶级经世派一片惊慌，群起对左大力营救。咸丰帝所派之钦差钱宝琛（亦写作钱宝青），本来是曾国藩之门生，曾国藩即利用这个师生关系，‘请钱宝琛从中折冲，竭力对左免于处分。胡林翼对官文则更是卑躬屈节，摇尾乞怜，他在致官文的信函中写道:“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寮也。来谕言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大幸免一节，读之再四，心以为惧。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正案不敢预闻，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皮（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且骆公与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腊乃有私函相往还也。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而在京师方面，郭嵩焘、王闿运、高心夔等也紧急策划，十万火急地向肃顺求救，肃顺说:“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嵩焘适与藩祖荫同值南书房，即挽潘疏荐左宗棠，•‘称“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之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画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胡林翼与潘祖荫密切配合，亦特上《敬举贤才》奏折，有左宗棠左名满夭下，谤亦随之”等语。地主阶级经世派在京师内外、朝野上下对左宗棠全力营救，终于挽救了左宗棠的性命。

四、左宗棠的转危为安飞黄腾达

樊燮在湖广总督官文处对骆秉章左宗棠进行控告，又在都察院对骆秉章左宗棠进行控告，清廷命官文与钱宝琛对左宗棠进行审判，一向自高自大的左宗棠立即惶惶不可终日起来，他写信给李续宜，说他“今更孤踪特立，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身家无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拚此身家性命而与大局、桑梓均无丝毫之裨则殊不值耳。谨奉身暂退以待机之可转，·“…弟生死早置度外，何况祸福？祸福早置度外，何况毁誉?况此案亦万无连及之瑰，兄请放心，毋因是愤愤。”同时，又写信给刘坤一说:“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谅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焰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他举荐其党人郭昆寿、刘蓉代他主持湖南巡抚幕府，写信给郭昆焘说:“吾乡赖中丞而存，凡可以分劳者，义不容诿，……‘惟愿弟与霞仙卒佐赞之。”刘蓉也写信给左宗棠说:“老兄佐幕数年，保境息民，功在桑梓，虽谤议繁兴，转相煽衍而公论要不可灭。承谕将及时引退，盖亦吾儒洁身自处之道。”

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离开省幕，十年正月离开长沙，携其婿陶桄北上，将赴京师会试。“沿途风雨阻滞，暮春之初，始抵襄阳。”历年旱蝗，“妇孺采野菜为食，而青青荞麦叶多蔫萎，恐麦秋又将失望。宛、叶一带，捻匪出没，襄阳、随枣，民气难驯，”当地道员毛鸿宾向他转交了胡林翼的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他从而“知鄂帅（案即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感到“侧身夭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戏，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春雪连番，行人几断，亦实难前进，遂由襄阳返回汉川，他“忽念路距各大营均不过数百里而旅费尚饶，正苦无所用之，不如借此遨游以增吾见识而纾吾愤。”又从汉川到英山胡林翼大营。后来他在胡林翼死后的祭文中还深情的追记当时的情境:“我方忧谗，图隐京门，晤公英山，尊酒相温，公闵我遭，俯然若，忧蕴于中，义形于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犹来无止。”在英山期间，胡林翼曾写信给严树森、阎敬铭说:“左公将隐，云先到宿松代涤公设谋即归去也。”左宗棠自己也写信给李续宜说:“未至英山以前，窃自忖度，如夫已氏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士固不可再辱，死于小人未若死于盗贼之快，将就涤老及麾下作一营官自效，战而胜固稍伸讨贼之志，否则策马冲锋亦获其所。且八年戎幕坐哨未克亲履行间，实为阙事，欲借此自励，少解白面之嘲。比至润公所，询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而事颇难区处，此议遂寝。”左宗棠至宿松后，曾国藩也不赞成他自领一军之说，只是建议他避居舟中，以著书立说为业。认为他自领一军即如画蛇添足，最多只可担任军营幕僚。左宗棠再至安庆外围之集贤关与曾国荃会晤，适有家书到，言其子患疾颇甚，他本来还打算至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营盘相见，即作罢论，与曾国藩、胡林翼等在宿松共同祭吊为太平军击败致死之浙江巡抚罗遵殿后，即离开宿松返回湖南。十年五月到达长沙。胡林翼还写信给骆秉章说:“季丈以幕府而见疑则义当隐居。彼之所处友道也，非臣道也。湘省经营已久，石逆（案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受创，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强留季丈于皖中，而实愿其暂隐以待明诏之后起。”而左宗棠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却仍然说:从此以后，若“世能忘我，则意外之幸”，若再出任事，则必从事戎行，“胜则杀贼偿志，败则免胄就死，”“与其生忧，何如死乐乎？”

此时，潘祖荫之奏折已上，咸丰帝果以左宗棠之贤否问其近臣，肃顺乘机进言说:“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左宗棠尚在宿松时，咸丰帝已下特旨给曾国藩，已认为官文是“惑于浮言”，应当为左宗棠进行昭雪。并称“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进，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一方面高兴地写信给胡林翼:“季翁之事，天心大转，以后或出任艰巨，或时顾桑梓，进退绰绰，亦足喜也。”一方面复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胡林翼立即与曾国藩潘祖荫密切配合，亦上一奏，称“臣查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大戆、宽饶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臣与左宗棠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经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应请天恩酌量器使，并请旨饬下湖南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樊燮控告黄文琛连及左宗棠，而主要攻击目标实在左宗棠。经过曾国藩向钱宝琛疏通，胡林翼向官文疏通，郭嵩焘向肃顺疏通，案情迅速缓和下来。咸丰帝一经对左宗棠之出处进行查询，立即使左宗棠为之感激涕零。他写信给刘长佑说他“拟屏迹山林不闻世事矣。忽涤公奉廷旨垂询鄙人，中言官帅惑于浮言，为之昭雪，尤可感也！”又写信给陈士杰说:“在宿松时，涤帅忽奉寄谕，圣意于宗棠出处一节垂询再三并为昭雪，知鄂帅之说不行，钦感靡既。”还对李续宜表示:“廷旨末幅并及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此后亦不忍恝。拟十三日买舟还湘，俟涤老之信。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

湖广总督官文看风转舵，知朝廷已经决计依重左宗棠这一帮人，“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左宗棠对曾国藩、胡林翼对他的大力营救十分感谢，对郭嵩焘对他的援助则更念念不忘，特在家信中写道:“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郭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非近人所有。”至于潘祖荫，左宗棠于多少-年后，亦以任陕甘总督时所得稀世珍宝大鼎一尊见赠，深表谢意。此外，左案之所以转危为安，刘坤一认为骆秉章之从中“极力主持”也大有作用，不然亦“几乎殆矣”。被曾国藩认为“波浪掀天”的大案“卒亦风平天霁，帆樯无恙。”其实，不仅“帆樯无恙”，左宗棠反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了。他回到长沙只有三天即奉诏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立即又跃跃欲试，召集所知湘楚旧将弁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等。复收王珍旧部一千四百人，“军制一承其旧”，以王錱之弟王开琳领之，合共五千人。以王开化总全军营务，以刘典、杨昌浚为之副。取道江西前往祁门。又经曾国藩对他的一再举荐，他先升三品京堂候补，再升浙江巡抚。不久又升闽浙总督，已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呈并驾齐驱之势！

五、樊燮控案的性质

左宗棠先后出任张亮基、骆秉章的巡抚幕府，直接控制湖南省政达八年之久，在他执政期间曾假借张亮基、骆秉章的名义大量参去应归入地主阶级权贵派系统的官员，以“才品猥鄙”参去了澧州知州吕裕安，以“心地糊涂”参去了芷江知县王士纶，以“才质昏庸”参去了黔阳知县张佐清，以“居心污鄙”参去了道州知州陈敬曾，以“舆情不协”参去了署桂阳知县陈济钧等人。不久之后，又以各种考语参去了另外一批地方官员，认定岳常澧道道员谢鹤翎“材质拘迂”，新化知县赵宗仑“年力衰迈”，黔阳知县彭寅“庸懦无能”，署嘉禾知县纪瑛询“舆论哗然”，署桃源知县樊淳朴“猥鄙糊涂”，这一帮人全不堪任用。而同属地主阶级经世派系统的人则个个加官进爵，他肯定署湘乡知县朱孙贻“勤干廉明，民心畏慕”，武陵知县胡墉“守洁才长，政声素著”，又称道前署道州知州王揆一“颇有循声，民情爱戴”，前永州府知府徐嘉端“操守谨严，老诚朴实”，均为不俗之人才。政界如此，•军界也不例外，他也称靖州协副将李玮“年力就衰”，游击景福“愎而兼猾”，署永绥协副将刘建纲“办事粗疏”，均不堪用，而先后以王錱、肖启江、蒋益澧、黄淳熙、刘培元等等出任湖南各级将领。所以当左宗棠再次奏参署湖南提督樊燮、署永州镇总兵栗襄之后，樊燮即控告骆秉章滥施保举。究骆秉章之所以滥施保举，则又由于左宗棠之“劣幕要挟”。这就使我们明显的看出此案具存经世派与权贵派互相倾轧、互相恶斗的性质。两派斗争的结果，使咸丰帝充分认清了要镇压农民起义就必须依赖经世派，终于使左宗棠危而复安，并且飞黄腾达，使地主阶级经世派取得了决定性的大胜，也使清朝政府镇压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