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博物馆藏有一堂《左宗棠行书屏》，其内容为:“古瑰伟奇特之士，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者，.岂独其才之过人哉?盖尤系于养矣。养有浅深，则其才有纯驳;才有纯驳，则其建立有巨细。才得于天者也，养由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儁，养欲微欲深欲精奥，两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为恢宏奇儁也。故古之善养才者，不恃其得天之异，而勉其修己之纯。阚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惧其刚之易摧也;銛如镆邪，不敢以言利，惧其锋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惧之算之易穷也。”

该行书屏一堂四幅，每幅尺寸为131.5x30厘米，无上题，下款为“辛巳夏日左宗棠”。下款上方钤有一方印，印为长方形，四角浑圆，四周环以龙纹，中间为篆体朱文“御赐常茂绩”;下款下方钤有两方印，均方形，分别镌有“大学士章”和“青宫太保恪靖侯”，亦皆为篆体朱文。左宗棠（1812一1885）清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授东阁大学士，光绪四年（1878）二月由一等伯爵晋为二等侯爵，钦定“恪靖侯”。“辛巳”，当为光绪七年（1881），“夏日”，正值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奉旨入京授“军机大臣”未几，时，左宗棠已七十高龄。

《左宗棠行书屏》短短173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层层相扣，一气呵成。乍看似乎是从分析“才”与“养”的关系来阐明“古瑰伟奇特之士”何以能“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然而，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从一介布衣到充任幕僚，从驰骋疆场到官拜军机大臣，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之后，功成名就、年迈体病的左宗棠，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之余，挥毫书下这一篇文字，实乃借古人总结自己的一生。

一、收复新疆、经营西北是左宗棠“树鸿业”、“垂鸿称”的杰作伟绩

秦翰才先生云:“文襄公从陕甘回来，每和家人谈话，还是总要夸张他经营西北的功业。”（《左文襄公在西北》）可见这一功业在其心目中的份量。诚然，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臣，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还是兴办洋务，左宗棠都是倾心而为的。但是，无论后人来分析，或是七十高龄的左宗棠回顾自己的一生，将其收复新疆、经营西北称之为“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均无过誉、自吹之嫌。

其一，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骇世之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新疆大部分领土已沦人沙俄及俄、英走狗阿古柏的铁蹄蹂躏之下，李鸿章之流却借所谓“海防”、“塞防”之争，胡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竭力鼓吹放弃新疆。一时，国人对新疆能否继续留在中国的版图都甚觉仿徨。是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揭露阿古柏政权及其背后的俄、英帝国主义肢解、吞并新疆的阴谋，力陈新疆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方使清政府下决心，拜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指挥关外兵事、饷事及转运事宜，揭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

其二，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在外临强敌、内遭掣肘的极端困难而特殊的背景下，“侧着身子作战”，得以实现的。左宗棠以六十五岁高龄率军西征，转战天山戈壁之间，面对的敌人一是英、俄的走狗、“狡悍能战”的阿古柏，二是火器精利，国力强大的沙俄帝国。然而，在外临强敌的情况下，西征却受到李鸿章之流的种种牵制，各地官僚也冷眼旁观，拖欠“协饷”，使得西征大军粮饷匮乏，甚至不得不背着生红薯行军，赖以解渴充饥。左宗棠凭着爱国忠君的信念和超人的才智，运筹帷幄，与将士同甘共苦，方能排除阻挠，力克万难，终于战胜强敌，实现了收复新疆的宏愿。

其三，历史雄辩地证明，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为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领土完整建立的彪炳千秋、永载史册的“鸿业”。当年如果没有左宗棠挺身而出，不顾个人荣辱安危，甚至舁榇出征，那么不仅新疆这块占祖国领土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成为异域，而且将危及整个西北乃至京师和全国的安全。左宗棠因收复新疆“垂鸿称”，不应受到万代景仰么?

二、左宗棠四十出山，已属大器晚成，却能出类拔萃，“岂独其才之过人哉?盏尤系于养矣。”

左宗棠天赋聪慧，三岁始从父启蒙，五岁即诵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兼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初学制艺，十四、五岁制艺即每较同学速捷。然其“养才”并未“恃其得天之异”，而是依其自幼所受的严格教育不断“修己之纯”。在向学的过程中，尽管左宗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术理学的束缚，为觅进身之阶，亦尝“三试春宫”，但其“养才”却是顺乎时代趋势，面对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在师友诸如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的教诲和影响下，从初学制艺到绝意科举，走上了“为有用之学”的道路。从“及冠，留心地舆之学”，至人张亮基幕僚，二十余载冬去春来，左宗棠向学的足迹涉猎史地学、农学、时务之学(诸如荒政、田赋、盐政、刑名、钱谷等)以及兵学等诸多领域。其饱读有用之书时，或“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左宗棠》），或“求其书或掌故，讲明而切究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或“丹黄殆遍”（《左文襄公年谱)），案头不可一日无也。在闭门伏读的同时，注重实地考验。研究农学，则在湘阴柳庄购置田土，躬耕陇亩，试验“区田”，亲事栽桑、养蚕、种茶、植竹等农艺;研究舆地学，则自己动手，编绘地图，“每作一图……历岁乃成”(《左文襄公年谱》)，而且后来在陶澍家看到《图书集成》一书时，又将编绘的地图与该书所载康熙、乾隆舆图对照，一一订正。在回顾、总结自己的治学生涯时，对“才”与“养”的关系，左宗棠探刻地指出:“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儁，养欲微欲深欲精奥，两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为恢宏奇儁也。”正是由于左宗棠为有用之学广采博纳，兼收并蓄，且治学严谨，力求“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左宗棠家书·与孝威孝宽＜庚申＞》），方使其才“恢宏奇儁”，以致被胡林翼叹为“近日楚才第一”（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三）。

必须指出，左宗棠绝意科举，潜心向学，绝非消极避世，而是将读书养才作为立身之计，为日后“树鸿业”、’“垂鸿称”作积极的准备。其尝日:“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宗棠家书·与孝威（乙丑）》）亦曾撰联吟诗抒发自己“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抱负和“为播天威佐太平”的志向，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的动向和时局的风云。正是有了如此坚实的思想基础，左宗棠才能不断磨砺学识，“修己之纯”。恰如秦翰才所云:“从文襄公四十岁回溯到十八岁的二十三年中的素养，正是从四十一岁到七十五岁的三十五年中的事业的基础!”（《左文襄公在西北》）

三、《左宗棠行书屏》结尾的三个“不敢”，是左宗棠出山后三十年征战生涯的总结，也是人生无可奈何的自我辩解

作为一代名将，在三十年东讨西征中，左宗棠用兵极为谨慎，从不恃其超人的才智和赫赫战功冒然挥师，曾国藩即称其“谋画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上”（《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收复新疆为例，左宗棠整个收复新疆，历时一年半，但上溯同治十三年八月，左宗棠奉命筹办大兵出关粮运，历时也有一年半;在收复新疆的一年半中，三个阶段的战役即收复北路、吐鲁蕃和南路，总计也只有八个半月。也就是说，左宗棠战前不惜用较多的时间对粮运、天时、地理、民心向背以及敌情甚至战争的进展态势进行尽可能详尽地调查研究，以期知己知彼，确保“缓进速战”决策的实现。回顾自己的征战生涯左宗棠借论古人发出深沉的感叹“阚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惧其刚之易摧也;銛如镆邪，不敢以言利，惧之锋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惧之算之易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左宗棠秉性刚直，为人忠介，为官廉干。其尝以诸葛自诩，立志效仿诸葛“孤忠可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劳瘁成疾，病死任上。正因为如此，左宗棠处世为人不会圆滑乖巧，更不会趋炎附势。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奉旨进京，宦者索门费四万两银子，左宗棠答“彼系奉皇帝命来京，何以付费?不给一个铜板”，被拒不得入城五日，最终乃允免缴门费。在与一些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的共事交往中，亦难免有隙，由此遭到一些人的指责和非议，认为系左宗棠恃才、恃功使然。就拿与曾国藩的关系来说吧，左宗棠被朝廷重用，其始与曾国藩的举荐不无关系，却终于交恶，原因何在呢?太平天国天京失陷，曾国藩以洪天贵福（即太平天国幼主）死入乱军入奏，而左宗棠侦知洪天贵福已逃出天京并据此上疏，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故意张皇，上疏抗辩，左宗棠则复疏据理力争，且辞气激昂。后洪天贵福被擒江西，事情乃真相大白，然曾左之怨已结。倘若左宗棠只念及曾国藩对自己的保荐之恩，对曾国藩误报或谎报军情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绝不会与曾国藩发生争执，产生隔阂，更不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议。至于当李鸿章之流大肆鼓吹放弃新疆，反诬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不顾国家安危”并竭力阻挠牵制时，当左宗棠为解决西征大军粮饷，不得已提出借外债以解燃眉，却遭到同系好友沈葆桢带头反对时，事关国土沦丧，你能要求左宗棠“温良恭俭让”么？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数十年，树鸿业、垂鸿称而身居高位的左宗棠，年老体衰仍壮心未已，豪气依然。但面对人们的误解或恶意中伤，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亦不得不无奈地表白，“不敢以言勇”、“不敢以言利”、“不敢以言智”，宦海坎坷，官场险恶，令人怅然！

左宗棠才气纵横，在军功和政绩上均有独到的建树，书法亦造诣精深，尤其是行书，笔力遒劲，行笔流畅，儒将风度跃然纸上，以至有“书法亦高抗古人”之誉（见西安碑林“天地正气”碑）。其一生留下的墨宝甚丰，衡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左宗棠行书屏》不但在书法艺术上堪称佳作，而且为研究左宗棠其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