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方面

第一、整饬吏治的研究。马啸的《左宗棠与甘肃吏治》、张耀中的《略谈左宗棠整饬吏治》都认为，通过对吏治的整肃左宗棠使甘肃甚至整个西北的政风有了明显的好转。而段国正在《“成禄案”中的左宗棠探析》一文里分析了左宗棠严成禄的原因及目的，也涉及到了整饬吏治。

第二、新疆建省的研究。对此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们的观点。陈理认为尽管新疆建省是由刘锦棠和谭钟麟完成的，但左宗棠最先定出处理新疆的基点，并且为新疆建省做了大量筹备工作，是新疆建省的奠基人。而梁家贵则认为左宗棠与刘锦棠两人在新疆建省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前者主张新疆另设一省，而后者认为应把新疆与甘肃合设一省。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提到了左宗棠对新疆的伯克制度的改革。

二、经济方面

1．建设西北

学者们在近十年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左宗棠为我国西北的开发所作的贡献。一些学者从整个西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的，分两种情况：其一，从工业、农业、商业等角度来论述左宗棠对整个西北经济的发展的贡献。徐世华认为，左宗棠是近代首位倡导开发西北，并身体力行的政治家。秦维宪认为左宗棠在率军西征的途中，对西北的农牧业、工业等进行了开发。姚曙光则从经济等方面论述了左宗棠在西北的贡献。黄蓉在文章中从鼓励军民屯田、积极发展生产等方面说明左宗棠为西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谭学书则论述了左宗棠对西北的农业、工业的开发及修路、植树等活动。其二，从某一个方面来论述左宗棠对西北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一些人认为左宗棠对西北生态环境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周向阳认为左宗棠的活动如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改良土壤、治理和美化生活环境对西北生态环境的改善有重要作用。另一些学者如王玲、陶德臣对左宗棠在西北的茶务活动进行了研究；魏静、马啸论述了左宗棠对西北水利发展所作的贡献；除此之外，马啸还专门撰文探讨了左宗棠对西北蚕桑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除了论述左宗棠对西北整体经济发展之贡献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西北的具体某个省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来说明左宗棠对开发西北的贡献。就左宗棠在新疆的经济活动来看，马啸在考察了左宗棠对新疆水利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后认为，他使新疆一度出现了“水利大兴，而垦事亦盛”的局面。孙尧奎对左宗棠在新疆所采取的开荒屯田、兴修水利、清丈田亩、改革赋役制度，大力推广种桑养蚕和统一币制等经济举措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左宗棠为新疆建省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杨昌泰还在开发新疆这一方面把左宗棠与谢彬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来看，学者们全面地或就某一方面，比如农业方面及与农业有关的生态环境、水利方面对左宗棠在甘肃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考察。他们普遍认为，左宗棠对甘肃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啸认为左宗棠在甘肃的十余年是“甘肃水利建设力度最大、范围最广、成效最多的时期”。

一些学者还对左宗棠在西北的其他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马陵合考察了左宗棠在西征过程中为筹军饷而借外债的情况，认为他举外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已经初具国债的观念。马啸还专门探讨了左宗棠在西北植树造林、修路、治理泾河等经济活动。周德广也撰文探讨了左宗棠的一些经济活动如发展农业、兴办工业，修建城镇等。

2．兴办洋务

就左宗棠办洋务而言，马啸认为其特点有：引进学习西方文化，强调独立自主、突出自强御辱的目的性，突出了在边远地区办洋务事业的区域性。

三、军事方面

近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左宗棠的军事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论者从是否收复新疆的争论到收复新疆的过程、用兵策略以及成功收复的原因、影响对左氏的军事活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论述。王德泰、唐文丽、齐万良、安悦君、王金环、张得祖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进行了论述。曾长秋认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用兵策略———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先阿后俄，先北后南；粮运兼筹，精兵足饷：先迟后速，缓进急战；从严治军———对成功收复新疆起了重要作用。至于成功收复新疆的原因潘勇认为它包括清政府态度的转变，出师的正义性质，正确的战略战术，严明的组织纪律，正确的俘虏政策，左宗棠个人的魅力及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良好的后勤保障及正确的外交策略。曾晟堂指出左宗棠之所以能收复新疆，成就功业与湖南的士林风气、师友的影响、与其重视边疆地理之学及注重农事、荒政、水利等学问，与他的身世经历有关。赵炎才则得出结论说左宗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与其心性观有较大关系。而徐中煜专门论述了军械军火运输与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的关系。他认为军械军火运输支撑了在这条原始交通线上进行的近代战争。

除了对他收复新疆进行论述以外，不少学者对左宗棠与农民起义有关的活动也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颇具新意的结论。就左宗棠是否参加过太平军这一问题，刘泱泱考证后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关于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观愿望和客观作用，方建春认为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使广大民众免受战乱之苦，创造和平的环境。他还认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利于恢复国内和平环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另外，贺争还专门撰文探讨了左宗棠与“常捷军”的关系。他认为左宗棠因清军的衰弱和皇帝的谕旨才接受了常捷军，而且既想利用它、控制它，又总想驱遣它。与常捷军的接触使他熟悉了夷情，产生了师夷、制夷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付诸于“自强”的洋务运动中。

四、思想文化方面

第一、爱国思想。文胜初、姚润田、张红涛认为左宗棠的爱国思想之所以产生与其家境、家风，与其所受教育，所经历的事件、所受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师友的影响、所处时代及他自己的不懈求索是分不开的。安静波还对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特色进行了探讨。而高华德则从兰州织呢局的创办论述了其爱国思想中的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一面。

第二、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其洋务思想和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的研究。对于洋务思想，一些研究者从洋务思想的渊源、内容和特点等方面来加以阐述。王秀杰认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源于林则徐、魏源的进步思想。他总结以往教训，其特点是更重于求富和制夷，而且还将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或主张进行了比较。孙春枝在将左宗棠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进行比较后认为两者的洋务思想有一致性。贾义夫指出左宗棠办洋务的思想是爱国的，其目的是自强御侮。至于其经济建设思想，研究人员从西部或西部的一省或数省的开发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第三、文化教育思想。孙占元、付宏渊等人。他们普遍认为左宗棠不仅严守耕读家风，对子女的管教特别严，还在西北兴教劝学。这有利于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有利于改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付宏渊认为其教育思想的特色如下：兴学育才是改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思想观念落后状况的重要途径，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团结相结合，与巩固边疆和维护社会稳定紧密联系，作为民族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孙占元指出左宗棠的教育思想表现在他主张兴教劝学，振兴封建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等方面。他还探讨了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并认为这种思想的内容是“恪以程朱为宗”，“穷经将以致用”，“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第四、其他思想。人们还对左宗棠的其他思想，如经世致用思想、吏治思想、民族关系思想、兵民思想、民生观、民本主义、外交思想等进行了研究。对于他的近代化思想，欧安欣认为左宗棠的近代化活动为我国的造船、文化教育、海军建设等方面的近代化起了开创和奠基作用。芮红磊认为其吏治思想———惩贪倡廉、赏罚分明、严于律己、做出表率、不徇私情等使西北的政风得到了明显好转。谢春山认为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贫寒的家境、儒家思想的熏陶，经世派人物的影响及其早年所学等因素密切相关。康大寿指出左宗棠的兵民思想在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安静波撰文指出左宗棠的民本主义与林则徐等经世派的民本主义相比增加了一些新时代的内涵，但它并不是近代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就文化方面而言，一些人对左宗棠所写的对联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的专门对其书联中的“敦”字进行了考证，认为是他对戴叔伦原诗“有时出郭行芳草”中的“郭”字的修改，而不是“郭”字的笔误，有的对其对联归类分析，有的专文分析鉴赏了他在西北所做的联语，有的专门探讨了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是否有互相攻讦的对联。

此外，一些学者还考查了左宗棠与林则徐、肃顺、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关系，并得出了颇为新颖的结论。尤其是对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关系研究比较多，论文数量也较多，观点也迥异。如对塞防与海防之争，陶用舒等人认为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国防部署和财力分配的争论，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而董蔡时则认为它与两者在天津教案等有关问题上的争论一样都是卖国与爱国之争。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有的认为他们之间互相有恩也有怨，几经变化，以怨告终。但止于不通音问，彼此在才能方面还是互相尊重的。也有人认为两人之间关系的疏密在不断地变化，彼此与对方交情的深浅、对对方依赖的程度是不同的。两人的失和双方都有错。章育良在研究了左宗棠与刘锦棠的关系后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时间是融洽的。这种融洽与刘锦棠及其“老湘军”的素质密切相关。他们之间的矛盾却由左宗棠对刘锦棠所有要求加以“裁抑”导致，其责任主要在于左宗棠。高中华认为在樊燮事件中肃顺对左宗棠摆脱杀身之祸起了重要作用。易永卿等人指出左宗棠与胡林翼私交好，两人都受到陶澍的赏识，受过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且胡林翼的举荐是左宗棠取得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