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建设海军、加强海防。作为当时筹办洋务的军政重臣李鸿章和左宗常，在海防、海军建设中是两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两人的海防思想和实践，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少不同之点，并从多方面对晚清海防、海军建设产生了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正。

一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海防思想和实践，都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从海上频繁入侵，中国海防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抗御外侮的性质。他们筹办海军、建设海防，源自他们对中国海上安全形势的分析和估量。

对中国海防危机的严重性和加强海防的紧迫性的认识，李鸿章和左宗棠是一致的。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后外患多来自海上，中国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中国万里海疆，西方国家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其轮船电报迅速，枪炮坚利，中国水陆关隘不足限制。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加强海防已为今日中国“切不可缓”之事。左宗棠也认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甚至岛国日本也开始制造新式兵轮，伺机侵扰中国。仿造轮船、整理水师以“海之害”.是为今日中国当务之急。但在如何看待海防在整个国家国防战略中的地位问题上，两人的认识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认识上的不同，在1874年至1875年同光之交的第一次海防筹议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李鸿章是清末最主要的海防论者。他认为当今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由西北方向转向东南方向，从陆路转至海上，海防同陆防相比，居于更为突出和紧要的地位。西北疆土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海疆不防，则心腹大患愈棘”，因此主张将海防置于中国国防战略中最重要的位置，予以优先考虑，将中国“强兵经武”的重点置于海军建设，以防御外敌，特别是日本的海上入侵。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主张不同。从对当时中国国防形势的全面分析，他提出的国防战略主张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认为海防和塞防均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应“通筹合计，相其缓急应之”，反对在国防战略上重此轻彼，’‘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方针。左宗棠的上述主张，是他更善于依据形势的变化，从战略全局出发去权衡国家利益的轻重，表现出他的国防战略思想更成熟一些。

二

海防建设方略问题上，李鸿章和左宗棠都继续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以新式兵轮火炮装备海军，实现“船坚炮利”，以此作为加强海防的最重要举措；都主张兴办学堂，派遣留学人员，将人才的培育作为海防、海军建设的“根本”；都主张办厂开矿，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为海防、海军建设的物质基础；都主张在中央政府建立“海部”或“海军衙门”，统筹海防、海军建设事宜，并都为上述主张的实现作出过许多努力。但是，在海军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两人又有着许多不同的主张。

关于海军组建方式，李鸿章一直主张分洋组建的方针。他在同光之交的第一次海防筹议中，赞同丁日昌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的主张；后来在1885年中法战争后的第二次海防筹议中，又提出建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并力主将北洋海军建设作为重点。左宗棠则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主张海军组建要打破地域疆界，反对分洋建军.他认为，中国海疆万里，一水可通，海军只有打破疆界之分，“有警即赴”，才“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脚；如果划分三洋组建，畛域彼分，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同，督抚亦成虚设，势必贻误海军建设与作战时机。强调海军建设只有统一才可能有成效。中法战争后的第二次海防筹议时，左宗棠又提出：“设海军十大军，每军铁甲、快船、炮船、鱼雷等皆备，设统领一员，帮统一员。以八军分驻各省海口，其余二军一巡东洋，一巡西洋，每年轮换.”此时，左宗棠开始有了将海军组建成守卫沿海的防御舰队和巡弋大洋的巡洋舰队，以适应海军作战机动性强特点的思想。

关于舰船来源问题。最初，李鸿章曾主张自造船械，认为中国海军舰船应由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提供，各地“不得自向外洋购船”，“以节度支”.但是，在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之后，李鸿章改变了态度，转而提出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这是由于李鸿章认为，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所造之船，物料匠工多来自外洋，“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向外洋购船之价”，同时，中国海军又“急于成军”，因此舰船来源“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时。在强调以外购为主的同时，李鸿章也提出应发展中国造船工业，鼓励中国造船业迎头赶上。与此相反，左宗棠是始终坚持中国兵轮以自造为主。还在1866年清政府考虑购雇轮船时，他就提出：“就局势而言，借不如租，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强调“船炮以自制为便”.随后，又向清廷递呈设厂造船、创办福建船政局的奏折，从海防、商业、民生和漕运四个方面论述了“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的理由。他还提出船政应“学重于造”的方针，要求应首先学会西方先进造船技术，使中国兵船的制造“愈造愈精”。

关于装备铁甲舰问题。1879年，日本侵吞琉球以后，李鸿章对购置铁甲船装备海军日感紧迫。他说：“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中国现有蚊炮船只能在海口及近岸海区驰逐而不能作为洋面制敌之具，“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往来驶扰，无可驰援，必致误事”。而铁甲舰才是“攻坚御敌之利器”，为海上防卫“断不可少之物”.“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萌”。强调：“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认为中国四支海军，“每支必有铁甲船两艘”，方能“伐谋制敌”。而左宗棠对海军要不要装备铁甲船的问题，在认识上同李鸿章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光之交的第一次海防筹议时，左宗棠认为铁甲船“质重而坚，不能入口收泊”，对其是否使用于中国海军，还存在疑虑。中法战争前他又说：“与其购买铁甲笨重兵舰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上，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表示对购置铁甲船装备海军持不赞同态度。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惨败后，在1885年第二次海防等议时，左宗棠的态度有所变化，表示赞同以铁甲船装备海军。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显然不能与李鸿章相比。而且不久，左宗棠就去世了，未能将购置铁甲船之事付诸实践。

除上述几点外，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李鸿章是清末中国最重要的海防论者，因此，他建设海防的视野比左宗棠显得更开阔一些，建设海防的措施也比左宗棠更加多样化。还在清廷筹办海防之初，李鸿章就提出：“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一分将海防建设与实行变法、改革军制和科举选人制度联系起来，是左宗棠和当时其他一些洋务派人士所不能及的。正因如此，他主持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才能较多地吸取西方国家海军在编制体制方面的长处，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蓝本，对推进中国军事制度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李鸿章比左宗棠及其他人更关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海军建设发展的趋势，强调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从更广阔的方面去加强海防。不仅象其他人那样，采取了购置船械、设置炮台、建立学堂等措施，而且十分注意海防与海军后勤保障体制的建立。他主持建设了旅顺、威海军港和大沽海军维修基地，还建立了练饷、支应、军械、船坞、工程、医院、煤栈、库房等一套较完整的海防后勤机构，以为“海防各军后路根本”和“海军取给之源”。这种对后勤保障的重视，是其他人所没有的。李鸿章一直将电报和铁路视为海防“必须之物”，力主兴办；而左宗棠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却认为铁路、电报有妨民间风俗，于商于军无益，“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不赞同兴办。直至他逝世前夕，认识才发生改变。

三

海防作战的指导方针，李鸿章同左宗棠奉行的基本上都是消极防御战略，缺乏争逐大洋、取得制海权的思想。左宗棠主张海军“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无事则巡缉洋面，尽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盗；有事则齐集海口堵御。”李鸿章则认为，中国兵船甚少，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与敌舰驰逐大洋，“胜负实不可知”。因而主张海军“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可见，立足于守，视海军为防口守岸的工具是两人的共同之点。

尽管如此，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海防作战的指导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

一是对海防重点存在着不同认识。李鸿章和左宗棠都主张重点设防。李鸿章认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天下根本”，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财赋奥区”，是为“次要”，应以此二处为中国海上防卫重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错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左宗棠则认为：“天津者，人之头项；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也，可护头项、腰脊，皆亟宜严为之防。”此外，沿海各省重要海口及孤悬各岛，凡舰船可停泊之处，均应“预为之防”.可见，左宗棠提出的海上防卫重点，比李鸿章广泛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重要地位，左宗棠比李鸿章有着更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应该承认，李鸿章也注意到了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重要地位，但其重视程度则远不如左宗棠，而且在实际上他是全力经营北洋，对台湾防务建设并未采取积极措施。而左宗棠早在1863年就任闽浙总督时就指出：“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郛，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湖、厦门为钥。”后来他又强调：“台湾，海疆门户，远隔重洋，为全省安危所系。”他不仅首先提出在台湾设防，而且采取了整顿吏治、定期换防驻军、整顿水师、开发台湾经济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台防。中法战争后，他再次提出，台湾’‘孤悬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慑”。不久，清廷即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决定设台湾省。

二是要不要发动民众参与保卫海防问题存在着不同态度。李鸿章对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保卫海防的斗争一直持消极态度，认为民团“流弊甚多”、“不能与洋兵搏战”，拒绝在沿海地区组织民团抗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左宗棠则不同。还在太平天国起义前，他在湖南乡间任乡塾教师时，就赞同林则徐、魏源发动民众抗击英军的主张。他认为“民气可用”，发动和组织沿海民众协同军队固守海防是“海防诸策最其要”’。因此，他主张在沿海各地召募水勇，办理渔团，并将其中技艺高强者挑选为练勇，将来拨为兵轮水勇。

四

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海防主张又有较大的发展，是洋务派海防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们在海防问题上许多积极有益的认识，对清政府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防地位，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对创办海军学堂、培养造就海军人才，对建立和发展造船制炮军事工业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海防思想，也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方针、途径和速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们奉行的消极防御的海防作战方针，对中国近代海军反侵略作战，更是造成了直接的危害。

那么，如何看待李鸿章和左宗棠海防思想上的差异呢?笔者认为，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海防、海军建设上的一些不同主张，既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不是湘淮集团间的利害之争。因为：

第一，两人的海防实践存在差异。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中国海防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开始海防建设活动的。但是，左宗棠在1866年底出任陕甘总督后，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脱离了海防建设实际，这期间，虽然他也关注着海防形势，并参与了有关海防问题的筹商，但毕竟远在西北，又不具体担负海防建设事务，对海防问题的认识不能不受到较大的限制。1881年他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督办南洋海防后，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有了变化，如在以铁甲舰装备海军的问题、兴办电报铁路的问题，同李鸿章的主张开始接近，但不到5年时间就去世了，其海防实践前后加起来也不过10年时间。李鸿章则不同。在甲午战争前的30年时间里，他从未间断过海防、海军建设活动，在此期间，他实际上是清廷筹办海防、建设海军的主持人，始终处在海防建设第一线，不仅担当着北洋海防建设重任，而且多次参与处理中国海防面临的危机。李鸿章在清末海防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他长期不间断的海防建设实践，促使他更强调海防在整个国防中的地位，也使他能够比左宗棠及其他一些人站在更高的视角、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
去认识和从事海防建设.

第二，两人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问题上存在差异。李鸿章和左宗棠都主张“师夷长技”。但是，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问题上，左宗棠一贯态度是坚持独立自主.严防外人操纵.着眼于在引进的基础上实现自制.他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视为“自强”的手段，借助引进、吸收和消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实践造就本国技术人才.李鸿章虽然也提出实现自造，但更多的是强调购买和引进，对购买引进后学会和掌握其技术.最终达到实现自造则强调不多，常被忽视。对西方先进技术的两种不同态度，在海军建设问题上表现出以外购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的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两人在接受林则徐和魏源思想影响上存在差异。林则徐和魏源对新疆在中国国防上的地位很重视。左宗棠早年在湖南时，即较多地受到林则徐和魏源思想影响，接受了林则徐、魏源“防俄宜先”的主张。而李鸿章对林则徐、魏源“防俄宜先”的主张持不赞同态度。他认为，中俄接壤万余里，彼有铁路以调兵，电报以通讯，因此，要抗御俄国侵略，必须“加募数百营劲旅”，并“训练水师，增购船炮”，方能“战守具有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每年没有巨饷数千万是不可能的.鉴于俄国力量强于日本，李鸿章主张“联俄拒日”。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同光之交的第一次海防筹议中，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专注海防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