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光年间，左宗棠作为西北地区的军政总管，不仅在甘肃大力整饬吏治、兴办新兴的洋务工业、推动当地的经济开发与建设，还在甘肃厉行禁烟，推行了一系列清除罂粟、禁吸鸦片、根治烟祸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左宗棠成为晚清继林则徐以来又一位厉行禁烟的政治家。下面就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的动因、措施、效果作一探讨。

一、左宗棠在甘肃严禁鸦片的动因

（一）左宗棠认为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恶习使西北强悍的民风受到严重的摧残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秦陇烟毒泛滥之严重，危害之惨烈，使左宗棠触目惊心。正如秦翰才所记述的，左宗棠“一脚踏进潼关，第一件事，使他害怕的：西北刚劲的民风，不料已变得奄奄没有生气。”回民起义发生以后，许多汉民由于吸食鸦片，在战乱中不仅“颓唐的精神鼓不起他们的勇气来自卫”，进行自我保护，有些“瘾君子”“便是戈矛己杀到了门首，也常因为懒得动弹，不能及时逃避，终于束手就屠”，死于非命。“揆厥祸始，实鸦片流毒有以致之。”基于此，左宗棠把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看作是西北民风由强悍到颓废的致衰致乱之源，决心予以根除。

（二）左宗棠认为种罂粟给甘肃带来粮荒，严重影响了西征的顺利进行和西北大局的稳定

左宗棠认为，西北用兵，粮饷是关键，而筹粮又难于筹饷。在甘肃时，清军常因粮食采办无着而乏食。左宗棠为军粮问题“日夜焦思，寝食俱废。”1875年，左宗棠奉命西征，收复新疆时，因在甘肃采办军粮无多，清军甚至不得不背着生红薯进疆。军粮难办，左宗棠认为是罂粟种植过多所致。要想就近解决军粮，势必禁种罂粟。当时。甘肃生产的鸦片被称为“西土”，可与国内的上等鸦片“广土”相媲美，且尤其以凉州和甘州一带生产最多，品质最浓。甘肃的其他州县也多种植罂粟，所占用的土地，都是土质肥沃的田亩和地方。甘肃向来被认为是贫瘠的地方，战乱之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民穷财尽，可谓“苦甲天下”，存在严重的粮荒。尤其河西地区，在被左宗棠确定为给西征大军就近筹粮的主要地区之后，各地广种罂粟，并且占尽膏腴之地，无疑成了当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管从解决老百姓口粮的角度，还是从维系西征大军粮源的战略高度着眼，都必须要推行禁种罂粟、禁吸鸦片的政策。

（三）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西北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大饥荒，吸烟之徒“其死较常人尤易且速”，鸦片烟毒的危害进一步显现，这更促使左宗棠下决心禁烟。

在这次大灾荒中，甘肃庆阳府一带饿死了很多百姓，左宗棠认为这是鸦片毒害的结果。因为烟民的身体都比较脆弱，特别不能挨饿，所以，“真为饥馑而死亡的，十之八九倒是烟民。”更可气的是，烟民们领到政府的救济款，不是去买粮搞生产自救，而是“先换烟膏过瘾”，真是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筹粮救灾搞的左宗棠焦头烂额，因为“栽种罂粟过多，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故出粮日见其少”。“庆阳府诚然是旱荒，可是他的邻境宁夏府（当时由甘肃管辖）没有受灾。况且宁夏本是产粮之区，该可以把宁夏余粮筹一些来救庆阳的饥荒。而事实使左宗棠更为失望和生气。宁夏府并没有多少余粮。原来宁夏人多数的良田，都栽着罂粟，到处都开着娇艳的罂粟花了。”因此，左宗棠认为，甘肃的饥荒与动乱，“其受弊之源实由广种罂粟而起”，于是，他将拔除罂粟与镇压饥民暴动，以及办赈救灾同时进行。

（四）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清政府谕令各地禁种罂粟的法令给左宗棠以政策支持

同治末年，左宗棠由于倾全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虽曾多次强调禁种罂粟，但并无多少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之当时全国其他各地几无禁烟之说，禁烟活动缺乏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舆论监督，禁烟只是左宗棠的个人行动。左宗棠看到，在自己的管辖区，数年以来，虽经屡颁禁令，种植罂粟者只是“稍为敛戢，然乡村偏僻地亩，偷种者尚多。其杂植豆麦间，图免查拔者，尤复不少。”查烧外来烟土也是“为数无多。”至于销售、吸食鸦片者，则几乎无所触动。光绪初年，陕甘回民起义已完全失败，左宗棠对禁烟问题可以腾出手来着力加以解决。尤其是光绪二年十二月清政府谕令各地禁种罂粟法令颁布，并将其定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内容之一。这一措施正与左宗棠多年的禁烟主张相一致，这给左宗棠在西北禁烟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成了左宗棠在甘肃放手禁烟的尚方宝剑和基本动力之一。

二、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的措施与特点

（一）发布谕令，宣传禁烟的意义，造成有利于禁烟的舆论环境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左宗棠发布《禁种罂粟四字谕》，揭露吸烟的恶果，宣传禁烟的好处，开始了其在甘肃的禁烟行动。这篇禁烟告示用韵文写成，刊印散发，广为张贴传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告示说秦陇“恶卉繁滋，废我嘉谷”，烟毒泛滥，致使“农辍来耜，士休卷轴，工商游嬉，男妇瑟缩”，“家败人亡，财倾命促”。告示最后说，种烟吸烟之人，罪在不赦，要求各地“罂粟拔除，祸根永劚。”与此同时，左宗棠又下令将违禁种烟地亩丈量充公。安置回汉难民，也要求他们“为农者不准栽种罂粟”，“为商贾者不准贩运鸦片”。

（二）命令陕甘各府州厅县官员，会同当地驻防清军明查暗访，严禁种植罂粟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新疆收复，左宗棠随即在甘肃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施。具体作法是“随时轻骑赴乡搜查，月凡数至。遇（种植罂粟）整段地亩，一律翻犁灌水，其杂植豆麦间者，亦且锄且拔”，务必做到根株净绝。“查拔不力者，随时撤任撤委，或从严申饬，其趋事勤奋，随予存记，以示激劝。”还要求各地必须按月据实报告查禁罂粟情况。同时重申，凡种烟地亩，一律充公，并对种烟民户，实行“仗责枷号”。另外，又准许府厅州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形，自定禁烟措施。例如，秦州知州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的作法是，先禁冬种，后禁春种，又于每年二、三月间，饬各州县官带着乡总（相当于乡长），厉行查禁。对于乡总，酌给口粮，夏初结报，再派员踏勘。如发现查禁不力，便把乡总斥革，州县官惩处。同时，又劝导植桑，以代替罂粟。例如，抚彝厅邀集境内三十六渠的农民代表，吩咐他们，各就所管地段，督同乡保先行检查一次，传达禁种罂粟的命令;到来春再巡视查报，并以十户为一个联保单位，鉴定协议，相互监督，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左宗棠的赞扬。

（三）严禁外来鸦片流入甘肃销售

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着重于消灭烟土的来源。因此，在注重铲除当地所种罂粟的同时，也要遏止由外地贩运来的烟土。左宗棠颁布命令，查出凡由川滇等地贩运来的烟土，一律焚毁。外国烟客贩运烟土入境，一律勒令折回。如已卸货，由官府查封，归客贩自己看管，仍限期出境。如把烟土再偷偷转运入内地贩卖，追出焚毁，厘卡对于过往西北的货物，查出夹带烟土，也一律焚毁，不准抽厘放行。对于士子要求更严，“其赴省乡试士子，如敢夹带贩卖，希图渔利，则获咎尤重。对于正在磋商中的中俄贸易条款，左宗棠主张应把不准俄商贩烟土一条，作出明文规定。

（四）运用经济手段，倡导以种草棉代替种罂粟

左宗棠认为，农民好种罂粟，不过是为“贪利”而已，要想使农民自觉自愿不种罂粟，只有多用经济手段，“以利动之”“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罂粟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的方法，即找到一种使农民有利可图的农作物替代罂粟。左宗棠通过调查，知道甘肃土地宜种棉花，而种棉之利并不低于种罂粟。为此，他在兰州“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颁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为了解百姓是否真正懂得种棉的好处，左宗棠实地考察，与百姓攀谈，“上年（同治十二年）赴肃，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正值棉熟时，每停车，父老聚观，辄转令近前，与谈一切，皆知棉利与罂粟相捋，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丈，其费工力翻省于罂粟果刮酱也。”因此，凉、甘一带百姓都知道种棉之利而乐于种棉。可见，运用经济手段比运用强制作法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惩治禁烟不力的官员，奖励得力官吏，把禁烟政策落到实处

左宗棠严格“课吏”，把是否认真查禁罂粟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根据掌握的情况，左宗棠先后与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初六日、光绪四年七月初四日、八月初五日上奏朝廷，对于那些“视若缓图”、“颟顸从事”、“虚词掩饰”的官吏予以革职、降级严惩。受奖励的官吏如宁州知州杨大年、正宁知县黄绍薪，这两人“于奉檄禁种罂粟，改种草棉一条，尤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并远购棉种，栽莳成秧，颁布民间，因时树艺，又购觅纺车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已有成效。”为左宗棠所称赞.在严惩的案件中，最大且处分官员最多的一次是光绪四年对宁夏府官员的惩治。左宗棠查清宁夏府广种罂粟，地方官员“既未严禁于先，复未查拔于后”，反而与当地驻军暗中勾结，包庇烟民。左宗棠访闻后即派人调查，当地官员又以宁夏“地方辽阔，民间栽种罂粟，久已相习成风，一时难以禁尽”，罂粟“随处皆有”，“积重难返”;禁种罂粟则捐税难以征收等词塞责开脱。左宗棠认为：“若不严密查办，何以肃功令而儆效尤”，“挽颓风而收实效”，于是奏请宁夏一府各厅州县地方官员以及驻军将领，一并查办，分别处分。栽种罂粟地亩，一律充公。士绅依势违抗者，一律拿办。同时，又对宁夏府部分敢于认真禁种罂粟的官员和将领，分别给予提拔和请功奖励。左宗棠的这一举动，使各地官员大为震恐，对禁种罂粟一事再不敢掉以轻心，甘肃罂粟很快即告肃清。

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的特点是致力于禁种罂粟，对于烟土，只禁运而不禁卖;对于鸦片吸食者，只劝戒而不禁吸食。他说：“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必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左宗棠认为，外国鸦片运销中国畅行无阻，禁止出售吸食鸦片不太现实，无异于“掩耳盗铃”。禁烟必须先从国内入手，“欲禁洋烟必自禁土烟始，欲禁土烟必自禁种罂粟始”。因此，“禁种罂粟为禁止鸦片之渐”。只要国内罂粟绝而吸烟之人少，加之“洋烟价高”，那么外国鸦片就会销路日减，最后因无利可图而不禁自绝。另外，左宗棠认为，禁种罂粟比禁止鸦片的销售与吸食更容易，也更有成效。“鸦片一握兼金，价重质微，易于隐匿。吸烟之徒闭居密室，难于搜寻。查办疏固无异于驰禁;查办密又适开需索包庇之端，未睹其效而先苦其扰，非若罂粟种于旷野，为众目所共见，由下种出苗开花结实，以至刮果取浆，需时甚久”，易于发现和铲除，因此，左宗棠把禁种罂粟视为禁鸦片的根本。左宗棠虽不禁止民间吸食鸦片，但官吏和军队则绝不允许有所沾染。凡官吏吸食鸦片，就会被左宗棠加上“烟瘾甚重”、“嗜好甚深”或“颇有嗜好”、“近有嗜好”等考语，予以参革。清军将领王仁和，“向有能战之名”，但左宗棠“闻其烟瘾甚重”，便“决意不用”。访问过左宗棠的外国人也说：“兵丁绝食鸦片，营规严肃异常”。左宗棠对他的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他的长孙吸鸦片，差点被左宗棠杀头。对于民间吸食鸦片，左宗棠也并非完全不闻不问。他曾多次访求戒烟药方，亲自“详加考订，取其简明易知，刊刻成本，颁发陕甘各府州厅县，转给绅耆，广为传布”，“官绅士民能捐资合药，照方施治，全活多人者，准由地方官核明，照捐赈章程一律请奖。”真可谓不遗余力。

三、成效与评价

自光绪初年以后，左宗棠在甘肃禁烟成效日增。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左宗棠在《复陈边务折》中称，甘肃罂粟种植，“实已根株净绝”。这难免有夸大之词，但甘肃罂粟大为减少，粮产增加确是事实。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命由哈密入关，沿途看到，河西地区“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同年，到西北访问过的外国人也说，鸦片“现在种者绝而吸食者亦少。昔栽罂粟之处，今为艺稻之所，近来大有收成。陕甘一带，现在粮食甚贱，面粉每斤十三四文，杂粮更贱也。”戒烟药的大力推广，为不少“老瘾客”祓除了毒患，“其断绝者竟获如平人矣”。光绪五年，陕甘烟土价格大跌，左宗棠考究原因，认为是由于戒烟者日多，烟贩获利日减，担心亏本而急于脱手，故削价出售造成的。左宗棠的禁烟措施收到了可观的实效。

不过也应该看到，左宗棠在甘肃的禁烟成效虽优于西北其他的省份，但就甘肃本省来说，也存在地域差异。大体通衢大道两旁好，“乡村偏僻地亩偷种者尚多”。而且，他只禁种不禁吸食、销售的作法也存在着弊端。既然鸦片有销路，必然会有不法之徒为贪利而犯禁种烟。有些地方官员和驻防清军，就借机对种烟之人敲诈勒索。象甘南的几个县，在农民下种之前，“并不禁阻;却在花苞结成之时，突派差役下乡，勒令拔除，借此要索，欲壑填满之后，就放过不问。”加之清政府的腐败，左宗棠曾多次奏请禁止外国人向中国销售鸦片，都不予理睬。左宗棠愤然揭露到：“鸦片之产自海外者，不能骤禁，内地广种罂粟吏役受赇庇纵，官司佯若不知，并有谓拔除罂粟，夺民间利源，催征钱粮更形棘手者，翻以开禁广种为得计。人心之蔽至此，可胜慨哉!”其后，左宗棠又多次主张“洋药土烟，税厘并加”，以限制鸦片流通，清政府怕开罪列强，也不予采纳。有人甚至认为“鸦片入口为厘税大宗”，宁愿以鸦片为“止渴之鸩”。就连左宗棠在西北禁烟，也遭到某些朝中大臣的非议，清政府也为此谕令左宗棠“体察情形，妥筹办理”，不可孟浪行事。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和妨碍了甘肃禁烟的顺利进行，决定了他禁烟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

但联想到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禁烟之事，不敢再提;鉴于林则徐因禁烟而获罪，在各地官员对烟毒横行不敢正视的颟顸气氛下，左宗棠率先在西北一隅厉行禁烟，打破沉寂，表现出他敢于碰硬、除恶务净的果敢作风和忧国忧民、勇于负责的爱国精神，这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他在甘肃的禁烟措施之严厉和政绩之显著，也为近代西北所仅见。他曾表态说：“此事当破两三年工夫，实办到底，庶可望绝种。弟在此一日，即办一日，断不徇隐，断不因循耳。”大有林则徐当年在广州禁烟的那种“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的气慨。所以，秦翰才说：“在林则徐以后遥远的三四十年中，最热心禁烟的，怕只有文襄公了!”还说左宗棠“到了西北，却把禁烟认做要政，真可说办得不遗余力。”这些评价朴实而又中肯，表达了后人共有的敬仰和赞誉。